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芳芳

几天前，我在家门口的绿化地摘了一颗山栀子，金红色浆果，比路上乌桕树的叶子还要鲜亮。一掰开，浓稠的鲜红果汁就流了一手。用水冲洗后，皮肤还是染上了纯净的黄色——“御用黄”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知识点”是好几年前，在西安一个小饭铺获得的。七月，热浪滚滚。等菜的时候，伙计来倒茶。那茶汤呈金红色，一股淡淡的清香，既不是茶叶的口感，也闻不出什么花的香味。好奇问掌柜，答是秦岭山栀子。栀子花会结果吗？掌柜拿出一包栀子，指头大小的绛红色果实，上面有几条突出的楞线，一端尖尖的，像大肚子小花瓶，闻起来还真有点儿栀子花香味。掌柜说：栀子是一味好中药，能降压、清脂、泻火；还是一种天然染剂，打从秦汉始，皇家御用的黄色布料大都是用栀子染的。

初见栀子花，是三十年前了。端午前后，在重庆的一个马路小菜场。各色背篓里新鲜的菜蔬，是乡人刚从田里挑上来的，还带着雾都经久不散的露水。忽然微风吹来一阵浓郁的香气，既野性又温润。循香觅见茅草叶扎着的几把绿白花，花形像荷，翠绿的叶子油亮亮的，摆在一个古朴的小竹簸箕里。“栀子花咧！”卖白菜的小妹声音又娇又脆，“自家屋头的，五毛钱一把。”都说重庆美人多，美人也都爱栀子花，有的就握在手上，有的随手插进发辫。山城的坡道时缓时陡，迂回环复，逛街堪比爬山。那几日，常常见簪着栀子花的妙龄女子出没，有的时候，人也没看到，就只有一段香气，告诉你她们刚刚经过。

搬到上海后，我家小区西南角，有几棵大花栀子树。每年初夏，都会开很多花，香气浓雾般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着，像一个迷宫，探进去，就会迷醉其中。栀子花期短，花开满后一两天就萎黄了，最好看的还是将开未开之时。端午节早晨，去门口菜场买了艾草、菖蒲。回来的时候，我会折两三朵栀子花。大朵开在枝头的就让它开吧，我只挑枝条下掩着的才泛白的花蕾。回家后来不及挂艾草、菖蒲，赶紧先拿出栀子花，用流水冲去虫子——花心里的虫子几乎和花伴生，洗去叶片上的灰尘，插进春天装茶叶的小瓷罐中，初夏的热顿时就凉下来。栀子是扭旋形的，最外层带着浅绿色螺旋纹，绽开后花瓣洁白无瑕，质地丰腴肥腻，摸起来像厚厚的缎子。它的香也丰腴．令我想起重庆美人。

七年前六月初的黄梅天，突然得知母亲病重，得来上海住院。雨一直下，像是老天知晓一切，先哭给我看。我每天早出晚归，去医院陪她。在母亲身边，我们是彼此的良药。一天，我折了两枝栀子花带过去。母亲爱花，以前我们一起种过牵牛花、粉豆、蜀葵和菊花，却从未种过栀子花。栀子花对母亲来说很稀奇，她长久好奇地看着、闻着，眼里有莹澈的喜悦。栀子花香冲淡了来苏水的味道，病房有了鲜活的气息。

没有治疗的时候，我们谈老家的人和事。那么多的往事，那么多的疑问，若是母亲不在了，那些话题将会沉入地下，永远没有答案了啊。娘俩说话的时候，我给母亲梳头，像从前一样。我是母亲最小的闺女，天生就爱缠着她。只要母亲闲下来，或者坐着干活儿——剥玉米棒或者哪怕烧锅，我也能趴在她背上给她梳头。红色的塑料梳子，我高一下低一下乱扒，静电把头发扯飞，比不梳更乱。我还爱给母亲编辫子，反复地把母亲的短发攥成一把，捆上皮筋，扽得乱七八糟，扯得母亲头皮疼。炎夏里母亲在门前树下的网床上午休，我钻到网床下反复摆弄她的头发，母亲不胜其烦，却从未打过我，只是笑我“磨人精”。

人到中年，“磨人精”会梳头了，力道匀净。母亲闭着眼睛，很享受。母亲的头皮有点儿发红，灰白的头发多像苍茫的岁月——满头青丝怎么就不见踪迹了呢？我问她，是否愿意戴朵梔子花？她羞涩一笑，说这辈子没戴过鲜花呢！四外公曾经跟我们讲过，母亲小时候可爱打扮了，穿绣花鞋，留长辫子，扎个红色蝴蝶结，穿白衬衣、黑背带裙，是个洋气的女学生。可是从我记事起，母亲一直是天天忙得脚不沾地、累得腿弯脚软的农妇，留着最省事的短发，穿着旧得发白的老式衣服，脸晒得黝黑，哪还有洋气的影子？

那就试试！母亲眼睛盈满笑意，上扬的嘴角是鼓励，我懂。我挑了一朵刚开的栀子花，摘了叶子，别在她的左耳畔。母亲仔细照了一会儿镜子，顾盼之间，转头凄然一笑：“老了，配不上这鲜花。”

“不！”我声音大得吓了自己一跳。栀子花太鲜亮、太逼人了，生生放大了母亲的苍老。这下意识的吼声，不知道是安慰母亲还是要吓退栀子花对母亲的打击。我哆嗦着，从后背轻轻抱住了她，把脸贴在她散发着栀子花香的脸颊上：“妈妈，你真美！”

这是她七十九年岁月里第一次戴上栀子花，也是最后一次。

（选自2023年12月22日《文汇报》，有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