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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教”

1957-08-16张天殷之慧

中国青年 1957年11期
关键词:毒草雪峰青年人

张天 殷之慧

前两天,我们把新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十期送给冯雪峰同志,希望他就“青年如何对待百花齐放”的问题,谈点意见。今天,我们就去看雪峰同志,——雪峰同志家里,我们去过不止一次,常常因工作上的问题,向他请教。我们熟悉地穿过小小的庭院,走进一间陈设简朴而雅致的客室,雪峰同志从内屋走了出来。

雪峰同志发已花白,显出了老态了;而精神却很健旺。他没等我们开口,便笑着说:“那几篇短文已看过。百花齐放,是件大事情。‘中国青年辟专栏,让青年发表意见,就显得更热闹些了。”

看来,雪峰同志是满有兴致的。他几乎是不间断地一直谈着。

百花齐放是繁荣文学艺术的重要保证。青年人从事创作,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从文艺阅读、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它。有些人怕青年受坏影响,养成不好的习惯,阅读上有许多禁忌。雪峰同志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他说:“把青年某些不良行为,不加分析,完全归咎于作品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一个人的行为,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社会,家庭,个人遭遇、教养……都有关系。今天我们的大环境——社会环境是光明的,但它又是复杂的,在各个具体环境中总存在着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们总不能为了怕青年受影响,就禁止他们与生活接触吧?我们常常要说‘到实际生活中去缎炼这句话,这锻炼两字,也就是指的要从好坏交织的生活现象中,去思考,辨别,探索正确的途径。

“读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在我们青年时代,是没有人来指导青年的。我们阅读各种各样的作品,其中自然有很多是毒草,它也曾经给了人一些坏影响;但是,我们不倦地读着,思考着,本着探求真理的热望,似乎也并没有被毒死,反而从中汲取了生活知识,提高了鉴别力量,培养了对光明与黑暗的爱和憎。”

“你们比我们那时候,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雪峰同志笑着对我们说。“有很多人,关心青年,指导青年,条件是要比我们那时好得多了。关心是好的,但如果关心过头了,怕青年受作品的坏影响而不让他们看书,这与其说是关心,倒不如说胆怯更确切些。防,其实是做不到的。某些书不让他们看,他们自己会找来看的。某些不好现象不让看,但他们到处可以看到。问题是在积极的指导。”

“对青年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雪峰同志反复地说这句话。他说,青年人,特别是学生,是有他们的特点的,一是敏感,一是偏激。但有这些特点,并不就会闹出坏事来。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许多进步的思想运动都发创于大学生们。马克思作学生的时候,就已经从事思想的革命运动。我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先从大学生发动起来的。至于偏激,青年人是免不了的,因为他们热情。热情是容易倾向于偏激的,打个比喻,“情人眼里出西施”,不也是偏激么。只要引导得当,它是可以促进事物发展的。“所以,百花齐放,在青年中是慢不得的。如果别处是百花齐放,而对青年独不放,不管你的愿望是多么善良,终是行不通的。”

“人的艺术爱好,就像脸面一样,各不相同。很难有一幅名画,全体人类都赞赏它的美。梅兰芳的戏,大家都叫好吧,但如果有青年不喜欢看,甚至说唱得不好,这完全可以;我倒认为这还是一种好现象,这正是一种民主的现象,有利于发扬创造性和繁荣艺术的。文艺问题,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开放态度的反面,是强求一律。那种怕青年受作品的坏影响的说法,与这强求一律,也有点亲戚关系。”

我们谈到鲜花毒草的问题,雪峰同志说:“文艺上的鲜花毒草,就抽象的意义讲来,凡是向上的,健康的,与我们制度有利的,就是解花;不是这样,可能就近于毒草。但是具体分析作品,就绝不能这样简单化。纸对好的作家和作品,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要在思想上形成个圈子,简单地套,谁谁是鲜花,谁谁是毒草。应该全面分析作品,辨识其精华和糟粕,精华中的糟粕,糟粕中的精华。比如一条河,河水不断地流,清水里总挟带着泥沙,我们就要分辨得出哪是清水,哪是泥沙,而它们又常常是伴随在一起的。

“当然,开放了,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广泛了,一定有少数人会有中毒的事情。所谓中毒,是说某些坏艺术品,某些艺术中的糟粕部分,投合了青年人某些落后的趣味,而反过来又助长了他的落后方面。这是可以预想得到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任何东西,都会产生副作用,问题是在于分析,辨别。”

这时候,客室的门开了,一个同志送来一封信,雪蜂同志起身看了信,又走进内屋;一会,出来了,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要作的事情真不少呵!”沉默了

两分钟,雪峰同志为我们斟上面杯茶,然后问:“刚才我谈了些什么呢?——好,我再打个比喻吧。鸦片是有毒,吸了对身体有害;但也有好的一面,它能治病。对待毒草,我想可以像对待鸦片一样。”

“分别鸦片的利弊是医生,分别鲜花毒草呢?”雪峰同志把谈锋转向文艺的指导工作,他十分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因为,文艺的教育对象大多是青年,而青年知识往往不足,这就必需加强文艺阅读、欣赏的指导。雪峰同志是反对清规戒律、教条主义的那种“指导”的;但是,真正的指导工作,不能因为百花齐放而削弱,相反地却显得更加重要了。雪峰同志认为,在学生中的文艺指导工作,最大的责任应该放在教师肩上。教师朝夕与学生相处,熟悉学生的性格、爱好,指导便能作到深入、及时。他说:“过去的师生关系,亲如骨肉,教师关怀学生是细致入微的。”停了一下,他似乎有些感触地说:“有很多好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现在的师生关系,就不是那么亲密。教师不关心学生的现象,有;学生不尊敬教师的现象,也有。这是矛盾,应该解决。教师要和学生生活在一起,一起玩,一起聊天,使师生感情像骨肉感情那么融洽,然后具体指导他们。说到现在师生关系不密切,我没有责备教师的意思。我以为倒是学生对教师的态度应该首先有所转变,特别是那种轻视自己的老师的态度。过去在团领导下的青年工作上的某些方式方法,恐怕也需要检查和改变。

谈到青年团的工作,雪峰同志谦虚地说:“不敢乱谈青年工作,不了解情况。”但是,他觉得团的工作作风,也存在有主观主义。过去团对青年人阅读、欣赏文艺,作了不少的辅导,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绩的。其中有些方式不好,如文艺上的趣味强求一律等等。他认为应该重视青年的特点,说:“青年人最富于感情,做青年工作,也要有充沛的感情,要给青年温暖。动不动简单地说别人是资产阶级感情,质问别人站在什么立场,是收不到效果的。青年人本来就是好动的,除了睡觉以外,恐怕每分钟都在产生问题,因此,问题也多,如果青年人没有问题,那倒是十分奇怪的。我觉得青年人吵吵嚷嚷是好事清,不必耽忧。团的会议,或者是文艺问题的漫谈,如果有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像早晨树林子里那样,那才有生气。你们说是不是呢?

“至于团中央,我建议要重视文艺阅读的指导。我甚至于这样想过,是不是可以花点大本钱,请一位专家——他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既不是教条主义者,又不是清教徒——负责文艺阅读指导的领导工作。”

雪峰同志在闲暇时,经常翻看“中国青年”。我们向他谈了些目前青年阅读的情况,并请他对“中国青年”文艺指导工作提些意见。他听了汇报,知道青年最近颇喜欢看四欧古典作品,“缸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茶花女”……很流行,有一青年把“少年维特的烦恼”读了七遍,激动的流泪。他点着头说:“古典大师的作品就是有感染力量。‘少年维特的烦恼,我看了也激动。看这些作品,各人理解和感受的情况不一样。古典作品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中国青年可以就读者喜欢的书,发现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比如,你们就可以具体讨论‘少年维特的烦恼,让读者谈谈这作品,好,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又不好在什么地方。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引导到对于作品的更深入的分析。这就能提高青年的鉴赏能力,也就是指导。文章不要要求大块、全面。——你们以往似乎很有这方面的兴趣。一得之见,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发表。而且编辑部也不要急于作结论,让青年在讨论中,解决问题,得到进步。

“书目推荐,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一些书,是一种宣传作用,引起读者的注意,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编辑部不要把书目推荐当成条令。自然你们并没有这种意思。但如果在字里行间,使读者觉得只有被推荐的书是可看的,必看的,其他不足论的话,那就会起一种束缚的作用。我以为如果要替青年开书目,那最好开得多些,广泛些。”

…………。

从雪峰同志那里回来,我们的耳际,还萦绕着那充满了爱和力的声音,它似乎是一阵呼喊,而呼喊的又似乎只是宏亮的两个字:“放和“教”;它激起我们许多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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