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光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道：“血缘是乡土社会处理一切关系的原点，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的指认符号。”[1]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庭制度，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庭构造的基础。日本在古代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基本的家庭构成上和中国比较相近。换言之，构成中日家庭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将家庭成员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以血缘为主，它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中日古代家庭的完整，也保证了社会的和谐。而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以及中国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这两部作品中，血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家庭的纽带，两个家庭各自因为不同的境遇和需求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和谐生活的一家人。他们的组成是对传统血缘家庭的颠覆，是对各自所处时代血缘宗法的反叛。

一、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解构

（一）重构非血缘新型家庭

《小偷家族》中，六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不知不觉的相遇中走到了一起。作为家庭中的长者，柴田初枝原本有儿有女，却被抛弃了，她遇到了几位新的家人，享受着作为奶奶的温情；柴田治和柴田信代本是一对情妇，但信代在家中一直遭受虐待，也因此两人一起犯下了杀人罪，在逃亡的过程中遇到了“老母亲”柴田初枝，并和她一起迎来了共同的群居生活；被父母选择性遗忘的柴田亚纪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大姐姐的角色，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家庭，为家人做着一些特殊的事情；柴田祥太从小便被亲生父母抛弃，被治和信代带回家一起生活，他和“爸爸”一起玩，一起偷，也在小小的年纪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甚至为了妹妹“牺牲”了自己；由里是最后一个来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也是年龄最小的成员，她在原生家庭中被忽视和虐待，在新家庭中得到了照顾和关心。在这个家庭中，大家相互关心，相互慰藉，在短暂而又略有一些“畸形”的生活关系中，沉浸在别样的快乐中。

《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同样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李玉和是一位铁路扳道工，他有一个老妈妈和17岁的女儿铁梅，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日本人抓到了宪兵部队。这时，他的母亲向铁梅说出了一个保守了17年的秘密。原来，他们并不是血缘上的亲人，奶奶姓李，父亲姓张，铁梅姓陈，由于特殊的原因走到了一起。在多年前的斗争中，奶奶的丈夫以及铁梅的亲生父母都不幸牺牲了，这时张玉和——也就是现在的李玉和负伤，但他怀抱还在襁褓中的铁梅，认李奶奶做母亲，认铁梅为自己的女儿，组成了一个革命的家庭。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熏陶，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坚强起来，最后继承奶奶和父亲的遗志，成了一名英勇的革命战士。维系家庭的纽带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阶级目标和革命感情，这是以阶级关系为纽带的革命家庭。当然，这部作品想表现的不仅仅于此，它以小见大，想表达的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都是一家人。

（二）亲情维系非血缘新型家庭

《小偷家族》是一部反思日本家庭伦理的作品，它延续了是枝裕和一貫的风格，在冷静而又压抑的氛围中，凸显着温馨而又别样的亲情，对传统伦理和日本当下的社会结构进行着反思和剖析。家庭的意义就是既可以容纳下个人之间的相互算计，又能让家人之间彼此关怀、彼此奉献。[2]由里刚到家的时候，奶奶主动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孩子，眼里满是关心和慈爱；她通过观察“孙女”亚纪脚凉的细节，感受到在她身上可能发生过一些事情；奶奶在取钱时非常随意地在子孙面前说出自己的密码，最后，一家六口来到海边，奶奶温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和不舍，她知道，自己可能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信代看到孩子手臂上的疤痕时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心；为了家庭秘密不被戳穿，她只得无奈被裁员；后来，面对着整个家庭的危机，她挺身而出，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承受牢狱之灾。祥太为了妹妹偷窃不被抓捕选择了“牺牲”自己。作者用一个个温情的细节，向观众诉说着家族成员之间一种特别的羁绊。

《红灯记》中家庭生活的细节刻画并不像《小偷家族》那样细致入微，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革命的现象，看到背后的温情。故事一开始，李玉和便告诉铁梅，家里要来“表叔”了，铁梅从来没有怀疑过，也没有对表叔的到来表示厌烦，从中可以看出铁梅对父亲的尊敬和信任；回到家中，奶奶也与李玉和亲如母子，一起救助着所谓的“表叔”；后来，奶奶向铁梅说出了真相，铁梅大吃一惊，反而更加感激这两位奶奶和爸爸，且继承了爸爸的革命精神。正如铁梅所唱“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人还要亲”。除了李玉和一家人，还有邻里关系，同样是亲如一家，“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不拆墙也是一家子”。在铁梅家被特务监视后，是慧莲假扮铁梅，帮助她躲过了这一劫；到最后，又是慧莲冒着生命危险，和铁梅互换衣服，假扮铁梅吸引特务的注意，帮助铁梅和游击队成功接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非血缘新型家庭的亲情纽带十分坚固。

二、新型家庭建构的不同

（一）“革命大家庭”与“乌托邦小家庭”

《红灯记》中的家庭是“革命大家庭”，这种新型大家庭“以公共空间挤压私人空间，以集体经济代替私有经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以阶级情感为纽带”。[3]家庭的纽带是一个红灯，这红灯却有着非常深刻的寓意，它象征着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在这个家庭中亦不缺乏亲情，但一家人共同的目标是一个更加强劲的纽带，也正是因为“红灯”的存在，铁梅能够在奶奶和父亲都牺牲的情况下，重新拾起红灯，走上革命道路。《红灯记》的一家人，和大众一样，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家三口，可这样的一家三口却有着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品质。虽然一个家庭的力量弱小，但是对社会的发展却起着推动作用，有利于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小偷家族》中的家庭是一个乌托邦性质的小家庭，“在不断地对家庭的观察与描绘中，《小偷家族》建立起一个家庭的乌托邦”。[4]祥太被抓后，家族的成员并没有去救他，而是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逃，被赶来的警察抓到后才引出了后面分崩离析的结局。最后，信代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在牢狱中过活。剩余的几位，在调查后，他们的生活也逐渐暴露在世人的眼中。在世人的眼中，这是一个类似于拐卖的家族，奶奶只会骗钱，父母是杀人犯和小偷，几个孩子都是被骗来和捡来的，生活环境也是脏乱不堪的，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样的家庭中会存在着普通家庭中难得的亲情。尽管没有救祥太，但却也是为了家庭最合理的选择，可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家庭的脆弱。所以，在社会的介入下，每一个人都回到了社会上所谓的“正常”生活中。

（二）社会边缘人物与革命英雄人物

《小偷家族》中的几位家庭成员都是生活中的边缘人，是被家庭或社会所抛弃的，他们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所做的事情都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悖，不能为社会所接纳。这些社会边缘人物没有理想，只希望能够略带温情地活着，因此，他们的生活状态很难说得上是积极向上的。偷窃，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个家庭的成员，用自己的方式，艰难地维系着家庭的稳定，但终究没能抵得住社会及世俗的压力。奶奶初枝被自己血缘关系上最亲的儿子和儿媳妇抛弃了，失去了晚年应得的尊敬和爱戴，只能靠养老金生活，房子又面临着拆迁，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她都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信代作为一个熟练的女工，却成了裁员的首选对象，她很难得到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同。治入狱顶罪，出狱后，治得到了一份还算得上体面的工作，也就是建筑工人，但在他受伤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红灯记》中主要塑造了革命英雄的形象，人物之间主要是阶级关系和革命关系。奶奶和父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这对于铁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铁梅并没有被这悲痛打倒，而是继承了红灯的精神，带着李奶奶和李玉和的勇敢和智慧，走上了新的征程。并且，她重新找到了组织，这组织，也是她新的家族，这个家族，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小家族大得多。他们有着在那个年代，胜于血缘的纽带，这个家庭非常稳固，哪怕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都能团结在一起。铁梅对于“表叔”的亲近，对于爸爸所做的事的认同，还有亲人牺牲后的传承，都体现出她对于奶奶和爸爸精神的信服。相比较来看，小偷家族在社会中几乎找不到什么外援，需要像躲猫猫一样生活；而《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则可以得到邻居等人的舍命相助，这家的外延便大大拓展了。

三、非血缘新型家庭建构的原因

人们都渴望着社会的认同，希望能够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定位。但由于日本社会的变革，传统家庭关系中血缘纽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开始失去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阶层分化更加严重。泡沫破裂后，国家经济停滞，很多人难以在社会上找到立足之地，逐渐成为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由于民主化的推动，日本传统大家族开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社会中的小家庭。随着日本经济开始陷入停滞，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开始爆发。这样的家庭关系也开始出现问题，离婚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的比重开始增多。有学者说“日本社会的夫妻角色、亲子关系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偷家族这个特殊的家庭才得以走到了一起。在小偷家族中，治在受伤后，连赔偿都拿不到；而信代也成了裁员的首要考虑对象。从这些事例上我们都能看出底层人民在日本社会中的无奈，就连仅有的一份温暖，也抵不过世俗道德和法律的冲击。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日本曾经出现过很多电影，歌颂女性作为母亲的伟大，但大部分的结局都是到了晚年被子女抛弃，孤独终老。这一点在奶奶柴田初枝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她在晚年被自己的子女抛弃，只靠一点养老金过活，最后在“亲人”的陪伴下，无声地去世。还有信代，虽然从法理上来讲她是杀人犯，可她同样是家暴的受害者。

对于《红灯记》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注意两个背景，一是剧本内容的时代背景，另一个则是写作的时代背景。在內容的时代背景层面，当时的中国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为尖锐的时代。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李奶奶和李玉和当年的斗争。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出现家破人亡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也因此，血缘关系在客观上断裂了。但那个年代，同志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因为阶级和革命产生的情谊，促成了很多革命家族的形成，这在当时的很多作品中都可见到。如在《红岩》中，监狱中的革命者同仇敌忾，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而且一起抚养着监狱中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孩子。这种情感，这种照顾，完全和血缘无关，我们看到的是以阶级和革命为纽带所建立的家庭关系。在创作的时代背景层面，那时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血缘作为纽带，但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让阶级的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李玉和的唱词“人道说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铁梅也唱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四、结语

日本的伦理系统也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关，这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观念的颠覆，家庭观念和家庭组成都受到了影响，血缘不再是纽带，亲情的维系与更多的因素相关。一个家族或家族的构成，不仅要有如血缘一样的外在因素，还要有情感等心缘因素。家庭的稳定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维系家庭的纽带也是可以多元化的。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苏七七.家庭的乌托邦——《小偷家族》中的“家庭”理念与图景[J].电影艺术，2018（5）：60-62.

〔3〕杨今为.伦理视域下的“文革电影（1966-1976）”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6.

〔4〕人权文化を育てる会.DV女性たちのSOS[M]，ぎょうせい，2002.

〔5〕张冬冬.二战前后日本婚姻家庭制度变化及其现代影响[J].日本研究，2017（3）：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