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要向老一辈的人好好地学习知识和本领，要把前辈们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财富都继承下来，这是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青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要求。最近，记者拜访了北京大学两位老教授，请他们谈谈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在问老一辈学习中的问题和意见。

消除对老一辈的一些“成见”的看法

“青年人虚心向老一辈学习，是一个大问题，不仅在学校里有这个问题，在戏剧界、曲艺界，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杨人便教授在了解记者的来意之后，很有感触地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估计。他说，他和青年助教和研究生接触比较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前，有些党团员对老教授是不够尊重的，有的简直把老教授全部否定了。特别是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不知哪里传来一种理论，认为老教授掌握资料，年轻教师掌握理论，因而有些年轻人就感到老教授没有什么可学，只想自己钻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的知识就不起作用，对教授们的意见，青年也不容易接受，有时反而要挑错。教授交下来的任务，有些青年也不完成。此如前年，杨先生叫一个助教做一些工作，这个助教便说，我很忙，是否可以不做，而杨先生也不敢再叫他去做，否则会被批评为有“家长作风”。杨先生说：“中国有句古话，“师严而道尊”，如果老教授讲的话不起作用，学生不听，那老教授有时也就不大能够好好帮助学生了。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杨先生也坦率地作了分析，他说：“老教授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很多，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中，老教授的思想是被批判的，而青年人则是帮助老教授进行思想改造的。这样，在青年中也就形成了一种错觉：青年既然要改造老教授，怎么还能够虚心听取老教授的意见呢？这就是过去有些青年不尊重老教授的问题的关键。”杨先生接着说：“其实不然，老教授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应该改造，但不能因此把老教授一切都否定了，特别对这几年来老教授们的进步是不能忽视的。从目前政治思想觉悟来看，年纪大的人并不都比年纪轻的人落后，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并不都比年轻人多，我们应该看到这点。而过去，青年人对老一辈人的政治思想觉悟的估计是过低的”。他又指出：这也不能责怪青年人，这与党团的领导分不开，过去党的干部不够重视老知识分子，总题为青年思想进步，老教授思想落后，于是青年人也常以“先进分子”自居，就不尊重老一辈。应该说，这是党群关系不好在青年中间的一种反映。”杨先生接着又转回来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这种情况有好转，青年们也感到对老教授的一些看法不大对，但思想上还没有深刻认识向老一辈学习的必要性，还只停留在一般响应领导的号召上。

哲学系教授周辅成先生在和记者谈话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年轻人对老知识分子的长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而常常把尊敬老知识分子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有时虽然对老一辈人也尊敬，但表现在态度上不是很诚恳。在他们思想上，总还认为这些老一辈的人是可有可无的；对“老教授”尊敬固然可以，不尊敬，损失也不大，在他们看来青年比起老一辈人来虽然缺乏知识，但可以很快学好，取而代之。其实，这样想，这样做，对年轻人是有损失的，年轻人不尊敬老一辈，就不能学得老一辈的长处。对老知识分子的是处，青年是需要作恰当的估计的，拿学习马列主义来说吧，不是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对马列主义有了解，老教授们在学习以后，也能了解，也可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还会比年青人少犯一些教条主义，但是过去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常常粗暴地否定老教授的一些独创的见解，结果使得老教授不敢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只是按照几个大家公认的，能够通得过的“条条”来教课。对“新老关系”的提法，周先生也提出了意见，他说：现在有些人常说“新老关系怎样”，他认为最好不要提“新老关系”，这样提，就使人感到新老有问题，而且往往容易把“老”作为“思想不进步，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对这些老一辈的人学问上还可以作个朋友，思想上却不是朋友。周先生的意见是，最好提知识分子的团结问题。；或者最好提“尊重学者”，的口号。因为，我们尊敬老教授是由于他的学问，不是因为他的年纪老。我们如果不这样提，老一辈的人就会很不满。现在有些老教授就认为这一代的青年不需要他们了，就要来代替他们，他们消极地等着退休。

刻苦钻研学问，严格要求自己

在向老一辈学习中，另一个问题是，年轻人要求老师太多一些，太高一些，要求自己少一些；换句话说，

青年自已的刻苦钻研精种还不够。这是杨人楩先生谈到的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些研究生和助教钻研学问的劲头就不太大。对青年的学习当然老师应该抓紧，但是青年人自己也应该抓紧，应该主动去找老师指导，可是有些青年人这种主动精神是很不够的。周辅成先生对青年做学问问题也很关心。他说：“从青年本身来讲，这几年来，他们是大有进步，他们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运动，我们国家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取得的伟大的成绩，应该有青年一份，但是现在青年对做学问，还没有安下心来，劲头不够大，有时看到同辈人也都差不多，就得过且过。但也有些青年还是很努力的，化的功夫也不少，主要是不得其门，学习方法不对头，他们还没有把老教授做学问的一套方法学到手，另外，他们掌握的材料不多，知识不足，因此在研究某一题目时，碰到一些问题，就不能深入钻下去。他说，要做学问必须要多读一些东西。另外，也要注重外国语的学习，否则，少了一个工具，就要少读很多东西。可是现在有些青年人不太注重外国语的学习，认为不懂外国语也能做学问，因此现在一般青年人的外语程度较差。有些青年自己不好好学外文，碰到有外文的东西，就常常拿来请我看，我虽然也认真地给他们讲解，但总觉得青年这样好走捷径是不可能有成就的。”谈到这里，周先生兴致勃勃地走进他的书房，拿了一本“清华周刊（哲学专号）”杂志，这是二十多年以前，他在学生时代负责编辑的。他翻开杂志，里面有他和乔冠华等同志写的文章。他说，那时学生不多，但是有不少学生是认真学习的，学的也不错。乔冠华同志当时写的“黑格尔力学中之辩证法”一文，就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作了精辟的分析，至今仍然很有价值，他又说，曹禺先生的名著“日出”，吴组湘先生的小说“一千八百担”也是那时学生时代的习作。当时大学里有的学生还精通六、七国文字。虽然今天和过去情况大不相同，但那种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仍然是今天的学生应该学习的。周先生在和记者短短的一小时多的谈话中，曾再三强调了这一点。

此外，杨人楩先生也指出青年在学习中还有一个毛病是，一方面自信心过强，自以为是，一方面又急于求成，想走捷径，跟教授们谈一次、两次，没有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就动摇了，感到向老教授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搞学问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像学手艺那样，一年、两年就能出师。在学习中，老教授只能指指道路，青年要自己真能学得知识，主要要靠自己去探索。如研究某一个题目，老教授可以指出研究这个题目参考那些资料，翻一些什么书籍，青年要真正研究出东西，就必须自己去翻阅材料，独立思考。可是有些青年对这些具体、踏实的工作是不大感兴趣的。杨先生认为这种不想化很大劳动，就想老师告诉他们窍门的现象在青年中是相当普遍的。

最后，这两位老教授都很热情而诚恳地表示，现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很需要后一辈人迅速地成长起来，作为教育工作者，对青年总是抱了很大的希望，他们十分愿意化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后一辈，问题是后一辈人也要虚心学习，埋头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