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钿钿

陶丽群的小说一直保持着对底层生存主题的关注，这与她自身的底层生活经历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写作取向有关。陶丽群1979年出生在广西百色田阳县的一个乡村，作为一个“泛80后”作家，其成长过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底层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陶丽群是土生土长的壮族儿女，对自己所在的八桂大地上底层人民的生存感受更加深刻，她以其个人的、女性的方式介入到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剖析当中，从自己的底层经验出发，用平视的视角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眼光来进行底层经验的书写，展现八桂大地上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生存境遇以及生存困境，返归他们的生存现场，将底层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展现出来。

一、底层人物的生存环境

法国文学家丹纳明确地把种族、时代、环境作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陶丽群的家乡百色属于广西的桂西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并且交通也因关山阻隔，极为不便。陶丽群小说中的文学地域常常带有桂西北山村的特点，小说《夫妇》中我在“薄荷村”向紫玉、桂七夫妇租了同一个农家院子，薄荷村属于平原乡村，紫玉夫妇来自山村，“我”看到紫玉用池塘的水来洗头发洗衣服，特地提醒紫玉池塘水不干净，进而引出紫玉对自己所在山村生存环境的介绍。紫玉所在的山村为石山，容易干旱缺水，需要修建水柜来储蓄雨水，这些储蓄水用于维持日常生活，有时还会用来饮用，虽然水柜的水不适合饮用，但是对她们来说是生存必需资料。山村耕地少且干旱，主要种植的是耐旱的玉米，小说通过紫玉和“我”的生活对话，自然而然介绍了紫玉所在山村的生存环境，表现紫玉、桂七夫妇生活的艰难。

小说《工地上的狮子舞》中，陈满子等四个农民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山村，来到南宁打工，大年三十的时候四人想回家过年，却又舍不得回家的车票钱，年里的家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盘旋在他们的心头。家仿佛一只苍凉而坚硬的手，这只手是父母的、老婆孩子的，也可能是他们居住的破败的吊脚楼，或是只长野草不长庄稼的嶙峋高山。他们虽然想念自己的家乡，却因为家乡土地的貧瘠和生存的艰难而不得不继续留在城市。

陶丽群小说中还着重描写了城乡接合地带的生存环境，城乡接合地带是底层人民从乡村流往城市的过渡地带。小说《玻璃眼》中，“我”快21岁时离开莫纳镇，来到城市闯荡，投奔比我早几年来城里的堂哥，堂哥帮我找到了一个居住的地方——与城市相隔一片稻田的薄荷村，这是一个被城市虎视眈眈的郊区村子，村里原住户基本跑光了，他们去大城市捞金，进城买房子，留下一个破败的村子，租给那些如我这般进城讨生活的“倒霉鬼”。薄荷村是“我”既可以负担得起房租又方便找工作的地方。小说对城乡接合地带的描写并不仅仅突出其生存的艰辛，并且表现出一种物质生存和环境文化上的混杂性，为人物精神上的堕落埋下伏笔。

除了城乡接合地带生存环境的描写，陶丽群还对生活在城市里的底层人物的生存环境展开描写。底层人物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发达与热闹中，也没有被城市接纳。生存环境揭示着人物的成长背景，底层人民性格、命运、生活选择等常与其成长环境和过往经历有关。我国乡村有着漫长发展历程和巨大基数的人口，随着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城乡接合地带开始出现，开始有越来越多农民脱离熟悉的土地去适应新的生产方式，陶丽群的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体现了这种变化，也体现了底层人物所面临的艰难的生存环境。

二、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

陶丽群在书写底层时总是保持对现实生存苦难的关照，凸显底层生存中的苦难色彩，苦难给底层人物带来生存上的挑战，往往造成其生命中的生存困境。陈晓明在其《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写道：“在进入21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写‘苦难主题。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似乎令人费解，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文学？但没有任何时期对苦难主题的表现，像当今中国文学的表现蕴含如此丰富、复杂而矛盾的内涵，折射出如此暧昧、诡秘而生动的时代特性和文学的根本困境。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1]“苦难”已经被作家们写了很多年，但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再次展现，使“苦难”具有了当代意味。陶丽群的小说常常把苦难作为底层人物生存中的挑战，来突出苦难降临造成的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表现作者对底层人物生存的关注和对底层生存的真切理解。

底层人物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小说《水果早餐》里的老代是城里的送水工，他常常穿梭在店附近的几个小区里，为那里的小区居民们送上桶装水，工作非常辛苦。妻子阿兰在结婚后得了一种怪病，她在睡眠中有时会停止呼吸，老代夜里甚至不敢熟睡，他总是要去确认阿兰是否还活着。有一天，老代正送水到某户人家的时候，一个时髦的年轻女人的水果早餐打破了老代对于“早餐”的认知，老代下班回家前，鬼使神差地去买了一袋水果，他被吃水果早餐那个女人优雅中透出的精致模样吸引，他也学那个女人将水果切片装盘来吃。然而当回到自己家里时，家里没有冷气，空气里夹杂着浓烈的酒精味，乱糟糟的屋子，地板上明显的鞋印，赤膊而裸露的一身松肉，酒鬼老婆，灰色调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现状让老代心里渴望的那点美好的东西都因出租屋内的脏乱不堪而烟消云散，也让他突然明白，他并非吃不起水果早餐，而是他的生活品质以及生活方式都让他并没有办法好好地享受一顿精致的早餐，他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继续过着自己灰色调的生活。

底层人物还需要面对生命中遭遇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主要表现为命运的无常，增加了底层生存中的悲剧色彩。小说《毕斯先生的怜爱》中，毕斯先生生活和满、家庭幸福，但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毕斯先生的幸福生活。毕斯先生28岁患了慢性肾衰竭，肾衰竭以及肾衰竭带来的并发症折磨着毕斯先生的身体，他感受着自己身体机能的衰弱与生命力的流失，生病过程中妻子和女儿带给毕斯先生极大的安慰，但毕斯先生也明白疾病带给妻子的折磨。“其实他内心很不平静，他知道她所有的忧愁，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不中用的只会花钱的丈夫，自己过于年轻和饱满的身体，这一切都深深困扰她。”[2]毕斯先生对活着有万般不舍，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庭与朋友，也一直在尝试着去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这场不幸无法预料也无法避免，等到毕斯先生的妻子与毕斯先生商量把房子卖掉，毕斯先生决定不再拖累家庭、拖累妻子，他开始安排后事，并默默跟自己在乎的鲜活的人间告别，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表现了底层人物在无常的命运面前的无奈与凄惨，他们无力接受，只能被动承受。

三、底层人物的困境突围

陶丽群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关注不是为了渲染苦难，而是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客观展现她所感受到的底层生存原貌，表现生存困境中底层人物自身坚韧的生命力、良性的伦理关系以及美好的人性。

底层自身的坚韧表现为对生存苦难的积极承担，小说《回家的路》中摆摊的曹慧常常对生活感到疲惫，得知旧街亭市场即将被拆，她却不知该去哪儿将她的成衣铺子摆下去，丈夫丢掉了食品公司的工作，失去了稳定的工资来源，瞒着曹慧偷偷从事送煤气罐的工作已经一个月有余。面对生活中的变故，曹慧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和她的这些兄弟姐妹都是过着粗茶淡饭日子的普通百姓，他们吃苦耐劳，凭着力气实诚本分地守着一个小摊子，挣钱养家糊口。曹慧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在心里堵了半日的怨气仿佛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周遭的这些人不也都和她一样操心？日子不就得这么操心地过下去吗？”[3]在小说结尾，曹慧在路上遇见了正在送煤气罐的丈夫，丈夫也在为了共同的家努力工作，她内心的怨气早已消失殆尽，一股暖意油然而生，而回家的路也变得亮堂堂的。小说通过曹慧这一人物形象，书写了底层生活的辛酸和困苦，着力反映了苦难中人的尊严，表现底层人民在困苦中的乐观，真实地展现了底层生活的韧性和亮色。

小说《冬至之鹅》中“我”来到莫纳镇上的一个饭店吃饭，莫纳镇是中越边境的一个镇子，“我”注意到一个老头儿和一个“斗鸡眼”的孩子带着一只鹅进入饭店，老头儿和孩子不是食客，而是来卖鹅的，他们是店里老板娘的熟人，经常为店里提供自己养的鸡鸭。老头想把鹅卖掉给孩子过冬至，而孩子天真童趣，并不清楚鹅在饭店的命运。当“我”告诉孩子鹅要被杀掉吃肉时，孩子冲进饭店里间发现鹅已经被抹了脖子，鹅流血不止，孩子哭闹不止，老头儿无法哄好孩子，于是把钱退回给老板娘，答应孩子带鹅回家，并在鹅的脖子上缠了卫生纸给鹅止血。孩子抱起了鹅准备回家，店里食客并不理解，认为老头儿老来得子娇惯孩子，老头儿并不理会其他人的意见，带着孩子回家去了。后来“我”在老板娘哪里知道了这对奇怪父子的往事，老头儿叫高老头，孩子叫多多，多多是被人丢弃的异国流浪儿，高老头曾经有两个儿子，都死了，尽管生活艰难，高老头不顾世俗偏见收养了多多，并给多多尊重和关爱。在高老头身上，体现了超越世俗与苦难的美好的人性。

小说《玻璃眼》中被父母抛弃的“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在“我”快要21岁时，独自一人到城市投奔表哥，表哥带我在薄荷村租了房子，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叫老李，薄荷村鱼龙混杂，充满危险与诱惑，老李无形中影响了我人生的选择。生活上老李给予了“我”很多关爱与照顾，在我穷困潦倒的日子里常请我吃鸭架子，有次老李给睡着的“我”留了烤鸭，老李和我之间，有一种类似惺惺相惜或者相依为命的情感。那段煎熬的时光，假如没有老李相伴，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熬过去。老李身上有种天塌下来也面不改色的乐观品性，什么糟糕的事情在他那里似乎都不是事儿。老李在精神上影响着我，老李为人正直且具有责任心，对于初入城里谋生路的“我”，老李充当着亦父亦友的角色，弥补了“我”生命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小说中“我”和表哥的人生轨迹形成了对比，“我”在老李的影响下，自力更生，找了一份汽车修理工的工作，而表哥沦为薄荷村里四处盗窃的盗窃团伙中的一员，并最终入狱。同样是来城市里打工的青年，“我”和表哥的人生历程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的命运在老李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老李身上的美好品质影响了“我”的成长，使穷困潦倒、艰难谋生的我走上了一条有尊严的自力更生的正路，没有在残酷的生活中滑向犯罪道路。

底层人物的尊严和善良的本性，社会生活中良性伦理关系和美好的人性都是支撑他们走出生存困境的重要力量，小说既正视了底层生存的苦难，又没有停留在苦难叙事的泛滥上，透露出一种平和、宽容和仁慈的基调。

四、结语

陶丽群的写作是静水深流的写作，平静曲折而不张扬，她的童年经历以及成年后丰富的工作经历使得她关注到了被伤害、被忽略的边缘人物和底层人物。作者本人的性格是安静的、忧郁的、内敛的，这使得她常常看到生命中暗色的那一面。陶丽群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底层人物和边缘人物生活、生命、生存体验的思考。在陶丽群以底层生存为主题的小说中，她没有强调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苦难遭遇，而是由情节的铺垫，自然而然地将底层人物的坎坷生活讲述出来。小说平实且贴近生活，也让我们看到，与生活的艰难相比，这些底层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美好品质更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1〕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陶麗群.被热情毁掉的人[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9.

〔3〕陶丽群.回家的路亮堂堂[J].广西文学，2007（2）：3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