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少 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生态女性主义，又称女性生态主义或生态女权主义，随着20 世纪5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兴起，法国女性主义者弗郎索瓦·德·欧本纳于1974 年首次使用该术语。但截至目前，生态女性主义尚无统一定义。就笔者所见，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权主义理论与生态理论的结合。“生态”即生存的状态，指一切有生命者，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微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自然界的一员，却一度以自然界的主宰自居。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种人类对自然的偏见类似于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正如穆勒在揭露女性受歧视的根源时所说的那样：“一切道德都告诉她们，女人的责任以及公认的多愁善感的天性都是为旁人活着，要完全地克己。”[1]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在倡导女性与男性地位平等的同时，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和谐共生”价值观，主张摈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类至上主义，寻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的内容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和谐”是一种生存状态，“和谐共生”是一种价值观。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和谐”即是“善”；从美学角度出发，“和谐”即是“美”；从哲学角度出发，“和谐”即是“真”。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描绘的是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景。自然界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连接、相互影响，形成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而人既离不开社会，又离不开自然，人的衣食住行都以自然为基础，人类与自然休戚与共。

生态女性主义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产生，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试图超越。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性”观念激化了各种矛盾，是使世界处于动荡之中的祸根，是影响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原因。

生态女性主义基于“平等”产生“和谐”的思想，关注“生态”权益，借助“生态学”和“女性主义”理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有专家认为，21 世纪最紧迫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地球环境承受力的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到，“和谐共生”只有建立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生态女性主义关注自然和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路径。其一，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污染输出和转嫁，努力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生”。其二，生态女性主义努力重构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即强调人在自然中获取人类生活和维持生存的资源时，应呵护自然、善待自然，不可以破坏性地掠夺自然而造成环境破坏，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在物质交换基础上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达到平衡、稳定、“和谐共生”。其三，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即在实现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平等的基础上，营造人与人之间团结仁爱的“和谐共生”。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女性主义提倡的“和谐共生”是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的，其与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所讲的“和谐”是相异的，儒家思想所讲的“和谐”是“男尊女卑”的“和谐”，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有等级差别的“和谐”，而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和谐”是无地位差别的“和谐”。

二、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对立价值体系的批判

支撑二元价值体系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身体和心灵、理性和情感、男性和女性、人和自然分裂开来，如“阴阳”二元论理论认为，“阳”性控制“阴”性，“阴”性依附于“阳”性，并以此构建了以性别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父权制文化价值体系。生态女性主义代表凯伦·沃伦认为，父权制的理论结构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价值二元对立，其观念凸显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等的对立；第二，价值等级观念，认为人的价值高于自然，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高价值一方的待遇优越于另外一方；第三，统治逻辑，认为在对立之间，一方统治另外一方是合理的、正当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形成的价值等级论是强权统治逻辑的核心和基础。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的强权主义最终会使个人陷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使国家陷入“唯我独大”的霸权主义。此外，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主张人是主体，强调人的主体性，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看作客体，在此基础上，为满足人不断膨胀的需要，疯狂地改造自然，这种凸显人的主体性的价值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又会导致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生态沙文主义，最终引发自然对人类的疯狂报复。总之，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体，把人之外的所有存在物都视作人的附庸，进而导致了人类与自然、肉体与心灵、自我与他人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人类强暴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轻视女性的男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复合生态系统都具有整体价值，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一员。自然具有创造性，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自然物也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目的，因此也具有自我主导性，自然的主导性在于通过自组织性实现生态系统的演化，这一演化过程趋向有序性，无须借助人类的力量。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应该维持与自然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平衡状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任何一方的价值都存在于多重关系之中，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协同，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的价值系统。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人类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要重新审视自我，从而正确地对待自然和他者，使人类的价值取向从掠夺与征服自然转变为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构建全新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新秩序。

生态女性主义秉持一切平等的价值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强权与奴役，主张既尊重男性，也尊重女性；既尊重人性，也尊重自然，寻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们寻求的解释应当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机会，把他们每个人逐一当作目的来尊重，而不仅仅是他人目的的代理人或支持者……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目的自身……结合起来，我们必定得出下述结论：我们不应仅仅关注整体或平均福祉，而应关注每一个人的功能发挥……如果我们真要在一个多元主义社会里尊重所有公民，我们已然拥有一些充分的理由认为普遍价值不仅是可接受的，更是被急需的。”[2]

三、生态女性主义奉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

近代以来，笛卡尔创立主体哲学，确立了人主宰自然的主体地位，认为自然只是机器，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展开以及对自然价值的控制利用；康德以“理性”为依据确立主体性，认为“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则认为，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哈贝马斯更是凸显主体性概念。可以说，“理性对自然的持续征服，催生了西方对于进步与发展的最初概念”[3]。然而，人类过于推崇“工具理性”、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者、控制者，认为人类利用“工具理性”，完全能够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现代性更是拘泥于理性的自我建构，高扬人的主体性，致使人类强暴自然的倾向日益严重，造成了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现代性偏向“工具理性”，善于理性的功利性计算，一味追求科技的快速发展、GDP 的高速增长、人类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现代性忽视了“价值理性”，使理性沦为欲望的工具，缺乏对人性的关怀，致使社会道德出现衰落，人的心灵在金钱的牵引下痛苦地飘荡，人的存在沦为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4]，“黑格尔用主体性原则（用反思确保自由）作为现代性的标志”[5]。现代性促进了历史的进步，给予了人类物质的富足、感官的快乐，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也给人类带来了精神的困乏和心灵的痛苦。“所有现代道德理论的一个共同前提是：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都只是人的意识中的主观现象，离开人的意识，价值就不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价值不过是我们的欲望和感觉的影响而已。”[6]现代性虽然使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却又把人置于欲望的牢笼中。人的欲望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像填不满的沟壑，时刻被金钱所牵动，造成人的生存危机和人性危机。只关注“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虽然实现了科技的飞速发展，却使环境遭到破坏，空气污染、水污染、土质污染等环境危机日趋紧迫。“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它工具的一般的工具，它为固定的目的服务，它像生产出对人毫无用处的产品的所有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厄运重重。”[7]

“在名望、理性支配和控制以及意志转化理学的一边，最近两个世纪内建立在洞察力和表达力基础上的差别成长起来……对经典功利主义者来说，是根据（工具性）理性加以规定的。”[8]在过分张扬“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工业社会中，某些企业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营私舞弊、不择手段。“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9]88人类凭借科学技术无止境地征服自然，谋求人的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海平面的每年上升、土地的荒漠化……现代社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成为全球性问题。实践证明，如果“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缺失，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道德问题。总之，人类“工具理性”的扩张，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但是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人是具有二重性的存在，既有肉体，也有心灵；既是生物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9]105人的肉体性存在需要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和丰富，但物质生活的富足不等同于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幸福。掠夺式发展模式虽然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同时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拉大，富人被金钱牵引成为心灵空虚的“经济人”，穷人则因缺乏金钱而心灵痛苦。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既要注重“工具理性”，又须重视“价值理性”，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合理张力，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原则代替疯狂掠夺自然的主体性原则，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四、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超越“强权主义”的社会价值导向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男性的主体和女性的附属地位，就会导致性别歧视，其思维模式扩展开来就是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强权主义、霸权主义会造成人类的弱肉强食、冲突与战争，最终导致世界性的灾难，给人类带来痛苦与不堪。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强调男性、女性互为主客体，人与人之间地位与权利平等，从根本上反对强权主义与霸权主义，反对唯我独尊和欺压霸凌。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父权制并不是要建立女权制，而是要构建人与人平等和谐、国与国和平共处的和谐环境，实现人人幸福的社会理想。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对强权主义的超越，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导向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想构建动物中心主义或植物中心主义，而是要建设人类与植物、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统治与控制自然的日益增长的能力是一柄双刃剑”，“人类必须节制自己，否则他们将毁灭地球”[10]。人类如果持续疯狂破坏自然环境，就会导致洪水泛滥、土地沙化、河流干枯、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生态失衡。而以上种种，就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只强调和张扬人的主体性、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存在物一样具有自然存在性，此外，人类还具有心灵属性、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引导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共生”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道德伦理，将人的价值与微生物、植物、动物等的价值区别开来，使人类自觉承担起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生态文明构建的道德义务。

（三）助力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指引人类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社会、自然都是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协作都对整体价值的提升有重要意义，每一部分的特有价值都在整体价值中得到呈现。如果只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不顾一切地改变生物圈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酿成生态危机而威胁人类生存，因此人类必须关爱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构建生态伦理。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反对现代性中的张扬主体性以及扩张“工具理性”，努力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合理张力，使人类在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