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雅 艳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庄子是中国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为人们所熟知，还常常以一位超凡脱俗的智者和隐士形象出现在后世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中。1735年，由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首刊，书中首次收录了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翻译的3 篇中国古典小说，这是学术界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被译为西方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一篇就是以庄子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该篇最早见于“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第2 卷，后被编入《古今奇观》第20 卷。由此，庄子故事被译介到了欧洲，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故事，正如钱钟书所说：“《警世通言》扇坟劈棺一篇，西方传译，仿作纷纭。”[1]

一、庄子故事在中国的演变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人们似乎从未质疑过庄子存在的真实性，但关于其生平细节的历史文献却少之又少，不过后世作者却并不缺乏塑造人物形象所需的丰富素材。庄子故事的题材主要源自《庄子》一书，书中庄子不仅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看世界，更以一个文学家的浪漫想象赋予自然界以生命和思想，用生动活泼的寓言形式和充满浪漫诗意的语言阐释他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生死，淡泊名利，轻视传统，藐视权贵，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审美人生。这种超凡脱俗、与天地独往来的超脱精神和人生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也为后人纷纷仿效。南宋黄震曾评曰：“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2]庄子独特的人格魅力是其故事广为传颂的基础。

宋元时期是庄子故事流传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之前人们多从哲学层面关注庄子，如为《庄子》做注，而宋以后，通俗文学兴起，一些突出庄子主体精神品格的故事被虚构出来，并逐渐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演进，形成了庄子故事繁盛的基础。至明代，迎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文言白话小说应运而生，书商和通俗文学家们为了满足平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出版了大量通俗话本小说集，如“三言二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崇祯末年，抱瓮老人以“三言二拍”为基础，选录其中的精品40 篇，并对其进行加工润色，单独结集出版，名曰《古今奇观》。这部小说集一出现，便极受欢迎，并很快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传布广泛。抱瓮老人在编选过程中对原作一些细节描写进行了改动，殷宏绪的译本更接近《古今奇观》中的改编本，故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参照的中文底本出自《古今奇观》而非“三言二拍”[3]。

《古今奇观》中所载庄子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讲庄子的悟道过程。庄子休，即庄周，字子休，宋国人，曾为漆园吏，跟随老子学习哲学。庄子常常被一个自己化身蝴蝶的梦所困扰，后经老子指点，才知道自己前世为混沌初分时一只白色蝴蝶，因偷采蟠桃花蕊，被为王母娘娘守花的青鸾啄死，但其魂魄不散，转生为庄周。被点破夙世因由后，庄子如梦初醒，遂辞去官职，拜别老子，开始了周游访道的生活。后一部分讲的是普通人庄子的婚姻生活。庄子有过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因病去世，第二个妻子犯错被休，第三个妻子田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是齐国国君的后裔，二人相敬如宾。一日，庄子出游，路遇一个身着丧服的少妇正用扇子不停地扇着一座新坟，庄子好奇上前询问，原来少妇的丈夫死前留有遗言，称新坟土干才能再嫁，而少妇急于改嫁，故有此举。回家后，庄子休将此事讲给妻子田氏听，田氏听后表示自己一定会恪守妇道，从一而终。不想几日后，庄子突然暴病身亡，田氏寝食俱废，日夜悲啼。到了第七日，一位自称是庄子门徒的楚国王孙到访，得知庄子已经离世后主动要求为先师守灵百日。很快，田氏被楚国王孙的翩翩风度所吸引，坠入情网，并收买楚国王孙的仆人为她从中周旋。在仆人的怂恿下，楚国王孙最终接受了田氏的美意，就在二人的新婚之夜，王孙突发心疼之病，奄奄一息，仆人告诉田氏，唯有服用生人脑髓或死亡四十九日之内的人脑方能止住疼痛，于是，为救新夫，田氏不惜劈开棺木，欲取庄子的脑子，就在田氏劈开棺木的时候，庄子复活了。原来，庄子是以假死来试探妻子，田氏羞愧自尽，庄子遂鼓盆而歌，从此大彻大悟，投身于自己钟爱的哲学，成为道教名家[4]。

庄周梦蝶与鼓盆而歌是庄子故事中经常引用的两个典故。庄周梦蝶故事见于《庄子·内篇·齐物论》，鼓盆而歌故事见于《庄子·外篇·至乐》。在《庄子》一书中，作者借助这些故事本是为阐述道家寡欲无为、齐生死、无是非的哲学思想的，但后来道家哲学逐渐宗教化，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的兴起，庄子思想的哲学性逐渐被弱化，而宗教性和世俗性则不断被强化，这些哲理故事也逐渐演变成了修道故事，并加入了“试妻”的情节。至于新添情节的来源，胡士莹考证：“田氏搧坟及楚王孙来吊事，当采自民间传说。戏曲如《四大痴》、《蝴蝶梦》、《花间四友》等，均据此而作。”[5]但具体是什么民间传说，却未能指明。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且保存最完整的作品当属元代史樟（史九散人）的杂剧《老庄周一枕蝴蝶梦》，而影响最大的则还是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该话本对明清两代以庄子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蝴蝶梦》《四大痴》《大劈棺》等，不管是在人物设置还是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充分体现了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继承和发展。

二、欧洲传教士对庄子故事的译介

值得注意的是，由杜赫德编选、最早被介绍到西方的《古今奇观》中的3 篇小说，在国内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上乘之作，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它们成为最先被译介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并引起了伏尔泰等大作家的注意的呢？早在20 世纪80 年代，方平先生就提出了“我国十七世纪的俗文学怎么会渗透到法国启蒙主义的哲理小说中去”[6]93这一论题。

众所周知，最早将这些作品译介到欧洲的殷弘绪、杜赫德等人皆是耶稣会传教士。从16世纪开始，借助新开辟的海上航线，大批传教士被派遣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在众多试图进入中国的修会中，唯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得以入驻中国内地，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这主要归功于他们所采用的尊重和顺应中国文化的灵活传教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同时，为了让他们的工作在欧洲得到了解和支持，他们还承担起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任务。为了让欧洲人相信中国人虽然长期生活在异教的黑暗之中，但却具备接受基督教的优秀潜质，他们在描述时常常过分夸大或极力粉饰中国文化的内在优点，并努力从中寻找和基督教的一致性，正如雷蒙·道森所说：“传教团为自己鼓劲以应付艰巨的使命和刺激其身在欧洲的基督教同胞支持他们的努力、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取得成功的需要，因为这一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强调中国那些看上去对传播福音有利的方面。”[7]

但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他们介绍中国的方式却引发了一场从17 世纪中期至18 世纪末期长达百年的、夹杂利益纠纷的文化冲突和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在争论中，传教士们常常会援引中国古代经典。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他们不遗余力地向欧洲介绍和翻译中国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而文学作品无疑比教条式的儒家典籍更通俗直白、更富感染力，它不仅能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还可以让他们看到中国人践行儒家道德原则的例证。传教士们之所以选取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作品，正是看中了其中的道德教化作用。正如杜赫德所说：“天才的中国作者用一种宜人而有用的方式创作小说，中国的小说与我们时下流行的小说不同。我们的小说大多是一些爱情故事，给读者带来消遣和娱乐，但是它往往过于鼓吹激情，使这些故事变得十分危险，尤其是对一些年轻的读者。然而，中国的小说则充满教训，具有教化作用，引导人们改进行为礼节，提倡高尚的德行操守。”[8]由此可见，杜赫德选择这3 篇小说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些古老的中国故事告诉人们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为欧洲人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道德手册。

庄子故事原型出自《庄子》一书，庄子借助寓言阐释其哲学思想，明代《古今奇观》中的庄子故事则由哲理故事变成了修道故事，不仅加入了假死、劈棺、得道成仙等情节，其主题也由战国时庄子的道家思想转变为后世的道教教义以及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教条，通过鲜明的文学形象和戏剧化情节，着力表现了庄子“把世情荣枯得丧，看作行云流水，一丝不挂”“清心寡欲脱风尘”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同时也宣扬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道德观念，恰恰与基督教宣扬的禁欲主义和伦理精神相契合。

三、伏尔泰对庄子故事的借鉴

在欧洲，随着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的译介，中国的文学作品开始引起欧洲人的关注，庄子故事也开始为欧洲作家所借鉴。1747 年，伏尔泰创作了一部哲理小说《查第格》，小说以古代东方为背景，描写了年轻英俊、正直善良的巴比伦青年查第格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其中穿插了许多新奇风趣的故事，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似真似假、虚实交融的奇幻世界，书中第二章“鼻子”就讲了一个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如出一辙的故事。

经历过一次和贵族女子失败恋爱的查第格娶了一位“最老实、身家最清白”[9]4的平民姑娘阿曹拉。一天，散步回来的阿曹拉怒气冲冲，原来她本想去安慰高斯罗年轻的寡妇，这位寡妇在溪水环绕的草原上为刚刚死去的丈夫修了一座坟墓，并发誓只要溪水在坟墓旁流过一天，她就在坟旁守候一天，可阿曹拉却看到她正在把溪水引到别处去。阿曹拉对青年寡妇的行为嗤之以鼻，破口大骂，令查第格十分不快。不久，阿曹拉去乡下住了两天，不料第三天再回家时，仆人们哭哭啼啼地告诉她，就在前一天夜里查第格得暴病死了。阿曹拉扯着头发大哭一场，赌咒发誓要以死相随。当晚，查第格的好友加陶来安慰她，二人相对而泣。第二天，加陶告诉阿曹拉，查第格将大部分家私都送给了他，他希望能和她一同享受这笔财产，阿曹拉听后情绪慢慢缓和了，二人谈得更加亲密，并一起吃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加陶突然胸口剧痛，大声叫苦。阿曹拉焦急万分，急忙询问止疼的方法，加陶告诉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一个新死的人的鼻子放在胸口侧面。阿曹拉便手拎剃刀来到丈夫坟前，要割丈夫的鼻子，墓穴中的查第格一下子坐了起来，一手按着鼻子，一手挡着剃刀，说道：“太太，别再那么刻薄地责备高斯罗寡妇了。割丈夫的鼻子与将溪水改道的做法可谓半斤八两啊！”[9]6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方平就曾将话本《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查第格》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存在渊源关系：“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在《查第格》之后又根据《赵氏孤儿》法译本，写了《中国孤儿》（1755 年）。他在《中国通志》①上还曾读到过《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当无疑问。”[6]93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同此观点，即伏尔泰的东方故事受到了庄子故事的影响，只不过一个执扇扇坟，另一个令溪水改道；一个用脑髓治病，另一个用鼻子治病。

与传教士有所不同，对于追求自由、渴望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启蒙主义者来说，中国庄子故事所宣扬的禁欲与消极遁世思想不是他们所提倡的，然而这一题材却能被他们用来讽谏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伏尔泰笔下“鼻子的故事”主要嘲讽的是那些言行不一、虚伪、假正经的轻浮女人，尽管十分推崇中国文化，伏尔泰却并不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在小说《查第格》中，伏尔泰借查第格之口表达了对节妇殉夫这一陋习的态度：“要是论古老，没有比理性更古老……如此残酷的风俗是不适合人类发展的：年轻的寡妇不仅能为国家继续的生儿育女，而且还要担负抚养原来孩子的责任，不应该让她们殉夫的。如果有可能，应该消灭这个风俗。”[9]40这充分体现了他在妇女问题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样，哥尔斯密也借这个故事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虚伪的婚姻，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许多英国人结婚，目的只在得到一个月的快乐……他们希图的是一时的狂兴而轻视终身的安乐。因此，狂兴过后，他们表面上虽是一味地虚饰，内心却正怨恨，在别人面前做出许多假套，背后却瞪着眼睛，视若仇敌。”[10]

当然，启蒙主义者们并没有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试图通过不同人物、不同思想的冲突来探讨人生的价值。伏尔泰笔下的查第格在与妻子阿曹拉离婚后，选择去研究大自然：“上帝在我们眼前放了一部大书，能够读这部大书的哲学家才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他发现的真理真正属于自己，他塑造和净化自己的灵魂，能够无畏地生活，也没有娇妻来割他的鼻子。”[9]7怀着这样的信念，查第格离开家乡，开始了探索世界的旅程。最终查第格成为国王，以仁爱治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结尾也体现了伏尔泰的政治理想。

四、庄子故事在欧洲其他国家流传的概况

在英国，爱德华·凯夫和约翰·瓦茨几乎同时开始《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工作。1736年，瓦茨的节译本先行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引起了评论界的热议；随后在1738—1742年间，凯夫的全译本也陆续全部出齐。这两个版本中都收录了庄子的故事。1762 年，珀西将凯夫版本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经过一番润色后，作为6 个关于妇女的故事之一收入了他编选的《妇女篇》（The Matrons）一书中[11]。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引起了哥尔斯密的兴趣，在《世界公民》一书中的第18 封信里，他在谈到英国人的婚姻时讲述了这个故事，但在细节上做了一些改动——田氏变成了韩氏，故事的发生地也由中国变成了朝鲜。庄子和韩氏是一对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的恩爱夫妻，看似没有什么能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庄子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寡妇正在用一把大扇子扇刚刚去世的丈夫的坟墓，庄子好奇问起缘故，寡妇的回答和中国小说原本基本相同。庄子将寡妇带回家中，希望韩氏能给她一些安慰，并私下告诉韩氏担心自己死后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韩氏听后勃然大怒，斥责丈夫对自己忠诚的怀疑，并把寡妇赶出家门，表示羞于与这样的人同居一个屋檐之下。不一会儿，庄子的一个年轻弟子来访，受到夫妻二人热情款待。席间，庄子突然倒地而死。韩氏痛哭不止，但几个小时后，她便打起精神读了丈夫的遗书；第二天，她就能开始说教，转而去安慰庄子的弟子；第三天，二人已情投意合，决定结婚。新婚之夜，穿戴一新的新娘在内室焦急地等待着新郎的到来，不料等来的却是惊慌失措的仆人。仆人告诉她新郎突然也像庄子一样倒地不起，只有将刚死去的人的心脏放在胸前才能救活。韩氏不等仆人说完，就提起裙子，拿着锄头直奔庄子的棺材。与原作一样，开棺后庄子复活，韩氏羞愧自尽。不同的是，庄子把韩氏放进原来的棺材里，又借着现成的喜庆宴席，当夜娶了扇坟寡妇，二人白头偕老。

在德国，1747—1749 年，塔尔塔伦罗斯托克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的德译本，其中第3 卷收录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3 篇小说。1781 年，塞肯多夫在著名的《提福尔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道德家》和《命运之轮》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与许多同时代推崇孔子儒家思想的启蒙主义者不同，塞肯多夫更热衷于老庄的道家哲学，在《中国道德家》中，他假一位中国道家之口，给读者上了两堂伦理道德课，探讨了礼貌、顺从、忍让等原则的社会和道德意义。而影响较大的则是发表于同年的另一作品《命运之轮》。故事讲的是在中国山东蒙城有一位哲人，名叫庄子。一天夜里，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翩翩起舞，醒来后还感觉像长着双翅，惊吓中从床上掉下摔伤。次日，庄子到老师老子处释梦，老子点破了他的前世今生。原来庄子前世是一只白色蝴蝶，在阳光中飞舞，在月光中栖息，饥饿时以花粉、花汁为食，但却被一只神秘的鸟儿吞食，蝴蝶身形虽灭，魂魄却依附于庄子身上。晚上庄子又做了同样的梦，于是，他再次拜访老师，想知道更多自己过去的事，但老子表示，既不能过多地为他揭示过去，也不能为他指点未来，只能给一个忠告，即“忠于自己”，正如老子所说：“从这个故事中你可以得到关于你热心追求世界智慧的解释。因为世界智慧就是你热切渴望的科学的花朵，你吸吮它们的汁液越多，你知识的翅羽就越丰满，你就获得越多的才能，去踏上新的征程。就会感到内心的需求，去满足自己的渴望。”②庄子遵从师命，踏上了漫游之路。直到有一天，庄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小睡，被一阵乐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撞到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子身上，随后二人发生冲突，庄子被男子的仆人揍得半死不活，并被带回了男子家中。遗憾的是，故事到这里没有叙述完就结束了。1783 年，塞肯多夫将小说修改后又出了一个单行本，1794 年再版时定名为《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但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其受到了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所载《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影响，在这个故事中，塞肯多夫并没有过多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庄周梦蝶”引入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使小说别具一种浪漫的诗意。

进入19 世纪，庄子的故事仍被不断地提起。1827 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主编的《中国故事集》（Contes Chinois）在巴黎出版，书中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中华帝国全志》中的3 篇小说，其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法文译名为La Matrone de pays de soung，直译为《宋国的寡妇》。法国印象派文学代表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法郎士曾在1889 年7 月28 日的《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故事集》的评论，专门介绍了“不忠的寡妇”的故事，后收入1891年《文艺生活》一书。随后，因翻译出版第一部法译中国古体诗选《玉书》而声名大振的女作家朱迪特·戈蒂耶从雷慕沙和法朗士的推介中获得灵感，连续创作了数部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虚构作品，1893 年出版的历史故事集《东方之花》中的《丧期的扇子》，据学者考证即改写自《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2]。

1873 年，德国外交家兼学者格里泽巴赫从英国伦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伯奇的英译本转译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译文一起出版的还有一篇题为《不忠实的寡妇，一部中国小说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演变》的论文，初步探讨了“不忠实寡妇”作为文学母题的流传与演变。1880 年，格里泽巴赫又出版了译文集《今古奇观——中国故事书》，书中也收录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篇小说。受其影响，1897 年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创作了一部独幕剧《白扇》，描述年轻的寡妇米兰达晚上梦见自己手执一把白扇，扇干了死去丈夫坟上的湿土，扇枯了坟前的鲜花，惊醒后羞愧不已。第二天，她到丈夫坟前忏悔，不想遇到了堂兄福托尼奥，福托尼奥的妻子也刚去世。刚刚还在妻子坟前表达对亡妻深情厚谊的福托尼奥，见到年轻貌美的米兰达时，马上与先前判若两人，用言辞加以挑逗，很快二人互生爱意。对于这对年轻男女的结局，作者没有明确交代，而把它留给观众去思考。虽然该剧由于作者认为过于概念化、缺乏表演手段不适合演出而久未能上演，但却对人性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如男主人公的一段独白所说：“生活只是一场皮影戏……荣誉和财富是清晨可笑的梦境。”③

宁稼雨指出，“一个故事类型通常要跨越若干朝代，若干文体，跨越若干作品，而呈现出一种集体整合的现象”，因此，文化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而应该“把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13]。从上述庄子故事在欧洲的流传与演变及对相关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16—18 世纪“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中国作为输出主体，并没有自觉地参与其中，而始终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不管是译者殷宏绪还是编者杜赫德，作为耶稣会成员，都试图通过探求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神来证明中国伦理道德和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相通之处，为在愈演愈烈的“礼仪之争”中备受非议的耶稣会辩护。相反，通过传教士的描述，启蒙主义者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最高道德伦理原则上的非基督教国家，即便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指引，人们遵循的道德原则也同样可以完成个人修养和维持社会秩序，直接证明了伦理道德不一定和宗教有必然联系。于是，这些材料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宗教神学、宣传理性主义的工具。正如利奇温所说：“耶稣会士是中国古代启蒙运动和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间的出色媒介。伏尔泰及其他百科全书派曾接受他们的启发，日后就把这种武器反转过来攻击耶稣会士，这也是历史上的讽刺。”[14]总之，相同的题材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中流传，变化往复，或许其原初记忆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不同讲述者口中说出，却表达了不同的主题思想和与之契合的时代文化精神。

注释：

① 即《中华帝国全志》，简称《中国通志》。

② 转引自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160 页。

③ 转引自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3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