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玲

赵树理的小说以通俗化、大众化著称，除了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讲故事方式之外，更离不开其中对土地的书写。对土地的直接书写和间接书写的方式，既展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同时也将小说的人物形象和矛盾冲突与土地联系起来，共同呈现出赵树理对农民主体性的建构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本文以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为中心，聚焦小说中对土地的书写以及这种书写带来的意义，继续窥见赵树理小说独特的存在价值。

一、小说对土地的呈现

（一）直接书写：突显农民对土地的执念

受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以及神话传说的影响，“土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最重要的内容和载体，被赋予了新含义”。[1]这种集体无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人们无意识的土地崇拜精神、土地庙的建设以及相关土地政策等。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的主体对象”。[2]34因此，对土地的书写必将成为赵树理小说充满“土气”不可忽视的重点。

五四时期，鲁迅开启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启蒙。真正将中国传统农民与土地关系进行深入刻画的是20世纪的作家作品，如赵树理《三里湾》、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創业史》等。赵树理是当时乡土小说的有力代表，长篇小说《三里湾》深刻地展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执念。《三里湾》中将近一半的篇章都出现了对土地的直接书写。如在小说的第二章“万宝全”中，宝全老汉、王申老汉与玉梅之间的对话开启了小说中第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探讨——关于土地入社和不入社之间的问题。小说中老一辈农民之所以对土地“集体化”极其不舍，与传统的土地制度变迁有关。在一个农业国度里，“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得到土地。其后为使农民更好地发展，开始互助合作以及公社化运动，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失去”私人土地。在赵树理小说中，老一辈农民对自留地的执念正是基于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这种现实关系。

对土地的直接书写是赵树理小说充满“土气”的主要原因之一。赵树理曾明确提过自己的目的就是为农民创作，因此以之为代表的20世纪的乡土作家与前期的以鲁迅或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在风格上大相径庭。一个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将自己作品的阅读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身上，不仅语言上通俗易懂，在文学形式上也有意回归到民间、民族的传统中去，就连写作对象也集中在农民所熟悉的、与之密切关联的土地之上。

（二）间接书写：展现农村风俗画卷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对土地的书写不仅是作家塑造小说人物形象和制造矛盾冲突的根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山西农村独特的民俗风情，尤其是通过对居住环境有详有略的书写，如对王玉梅一家的居住环境的书写，是整部小说中对农民居住环境书写最为翔实的部分。

此外，也有关于马有翼家居住环境的书写，但是较为粗略，“马家的房子在三里湾比较起来，里面储藏的东西算是简单一点的了，可是色样、件数也还不算少——钉耙、锄头、木锨……”[2]34用马家的住房的仓库性质来道出三里湾农村农民的房子的实用价值，不仅用来居住，同时也用来作为仓库使用。这两部分对农民居住环境的书写，既体现泥土对农民的重要性，同时展现了山西农村这种“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存在”的社会风俗面貌：依山傍水来搭建人们居住的土窑是山西农村当时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传统农耕文明影响的结果。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和“狂欢节日”同样是小说中展现社会风俗画卷的重要内容，如第二十三章中写到开渠扩社会议上人们进行的“八音会”音乐表演，日常生活的书写主要是围绕土地进行的，无论是开渠、扩社还是秋收，都与土地密切关联，小说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音乐节都建立在土地之上。

赵树理在小说中除了通过书写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居住环境来展示晋东南地区的风俗画卷之外，也通过自然环境的描摹来展示。小说从十二章到十五章，主要是对山西农村自然环境的书写，大山青龙背、黄沙沟口、菜园、玉蜀黍地等，这四个章节当中，作者以一种全景式宏观把握的方式，从新来的何科长的视角出发，呈现了三里湾土地的基本概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同样也呈现了当时农村的现实景观。如小说中的“技术组”“政治组”“山地组”等，按照每个小组的劳作形式和特点进行命名，这类“作为生活条件”的自然环境的书写，突显了晋东南地区的农村现实，勾勒出一幅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山西农村“风景图”。

二、土地与小说内容

（一）土地与人物：塑造形象

《三里湾》在农业合作化的开渠、扩社和秋收等关于土地的归属问题中勾勒人物。对土地的书写直接服务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设置的需要。小说中，通过对土地的不同态度来塑造出“好”“坏”和“中间”三种人物形象。

王玉生勤劳能干，具有研究精神。他发明了“活柳篱笆挡沙法”，保住互助组里的两块地，此后大家学习他的方法，减少了黄沙对土地的损害，王玉生因此获得县里劳模会的特等奖。作者通过爱做活、善思考和保护土地这两件事情，刻画出王玉生能工巧匠的形象。与之相反的王小聚就是一个害怕种地、投机取巧混日子的人，其下场就是因做欺骗人的买卖，受到半年的劳动改造。在政府的帮助下分得三亩机动地，但是缺乏劳动能力的他和媳妇只得吃力过日子，仍旧私下和不正派的牙行交往，并成为范登高的雇工。作者在两个人物身上有着明显的个人偏向色彩：爱劳作、善思考的人必然受人欢迎，走上光明正大之路，而懒惰、投机取巧的人终究自食恶果。

从赵树理对土地的书写塑造出来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先进人物的塑造更加类型化、模式化：新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勤劳上进、吃苦耐劳，而且拥有舍“小我”为“大我”的无私奉献精神特点。对争夺或者直接霸占农民土地的恶霸乡绅、地主阶级的描写，刻画出落后人物的形象。而“中间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想把土地据为己有、拒绝集体劳动、事事只为自己考虑，具有自私的小农意识，“吃不饱”和“小腿疼”是典型代表。

（二）土地与矛盾：制造冲突

赵树理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因为其中书写的内容都是他在工作过程中所体验过的。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小说并不局限于反映社会问题，而是力图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并解决问题。《三里湾》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以农民之间的土地矛盾为基础，围绕开渠、扩社、秋收三件大事展开，以王宝全、范登高、袁天成、马多寿为代表的四个农民大家庭为主，书写了个体与家庭、家庭与集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看似与土地无关的事，却件件与土地相连。

首先是团员菊英与马家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集先进与落后分子于一体的家庭，菊英与丈夫思想进步，同意开渠扩社入社，双方都需要牺牲自己的土地，以此引发了菊英与马多寿一家的矛盾冲突。其次是马多寿一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家庭，因为拥有较多的好土地，在开渠过程中害怕占用自己的“刀把地”这块风水宝地而坚决不同意开渠。最后是范登高、袁天成与公社之间的矛盾，范登高作为村长，在讨论开渠、扩社的问题上，他选择回避，认为扩社是社里的事情，他没入社，不便参与，本质上则是因为“开渠要经过私人地基”。前者是在接受教育和向旧势力妥协之间摇晃，在入社时多留自留地，秋收时节只顾自己，不顾集体；后者则是钻了“自愿原则”的空子，拒绝开渠扩社。小说中金生媳妇对玉生媳妇袁小俊的不满之一就是她懒，从不下地。

除了落后思想与先进思想之外，造成赵树理小说中故事情节产生矛盾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这些集中在扩社和开渠上展开的矛盾冲突，本质上是对土地的占有引发的矛盾。表面上书写的是开渠扩社，实际上反映出农民对土地的态度。

三、土地书写的意义

（一）建构农民主体性

农民在中国乡土文学中从“被发现”到成为表达的主体对象之一，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渐被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建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

赵树理小说写作的通俗易懂性以及为农民而创作的写作目标，实际上就是认识到农民重要性的表现。在《三里湾》中，主要书写农民与土地之间呈现的“失去土地——得到土地——再失去土地”的关系。茅盾也评价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为“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向民族形式的进一步”。[3]《三里湾》中，农民的主体性建构表现在农民于“土改”之后得到土地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土地公有化所具有的现代性意识上，以及农民与土地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之上，如小说中对王金生社会价值的肯定建立在他對三里湾土地的保护上，这是其发挥主体能动性为集体做贡献的主要表征形式。农民婚姻自由，不再受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如马有翼和马多寿的“革命成功”，金生与袁小俊离婚等，都是农民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农民对自身的发现和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再次突显。赵树理小说通过对土地的书写展示了一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风景图”，在走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传统的小农意识得到解放，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集体劳作取代。

赵树理对土地的书写展现了农民在社会变迁中的“翻身”和“翻心”，通过书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建立农民自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建立是一种不脱离土地的“革命”，使得文学再次回归“人的文学”，是继“五四”以来文学成为“人学”的又一次突破，既反映现实社会的进程，又呼应政治的方向，表现了农民的觉醒和认知，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

（二）自我身份的认同

赵树理农村生活的经历为其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农民的本位意识使他一直坚守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立场，这种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对农村、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持续关注，自我身份的认同意识表现在自我农民身份的认同、党员身份的认同。

对自我农民身份的认同：赵树理出身农民，曾说过自己的创作目标是为农民而写作。《三里湾》中，赵树理书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变革”。作为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赵树理曾明确说过他不愿意做一个文坛上的文学家，只想在“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上”写一些三两个铜板就可以买到的小本子。对土地的书写，毫无疑问与作家的出身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关，这也是其小说通俗化、大众化的主要表征形式。赵树理小说有极强的故事性，展现了作者为农民“讲故事”的能力。土地之于农民，与生活密切相关，是生存的根基、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成分。赵树理小说呈现出来的“平民”视角与土地的书写相关联。

对党员身份的认同：赵树理作为一名党员，他在创作过程中时刻贯彻政治文艺方针，他的许多作品对当时政策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体现出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正如他所言：“我们要做艺人，到民众中滚去，不要做什么艺术家。”这是为人民、政治服务的艺术家。赵树理本身的双重身份使得其小说对“政治问题的阐释就变成对农民生存问题的关注”[4]，尤其关注农民在社会转型、政治变化、时代变迁之下的生存状态、心理，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精神上、思想上的冲击等。对农民来说，日常生活离不开土地，土地亦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必要成分，是生存的根基，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四、结语

土地是社会变迁的载体。赵树理小说对土地的书写展现了时代变革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反映出中国社会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周易》中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和地在中国传统认知里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地”关系到自然，人是自然之中一部分，因此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根基、生活之本源，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存在问题；土地亦是农村最为基本的特征。赵树理基于土地，塑造出大地之上的社会变迁：农民从“翻身”到“翻心”；从没有土地到得到土地，再到失去土地等。作者从“乡下人”的视角，对农民与土地关系进行描写，以小见大，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映射了时代变革中农民的真实心理和面貌，是时代浪潮下的“山乡巨变”。从土地书写这一层面，可以重新洞见赵树理小说的另一个意义空间：书写土地不仅展现了山西农民对土地的执念，还展现了农村风俗画卷；在小说内容上将土地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结合起来，突显出土地对建构农民主体性和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时代意义。此外，赵树理小说对土地的书写无疑重新审视了特定时代下广大农民生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此，特定时代下农民的真实生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可见一斑。

注释：

〔1〕孟繁华.赵树理现象综论[C]//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出版者不详]，2012.

〔2〕赵树理.三里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4〕李蓉.“小说身体”的另一种“现代”：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写法[J].文学评论，2011（3）：13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