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枫宇，詹淑然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穆克宏先生是著名的六朝文学研究专家，曾先后担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穆先生生于1930 年，江苏省南京市人，1953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师从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罗根泽等著名教授。穆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六朝文学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他的六朝文学研究早已蜚声学界，所著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是六朝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资料。而熟悉穆先生的人，往往觉得先生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对学术研究毕生奉献的忠诚态度、自成一体的研究方法和锲而不舍、水滴石穿的钻研精神。

一、乐此不疲的治学热情

穆克宏先生对待学术研究的忠诚态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研究事业的由衷热爱。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传统文化由衷的热爱自然而然地提升了先生的学术研究境界，使先生的研究工作成为他毕生的事业，这便与著书都为稻粱谋者划清了界限。穆先生自青年时代起便有志于六朝文学研究，除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政治因素干扰，直到现在年逾九旬，他都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古典文学研究事业。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受到经济大潮冲击，不少学人不再甘心坐冷板凳，而穆先生在六朝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一系列学术专著正是在此期间出版，如《玉台新咏笺注》《文心雕龙选》《文心雕龙研究》《滴石轩文存》《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等。

退休后，在同辈人颐养晚年之际，穆先生仍然在自己所钟爱的六朝文学领域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昭明文选研究》《昭明文选》《文选旁证》《文选学研究》等著作。在此期间，先生还对之前撰著的《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进行了修订再版，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进行了增订再版。2009 年，先生年届八旬，仍不辞辛劳，整理出版了《六朝文学论集》一书。2018 年，《穆克宏文集》精装6 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包括了《文心雕龙》《昭明文选》和六朝文学史料等研究成果。正是这一系列分量厚重的学术专著，奠定了穆先生在同行心目中六朝文学研究大家的地位。先生退休迄今，除了撰写学术专著，一直保持每年发表2-3 篇学术论文的习惯。2023 年穆先生已经93 岁，他的精力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精神好的时候仍然在读书和写文章。

穆先生的孩子们或在国外，或在省外，皆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老伴离世后，穆先生独居福州。孩子们多次提出将他接到身边照顾，均被他婉拒。究其原因，则曰不大会用电脑，离不开他的书。为此，家人们苦恼不已。穆先生家中的客厅亦是书房，两大面书墙，两万多册藏书，先生坐拥书城，其乐无穷。半个多世纪以来，读书写作已成为他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融入他的生命，如果离开书，中断研究工作，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他曾经态度认真而诚恳地对笔者说：“一个人活着就要做事，就要对社会有贡献，什么都不干，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使得穆先生的学术研究早已超越了名利，成为他的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正如唐代诗人王勃所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其次是穆先生对待学术研究严肃认真。如今学术论文与专著年年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不过其学术价值往往令人质疑。穆先生一贯崇尚乾嘉朴学，讲究有一份材料讲一份话，反对空有理论、缺乏实证的花架子，他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将很快被时间所淘汰。先生常说，希望50 年内，还能有人读他的书，若能如愿，他将感到非常欣慰。为此，穆先生从事研究工作时，极其慎重而仔细，这从他所点校的《玉台新咏》和《文选旁证》即可窥见一斑。在点校古籍的工作中，穆先生深知稍有不慎，即会犯错出丑，因此工作态度尤其认真仔细。1986 年，先生的《玉台新咏笺注》出版后，立即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认为此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校正纠谬、校勘精审、标点正确，是目前最精审的一部校本。昝亮在2000 年《文史》第二辑发表的《玉台新咏版本探索》一文，也称赞穆先生此书“点校精细审慎，用力甚著，洵为善本”[1]113。这些评语，虽寥寥数句，却是对点校者最好的褒奖，是穆先生用多年心血与汗水换来的。又如穆先生在点校梁章钜《文选旁证》的过程中，因原作的引书多达1300 余种，为了点校的精审，穆先生查阅了其中大部分引书，纠正其中的引文错误达300 余处。书稿完成后，穆先生累得病倒住院，其劳心劳力可想而知。

除了整理古籍，穆先生在他擅长的《文心雕龙》与《文选》学研究方面，同样秉持严谨踏实的作风。王运熙先生在为穆先生《文选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说：“纵观克宏兄的大著，我感到其共同特点是占有翔实丰富的原始材料，排比当前和现代学者的有关看法，进行冷静的分析，不盲从，不刻意标新立异，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平稳、平实的见解。这种平稳、平实的风格，在刻意求新者看来，显得有些平淡，缺少惊世骇俗的特色；但由于体现了尊重事实、审慎判断的精神，其论点往往比较客观合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克宏兄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值得称道的。”[2]7

二、深厚踏实的学术功底

尊重事实、平稳踏实、审慎判断是穆先生的治学风格，这种风格是建立在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和文献学功底以及对六朝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了然于心的基础之上的。

穆先生常说：“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应该学习钱大昕的治学态度，正确对待学术研究工作。我认为，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不论前辈还是后辈，其论著有错误，就应纠正。这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3]先生对待学术研究严肃认真，不仅体现于严于律己，还体现在一旦发现同行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不足或错误时，往往直言不讳；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先生也多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收录在他《六朝文学论集》中的《嵇康曾官中散大夫考》一文即是学术争鸣的产物。学者沈元林否认嵇康曾官中散大夫，穆先生则认为：《晋书·嵇康传》有关于嵇康曾任中散大夫的记载，从刘知几、王鸣盛等人对《晋书》的引用说明《晋书》记事可信度高；此外，从东晋南朝文人诗文以及历代史志、目录书中也可找出大量嵇康曾官中散大夫的记录，《三国志·嵇康传》虽然失载，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嵇康曾官中散大夫，沈元林所引《通典》中“中散大夫，魏晋无员”之“无员”二字，应理解为“无定员”，沈元林解读古籍有误；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转引与嵇康同时代人荀勖的《文章叙录》，亦可证实嵇康曾官中散大夫。详实可靠的史料、严密合理的分析，使得嵇康曾官中散大夫这一结论无可辩驳。在论证过程中，先生全凭史料说话，无任何凭空推想。在学术争辩过程中，难免遭遇人情障碍，此时穆先生最喜爱的一句名言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穆先生曾自述研究六朝文学的历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研究《文选》。但研究的准备工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六十年代我阅读骆鸿凯的《文选学》，七十年代，我阅读《文选》，八十年代，我给研究生开设《昭明文选研究》课程，并撰写论文。”[4]足见穆先生对学术研究认真严谨的态度，他反复阅读原文典籍及前人研究成果，治学积淀甚深。穆先生国学基础之深厚常令人自愧不如，他对魏晋南北朝史料学的精通更是同行们所熟知的，这是他精通目录学与多年从事六朝文学研究不断积累的成果。穆先生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在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引导下，从目录学入手，熟读经、史、子、集中重要典籍的名家注本，于《诗经》《楚辞》用力尤甚，逐步找到了治学门径，为学习和研究六朝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穆先生向后学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时，特别强调从目录学入手。他认为，学习目录学可以掌握本专业各种书籍的基本情况，了解一些学术源流，找到学习与研究的门径。这一观点并非先生发明，而是历代治学卓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清代经学家江藩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其书可读，则为易学而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5]50复旦大学王运熙在《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一文中也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常翻阅……对我的启发帮助犹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又说：“读了《四库提要》等目录书后，在自己从事研究的范围内，应当系统地读哪些书籍，重点放在哪里，仿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向导。”[6]150-151

治学从目录学入手，很多人只是说说而已，而先生却能遵照执行，这使得先生对中国古籍概况、学术源流变化的大致状况了然于心，在考辨古籍、检索资料时如鱼得水，也使得先生追求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落到实处。比如，当有学者否定《文选旁证》的作者是清人梁章钜时，先生提出反对意见。他的证据有五：一是目录书的著录。通过检索目录书，发现清代、现代的目录学家皆以为《文选旁证》是梁章钜所作；二是本人和友人的著述都证实《文选旁证》为梁氏所著；三是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有一部梁氏批校的《文选》，书的天头上写满批校之语，可见梁氏对《文选》用力之勤、研究之深；四是阮元等清代《文选》学者都认为此书为梁氏所作；五是《文选旁证·凡例》也说明此书出自梁氏。如果不是精通目录学，想找到这些零散的证据显然是不易的。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认识到治学必须从目录学入手。因此，在先生有关治学的文章中，几乎每一篇都会提及目录学的重要性。尤其在《学一点目录学》一文中，先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历代重要的目录学著作的特点以及使用方法，能为初学者指点迷津。精通魏晋南北朝史料学，使先生在从事研究时，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类文献资料，得出研究结论也更客观可靠。穆先生对目录学的重视亦体现在其代表性著作《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该书梳理了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百余本重要专著，被列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料丛书”系列的第一部，是六朝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当然，先生对近现代以及当代的六朝文学研究成果也相当熟悉。因此，他能够发现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开列《研修书目》的不当之处近20 条，穆先生指出不当原因，并推荐了相应的替代书目，这无疑让大学生和青年学者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先生极为重视古籍点校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与单篇论文的写作。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正是从在单篇论文上下功夫开始的，这些论文的特点是专而深，而且往往围绕一个大的主题，形成系列论文。先生的每一篇专题论文的写作，必然伴随着对文本作者与文本的深入研究。比如，先生起初进行《文心雕龙》研究时，一边撰写论文，一边编写《文心雕龙选》，《文心雕龙选》选文20 篇，皆为《文心雕龙》之精华。每篇都有“说明”“释文”“译文”，书前序言全面介绍刘勰与《文心雕龙》。先生国学功底深厚，使得书中注释确切，译文尽管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但与原文对照，显得极为妥帖。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使得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理解比一般人更为透彻而深刻。《文心雕龙选》出版之后，广受学界好评，张少康称赞穆先生《文心雕龙选》：“由于作者对魏晋南北朝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国学根底深厚，所以注释是比较确切的，译文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使之能够和原文对应起来，文笔明白晓畅。”[7]366“是本时期《文心雕龙》研究中很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组织严密，考论精审……通论和专论相结合，而专论注意刘勰对六朝时期有卓越成就的大作家的研究，将刘勰的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落到实处。”[7]424-425 先生的《文选》学研究与他对清人梁章钜《文选旁证》的点校是先后进行的；先生有关徐陵与《玉台新咏》的论文则写于他的《玉台新咏笺注》完成之后。在下完这样的硬功夫之后，先生又挖掘出许多新材料，提出一系列学术见解，最终形成系列论文，进而形成专著。这样的研究使得过去一些被忽视且久未解决的问题或得到了解决，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比如“正始之音”在六朝本是指魏晋玄谈之风，但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将它理解成为正始时期的文风，先生凭借常年从事六朝文学基础研究的功力，引用大量史料，厘清了这一名词的本来意义。

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曾说：“我总觉得凡为学人者必须在单篇论文上下功夫。研究某种学问，总得循序渐进，甑辨考索，发掘意蕴，然后写成单篇论文。这样的论文，出于个人的沉思冥想，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精品，不致人云亦云，千人一面。”[8]周先生与穆先生是20 世纪50 年代初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窗挚友，无论周先生所言，还是穆先生所行，都极为默契地奉行着老一辈学者传承下来的严谨踏实的学风。

除了按计划写作单篇论文，先生的各个研究专题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六朝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选，《文心雕龙》《诗品》是六朝最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无论从事诗文研究，还是文论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另一方。先生的《文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学界卓然自成一家，就在于他受前辈学者的启发，将《文选》学研究与《文心雕龙》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先生常说：“我认为，研究《文心雕龙》应与《文选》相结合，参阅《文选》，可以证实《文心雕龙》许多论点的精辟。同时，我也认为，研究《文选》亦应与《文心雕龙》相结合，揣摩《文心雕龙》之论断，可以说明《文选》选录诗文之精审，因此，将二书结合起来研究，好处很多。”[9]218这是先生从事《文心雕龙》与《文选》学研究几十年来的心得体会。

当然，在强调治学从目录学入手的同时，先生同样也注重研究古典文学，认为治学应熟悉经、史、子、集的基本篇目，打好扎实的文字学基础。先生的治学经验在其文章与著作中，都可以一一得到印证。

总之，从目录学入手，在专题研究的过程中，出入经史，旁及小学，以客观史料说话，形成系列论文或专著；将六朝文学与六朝文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彰显了深厚踏实的学术功底。

三、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

另外，穆先生能在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他锲而不舍、水滴石穿的治学精神。穆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滴石轩”以自勉。水滴石穿的精神，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心无旁骛的专注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这种精神落实于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即研究方向明确、目标集中。先生毕生致力于《文心雕龙》、《文选》学、《玉台新咏》、魏晋南北朝史料学的研究，与此不相关联的领域则较少涉及。这些内容似乎只是六朝文学的一部分，但无一不是六朝文学研究的关键点。只有把这些内容研究深、研究透，才可纲举目张，把握六朝文学研究的整体。

《世说新语·文学》有一段关于学问的著名对话：“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对此，刘孝标注曰：“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10]216人的精力有限，如果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效果必然只能如“显处视月”；只有当治学的目标明确、集中时，才能达到“牖中窥日”的境界。先生的治学显然是属于“牖中窥日”型的。

曾经，穆先生谈及自己年轻时也有着广泛的阅读兴趣，于唐代文学研究也颇有心得，但最终还是选择忍痛割爱了。他常常以“歧路亡羊”的古训教导后学，一个学者的研究范围太广，他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甚至最终一事无成。为了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穆先生几乎不让自己有其他爱好，他的生活也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多年来一直安排得极有规律，如果偶尔被闲事浪费了很多时间，他则懊恼不已。穆先生自述做学问很辛苦，有时思考一个问题过久，晚上便无法入睡；有时在研究方面有所发现又会令人兴奋不已，很损耗人的精力，这种工作本不适合老年人。多年前，穆先生大病一场，大家都以为他的研究工作会被搁置，谁知病愈不久，他又恢复了原先的工作与生活习惯。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学术研究早已融入他的生命。

作为著名学者，常常有后学慕名前来讨教治学方法，穆克宏先生经常谈及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言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这段话很多人都熟悉，也容易理解，但非亲身经历是难有深切体会的。穆先生自身经历过“望尽天涯路”的孤独求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苦学，终于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成就，此话从他口中道出，显得尤为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