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挽棠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这本书研究的是1949—1999年间一个中国村庄的发展变化，研究视角集中于普通个人、两性和家庭关系的变化。[1]阎云翔教授20世纪70年代曾在东北当过7年农民，1989年他作为人类学家回到村子里，在那里进行了十多年的田野调查。作者以下岬村为研究基点，记录了这里经济制度、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创新了田野调查的模式——采用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重视访谈并反复调查，与观察对象一同经历了一些道德体验，即使并不能完全理解。最终作者记录的事实支撑了以下几个论点：家庭内部权力关系转变；青年更加富于个人主义精神；思想和物质欲望需求上升等。2005年列文森图书奖以这样的奖辞评价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他以知情人的视角，准确描绘了普通村民的个人经历和精神世界。他的研究涉及广泛的主题，从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老人抚养等，到最私密的爱情、两性关系、避孕和性动力等。”

一、结构垂直精练，内容引人深思

这本书整体以及每一章内部呈现总分总结构。第一章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社会道德世界的变化的大背景，二至八章考察私人家庭生活的种种变化以及细节，最后得出概括性、抽象性、普遍性的结论。作者的研究思路从前往后，从核心到宏观，从年轻人到长辈，从个人到两个人之间交往，再到家庭的变化，最后是对国家宏观变化的概括，从内向外，环环相扣。

在阎云翔之前，关于中国家庭亲属关系的研究都集中于对家庭制度和家庭生活的书写，个人生活和个人情感经验是被忽视的。以往对中国家庭研究最有影响的便是“合作社模式”，这种模式仅仅将家庭看成一个经济实体，强调家庭关系的经济利益导向以及集体行为方式等特征。而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作者主要的研究内容是下岬村的私人生活。受菲利普·艾里斯（Philippe Aries） 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著作《私人生活的历史》的启发，作者领悟到私生活存在两种形式：家庭的私人性质以及个体的私生活。在借鉴了亚瑟·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关于道德体验的相关理论后，作者将“私人生活”看作一個道德过程，并注重观察人际间的道德交流。先是个人择偶和爱情的变化，“从自主到浪漫”，然后研究两性关系和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观察到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人们开始重视私人空间与隐私权，还有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进一步论述了赡养老人与孝道传统的衰落，最后总结了国家、家庭与个人50年间相互关联的发展。除了要弥补以往研究的疏漏之外，作者也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个人主体性的增强影响了“家庭”的含义的建构，以往的研究视角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才能解决这种模式的失效。

在作者观察记录的实例中，下岬村生活变化基本符合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人不是简单的经济人，两点一线忙于生产和休息以待再次投入生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需要去努力维持社会关系。下岬村的生活富裕之后，农业机器帮助人们解放对人力的需求，反之生活消费需求增高，于是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有时间发展思想，打量起周边的世界，想做的事情和想要的东西变多，下岬村的人不再像过去随波逐流遵循传统，而是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概括而言，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上升之后，机器解放了双手，人就开始寻求更多促进关系的方式。

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出现青年人中核心家庭增加，个人主义思想增强，两性关系亲密，重视私人空间等现象。这本书的研究还可以体现社会的发展，在1949—1999年，老一辈话语权下移到年轻人，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越发重要，消费主义兴起，许多方面都在发展变化。私人生活的变革主要发生在家庭和个人两个层面。首先是家庭的非制度化，家庭成了私人生活的中心，而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私人家庭逐渐崛起。另外就是家庭内部的个人的独立私生活成为农村生活的主导。在作者的描写中，家庭关系的轴心从父子关系到夫妻关系的转变体现了家庭层面的变革，而私人家庭中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体现的是青年个体对爱情的体验。家庭财产分割、养老问题的探讨则是探讨私人生活变革中的困境和忧虑。在结论中，作者指出，过去50年的变化代表了私人生活双重意义上的转变：私人化家庭（private family）的兴起和家庭内个体的私人生活。这种变化的本质在于个性的发展，而不是家庭的规模和结构。

二、值得学习的民族志范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开拓了传统人类学的新视野，提出了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它细致地展现了从 1949年到 1999年横跨 50年的乡村私人生活变迁的图景，诸如彩礼、婚姻、两性关系等极为隐私的话题，这些都是极富趣味的，因此被誉为第一本探讨“私人生活变革”的民族志。《私人生活的变革》对于田野调查进行了发展创新，采用了一种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和理解，获得真实的访谈资料，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捕捉到了较为真实的喜怒哀乐，还获得了受访者对自己道德经历的剖白。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如何深入开展田野调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田野调查也是民族志工作者的精神参与过程，多次访问同一个田野调查点是有好处的。[2]

在本书的田野调查中，作者用访谈法代替问卷法，因此能够以更轻松的方式得到更真实的答案，而且更具有灵活性，能够随机应变。在访谈过程中，作者考虑到答案的误导性从而进行反复调查。特别是在面对敏感私生活问题时，访谈对象可能会说假话或提供假消息，为了减少误导，作者进行了多次访谈，反复问同样的问题。在文字信息之外，作者还会观察访谈对象的动作语言细节，对其回答持怀疑态度，然后从非直接途径去查证，这种注意细节的精神和怀疑查证精神是民族学学者需要具备的品质。因为本书探讨的是私人生活的变迁，涉及隐私话题的问题，下岬村村民即使与作者有很深的交情也依然不太愿意透露他们家庭的细节，不愿意评说对家人及其他人的好恶。显然，受访者可能会故意撒谎或提供虚假信息，尤其是涉及敏感的私人生活问题时。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前一次访谈中撒谎的人在随后的访谈中可能会说真话，所以多次田野调查有利于减少误导。一次性的问卷调查有时候会收集到错误的信息，而参与观察和访谈可以检验信息的准确性。

作者了解社会现状的方法不是从宏观角度，而是在人们的回答中构建真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在访谈中，作者询问人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通过他人想法完善对这件事的社会评价，也就是了解了这方面的社会现状。除了访谈记录之外，作者还列出清晰的数据表格，使得下岬村这些年来社会生活的变化直观可见。

《私人生活的变革》在写法上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而是选择了口语化的直白叙述。通俗易懂的写法在表达方面能清楚将人简单代入当时的情境画面。在书中，村民日常生活中说的口语如“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虽然夸张但也是社会生活变化的侧面证据。但通俗易懂的写法并不代表作者完全摒弃学术性，例如“择偶”“彩礼”“嫁妆”等日常生活常见用词，作者先下定义再记录现状然后分析，有些村子里的方言俗语作者也会在括号内给出解释，比如“空囤子（指他们的老房子）”。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理论假设和结论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理论假设总在田野中修正。作者提到，接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他，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几乎是本能地从当地人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收集了大量乍看之下与当前研究项目无关的信息。注重生活细节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反过来又在作者的写作中引入了许多与最初的理论假设相矛盾的故事和人物。本书中的许多案例和人物都是在写作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与作者在概述中勾勒的内容截然相反。这些细节本身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一旦结合起来，就会揭示出重要的趋势。这也是“不浪费的人类学”的最好写照。

三、民族志方法的矛盾与发展

关于《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评价并不是只有褒扬，也有争论。一些学者对其客观性表示怀疑，因为此书在表达上存在过强的感情色彩，文学表达与客观理性的矛盾也是后现代民族志方法长期受到质疑的原因所在。在古典民族志阶段，“科学”偏向弱化了民族志的外在艺术性，而在后现代民族志阶段，“艺术”偏向弱化了民族志的本质科学性。民族志要走向现代，就必须在这些争论和反思中继续前行。[3]

《私人生活的变革》中使用的“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是一种类似于生活史的方法，属于 “道德民族志”的范畴。该术语由罗伯特·列维（Robert Levy）提出，是一种描述和分析人类行为的主观体验和心理过程的近乎体验式（experience-near）的方法，它试图接近行为者的实际体验。该方法类似于通过地图或航拍照片来描述一个社会。“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描述的是“个人”的生活细节，将“个人”作为心理过程和主观体验的焦点（locus），从行为、意图和兴趣等方面表现人类的行为和主观体验，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形成过程。[4]霍兰（Horan）提出做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的三种方法是：关注当事人讲述的个人经历；参与式观察信息提供者的行为和对他们重要的事情；关注人们生活经历中不为人知的、诚实的和难以启齿的方面。这三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 “我们所经历的生活不是我们所体验的生活”（life as lived is not life as experienced）。作者提出，為了研究个体体验的感觉（the felt flow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s），需要结合这三种方法对当地进行详细的研究。在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与客观描述共存，这是因为民族志写作协调了学科中个性与科学权威之间的矛盾，自从实地考察成为方法论的规范以来，这种矛盾尤为突出。[5]詹姆斯·克利福德称之为人类学“学科相融合客体与主体实践的不可能实现的企图”。[6]

人类学对主体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终结了“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等传统的整体观。[7]“自我”“意识”“情感”和 “话语策略”等概念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并成为研究个体社会实践、社会表现和主观能动的关键概念。笔者认为，个人中心的民族志恰恰是对传统标准的一种突破，个人中心的民族志与传统标准不协调的地方可用于反思传统标准的缺陷，在社会学科的研究中，一味寻求自然科学一般的检验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质性研究，尤其对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的研究，难以用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去规范统计数据。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在能够灵活收集调查对象观点意识的同时，确实存在信度和效度难以证实的缺陷。虽然必须避免以传统意义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来评判这种非常规定性研究方法的优缺点，但既定的科学和相对实用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志方法使用过程中的随意性、模糊性和简单化因素。[8]

注释：

〔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阎云翔，张泽清.小地方与大议题：用民族志方法探索世界社会[J].世界民族，2014（1）：54-58.

〔3〕李银兵，曹以达.科学与艺术：民族志书写的当代性[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7（1）：93-100;108.

〔4〕张佩国，王文娟.道德民族志的情境化实验[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1）：124-132.

〔5〕张中奎，杨宇浩.论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回访与田野再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11（5）：118-124.

〔6〕克利弗德，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刘珩.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J].民族研究，2012（4）：37-48.

〔8〕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浙江社会科学，2011（4）：11-18，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