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是萨缪尔·贝克特于1948年创作的两幕剧，以两个流浪汉在乡间等待“戈多”为主要情节线索，其中蕴含着关于人生与世界的深意。近年来，对这部剧的研究多集中于主题、情节结构、语言特色等方面，本文试图从生态批评角度对《等待戈多》进行阐释。

一、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发源于美国，“最初源于威廉姆·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一个试验》一文中。在此文中，他提出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建构生态诗学体系的主张”。[1]1最为学界接受的是美国的彻利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1]2生态批评旨在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探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怎样对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和举措，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产生影响。

鲁枢元将生态学划分成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提出了生态学的三分法，突出了“精神”这个以往总被生态学忽略的领域，认为“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2]20从自然、社会、精神生态三个维度对《等待戈多》进行生态批评阐释，有助于从生态学的新视角理解这部文学作品，启迪读者重新思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

二、扭曲的自然生态

贝克特在描绘自然生态时，不同于以柯尔律治、华兹华斯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那样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赞颂自然来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罪恶 ；不同于自然主义作家梭罗那样“提出了崇敬生命、保护荒野，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等主张”[3]61；也不同于哈代、麦尔维尔等在《德伯家的苔丝》《白鲸》等小说中那样，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甚至对抗，抨击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掠夺。他以两个流浪汉的独特视角展开叙述，第一幕始于黄昏时分，乡村的路上，路旁只有一棵枯树，爱斯特拉冈坐于土墩上，用力扯靴子。故事的主要情节就是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在树旁等待着不知是何身份、也不知何时会来的戈多。第二幕发生在第二天的同一地点和时间，他们依旧在等待戈多。《等待戈多》的舞台布景简陋，色调灰暗，显得脏乱和荒凉，反映出二战给西方人带来的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和他们对冷战时期社会现实的绝望。

两个流浪汉身处的自然环境很恶劣，爱斯特拉冈说他一生在“泥地”里爬，没离开过“垃圾堆”。这里骷髅成堆，主要食物只有萝卜，爱斯特拉冈还捡波卓吃剩的鸡骨头啃，可见他未见荤腥已久。这反映出遭到人类破坏的自然生态，这样的大自然无法成为人类的避难所。尽管自然生态这样扭曲，他们对大自然却一直怀有憧憬。第二幕中，枯树上长出四五片树叶，引得弗拉季米尔驻足凝视，疯狂来回走动，爱斯特拉冈也说：“从这一秒钟到下一秒钟，流出来的绝不是同样的脓。”[4]62他们甚至能听到“所有死掉了的声音”[4]65发出翅膀、树叶、沙一样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谈论着它们的生活，他们把自然万物当作有灵魂的人，认为无论生死，对它们来说都不够，它们需要谈起它们的生活。这表明他们即使生存条件恶劣，也依然怀有生的希望，也许正是这种希望让他们眼中的枯树在一夜间长出树叶。

三、残酷的社会生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态的体现，《等待戈多》描绘了残酷的社会生态。

这种社会生态是疏远的。两个流浪汉如影随形在一起约五十年，试图上吊时爱斯特拉冈也会考虑到自己死后弗拉季米尔会不会太孤单，但两人的关系看似亲密实则疏远。虽然爱斯特拉冈被弗拉季米尔救上岸过，但弗拉季米尔却说往事已经死掉，念念不忘没有好处，爱斯特拉冈也说他们俩不是走一条路的人，想与他分手，弗拉季米尔也不反对分手，但两人最终还是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他们不在一起时想念对方，在一起后却冷漠忧郁，分开又快乐，但还是想念对方，仿佛进入死循环。

这种社会生态是疯狂的。爱斯特拉冈莫名被十个人殴打，但他说自己什么也没干，不知为何挨打。这影射了贝克特的遭遇——他也曾长期流亡，还于1938年在巴黎被素不相识的人刺穿肺部，这段情节就反映出现实世界的荒诞和疯狂。

波卓和“幸运儿”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幸运儿一出场，就提着多且重的行李，被波卓勒住脖子，用鞭子赶着往前。波卓叫他“猪”，而他为了不被抛弃，总拿着波卓的行李，波卓却只想把他卖个好价钱。他还要被波卓强迫跳舞、唱歌、朗诵和有声地“思想”，波卓叫他开始他才開始，波卓叫他停止他就得停止。

人性的冷漠和金钱至上的社会法则也体现在流浪汉身上。爱斯特拉冈想趁幸运儿睡着过去揍他，弗拉季米尔则说应趁波卓摔倒呼救之时施以援手，由此获得酬劳。波卓愿意给钱时，爱斯特拉冈急着问他可给多少钱，波卓答复说两个先令后爱斯特拉冈讨价还价，波卓说给五个先令后，弗拉季米尔才去救他。

四、失衡的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等待戈多》中不少人物的精神生态是失衡的，他们自身的言行存在很多矛盾，很难自洽。

例如，在等待戈多这件事上，两个流浪汉一直坚持，但其实很迷茫，因为不知戈多长什么样、何时会来，甚至不知他会不会来。据他们说，他们曾与戈多对话，但只是向他祈祷或泛泛地乞求，戈多也只说他瞧着办，要考虑一下。再加上两个流浪汉都读过《圣经》，且波卓说戈多掌握他们的命运，所以戈多应是他们无法见到的上帝。他们经常失忆，不记得前一天的事，甚至出现戈多到来的幻觉，他们不断重复脱靴子、脱帽、戴帽等漫无目的又滑稽的动作，还不断重复对方的话和前一天的对话。他们过着乏味的生活，却人为地给心情贴上标签，重复地说自己很快活，还试图通过上吊消磨时光。他们一直在原地等待戈多的解救，但只要戈多一天不出现，他们就一天不放弃上吊的念头，这大概是因为戈多不来就代表他们不能被上帝解救。他们幻想戈多出现，但也在怀疑戈多或上帝的存在，因而会违反《圣经》的诫命尝试自杀。

幸运儿的精神生态也是失衡的，他一面累得不能克制瞌睡，一面不肯放下波卓的行李，每次打盹身体下沉后行李都会接触地面，使他骤然苏醒，但他紧接着又开始瞌睡，身体下沉后又苏醒，就这样循环。他脖子流脓，却任劳任怨地听波卓发号施令。但他的努力得不到丝毫回报，波卓轻蔑地说他不知疲倦讨好自己以免被弃只是“可怜的诡计”[4]30，自己手下并不缺他这个奴隶。波卓说要卖了他，他难过哭泣，却依然不放下行李。

五、《等待戈多》折射的生态思考

（一）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主要有：“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1]15。它主张“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1]15。这一学说给人类带来辉煌成就，但也对自然界和人类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贝克特对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现代人类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

《等待戈多》中扭曲的自然生态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民经历的颠沛流离、孤苦无依的生活。在社会生态方面，战争也给人民带来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所以才有被陌生人群殴的事情发生，金钱至上的社会法则也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贝克特的思想具有生态整体主义的色彩。所谓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的价值建立在生态系统整体之上。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顿提出生态整体论思想，主张“生态系统中一切息息相关；生态系统中一切都有自己的作用；生态系统中没有免费的午餐”[1]41。《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敏锐地观察到树的变化，从而感到时间的徐徐流动。他们体会到大自然的价值，把万物视为有灵魂的人，与大自然产生共鸣。或许，枯木逢春的景象也给他们带来生的希望，使他们放弃上吊。贝克特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中寄寓了带有生态整体主义色彩的生态思想。

（二）批判资本主义恶性发展

鲁枢元指出：地球正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其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的属性和经济模式，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才能缓和生态危机。贝克特虽不至于如此主张，但也对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作出了批判。

例如，贝克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秩序，他描绘了作为剥削者的波卓残酷地压榨、侮辱幸运儿的行为。他也描写了爱斯特拉冈盯着波卓吃剩的骨头垂涎欲滴，低声下气称波卓为老爷，讨要骨头的举动，而他得到的却是骨头应给跟班吃，让他向幸运儿讨要的回答。他作为流浪汉，等级甚至低于被波卓当牛马使唤的幸运儿，他尊敬地称幸运儿为先生，等到幸运儿默不作声，波卓宣布骨头归他所有后，他才急忙捡起骨头啃。贝克特的描写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压迫下弱者的同情，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消解。第二幕中，幸运儿突然丧失言语能力，波卓突然失明，有人认为，这影射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的失语和资本主义制度黯淡的前途[5]。此外，贝克特笔下荒芜的自然环境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造成的灾害。

（三）向往生态和谐

《等待戈多》反映了自然、社会、精神三重生态危机，传达出贝克特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以及人的内心精神平衡和谐的向往。

《等待戈多》折射出贝克特的生态和谐精神。在他眼中，大自然是一个有其特定发展变化方向的有机整体，其中，万物间普遍存在联系，万物都是合理存在的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享有存在的权利。所以在他笔下，两个流浪汉注视着树，通过新生的树叶感到万物的流动，感到自然界像人类一样谈论生活。树叶象征生机和希望，枯木长出树叶让弗拉季米尔激动，他察觉到情况发生了改变，联想到满是红色葡萄的麦康地区，这反映出贝克特回归自然的理想。两个流浪汉所处之地尸骨遍地，阴森可怖，这蕴含着贝克特的生态观念——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最终会危及人类自身。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逝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2]21流浪汉苦等也等不来可解救他们的戈多，也许正反映了上帝和神灵的消逝，这使人的信仰崩塌，而贝克特给出的应对生态危机的措施是回归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共处。爱斯特拉冈的昵称是戈戈（Gogo），弗拉季米尔的昵称是狄狄（Didi），而“戈多”（Godot）一词恰好包含Gogo和Didi的首字母[6]。或许真正可使他们得救的“戈多”正是戈戈和狄狄自己，这也传达出贝克特的观念——现代西方人需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宗教信仰来改变扭曲的自然生态、残酷的社会生态，走出精神困境。

六、结语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说，人类所遭遇和未来可能遭遇的严峻的生态危机，是人类社会两千年的发展，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发展所导致的难以避免的恶果[7]387。只有维护好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人类的生存才有保障。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等待戈多》作出阐释，有助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的局限，通过剧作重新审视人类文化。

作者简介：肖苡曼（1999—），女，湖南永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陈小红.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M].施咸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曹丽莉.《等待戈多》的生态批评解读[J].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0，35（6）：33-36.

〔6〕Samuel Becket.Waiting for Godot[M].Grove Press：New York，1954.

〔7〕鲁枢元.生态文艺学[Ｍ].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