镜平

还在我爱人怀孕一个月的时候，我特意跑了一次书店，挑选了“怎样准备做妈妈”和“孕妇卫生”等几本书，送给了爱人，作为给初生孩子祝福的礼物。“生娃娃比结婚时花的钱要多得多，你们要注意呵”，在我们结婚的最初日子，许多有经验的同志就善意地提醒我们。自这以后，一种将要做父母的预感，很自然地主使着我们安排生活，没有任何人的监督，我们忽然一改往日当单身汉时花钱“不拘小节”的惯性了。“一切为了孩子”好像成了我和我爱人生活间的默契。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我们便把保姆请到家了。在银行里，我们也准备了一笔算用款。一九四九年冬，我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入重庆时，全部行装只是“一卷行李，两袖清风”，去年结婚时，也不过多了些居家用的家俱。可是，当孩子出生的前夕，我的这个家呀，到处踢脚绊手的东西，都是“小主人”的备用物，它们杂然并陈，把家点缀成了个杂货铺。

好，孩子安然地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出现在我们家庭的小摇床上了。孩子诞生后好几天，我才从狮子滩工地采访回来。晚上人静后，我爱人简单地给我报了账，据她说，现在不只是银行存的钱用光了，她出医院时还借了一笔钱。“借就借吧，为了第一个孩子，在我们是不必计较这些的。”我们之间都有这个神气。孩子出生时，正是重庆市牛奶和奶粉供应紧张的日子，但由于我们及时奔走呼吁的结果，我们除了每天可以获得一磅牛奶外，还存蓄了一筒奶粉和十小筒炼乳。另外，还给孩子买了成筒的维他命和葡萄糖。为给母亲催奶，我爱人每天要吃半磅花生酱。总而言之，从有了孩子后，我们第一次当父母的，虽然在生活上洋溢了一种幸福感，但同时而来的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困惑心情。

我的孩子在出生后不久，曾经患了几达两个月的腹泻。当时，我们一听到“病”就慌了手脚。开始，在机关的诊所诊治，吃了好几剂药没见效，于是，便把孩子送到重庆市第一医院夫住院，医生一时也查不清孩子的病情，就把小病当大病治疗，给了他些“金霉素”等名贵药吃，也不见效。后来我们只好把孩子接出来，请了位中医诊治，中医的几剂对症药，孩子的病治好了。原来这病只是受了点风热，得病的原因是棉衣穿得过厚、过早的缘故。挺简单的病情闹得满城风雨，不但使全家受了场虚惊，为治病欠下的账还得几个月才能还清。

由于欠债的缘故，迫使我算了算账，冷静地想了想，这一算可使我大吃了一惊。在我们住的这幢宿舍里，只有我和我爱人是干部，两个人的薪金加起来，成了全宿舍收入最多而负担最轻的一家。重庆的生活水平较全国其他大城市便宜些，一般人家，每月靠四十元的工资，养活四、五口人是件最普遍的事。我曾经留心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实在说，并不是有些局外人想像的那样拮据，他们那些吃米羹的孩子，比起我们这个经常吃维他命葡萄糖和牛奶的孩子来，要胖要结实得多。而我们的孩子每月仅保姆费和用在吃的费用上，所开支的钱就超过了四十元。还有衣服、鞋子、玩具、医药费用等等不在其数。

我感到这是个问题，几次提出来要紧缩孩子生活开支，但都遭到爱人和保姆的抢白，她们说：“干部家孩子都是这样，现在有这个条件嘛！”这些话引起了我无限的感触。我们的待遇在于都中是属于中等水平，的确，像我们孩子这样的生活待遇，真不算是突出、特殊的例子。

我自己是个搞新闻工作的，平常接触的情况较多，加上自己有了孩子后，更喜欢打听有关孩子的问题了。我发觉解放以来在于部中对于孩子生活上的骄养，的确是个社会问题，比如，重庆市某建筑公司花了三十多万元盖了一幢华丽的，号称“儿童富”的托儿所。这幢托儿所，现在只能容纳五十个儿童，如果降低一下建筑标准，用同样多的钱，至少可以盖成一座能容三百个儿童的大托儿所。在四川省，有些省级机关托儿所的儿童入所条件规定要毛衣、皮鞋、被子、被单、面盆等多达三十余件，而且还规定统一的格式。在市面上副食品供应最紧强的时候，托儿所的孩子们经常保持着鸡蛋、广柑、猪肉的供应。至于收纳中、高级干部孩子的托儿所，其待遇就更为特殊了。

我并不是个苦行主义者，条件允许，孩子得到适当的营养和穿着我是赞成的。但是依照我们的国情，和目前一般孩子的生活水平；依照我们自己教养孩子的传统习惯来看，目前我们干部这样把孩子奉为“小天使”的待遇，是有些过分了。孩子有着很大的可塑性，在他们成长时期，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才是孩子最需要的？由于做父母的过分溺爱，当孩子在小的时候就骄养成了公子哥儿习气，将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什么危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