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槐

下决心与革命为敌

胡风的反革命活动，一般人都以为是一九三三年参加“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领导下的进步作家组织）以后开始的，其实还要早得多。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新春县人，出身于反动的地主阶级家庭，他的兄弟在解放以前，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地主。胡风在一九二五年前就曾混进共产主义青年团，但被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吓昏了头脑。因而一九二五年他坚决要求退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退出时他对组织威胁说：“好，过了十年再看，看看究竟是谁行！”

后来，他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

混进了“左联”进行挑拨破坏

一九三三年他从日本回来。在上海混进了“左联”。他一方面对那时领导“左联”的周扬同志、夏衍同志等人肆意攻击，到处造谣；一方面又拼命地包围鲁迅先生，欺骗鲁迅先生，挑拨鲁迅先生和周扬同志、夏衍同志等“左联”领导人的关系（也经常在鲁迅先生面前诽谤冯雪峰同志）。

“左联”自从成立（一九三0年）到自动解散（一九三六年）为止，都是外在极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为了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文化上也实行了残酷无比的“围剿”政策：逮捕、监禁、屠杀革命作家，捣毁进步影片公司封闭进步书店，禁售革命文艺书籍，禁止发行革命文艺刊物，此外还出版了“社会新闻”、“社会日报”、“文化列车”等特务报刊，对革命文艺运动进行诬陷、污蔑和攻击，动员了“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家”、“新月派”、革命叛徒杨屯人之类反动文人一齐围攻革命文艺……。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在法西斯反动派的“围剿”和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污蔑和压迫之中壮大发展起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页历史，就是用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而胡风却在这个残酷的革命战斗中，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的讲话中，首先就是要求大家“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可是胡风，却把主要的矛头指向“左联”，指向“左联”的领导人。他故意歪曲苏联文艺界清算“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俄文简名译音，“拉普”于开始时在苏联文革的发展上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这个团体的领导机构里混进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散布着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时，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队伍还很薄弱。因此“拉普”在工作和理论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错误：提倡什么“文学和艺术中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否定民族文学传统；反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因而于一九三二年被解散）的事实来攻击“左联”，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否认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作用，污蔑党和文艺运动的领导；南昌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却只偶尔装出一点战斗的姿态。鲁迅先生在那次讲话中，还特别强调“战线要扩大”，反对放松真正的敌人而在一角里造成革命文学工作者相互间的斗争。可是胡风，却一贯卑劣地运用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伎俩，极力想造成“左联”的分裂，造成革命文学运动内部的分裂，极力想缩小革命文艺的战线……。

胡风这样干，和“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家”、“新月派”以及革命叛徒杨屯人之类反动文人所干的正是“异曲同工”，互相呼应的。

最恶毒的，是胡风居然企图挑拨鲁迅先生和“左联”的关系，也就是和党的关系。他千方百计阻止鲁迅先生参加“文艺家协会”（“左联”自动解散后，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新成立的进步作家团体），并造谣说革命文艺界中有人污蔑鲁迅先生是托派。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托派匪徒曾经忽然奇信和反革命刊物给鲁迅先生，目的自然是在破坏我们的党，破坏中国革命，并妄图玷污鲁迅先生；而就在这个时候，胡风有计划地进出这样的谣言，其目的很明显地也正是在破坏我们的党，破坏中国革命，妄图玷污鲁迅先生。胡风这样斡，显然是和托派的阴谋有关，而胡风以后的一切作为，也证明了他与托派匪徒的血肉关系。

由此可见，胡风在“左联”时期就早已经是一个革命文学阵营内的奸细，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派来的暗探；在当时鲁迅先生虽然还没有能够识破他的奸计，而为他的两面派手法所蒙蔽，但正如冯雪峰同志所说，这决不是鲁迅先生的过错。鲁迅先生和我们党的关系，不是任何人所能破坏的，鲁迅先生对于革命的忠诚，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动摇的。托派匪徒企图破坏鲁迅先生和我们党的关系，可是鲁迅先生公开的回答是：“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胡风企图破坏鲁迅先生和我们党的关系，自然也不能成功。虽然他的挑拨手段暂时之间的确也发生过一些作用，引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些不愉快，但鲁迅先生后来终于对胡风起了怀疑，而并没有给胡风欺骗到底。

胡风口口声声地自称是鲁迅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可是他不但在暗中危害鲁迅先生，毁坏鲁迅先生，而且在公开的文章中，也处心积虑地歪曲鲁迅先生，故意曲解鲁迅先生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他是怎样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的

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时候，胡风自己躲在大后方，却冷嘲热讽地骂提倡上前线去为“前线主义”。继续宣传“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以上均见他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写的“略论文学无门”），阴谋阻止爱国青年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和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事实上也的确有些青年受其毒害，逃避战争、脱离革命，而想发挥“主观战斗精神”，从事“艺术的追求”，以致可取地堕落下去，消沉下去。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到一九三八年底止，即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这一时期中，全国文艺工作者都很兴奋，纷纷组织演剧队和抗宣队到部队、农村中去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写出了很多短篇小说、通讯报告、墙头诗、街头诗、报告剧、街头刻，以及活报等等短小精悍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但在抗战初期却起过很大的作用；像“放下你的鞭子”那样的街头剧，确曾感动过很多不愿作亡国奴的人。可是胡风这位“文艺批评家”呢，却认为这些作品根本不是艺术，在他的“批评”中，把它们轻轻地一概抹煞了。

在抗战初期的武汉，胡风和胡风分子曾编印一个叫做“七月”的文艺刊物。在这刊物上，他发表了很多散布不健康思想情绪的有毒素的作品，而且积极宣传他那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否认作家必须具有进步世界观，说什么“艺术即政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补足世界观缺陷和生活经验不足等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实际上是阴谋使进步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

贩卖反动的文艺思想

一九四二年三月，胡风到了桂林。在这里，他也同以前一样，不断地向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投出恶毒的嘲骂，骂他们为“市僧”，把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战斗叫做“混乱”，他拒绝和人合作，却独自搞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藉此招兵买马。虽然他把有些当时在解放区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编选出版，但其主要目的却是在于伪装革命和欺骗读者，把它们当成资本和幌子，其次也是在于企图把他的触角伸展到解放区去。

一九四三年他从桂林到了重庆（这是他第二次到重庆）。在这里，他更有计划地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反对由党员作家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他那表面上好像只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得更加肆无忌惮了。那时的情况是，虽然蒋介石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都已被我们先后击退，但国民党反动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务统治却并没有削弱，反而由于军事政治的严重危机而日益加强了。他们越来越凶残地压迫民主力量，到处设立集中营，大批屠杀、监禁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封闭、摧残进步书店，箝制进步文化和言论，我们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尤其不时地遭到迫害。可是以“进步作家”面目出现的胡风，在这个时候，却并不是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投降政策，却集中力量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革事业，有计划地传播他那反动的文艺理论：这是只要看舒芜所揭露的材料就可知道的。

在胡风第一次在重庆的时候，就曾经利用过“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来贩卖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版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中，他曾有意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割断，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看成是完全从资本主义国家移入的东西，把鲁迅先生描写成为一个民族遗产的否定者；他用了很多篇幅来攻击民间文艺和古典文艺作品，把它们一概看成封建文艺，就是像“水浒”那样伟大的作品，他也说成没有丝毫民主性和革命性；同时，胡风更明目张胆地宣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而不是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些荒谬透顶的理论，很明显，是直接违反思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毛主席的著作的。

公然向党的文艺方针、向唯物主义宣战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一连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整风运动的著作，反对主观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可是，自称革命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胡风，却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连串片面地提倡主观精神作用的文章！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这个伟大文件是一切革命文艺的理论思想上的指导原则，其中所提出的作家立场态度问题、作家思想改造问题、作家学习问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无论在解放区或是国民党统治区都同样存在着，都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尽可能地加以解决。可是胡风却对这个伟大的文件肆意诋毁，说这只是“马列主义A、B、C”（以后他甚至称之为“被当作图腾的小册子”），不值一看，同时他又通过他和他的党羽们写了一系列文章暗中曲曲折折地反对这个文件，在文章中故意夸大劳动人民的落后性和盲目性，说他们的身上充满了“精神奴役的创伤”；同时却特别颂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他们一贯的进步性和他们与人民的天然联系，这样就把知识分子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进行思想改造、根本改变立场的必要性和意义完全抹煞了，这显然是故意反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重庆时期，对于当时的进步文艺是一概蔑视和排斥的。他们用了“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顶帽子。抹煞了一切较有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的作品，例如对于郭沫若的“屈原”和茅盾的“腐蚀”等确实曾在皖南事变后起过显著政治作用的作品，他们都认为是艺术性很低，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而对于他们自己集团中的分

子则互相标榜，互相吹嘘，歌颂倍至，例如对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胡风就曾说过这样肉麻的话：“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一九四五年，在胡风主张的“希望”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说“论主现”是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要读者“认真阅读这写文章”，而且“要无情地参加讨论”。事实上舒芜的这篇文章和胡风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都是极端反动的文章。胡风在他的文革里面极大宣扬他的所谓“自我扩张过程”和“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他的所谓“人格力量”和“真识追求”，而认为这种作家的“自我扩张”或“主观战斗”才是艺术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两篇文章都是对于唯物主义的宣战，对于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宣战。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之下，曾由冯乃超同志等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但胡风却极端仇恨这样的座谈会，骂首先发言的茅盾先生为“抬头的市僧”，骂其他接着说话的同志为“抬脚的作家”，不但他自己在座谈会上顽强地抗拒批评，进行反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还了几闷棍”），而且还要鼓动舒芜“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旁点是原有的。见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给舒芜信）由于侯外虚同志指出了“论主现”在论到人生观方面和意大利法西斯哲学家培利的“行动哲学”完全相同，其历史观点是来自布哈林的“均衡论”。胡风更特别怀恨在心，骂他为“政客哲学家”。

原来是这样“追随着”党的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民主连动在蒋管区日益高涨。

这时自称“一直追随着党”的胡风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在“校场口事件”（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群众在校场口开会庆配旧政协会议闭幕，国民党特务在大会的会场上大肆暴行，结果郭沫若、李公朴等及群众多人被殴重伤，）发生以后不久举行的一个重庆文艺界座谈会上，到会的人都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示非常愤慨，对于我们党在当时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主张表示积极的拥护，而胡风在会上的发言中，却暧昧地引用了一句“我拥抱你是为了折断你的肋骨”这样的成语、其中所说的“你”，就是指我们党而言的。这时候，正是国民党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帮助之下，阴谋撕毁停战命令，破坏政协决议，积极准备全面发动内战，发动对解放区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换句话说，也正是国民党妄想靠他们外国主子的支援，把我们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肋骨”折断的时候；胡风的含糊的影射，和国民党匪帮的反动企图正是“不谋而合”，互相呼应。

不久胡风就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建立了他的“蛇窟”。从这“蛇窟”中，他不断地向党向革命喷出他的毒骂和咀咒。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给舒芜的信中，即曾提到他要利用一曲反动报纸——“时事新报”的“青光”编一个周刊，和我们作战，而派去编辑的人就是他亲信的骨干分子贾植芳，他自己则不出面，只躲在幕后指挥。

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冯乃超、林默涵等）曾经对胡风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些善意批评对于胡风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自然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只是引起他的疯狂的仇恨罢了。他一面在他的骨干分子中间暗地散布谣言，肆意污蔑，骂他们是“港派”，是“海外英雄”，一面还特别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来进行反驳。在这部书里，他集中地、系统地宣传了主观唯心主义。

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胡风一面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对革命文艺作品依然采取骂倒一切的办法，同时却奔走泥宁之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当时茅盾著的“清明前后”和陈白尘著的“升官图”两部作品。都是政治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抨击法西斯特务统治的戏，为读者观众所热烈欢迎，起了鼓舞读者观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作用；但在上海演出的时候，胡风却说这是“生活的卖笑”，是浅薄无聊的“标语口号”，是“投机”，而“不是艺术”。而同时他却为路翎的戏在南京公演而大肆活动。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

一九四八年六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了，蒋管区的知识青年大批大批地进入解放区，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去（这些青年经过战争的锻炼，后来都成了革命干部），胡风对此十分愤恨。于是，他为北京大学“诗联丛刊”写了一篇“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在其中，胡风特别强调了“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强调了“在前进的人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认为人民就在每个人的周围，斗争起点就在每个人的“脚下”（以上部见“为了明天”一三七—一三九页）。显然，他的恶毒的目的就是在于阴谋阻止那些进步青年更深入地参加革命斗争和进入解放区。在蒋介石政权快要崩溃的前夕，胡风写了而且公开发表了这样的文章，显然是为了挽救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向缺乏政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青年欺骗、勾引他们走入歧途。

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匪帮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胡风和胡风分子是最高兴的。胡风分子国民党反动军官阿垅，曾经吹噱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官的训话，狂言蒋匪军能够三个月击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年肃清”，告诉胡风也要“乐观一下”。一九四七年，当蒋匪帮被迫改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而“重点进攻”又被我们粉碎了的时候，胡风分子们才开始有些着慌起来了。但就是在一九四八年冬天，当人民解放军已在辽沈战役上获得胜利，整个东北都已解放，淮海拔役已经剧烈地展开，国民党的“老巢”——南京已暴露在人民用放军面前，而解放北京、天津的战役也快要发动了的时候，胡风派却仍然希望国民堂不致垮台，梦想蒋匪军能把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匪军如果偶有个别的侥幸的小胜利，就得意志形，互相庆祝。然而，在

人使用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匪军终于完全夸台了，蒋介石也终于逃到台湾去了。

但胡风呢，却在解放了的中国潜伏了下来，企图暗藏在革命队伍的内部进行破坏工作，与其他特务的捣乱和蒋贼的侵拢活动互相配合，以谋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复辟。

疯狂的反革命活动

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从香港经东北到了北京。

胡风在解放后的反革命活动，是更加疯狂了。他比过去更处心积虑地施展着两面派的手法，在文艺界进行着隐蔽的反革命活动。他和他的反革命集团有计划地、有领导地、千方百计地破坏着我们党的威信，污蔑我们党的领袖、打击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和有成就的作家（例如他也曾骂老舍、曹禺为“投机”）。他不但继续培植新的实力，扩大新的组织（胡风集团分子几乎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钻入了我们的党内、军内、国家机关内、文化机关内、人民团体内、企业机构内、正如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所指出，这些反革命分子虽然究竟还只是少数，但是为害却很大），开辟新的工作，建立新的据点，企图随机应变，在文艺运动上打开一些“缺口”，来向我们的党大举进攻。特别危险的是他们确已派人打进了我们的党内，或从我们党内拉出了一些不坚定不可靠的分子。

胡风的做法，就是一方面通过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阶级异己分子如彭柏山、刘雪苇、芦甸、绿原、谢韬、徐放、李离、冯大海等等，为他那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安插工作，占领地盘；一方面派遣路翎、阿垅、方然、冀●、张中晓、耿庸、罗洛、张禹、王戎、欧阳庄等等打入国家机关和革命团体内部，进行破坏。彭柏山帮胡风抢夺剧院和刊物，刘雪苇帮胡风霸占新文艺出版社，芦甸给胡风偷窃文件、刺探消息，并到处无耻地给胡风捧场，说“胡风就是中国的别林斯基，超过鲁迅”。

在胡风的指挥之下，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逃避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破坏“武训传”的批判，攻击批评胡风诗集“时间开始了”的“文艺报”和批评阿拢反动文艺理论的“人民日报”，破坏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嘲弄土地改革，污蔑抗美援朝……。在去年七月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书”中，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更集中地提出了你们那一套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政治纲领，并用“五把刀子”、“三根根子”、“杀人如草不闻声”、“土律师”、“黑牢”、“赶集”、“新拉普派”“宗派主义”、“军事统制”等等一套咒语来辱骂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在他那个“作为参考的建议”中，他更狂妄地、野心勃勃地、明目张胆地企图以他们的“原则”和办法来改组新中国文艺的面貌，阴谋篡夺党在文艺运动上的领导权。

好一套战略战术

由于胡风集团是和美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卖国集团有联系的反革命黑帮，其中有些还原来是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分子，早就有了反革命的经验，因而它有严密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在胡风给满涛的信中，就曾严厉地指示满涛“要遵守组织原则”，以“保证斗争”。他对不愿留在南宁，而且坚决要脱离他们组织的舒芜，则指示他的各地党羽对他进行各种污蔑和猛烈的打击。

前面已经推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有他们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特殊的战略战术的。在解放后，他们的行动纲领更完整明确，他们的战略战术也更巧妙隐蔽了。他们比解放前更懂得了隐蔽斗争必须和公开斗争结合，“理论”斗争必须和实际行动结合，进攻必须和退却结合，更懂得了应该如何玩弄反革命分子所惯用的伎俩——两面派手法。四、五年来，胡风曾屡次地指示他的喽●们在公开场合要假装拥护党和党的文艺方针，拥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理论著作，说是“字面上不要碰它”，“可能的时候还要顺着它”；告诫他们“今天正在转机之中，不能有一点不必要的伤亡”，要求他们“学得战术一些”，说要“尽量少流（血），宁愿在空气坏的洞中多待”，以便“保存力量”，还说以“五年为期”是“并不算悲观的”。对于像胡风分子耿庸那样“突击式地刺入一点”，过于惹人注意的文章，胡风感到非常的不安和不满；他认为这是“赤膀（膊）上阵”的、许褚式的“战法”，是不“策略”的；而他所要求于他们的，劫是“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来，甚至神不如鬼不觉的巧妙战法。因而他就曾一再告诫耿庸“要再看些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批评“，据说这是为了在“字面”上“站稳立场”，或者为了“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然后“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他也曾警告另一胡风分子张中晓等攻击“文艺报”的文章“要写的慎重”，要装出“为真理的解放”，因而他知道对我们党是“不能随便攻，也不能随便退一步”的，在进攻前必须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布置，很重的研究和讨论，必须经常“磨我的剑，窥测方向”；但一到看准了方向，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他就要他们顽抗到底，甚至“割下我的头顾抛掷出去”，或虽“全军覆没”，也“在所不惜”。

据他们自己招供，他们对“文艺报”是采取了“缠住它、累倒它、冲破它”的战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除了化名（化名是他们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他们平日互相通信也大都用各种各样的代号和隐语，写文章投稿也要经常改动著名，唯恐人家知道）进行疯狂的漫骂以外，还捏造各种伪座谈会的记录来进行攻击。这当然是一种极无耻、极阴险的、使人防不胜防的卑劣手段；但更阴险、更毒辣的，劫是胡风所说的“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或“挖心战术”，因为前一种方法究竟容易识破，而后一种方法却不容易看穿；如果我们的感觉迟纯了一点，警惕性不高，那末是很离发觉的。经过解放后这些年月的活动，有的胡风分子不是已经真的钻进了我们的肚子，在偷偷地挖我们的心，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仍然麻木不仁，居然不屈觉得痛吗？

从进攻到惨败

当去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正在草拟上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胡风分子结婚，晚上在北京地安门的一家饭馆里举行宴会，胡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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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二页）经向他那些来自京、津两地的、熙熙攘攘地围成一桌的喽锣们举杯庆祝，高呼：“今天在这里才是我们的‘解放区！”而当时胡风之所以这样乐观，兴高彩烈，是因为他认为这时“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缺口已经打开”。马上就可“发动战争了”。所以，这次宴会，无非是以结婚为名作掩护，而实际上却他们预祝胜利的聚合，是胡风借此“鼓励士气”和“检阅力量”的聚会。但他们却未免太不自量了，未免高兴得过早了。在我们伟大的革命的铜墙铁壁前面，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刚伸出他们的脖子，就立刻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他们的头子——胡风也就哀鸣起来了：“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战斗者们。”胡风的“意见书”曾经很快地得到台湾方面来的喝采和鼓掌，可是，不久这特别为歌颂胡风的“豪举”而广播的“台湾之音”，也马上寂然无闻了。这正是历史对这“大勇者”（其实是道地的小丑）的无情的玩笑。然而，反革命者是决不会就此甘休，轻易撒手的，当这次进攻遭到惨败以后，胡风就赶快指挥他的党羽们布置退却。要他们每人准备好一套假检讨，以便在必要时蒙混过关和继续潜伏下来，保存实力，伺机再起。他劝慰他们“不要痛苦，千斤冷静”，鼓励他们“在忍受中求得重生”，说是“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但是，他们的阴谋终于被揭穿了，他们的原形终于毕露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正如一切敢于於破坏中国革命事业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逃不脱六万万人民的制裁，等着他们的正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相同的下场。我们要坚决彻底粉碎一切反革命的阴谋集团。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