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林

（阜阳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民国时期新旧思想激荡交汇，各种思潮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发生，而1931—1949 年由各大民营出版社发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与的大学教科书编译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这场运动缘于学人对教育全盘西化的批判和对中西方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差异的重新审视，以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教科书的使用结构为主要目的。在此期间，相关学者在编译教科书时，有意识地加入或强化中国元素，不仅有力改变了大学教科书的使用结构，还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心。编译活动开展过程中，参与者对本土文化深厚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和显现，这场运动实际上也是民国学人建构文化自信的一次尝试。

一、编译活动的缘起——对教育全盘西化的批判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清末，1922 年“壬戌学制”的颁行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然而，借鉴美国学制制定的“壬戌学制”也导致中国教育领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自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开始，对教育全盘西化的反思和批判不断见诸报端，成为1931 年后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对教育制度全盘西化的批判

1922 年“壬戌学制”颁行未久，就有学者注意到该学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指出要想让新教育在中国开花结果，必须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1]。这种针对学制全盘西化的批判，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最具代表性。

1923 年，舒新城在《中华教育界》发表《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批评中国新学制实际上是对外国学制的模仿，而学制改革也仅是模仿对象的变化：“我国倡新教育虽已数十年，但自戊戌至今，所有的教育，几完全是外国的。初学日本，近仿美国，将来或有大仿英、法、德……教育制度之日亦未可知。”他强调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指出探索适合中国的教育方法才是当务之急：“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2]

1925 年，高觉敷在《囫囵吞枣式的美国化的教育》中指出，中国的教育者在“未了解东西洋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得失”之时，就贸然介绍和模仿美国学制，必然导致新学制的改革成为一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和借鉴，进而在实际教学中对中国的学生、教师和学校等造成极大、极多的困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尊重中国社会现实，客观对待西方学制[3]。同年，李璜在《本国化的教育与外国化的教育》一文中也对中国教育的“美国化”提出批评，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在教育改革中应该发扬光大，而非弃之不用：“我们如果不学浅薄者流，去自己以为中国人是个野蛮民族，或是已经衰竭殆尽而毫无回顾的价值与可能，则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能够支持五千年，在世界文化史上占一重要位置，当然有他独到的精神，以为一切行为的中心。这种精神如果能够发扬光大起来，我们觉得比在外面去借得来的要能够生效适用……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不值得一回顾吗？我们祖宗为我们遗传下来的理想不值得一发挥吗？我们这四万万人经过五千年的可贵文化的教训，四五千万里温带沃野的养息，智慧道德都不弱于人，而岂便对于世界人类没有一种使命吗？我们的教育家须留意到这一点……为抵抗外力以求保卫我们可贵的这个文明种族……为补足实力，以求传布我们祖宗所遗的理想。”[4]

1928 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系统总结了教育制度全盘西化的种种弊端：一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民经济力”，在当时中国能够接受新教育的大多是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大多数青少年无法正常按照“壬戌学制”的规定入学；二是不“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推广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学校教育内容几乎与社会生活完全无关；三是不能“发挥中华民族的优点”，全面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导致广大师生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取之处、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四是不能很好地“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不善于创造和组织，而教育的全盘西化没有起到挖掘中国人创造性的作用，反而加重了中国人的依赖性和惰性。因此，要使新教育融入中国并很好发挥作用，就必须从上述四方面改革[5]。

“新教育中国化”的兴起既唤起了中国教育界对全盘西化的反思，也促使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更为之后大学教科丛书编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对引进西方教材的批判

“壬戌学制”颁布以后，西方教材的引进渐成规模，大量西方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类教材在翻译后被应用于教学，部分甚至未经翻译就被直接采用，且这种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尤为普遍。自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开始，在对教育制度全盘西化开展批判的同时，一批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教材大规模引进带来的一系列教育问题。

1925 年，培恩在《基督教教育之应中国化》一文中指出，高中以上学校所用教材，大多依赖外国，大学生几乎所有课程都由外文教授。他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以中国学校，而以外国文为工具，不独不适实用，且亦有损国体。”培恩认为：“今日吾国之所以不能不仰仗外国教材者，以中国教材散漫无稽，既无统计，又乏报告。考察艰难，调查费时，断非三数人或一二学校，所得收罗编制，如各地教会高等学校，能竭力提倡筹备，竟得用本国教材教授，以国文为工具，使吾国高等教育得中国化，则教会学校之造福中国学子者，为何如耶？”[6]培恩较早注意到了全面引进西方教材的弊端，并且意识到了编译中文教材、采用中文授课与高等教育“中国化”之间的重要联系。

同年，丁绪贤在《晨报》发表文章，指出了大学普遍采用西方科学教材的弊端：“单就教科书说吧，中国大学里科学书籍，要用西文原本……要知从选择原本，就发生了许多问题：(1) 关于专门科学，浅近的教科书多得很，高等的毕竟难得，随便指定一种做教科书，恐怕与学生程度不合；(2) 程度合了，恐怕预先无人负责去订，临时又遍买不着；(3) 去订了，买着了，恐怕外洋来的科学书籍，普通价值，每本总在五元以上。假定一位学生同时去买此类教科书和参考书好多本，恐怕金钱上太不经济吧！”[7]丁绪贤还认为，虽然科学无国界，但是每个国家的科学教育目的并不相同，“中国人应读的科学书籍，性质上和材料上应该随之加以改造”，否则一味盲目地引进西方科学书籍，只会造成“迁地弗良”，无法发挥出科学书籍的真正价值，也无法达到改造和发展中国科学教育的目的。

1931 年初，在教育界拥有极高声望的蔡元培于上海大东书局新建大厦落成典礼上发表了《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说，全面分析了引进西方教材的弊端：一是“靡费时间与脑力”，我们之所以学习和阅读西方书籍，原本只是为了通晓其文字所代表的知识，如今为获知识而花费青年学子“五六年的光阴，最活泼时期的脑力”来掌握其语言文字，是最不经济的办法；二是“与国情不适合”，西方教材中解释知识点所用的例子都取材于本国，“用这种书教中国学生，学习时不免有隔膜惝恍的弊病”，而且由于各国学制不尽相同，教材层次难免参差不齐，中国学生使用其进行学习时容易产生混乱；三是“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使用外文教材授课，需要花费学生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钱财，这些都不是贫寒子弟能够承受的，这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8]。

总之，学者们对引进西方教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价格昂贵、实际教学费时费力、不利于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等方面。事实上，无论是对教育制度全盘西化的批判，还是对大规模引进和使用西方教材的反思，都基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既是对高等教育“中国化”的一种渴望，也是对中华文化长远发展的思考。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反对引入西方教育，只是主张在发展现代教育的同时，融合传统和现实，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制度，同时树立学生和教师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这些主张在此后的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二、编译活动中对本土文化的重视

1931 年，在蔡元培呼吁下，商务印书馆最先着手筹划编辑“大学丛书”，之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文通书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出版社均启动了中文大学教科丛书的编辑；20 世纪40 年代初，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开始编辑“部定大学用书”，将这场教科书编译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持续近20 年的编译活动中，学者们竭力推动大学教材的中文化——这是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的最主要目标，同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非常注重对西方元素的删改和对中国文化的挖掘，在教科书中融入了大量中国元素，强化了对本土文化的研究。

（一）强化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在1931 年之前，很多高校以教师自编讲义为基础，冠以“某某大学丛书”或“某大学某学院丛书”进行出版，如“北京大学丛书”“大同大学丛书”“东南大学丛书”“清华大学丛书”等[9]，然而这些丛书不仅数量少，而且缺少规划，无法满足全国高校的教材需求。1932 年，商务印书馆有鉴于“凡在大学肄业者，或以经济关系，而无书可读，或以文字关系，而事倍于功”[10]231，开始筹划编辑“大学丛书”。商务印书馆首先邀请50 余位专家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由委员会根据高校教学需求，拟定《大学丛书出版目录》，然后根据该目录，商务印书馆或选择已版著作再版，或通过公开征集、约请编著等形式出版新作，再版和新出版教材皆冠以“大学丛书”之名。由于当时国内高校课程设置并未统一，丛书委员会便“参酌国内外各大学一览及课程表等折衷草定”[11]各科目教材。从《大学丛书目录》的科目设置可以看出，丛书委员会非常重视本土文化挖掘，如在文学院用书中设有“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字学”“中国音韵学”“中国小说史”“中国画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等科目，法学院用书中设有“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财政史”等科目，教育学院用书中设有“中国教育史”科目，农学院用书中设有“中国农业史”科目。在教材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以丰厚的稿酬鼓励学者对本土文化进行研究，再版和新出版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教材，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程树德《九朝律考》、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王力《中国音韵学》、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继商务印书馆之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文通书局和国立编译馆等也开始编译大学教科丛书，这些丛书在编辑方式上与“大学丛书”相差无几，其主持者和参与者也都特别注重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各出版社不仅鼓励学者对本土文化进行研究，还不计盈亏地资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著作的修订再版，如中华书局再版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墨学源流》《中国声韵学通论》《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木本植物属志》等，世界书局再版了《国学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商业史》《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宪法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哲学十讲》等，国立编译馆再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等，正中书局、文通书局等出版社再版了《中国田制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纲》等。

在筹划和编译过程中，丛书编辑者也时常流露出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本土文化的关注。商务印书馆“以为吾国专门学术之不能长足进步，原因虽多，而缺乏本国文之专门著作，实为主因之一。加以近年因金贵关系，学生负担过重，更无力多购西文参考图书”[10]231。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鉴于我国过去各学校采用欧美教本，以价格奇高，一般学子，无力购买；且依赖外国教本，不适我国国情，终非善策。故际此国步艰难，百业凋零，仍不惜巨资，编纂大学用书，以为倡导”[12]。陈顾远在编写《中国法制史》时写道：“国内除少数法学者耆宿外，无有从事于中国法制史之著述，而学校所备以为课本者，每多译自东瀛之作。学术原无国境，译本亦何所嫌？然以中国人于中国大学中，研究中国法制史，竟以译本为主，终觉未安。况中国法系居世界法系之一，其发扬光大，责在国人。”[13]序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陷入长期战乱和动荡局面，学生购买能力下降、物价飞涨等导致各大出版机构编辑的大学教科丛书几乎都是亏损状态。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为例，前后出版的300 余部教材中，只有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和王世杰的《比较宪法》盈利，其余都是亏本[14]，但商务印书馆依然以版税15%的稿酬继续约请专家编写教材[10]233；世界书局以出版“鸳鸯蝴蝶派”小说起家，20 世纪30 年代初为编辑出版“大学用书”，不计成本地以高报酬向学者约稿，最终“稿费较大而销数则极少，为该书局开始经济困难原因之一”[15]。尽管亏损严重、困难重重，但各大出版社还是大力资助学者的本土文化研究，如“中国法制史”一科，当时国内“大学文法课程中，向有‘中国法制史’之目，实则往往仅备一格而已。……由法科独开此课者，则又列入选修门……办学者轻其事，教学者益懈其责，修学者至于虚应故事，而心不在焉”[13]序。商务印书馆明知该科不受教师和学生重视，教材出版之后销量必然不会理想，但是依然将该科目列入资助出版计划，不难表明其弘扬中国文化的热切愿望。这一时期，各大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中文大学教科丛书的努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重视，是它们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勇于担负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历史责任的体现。

（二）在教材中融入中国元素

在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中，物理、化学、生物等理工科目的教材是最难融入中国元素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大多不成系统，不仅相关成果数量少，而且分布散乱，现代科学的产生、发展也与中国并无太大关系，因此可供编译者使用的素材十分有限。但是，还是有许多编译者或对西方理工科教材进行删改，使其更符合中国国情，或竭力在理工科教材中增加中国传统科技成果、融入中国元素，以增强学生的本土文化自信心。

刘仙洲在编写《热机学》时，虽然参考了“美国密西干大学①Allen 与Bursley 两教授合著之热机学（Heat Engines）”，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所用热机燃料多为石油，而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用热机燃料多为煤炭，因此他对参考教材进行了大量删改，“尽量加入中国材料”，特别是燃料一章，用煤炭替代石油，以更符合当时中国国情、更利于学生学以致用。刘先洲还在序中强调：“吾国人研究燃料之应用，自应以吾国所产之燃料为主。”[16]自序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在为其作序时也指出：“工程之原理，虽中外殊无异致，但材料方面，似亦顾到本国情形，庶几合于实际之应用……可能范围内，加入本国材料。”[16]序这表明，改造西方科学教材以使其符合中国国情已是教育界和政府的共识。

夏坚白编写的《应用天文学》非常注重对中国天文学成果的利用，他借用古诗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等来说明中国古人对时间的认识[17]48；引用牛郎织女的传说来介绍中国古人对“织女星”“牵牛星”的观测和认识[17]128。他还在书中单列一节，详细说明中国标准时区的划定[17]61。在介绍恒星时，他会附上中国典籍记载或民间流传的传统称谓、典故及寓意等。此外，书中例题设置大都以中国为中心，如“设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山东济南平太阳时为11 时00 分00 秒，求其相当之恒星时”[17]77。

该时期的教材编写虽因中国古代重要科学成果分布零散、搜集整理困难而对其融入十分有限，然而编译者已经意识到挖掘和宣扬中国科技成果的重要性。丁绪贤是最早提倡科学教材“中国化”的学者之一，其对中国科技史有浓厚的感情，虽然在编订《化学史通考》时并未融入中国化学史，但他在序中强调：“沈先生（沈兼士）尝帮我调查中国点金术的起源，胡先生（胡适）曾为这件事借些佚书给我看。所要声明者，本书对于这种问题，中国化学史的问题，因为时间、材料和篇幅的关系，不能有所论列，但很希望将来再专门去讨论。”[18]

嵇联晋在编写《动物学大纲》一书时，为说明中国古人在动物学领域开展过多种研究，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动物学研究）就我国而论，代有名人……如汉代陶朱公著《养鱼经》、卜式著《养羊法》，晋代郭璞著之《尔雅注》与《山海经》、张华著《禽经》，宋代秦观著《蚕书》、傅肱著《蟹谱》，明代黄省曾著《兽经》、黄稚登②著《虎经》、杨慎著《异鱼图赞》、屠本著《闽中海错》，清代王晫著《龙经》、赵彪诒著《谈虎》《说蛇》、陈鼎著《蛇谱》、方旭著《虫荟》、程石邻著《鹌鹑谱》、郝懿行著《记海错》、褚人获著《续蟹谱》、陈芳生著《捕蝗考》、赵佑著《毛诗鸟兽草木鱼虫疏校正》、胡世安著《异鱼图赞补闰集》等，皆其最著者也。”[19]5为了肯定中国古代的动物学研究成果，他还特别强调：“日本昔亦取法我国，设有本草学，明治以后，始转效欧美。”[19]5-6 这些内容对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背景下，在最难挖掘和利用中国元素的理工科教材中融入和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是大学教科书编译者挖掘先贤科技智慧、寻求文化自信的尝试。

三、编译活动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持续近20 年的大学教科书编译活动，不仅催生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强化了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还改变了外文教科书充斥大学课堂的局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同时为之后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一）推动中国学术发展

这一时期各大出版机构编辑和出版的大学教材很多都成了学界名著，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更是成为领域内的开创之作，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如郭绍虞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被朱自清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创之作”，当时“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20]107。虽然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之前，国内也有人写过同名著作，但为“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20]107。与前人著作不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花费近10 年时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自成一系，“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20]107，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王力《中国音韵学》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名著，他在书中“对传统音韵学的名词术语作明确恰当的分析与解释，首次打破了‘绝学’的枷锁，把音韵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他的汉语语法研究，也是直接服务于教学，又得益于教学的。他对汉语史的研究，是在语言学园地里的新开拓，不仅填补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填补了高等院校语言课程的一个空白”[21]。王力还指出，“大学教师要靠写书教学生，而不能靠买书教学生”[22]，鼓励大学教师通过研究来实现教材的自主化。

程树德《九朝律考》是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奠基之作，该书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对汉、魏、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9 个朝代的法律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朝代的律令状况做了详尽的梳理和考证，复原出了上述朝代法律发展的大体脉络，创制了中国古代《律系表》。另外，其对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得失的评论，为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建设借鉴古代经验奠定了基础[23]。

陈青之为改变中国教育史“由日本人撰写”的局面，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投入巨大精力筹划《中国教育史》的编写，终于在1934 年完成，全书54 万余字，由商务印书馆资助出版。该书是众多《中国教育史》中公认影响最大、学术成就最高的一部[24]。方授楚《墨学源流》也是墨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著作，不同于胡适、梁启超将墨学视为对抗儒学、改造国民的工具，他系统探讨了墨学的核心价值与关键问题，辩正了墨学发展史上的一些误解和谜团，《墨学源流》的问世有利于了解墨学价值，对墨学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5]。

（二）促进高等教育的“中国化”

1931 年9 月，受中国政府之邀，国际联盟组成教育考察团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全面考察，其在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中猛烈抨击了中国教育的“美国化”倾向，指出中国教育界“将美国教育与现代教育制度视同一物”，极大影响了教育的持续发展，力倡中国教育向“中国化”方向发展[26]。国际联盟的调查报告与蔡元培、庄泽宣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说明改变教育“美国化”、实现教育“中国化”已是当时国内外教育学家的共识，并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中国教育“美国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制度照搬美国，这一点从“壬戌学制”的施行就可以窥知；二是高中以上学校几乎都使用美国原版教材，1933 年任鸿隽曾对国内大学所用理科教材进行过调查，发现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四科英文原版教材占比均在85%以上，而且大多引自美国[27]；三是高校教学多用英语，由于大范围使用英文教材，导致教师教学多用英语，这一点在时人的回忆及评论中多有体现。因此，除了修订学制，编辑中文大学教材就成为实现高等教育“中国化”的关键。

在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期间，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国立编译馆等出版机构编辑和出版的大学教材数量接近900 部，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材最多，其“大学丛书”共计300 余部；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出版的“大学用书”均有100 余部；正中书局出版的“大学丛书”及“大学用书”也有60 余部；国立编译馆虽然宣称编辑的“部定大学用书”有300 余部，但受战乱等的影响，实际出版的只有百部左右；其他出版机构，如文通书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出版的大学教材也有近百部。

这些丛书几乎囊括了当时大学的所有科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文教材独霸大学课堂的局面，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后迅速取代了外文教材，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如萨本栋所著《普通物理学》，“书成便被各大学广泛使用，很快取代了以往的英文教科书，并获得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在国内流行达20 余年之久”[28]；张含英所著《水力学》，自出版后每年都会重印一次，每次印数都超过1000 册，几乎完全占据了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的课堂；严济慈所著《普通物理学》，因“材料丰富……说理透彻，言简意赅……且能前后照应”，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热烈欢迎，被大量订购[29]；郑作新著《普通生物学》，出版之后同样被广泛使用，前后再版达7 次之多[30]。相较于理工科教材，文史法科等中文教材的使用更为广泛，《中国音韵学》《九朝律考》《中国法制史》《中国教育史》等都成为很多高校的规定教材。这些中文教材的推广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对外语教材的依赖，不仅加速了高等教育由“美国化”向“中国化”的转变，还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对外反侵略战争的接连失败，中国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怀疑，逐渐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信任感，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知识体系以及课堂教材的全盘西化。众所周知，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是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对于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来自于对西方不良文化的自觉抵制。民国时期的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起源于对教育全盘西化的批判，在编译教科书的过程中，学者们对传统科技和文化进行了挖掘和利用，推动了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该运动既是一场高等教育改革活动，更是民国学人基于对自身文化的感情而寻求和构建文化自信的努力。

注释：

① 即今美国密西根大学。

② 应为王稚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