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京

摘 要：编辑向教材作者提交退改、退稿建议和意见是较为常见的工作场景。这一场景的存在，主要由其书稿在政治导向、理论架构、教学适用性等方面的问题引发，是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全面执行严把教育教材规划、编写、审核、出版等各环节关口的要求。但在作者沟通环节，工作的方式方法仍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空间。出版社应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大对教材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讲政治的高度，梳理作者沟通环节存在的潜在政治、舆论、法律、质量等方面的风险点，将这些风险点视为事业发展的机会和动力，在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或者降低风险到可接受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持和创造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材建设 作者沟通环节 风险管理

一位作者非常激动地对编辑说：“我写的这些教材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改，虽然学界有很多人不认可，但我认为它们都是最新、最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这是教材编辑工作中的一个场景，虽然发生的频率并不高，但容易带来比较恶劣的后果。在政治导向、理论架构、教学适用性等关键性方面，编辑向作者提出相关合理建议，但作者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接受这些建议，最终无法达成出版目的。极端的情况，作者可能会通过自媒体渠道报道这一事件，或者向出版单位的上级部门反馈这一情况。最终，编辑及其所在的出版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善后处理，不仅失去了知名作者的信任，还可能形成出版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一些教材出现的问题，教训极其深刻，暴露出教材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也反映出提高教材质量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必须扭住不放、齐抓共管、久久为功。[1]因此，针对教材质量提出合理的退改、退稿建议，是一件非常具有价值的事情，是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全面执行严把教育教材规划、编写、审核、出版等各环节关口的严格要求。但在作者沟通环节，工作的方式方法仍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空间。

那么，如何在不降低教材质量的前提下，更好地服务这一创造群体和使用群体，并进一步创造价值呢？出版社应充分認识党的二十大对教材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讲政治的高度，梳理作者沟通环节存在的潜在政治、舆论、法律、质量等方面的风险点，将这些风险点视为事业发展的机会和动力，在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或者降低风险到可接受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持和创造自身价值。特此设计“六个一”自适应模式[2]，希望做一些有益尝试。“六个一”自适应模式，包括在选题论证环节，多阅读“一些材料”；在前置约定环节，增加“一份合同”或“一句话”；在审读环节，补充“一个进度表”；在退改、退稿环节，增加“一份编辑集体研判记录和专家审读记录”；在出版全过程中，培养“一个存档习惯”并把握“一些资源”。

一、前置约定环节：运用合同与免责话语，降低沟通风险

在“六个一”自适应模式中，策划编辑是执行任务的先锋队，一方面应该在阅读作者在选题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成果以及目录、样章等重要材料时，始终把握“创新”的尺度、强调“逻辑”的精度；另一方面应在前置约定环节的沟通中专业理性、留有余地，始终尊重法务人员的建议，合理使用约稿合同和免责性话语。

（一）在选题论证环节，多阅读“一些材料”

“这个作者来头很大，他不仅是国家级XX基金的评委，而且在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这个作者的很多作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学术界很多大佬都推荐了这位作者”“咱只要出版，第一年年销量就能达到一万册”……这些信息都是策划编辑在选题论证会经常使用的论据材料。

它们当然是佐证作者优秀、选题成立的有效信息，但编辑们若是仅仅拘泥于作者的学术地位以及选题的市场前景，并不了解该选题的书稿结构、主要板块设计、整体风格等主要方面，就可能在出版环节的中后期因为与作者在这些方面的重大分歧而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在这一环节，作者在选题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成果和围绕选题撰写的目录、样章等重要材料，都是很好的沟通桥梁。[3]编辑应认真阅读这些材料，有针对性地了解作者，与其进行友好的沟通，并在前述主要方面与作者达成一致意见，进一步确保书稿在关键性向度上的质量情况。

1.把握“创新”的尺度

在阅读相关具有代表性的出版成果时，编辑不仅要了解作者在选题领域的专著作品，更重要的是，应认真了解其相关方向的教材作品，因为专著和教材在体现知识创新层面上的要求有一定区别。专著应该充分体现作者个人的创新性，这些创新性的内容可以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而不具有学界的普遍认可性。当然，教材也应与时俱进，体现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但这些新的内容应充分体现学界凝聚的普遍共识。有的作者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区别，将专著和教材混为一谈，在教材中融入太多仅具有个人标识的新内容，可能会引导学生形成一定的学术偏见和认知偏差。编辑可通过了解作者已出版的相关教材产品，在撰写教材的关键逻辑和理念上考察与作者的契合度。

除了引导作者调整过犹不及的创新内容，编辑还应该积极与作者沟通，在行之有效的课程改革中凝练智慧与共识，进一步指导和推动科学合理的教材创新工作。比如根据十多年的课程改革经验，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学习任务群”这一全新学习理念，以“学习任务”来整合单元教学，突破单篇阅读精讲细析的固定模式，引导学生在自主语文实践中学会学习，进一步为“灌输式讲解”“刷题太多”“自主学习时间太少”等一线教育问题提供了解题思路。[4]

2.强调“逻辑”的精度

在阅读该选题的目录和样章时，编辑应关注同级和不同级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警惕两种逻辑陷阱。一是，关注横向逻辑，忌同级不同路却同板块。若作者将不同思路的同级内容放置于一个板块，容易让书稿显得结构不清、逻辑混乱。编辑应建议作者进行分板块处理，把具有统一撰写思路的内容聚合在一起。比如，一位写作类教材的主编将“写作主体与客体”“新闻文体”以及“中学作文教学原理”放在一个板块中。编辑应建议按照不同撰写思路划分写作原理篇、写作文体篇和写作教学篇等板块，并将前述内容分列于相关板块中。二是，关注纵向逻辑，忌下级大于等于上级。上级内容的范畴必须包含下级内容的范畴，若是下级内容的范畴大于等于上级内容的范畴，编辑应该提醒作者将上级内容的范畴扩大或者下级内容的范畴缩小。比如一位文艺学类教材的主编草拟的章节标题同质化严重，分别为“文学的性质”“文学的性质是什么”。编辑应提醒作者缩小下级标题的范畴，可将节标题改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审美的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

（二）在前置约定环节，增加“一份合同”或“一句话”

在选题论证、选题立项、出版计划确立等环节，策划编辑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向作者表达约稿、立项、出版等意图。为了尽快达成出版合作意向，有的编辑甚至会使用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比如“只要您能来主持编写，咱这个选题就一定能过”“三个月没问题，一定见书出版”“您写什么都行，只要是您写的，老师和学生们都爱看”……

鉴于此，作者往往会认为虽没有签订纸质合同，但编辑已经代表出版社无条件承诺了对于某本教材的出版意愿。编辑若是在后续出版环节中单方面解除约定，作者有可能将其解约行为视为欺骗行为。更重要的是，从法律层面看，编辑若通过微信、电话或邮件形式等，与作者在选题立项、出版计划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可视为与作者订立事实合同的依据。可见，编辑常见的约稿、选题立项、出版计划等行为潜藏着很大的事实违约风险。

1.充分运用约稿合同的严谨性

很多人认为编辑可在约稿环节就与作者签订协议，严格规定双方在推进某一出版项目初期的权利和义务。[5]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约定和策划的教材项目众多，编辑的工作时间有限，很难保证在每一个出版项目的启动初期，都采取签订约稿合同的措施。因此，可以将出版项目进行分类，仅在重点教材项目推动的初期采取这一措施。

什么是重点教材项目？或者说重点教材项目有什么特点？一是由国家相关部委组织发布；二是由学界影响力卓著的作者们参与；三是项目成果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编辑可将以上特点作为衡量项目重要性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斟酌签订约稿合同的必要性。

2.巧妙利用免责性话语的灵活性

一般项目若是不能像重点项目一样，在最初启动时就普遍采取签订约稿合同这一措施，那么编辑在与作者沟通的过程中，更应小心謹慎，不仅不能为了与作者达成出版合作意向而盲目允诺未来变数较大的事情，而且应在不同的沟通场景中灵活运用免责性话语。

具体来看，首先，编辑应该梳理前置约定环节中存在的风险点。如，在主动约稿环节，一些作者容易误以为约稿意味着选题成功立项，但事实上出版社一般存在三级论证的程序，因为个人尤其是青年编辑对一个选题的认知不一定全面，部分选题可能会在集体论证中论证失败。又如，在选题立项、规划出版计划环节，一些作者可能认为选题意向、出版计划的确立意味着无条件出版约定的达成，但实际上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专家外审、党委审读等环节，相关编辑、专家等都可能针对作者书稿的结构、观点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甚至退稿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都可能延迟或取消相关出版项目。其次，编辑应该根据前述风险点，在专业法务人士的指导下草拟具体的免责性话语。最后，编辑应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不能因为过分强调防范风险，过分谨小慎微，而给作者塑造一种缺少人情味的形象，可以考虑从认真严格做好该项目的推进工作等主观角度、出版社制度上的规范严谨等客观角度，通过书面方式巧妙运用免责性话语。

二、退改与退稿环节：强化集体研判与专家外审，建立编校知识库

责任编辑是执行任务的主力军，一方面应在审读环节注意工作节奏，确定与作者沟通的合理周期，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矛盾和误解；另一方面应在退改、退稿环节适时引入编辑集体研判、专家外审程序，同时注意在及时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建立编校“错题本”和案例库，进一步营造积极、热烈的学习氛围。

（一）在审读环节，补充“一个进度表”

书稿交稿时，责任编辑应针对教材主体结构、重点内容安排、主要模块设计、整体表述风格等重要质量维度，进行概览式审读，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初步审稿建议。根据编辑的审稿建议，作者进行相关修改并提交定稿后。编辑应根据个人工作情况、作者特别诉求、书稿加工难度等情况，及时与作者约定审读时间并建立进度表。

开始正式审稿后，编辑每隔一段时间都应主动与作者进行一次书面沟通，告知其书稿进度，若遇到不可抗力，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审读，应及时与作者沟通，争取作者理解。若作者无法理解，并强烈希望按照原计划推进出版项目，编辑应及时向领导汇报，因为领导可根据团队整体情况进行协调安排。若最终确实无法按照原计划推进项目，作者不能接受和理解这一结果，编辑也应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并进行妥善沟通，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矛盾和误解。同时，应及时将每一次沟通情况进行存档处理。

（二）在退改、退稿环节，增加“一份编辑集体研判记录和专家审读记录”

在退改、退稿环节，责任编辑常常遇到这样一些难题。如，在新文科建设号召下，编辑主动策划了数字人文、计算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领域的选题，部分书稿理论难度较大，学科背景单一的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缺乏研判能力。又如，书稿作者有较强的自信，很难接受他人的合理意见，却出版意愿强烈。总之，在这类情况发生时，编辑很难在退改、退稿环节展现出自信、稳妥和专业的形象。

鉴于此，责任编辑应第一时间与策划编辑进行沟通，了解作者书稿的目录、样章或初稿在选题策划时的相关情况，进一步获得更多有效信息和解题思路。在此基础上，编辑应适时向上级汇报选题策划和书稿审读情况，组织相关资深编辑进行集体研判和邀请领域内权威专家进行外审，进一步确保退改、退稿意见和建议的科学性和稳妥性，并及时、如实地向作者反馈相关意见和建议。[6]一方面，资深编辑和专家的集体意见一般较为全面、中肯，避免了因为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的专业背景单一、素质不足导致意见有失偏颇的现象。另一方面，专家外审意见可以避免编辑和作者进行过多的正面争论，有益于推动编辑和作者后续的合作。

1.深度剖析成本和效价因素，有效提高外审专家的审稿意愿

科学、中肯的外审专家意见非常重要，专家若只是心不在焉、掉以轻心地进行审读工作，这一环节和流程不仅不能达到前述目的，而且还将浪费编辑的时间、精力以及出版社的经费。因此，提高外审专家的审稿意愿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期刊外审流程的经验，外审专家缺乏审稿意愿的原因主要涉及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情感体验、[7]学术地位、学术水平、[8]掌控感[9]、启发思维[10]、社会贡献[11]、稿件质量[12]等方面，其中前两项属于成本性因素，后七项属于效价性因素。成本越高，专家的审稿意愿越低，效价越高，其意愿越高。因此，编辑可考虑在书稿的选择上更加强调其合理的创新性，在选择稿件的自由度上为专家提供一定的自主空间，在官方网站、微信、期刊等外宣媒介上定期对相关专家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在严格遵守单位相关财务规定的基础上为专家争取相应的劳务报酬。

2.以问题为标签和索引，科学建立编校“错题本”和案例库

不能因为资深编辑、权威专家加入了退改、退稿环节，责任编辑就变成推动程序的工具人，应认真做好编辑集体研判记录和专家审读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及时总结和反思，以主要问题为标签索引，建立编校“错题本”和案例库。

比如，一本教材的初稿提到，文艺应该通过对于现存制度中的反叛者的形象塑造，揭示社会发展中新旧对立与交替的历史趋向。资深编辑认为，这一表述放在解放前是合适的，但现在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表述就应予以斟酌，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应努力展现的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比如，在封面设计时，不仅要关注标志性建筑的柱子、旗帜数量，还需要关注旗帜飘扬的角度和姿态等诸多细节问题。

像这样具有隐蔽性、伪装性却很重要的问题，很多编辑难以发现，应将其纳入“错题本”和案例库中，并积极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与其他编辑主动交流和分享，在提升自己内功的同时，与同事携手共同进步，共同营造良好的教学相长、取长补短的学习氛围。

三、资源集成：优化人力与财物配置，强化编辑与作者沟通机制

作为这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师，出版社可提供数字化档案管理和优势资源配置等服务，进一步为更好完成这一工作提供关键性保障。一方面可引导相关编辑培养存档习惯，在此基础上以解决作者沟通环节相关问题为中心、以数字化技术为建设武器装备，建构操作便捷、功能强大的数字化作者沟通档案管理平台；另一方面充分整合和调配相关资源，既协调和安排社内外专业人才积极贡献力量，又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

（一）培养“一个存档习惯”，建构数字化作者沟通档案管理平台

在前述要求的指导下，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存档习惯，然而他们若遇上用于存档的手机、电脑不慎进水、系统故障等意外情况，或是离职时未做好工作交接就删除了相关材料，为此付出的辛劳便付诸东流，当然也很难在开篇提到的极端情况发生时提供必要的工作材料。因此，出版社应该围绕作者沟通环节建构数字化档案管理平台，为编辑提供相关材料存贮服务。

1.向问题要建设思路

若是要搭建这一档案管理平台，出版社应组织相关编辑，围绕作者沟通环节，梳理现有文档存储情况与问题，建立电子文档台账。若是开篇提到的极端情况发生，编辑应提供原稿、合同、三个审次编辑审读报告、党委审读报告、外审专家审读报告、关键节点与作者的沟通记录等相关材料。一般来说，大多数出版社都会将合同、三个审次编辑审读报告等材料进行统一存档处理，其他材料一般由相关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自行留存，存在意外丢失的风险。因此，这一档案管理平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解决这些重要材料的存档问题。

2.向技术要建设武器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出版社应该建强数字化技术队伍，一方面在便捷操作上想办法，尽量不增加平台使用的培训负担，编辑可以零基础自然上手，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双轨道操作，随时随地完成上传和存档任务，另一方面在强化功能上动脑筋，协助编辑按照合理的节奏做好相关材料的存档工作，也为相关领导进行工作研判和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一是，提醒、警示功能。编辑在平台为某一出版项目建档后，系统就会按照预先设定的周期发出提醒信息，相关主管领导和负责编辑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调整系统的预设周期。若是编辑长时间未按照要求推进项目，系统将向相关负责编辑发送警示信息。二是，出版项目整体进度展示功能。编辑以及各级领导可以在某个界面，看到其管辖范围内正在同时推进的所有项目的进展情况。若是存在收到警示信息却依旧长时间未处理或收到警示信息比例较大的情况，相关责任人则可及时了解情况和进行工作调整，避免因态度不端正、工作安排不合理等情况，造成对作者的服务质量下降的情况。

（二）把握“一些资源”，建构资源集成平台

编辑的个人力量和资源是有限的。而出版社实际上是一个拥有着人力、财物、信息、技术等的庞大资源库，可以充分整合和调配相关资源，推动编辑更加出色地完成与作者沟通的相關工作。

一是，各类人力资源。出版社可协调法律专业人员拟订约稿合同，并指导编辑设计免责性话语沟通模板；可协调社内资深编辑、多学科编辑，帮助具体负责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完成退改、退稿工作；可安排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在定义作者沟通环节各项风险管理工作的职责与边界的基础上，将其有机融入现有的机构和岗位职能中，并在职称评定、岗位竞聘等关键事项中，明确将前述档案管理平台中的关键数据纳入考核范围，进一步形成一套“有法可依”“责、权、利统一”的嵌入式职责体系；可建构社外教材专家库，承担咨询、评审等工作。

二是，财物资源。出版社应拨付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建构数字化作者沟通档案管理平台；还应每年计划一定经费，用于支付外审专家的咨询、评审等费用，购买选题相关教材以及奖励在前述档案管理平台中考核优秀的部门和个人。

四、结语

在“六个一”自适应模式中，策划编辑是执行任务的先锋队，在与作者沟通的环节中处于前置位置，可为任务的良好开端奠定基础。责任编辑是执行任务的主力军，在与作者沟通的环节中处于矛盾爆发的高风险区，可为任务的集中攻关提供强有力支撑。然而，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工作任务会在改变工作方式和降低工作自主权等方面，对相关参与人员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参与的单元和个人，尤其是其中强势的部分，可能很难接受这一工作模式的运行规则，并进一步产生相关抵制和阻止行为。作为这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师，出版社可提供数字化档案管理和优势资源配置等服务，进一步为更好完成这一工作任务提供关键性的保障。

在教材建设过程中，除了作者沟通环节存在潜在风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潜在风险。在完美的理论中，出版社应把潜在的每一个风险都纳入战略考虑之中，但这样会导致其疲于应付风险规避工作而走上发展速度缓慢的道路。更应该注意的是，风险管理与风险规避有一定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在风险管理的运营思路下，出版社应在梳理和建构风险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潜在风险优先级这一问题，针对“发生概率很低，发展缓慢”“发生概率很高，发展缓慢”“发生概率很低，发展迅速”“发生概率很高，发生迅速”等不同情况，进一步分别作出“停顿”“适应”“准备”“行动”等整体战略反应。[13]

（作者单位系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