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军青 薛俊强

摘要：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以金钱裁度人的时间，通过训化和褫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实现价值增值。数字时代下，资本主义联袂数字技术对时间的蚕食漫溢于有酬劳动之外，开拓了数字“虚体”无酬劳动这块殖民新地。虚拟数字用户以网络“休闲时间”状貌表征出来的数据信息“生产时间”被数字资本家零边际成本地“殖民掠夺”，人的时间遭受更为隐蔽的布控和侵占，造成了时间异化的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异化突出表现为时间感知力被麻痹的“时间无知”、睡眠时间被收编的“无眠体制”、时间节奏被加快的“加速体制”这三重面向。对此，需要纠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消除时间异化根源；培养数字化主体的批判意识，识破时间自由幻象；倡导健康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实现时间合理分配，从而真正使时间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异化；数字技术；资本逻辑；自由时间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4）04-0055-08

“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1］120资本主义生来就将时间权力纳入自身体系中，通过布控“时间”来支配增殖价值的雇佣劳动。近年来，资本联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支解和重新编排了传统工业社会中“块状时间”①结构，将人们普遍置于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边界模糊乃至重叠的、当即开始生产数据信息并当即结束的、灵活化、碎片化的“点状时间”模式中。学界由此掀起了关于“时间加速”的研究热潮，主要围绕德国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加速逻辑”展开探讨，但是囿于单一“加速”层面展开“时间异化”的分析与论述，无法整体把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时间异化”的逻辑理路。为此，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审视“时间异化”的三重面向，即“时间无知”“无眠体制”“加速体制”，洞查时间异化的数字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为消解时间异化、使时间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参考。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异化的生成机制

在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与自由时间相抵牾，人们在进行劳动时不会感到自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271，步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劳动与自由时间相矛盾的本质没有变。但是，数字资本家更加精明地将强制性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产劳动包装成数字虚拟世界中以休闲时间样态呈现出来的自由化、灵活化的生产数据信息的数字劳动，从而规避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在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参与数字虚拟交往的幻象下，数字资本家实现了对数字“虚体”网络在线时间的“殖民掠夺”，人的时间遭受了更加隐蔽和深重的剥削。

（一）日常生活时间被数字“虚体”交往时间不断蚕食

数字时代，现实个人逐步走向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无时无刻不被装置所塑形、污染或控制”［3］的数字化装置生活，随之而来的是现实个人的日常生活时间不断转化为数字“虚体”的社会交往时间。“数字资本主义就是由庞大数字资本吸纳‘虚体而建构的数字生产关系，在这个虚幻的数字资本共同体中，‘实体人渐渐以‘虚拟人的身份参与交往，被‘虚拟人所标注或替代。”［4］如果“实体人”拒绝数字化社会交往，就会变成阿甘本笔下的“赤裸生命”，因为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生的政治动物”，是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存在物”，一旦脱离社会，就会处于被社会流放的境况之中。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资本化的数字技术所架构，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以及微信、QQ、微博、Facebook等数字软件创造了新的数字化交往模态。现实个体只有转化为“虚体”存在，只有在社交媒体上通过注册网络账号、拥有网络身份才能参与数字虚拟世界中的社会交往。“在赛博空间或互联网中存在的个体，并不是身体，而是这样由数据和算法组成集合的对象；我们不是以身体参与到网络空间当中，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数字化的中介才能作为这个空间的存在物在其中存在，而通过这样的算法形成的数据包就是虚体。”［5］99现实个体在实体性世界中的身体交往渐趋转化为数字“虚体”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数字化交往。

数字“虚体”在数字虚拟世界中消耗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生成的数据信息被数字资本家收集、提取和整理为数据商品，然后售卖给第三方买家，从而实现资本增殖。因此，贪婪的数字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数字“虚体”的社交时间，一方面，通过宣扬数字化生活等于美好生活的理念来不断吸纳更多“虚体”进入虚拟网络世界中。数字资本家的目标人群不仅涉及中青年群体，还涵盖少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他们往往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提升生活质量”为噱头吸引更多数字“虚体”。尽管现实生活向线上生活的迁移，便捷了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但同时也使他们患上了“手机上瘾症”，最直观现象便是一些社交软件和短视频软件对人们生活时间的深度蚕食。据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數据公司统计，“截止2023年9月，银发人群用户规模已达到325亿，同比增长了76%；全网占比已经达到265%，同比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时，银发人群人均使用时长、APP和微信小程序人均使用个数，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前者已经达到了1272小时，同比增长52%，后者分别达到163个和11个”［6］。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家通过制造“数字贫困”的恐惧心理和被数字化世界流放的孤独感来延长“虚体”的社会交往时间。如果不上网，人就好像生活在贫困世界中，职业上升机会被阻隔、社会关系被切断，这种恐惧心理促使数字“虚体”“全天候展示自己的生活，以免被社会抛弃或遭遇事业上的失败”［7］146。为防止新冠肺炎病毒传播，人们曾切身体会到物质空间隔离所带来的孤独感，数字时代下人们也不愿体验被数字虚拟世界隔离在外的疏离感，于是将时间持续性地消耗在数字平台的社会交往中，通过增加“粉丝”量、浏览量、点赞数、转发量来获得存在感。可见，数字资本家“将我们绑缚在它们运行的齿轮之上，让我们花多一些、再多一些时间在数字空间里，像小白鼠一样不断地运转，从事数字劳动”［5］110。

（二）时间结构被“非物质”的数字生产重新编排

资本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根据季节变换和不稳定天气条件进行劳动的时间结构，转向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所说的固定工作时间与玩乐时间截然区分的“块状时间”结构。固定工作时间意味着“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8］226，譬如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工作日。资本家主要通过攫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资本增殖，想要尽可能地延长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工作日的时间，还想要尽可能地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提高一个工作日内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配比。但是，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或工作日的时长不可能超过一天24小时的自然日，“工作日是在绝对的身体界限和或多或少相对的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8］227，即人在一天24小时中必须花费一定量的时间吃饭、睡觉以满足身体的需要，还要花费一定量的时间来满足精神和社会的需要。同理，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也不能吞噬“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8］227。如此看来，资本想要尽可能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企图遇到了非工作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这部分时间难以被资本嵌入自我增殖体系中。在时间结构上，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固定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块状时间”结构。尽管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同时进行，在感性直观层面难以区分，但可以通过工资形式来度量劳动者付出的一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一个工作日内余下的劳动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

随着数字技术嵌入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固定的“块状时间”被支解和重新编排。一是工作时间弹性化，进行数字劳动的数字用户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域，其生产数据所具有的“非物质”特性破壁了时空的障碍，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何时、多久地使用数字设备，进行生产数据的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手持数字设备的数字用户成为“指尖生产者”，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贯穿于一天24小时之中。二是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乃至重叠。数字资本家为了实现最大化资本增殖，不仅消弭了 “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界限，而且还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重叠，正如詹姆斯·富尔彻所说，“闲暇正是通过商品化的过程成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产物”［9］。对于数字资本家而言，数字劳动者没有“非工作时间”，只要他们处于在线状态，不论是进行娱乐活动还是购物消费都会留下数据痕迹，进行着数字劳动，譬如尤里安·库克里奇的“玩工”、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劳动”，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以休闲娱乐时间的样态呈现出来。三是剩余劳动时间侵吞必要劳动时间，数字资本打破了必要劳动时间给工业资本设置的屏障。数字用户在数字平台上购物、浏览、观看、点赞、转发和游戏的时间被数字资本家窃取用以资本增殖，数字用户没有以工资形式取得必要劳动时间的报酬，他们在线生产数据的全部劳动时间都被转化为数字资本家实现资本增殖的剩余劳动时间。

（三）资本联合数字技术“殖民掠夺”数字劳动时间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其发展就依赖于对工人劳动时间的褫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8］264。资本以剩余价值为“灵魂”，剩余价值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来，“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8］25，时间被资本主义物化和赋值，资本家永不餍足地想要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在数字时代，资本以非物质的“一般数据”样态存在，其想要榨取劳动时间实现自我增殖的本质没有变，表征为尽可能延长和窃取数字用户消耗在数字平台上的网络时间，收集这段时间生成的原始数据，提取和整理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数据商品将其售卖。“对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海量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储存并计算分析的数据库，我们现在称之为‘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数字资本即这些掌握了一般数据的公司。”［5］17资本越发数字化，数字越发资本化，铸就了数字资本新样态，曾位于“前台”的工业资本让位于数字资本。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者遭受数字资本家的深重剥削没有变，正如齐泽克所揭露的，“我们被控制我们的资本主义数字机器‘劫掠了我们的数据”［10］。并且，数字技术放大和强化了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数字资本家零边际成本地无偿占有数字用户生成的海量数据，同时数字用户沉湎于数字资本家精心编制的虚拟网络世界中，主动献祭指尖触碰数字界面的网络时间，数字劳动者遭到更加深重而隐蔽的“殖民掠夺”。

福柯曾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揭露“工资—形式”背后资本权力支配工人时间的丑陋一面，他指出“在工资—形式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形式主要体现在对人们的时间的掌握：在工厂掌握工人的时间，计算时间分配工资，控制工人的娱乐、生活、储蓄和退休等”［11］。数字资本家则是在取消“工资—形式”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数字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与其说这是“剥削”，不如说是数字资本家发掘的新型“殖民掠夺”方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曾在《食人资本主义》一书中辨析了“剥削”与“掠夺”的差异，指出“剥削”是在自由交换的幌子下支付工人的必要劳动报酬，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报酬；“掠夺”则是资本家几乎不支付任何报酬而占有剩余价值，“摒弃了资本购买‘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契约关系”［12］。数字资本家几乎不耗费成本地“殖民掠夺”数字用户的劳动时间，将其吸纳进资本自我增殖的运作模式中。并且，“剥削”和“掠夺”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携手并进，表现为处理信息数据的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将由数字资本家“殖民掠夺”而来的数据原材料加工整理为数据商品。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曾预言新数字技术将改善人的生活和满足人的丰富需求，这是新数字技术所具有的積极力量，但是他乐观地认为“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被人役”［13］，没有洞察到数字技术背后资本增殖逻辑的运作。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异化的三重面向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网络时间在资本的操控下日益“显示它的暴政（tyranny）”［1］100，造成了时间异化的新样态，主要表征为：时间感知力被资本化数字世界麻醉的“时间无知”、睡眠时间被“24/7”式数字资本收编的“无眠体制”、时间节奏被资本化数字技术加快的“加速体制”。

（一）时间无知：时间感知力被资本化数字世界麻痹

在数字技术的架构下，我们正步入福柯所描述的“永久观看的网络”时代，沉湎于数字资本家“精心”打造的流光溢彩的视觉世界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盯着屏幕，已经让我们完全麻木了，失去了感知能力”［14］139，对时间的流逝变得不再敏感。数字资本家通过“全景式数字监狱”网络追踪和采集数字用户个人喜好的信息数据，譬如运用“眼球追踪”技术监测数字用户屏幕注视时间、视觉的滚动等信息计算出哪些颜色和图像的组合最能引人注目，然后依据这些数据信息为数字用户量身打造图符数字化的视觉盛宴，让他们沉沦其中。流光溢彩的数字界面给数字用户的视觉不断强加“刺激流”，从数字设备传递出来的“刺激流”又不断麻醉人的感官，使人的时间感知能力逐渐变得孱弱。其作用原理正如乔纳森·克拉里所形容的那样，数字用户就像被关押在昼夜通明的牢房里的囚犯，受到持续性强光的干扰，被强行关闭了时间感知能力，难以分辨自身处于白天还是黑夜。这种控制方式“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权力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不是为了蛊惑大众，而是为了使大众丧失活力，变得中庸，剥夺人的时间”［7］122。

此外，数字用户时间感知力被削弱的症结还在于他们沉浸于数字虚拟世界时的“去感官化”症候。数字虚拟世界中人的“体验”很丰富，可以足不出户实现视觉上的环游世界，但“经验”很贫乏，造成了“去感官化”的症候。著名犹太学者本雅明在上个世纪以前就“区分了体验（体验是片段的）和经验（经验会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跟我们的认同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15］138。经验是“栖居式”全身心地感受周遭环境，充分调动身体的感知器官；体验则趋向于“去感官化”，在体验中人们往往只调动单一器官，造成罗萨所说的“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体验。譬如，数字用户在结束一整天刷视频、看网络电视、打竞技游戏后却只体验到短暂的时间，并且时间在记忆中也被压缩，回想起来仿佛就刚刚从早晨起床。“去感官化”的症候导致数字用户只体验到事件的“孤立片段”，没有在脑海中留下任何深刻的“记忆痕迹”，出现了对时间的流逝无法敏锐感知的现象。这种“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体验给数字用户造成没有浪费时间并可以继续消耗更多时间在数字虚拟世界中的假象，他们不断被新鲜视觉吸引点俘获，消耗更多在线时间。这是数字资本家榨取数字用户在线时间十分隐秘的手段，“视觉刺激” “图像病毒”侵蚀主体的时间感知能力和自主意识，“削弱我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进行感知和辨别的能力，甚至削弱我们想要进行感知和辨别的欲望”［14］127。数字用户在数字界面的持续刺激下难以敏锐地感受时间的流逝，无法自主掌控对时间的分配，“这些技术和程序构造出一个完全没有关怀、保护或慰藉的世界，可怜的、百依百顺的主体状态被生产出来”［7］13-14。

（二）无眠体制：睡眠时间被“24/7”式数字资本收编

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对21世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审视和剖析时，提出了“24/7体制”的标新概念，“24/7即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的缩写，全天候提供服务的意思”［7］8。一般说来，人类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睡眠状态，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皮质和身体各项机能都进入休息模式，睡眠在本质上与资本的增殖逻辑相冲突，为资本永不餍足的贪欲之路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对人来说睡眠是身体的本能，但是对资本来说“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8］228，资本家如吸血鬼一般贪婪地想要蚕食人类的整个生命时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8］255，资本为了攫取利润敢犯任何罪行，敢践踏一切道德和法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为了突破日夜榨取同一劳动力的身体限制，采取“换班制度”即日工和夜工轮流工作的运作方式来实现对人类睡眠时间的侵占。但是，同一劳动力的睡眠时间依然还有待纳入资本的利润引擎中，因为按照个人的身体极限来说，睡眠时间始终是维持身体康健、恢复生机与活力的刚性需求，是资本有待开拓的殖民空间。

最初，剥夺睡眠时间是作为一项酷刑被用来惩罚入狱罪犯的，罪犯被关押在灯火通明和声音嘈雜的监狱隔间里，一连承受20小时左右的审讯，这类监狱被冠名为“光明营房”。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数字资本利用数字图像为数字用户打造了线上的“光明营房”，不断缩短人类的睡眠时间，将数字用户长时间囚禁在“数字囚笼”里，为数字资本家无眠式地创造可以实现资本增殖的一般数据。尽管“睡眠时间不可能被消灭，但它可以被破坏、被剥夺”［7］27。随着资本化的数字技术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的睡眠时间逐渐缩短并变得不稳定。正如乔纳森·克拉里所说，虽然人每天还是会睡觉，个体的睡眠时间不能被完全剥夺，“不过，睡眠如今不再被看作必要的或自然的经验。相反，它被看作一个可变的托管函数，与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能从工具性和生理性的角度加以定义”［7］21。传统农业时代，人们日落而息。进入工业时代，伴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睡眠时间则大大缩短，节省出来的睡眠时间被整齐划一地转化为家庭人员观看电视屏幕的时间，电视节目间穿插的广告诱导人们购买商品，从而使他们变成为广告商带来利润的“受众劳动”者。在数字时代，数字用户沉湎于光怪陆离的网络虚拟世界之中，睡眠时间则被指数式缩减，节省出来的睡眠时间被转化为数字资本家生产数据的剩余劳动时间。可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连“睡眠时间”这块“绿洲”地带也被数字资本家逐渐破坏和蚕食。

（三）加速体制：时间节奏被资本化数字技术加快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完美诠释了“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的资本宣言。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个时代沉湎于膜拜速度的幽灵”［16］，时间加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譬如生产加速、消费加速、审美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科技加速等。吊诡的是，速度越快，我们越陷入“时间匮乏”的困境之中，邏辑上讲，时间加速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手边的任务，“相反的，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越来越觉得时间很短缺，并因此感到恐慌”［15］26，陷入时间焦虑的牢笼之中。一般而言，时间不能被加速，牛顿曾指出：“绝对的、真正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17］但是，一定时间内进行活动的节奏和频率可以被提速，这种时间不是牛顿口中的“物理时间”，而是马克思所言的作为“人类的发展空间”的时间，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时间”。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时间加速就被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利润引擎，表征为加速资本周转的时间。马克思指出：“某一时期生产的价值总额或资本的全部价值增殖，不是单纯决定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或决定于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剩余时间，而是决定于这种剩余时间（剩余价值）乘以资本的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重复的次数。”［18］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生产还可以通过缩短资本循环的时间、增加资本周转的次数来实现。时下，在数字技术的架构下，数字资本循环的时间更是得到极大缩短，不论是数字用户的数据产品生产速度还是数据产品流通速度都得到极大提升，线性时间被改写为“点状时间”，时间节奏被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所提出的当下开始和当下结束的“当下主义”原则所主导。

在罗萨看来，数字时代的“加速完全是通过将过去的物质过程（例如设计模板）直接的虚拟化和数字化而实现的，因而在某些领域实际上可以达到光速的速度”［19］。数字资本家利用数字虚拟平台、云计算、智能算法和物联网构建了数据虚拟空间和数据运输通路，造成了数据商品极速生产和极速流通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运作模式。数字用户在数字虚拟平台上实时生成的原始数据被数字资本家高速收集、提取并整理成数据商品，然后面向市场进行出售。数据生产和数据流通趋近于“绝对速度”，数字资本周转时间约等于生产时间，实现了高速周转。数字生产领域的高速运转又促使物质生产领域的协同性加速运转，譬如广告商可以利用反映市场动态、用户喜好的数据进行个性化、精准化推送，缩减数字用户购物时寻找商品的时间以及犹豫和徘徊的时间，进而加速商品消费。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逻辑”生成了一种“倒逼机制”，逼迫着人们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速，造成了当下的“内卷”现象。主体被置放在加速赛道上，必须不断加速，才不至于落后，“这种对于在高速社会中的原地踏步所感到的恐惧，会造成一些文化疾病，例如冷漠淡然、抑郁、厌世、精神衰弱，或当今各种压力形式”［15］54。这种“加速逻辑”构建的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时间规训”已经深深地刻在人的身体和意识之中，个人生活的休闲娱乐、购物消费、审美体验等都被用于喂养数字资本的加速机器，人在加速时间赛道上越来越丧失主体能动性。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异化的困境消解

马克思曾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异化，指认“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20］。可见，时间异化的根源乃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消除时间异化、突围时间殖民困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到没有数字化的纯粹社会，而是纠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同时，还需要培养数字化主体的批判意识，识破时间自由幻象，倡导数字化的健康生活方式，实现时间合理分配，进而走向“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的美好社会。

（一）消除时间异化根源，纠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世界正在演变为一个人类和技术共存的联合体”［21］，数字技术的勃兴形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重构了人类的社会时间结构，加速了人类的社会时间节奏，具有节约劳动时间、释放人类自由时间，增加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22］的潜能。但是，在数字时代，主体的现实境况却是越发难以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在数字平台上常常陷入“为浏览而浏览”“为观看而观看”“为消费而消费”的无时间意识状态。因此，对于数字化发展，“我们的态度不是断绝关系、故步自封，而是在经济生产引擎的带动下，完善数字化发展基础建设，打破数字平台的私人垄断，让数字化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3］，需要做的是纠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297，因此，时间异化的罪魁祸首乃是基于私人占有的数字资本的自我增殖逻辑。消除时间异化，需要纠偏数字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构建数字社会主义。一是要阻断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联姻”，规避数字技术的资本操控，助推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实现数据共建共享，使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享有者。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4］。二是要助推数字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从以“资本需求”为导向的数字技术应用走向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数字技术应用。对于数字资本家来说，“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25］，为了赢得时间，数字资本家打造吸引眼球的虚拟视觉世界，不管其内容是否健康与文明，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们上瘾并沉沦其中。数字社会主义则注重数字平台上的视觉内容、图文信息是否健康与文明，致力于构建风清气正的数字网络空间。消除时间异化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来建构数字平台的运作模式，规避“网络沉迷”“虚假消费”的病态诱导，使人们可以自由自主地分配数字网络时间。

（二）识破时间自由幻象，培养数字化主体的批判意识

对于数字用户而言，他们看似可以自由使用手持数字设备，自由选择时间浏览网络信息、观看网络短视频、发布网络动态等，实际上这种令人放松、灵活化、自由化的时间消遣方式，遮蔽了资本家联袂数字技术对他们网络在线时间的监控、规训和剥削，造成了他们拥有在固定工作场域进行固定工作时所缺失的主体能动性的幻觉假象。数字资本家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在数字用户能够自由选择上网时间的表象下实施对他们在线时间的窃取，巧妙地消解了数字用户的反抗意识。数字用户受到数字资本家建构的“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训与操控却不自知。正如齐泽克所说，数字技术导致人的深层异化，“他们的状态和活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不断被记录和传播：他们的身体行动、金融交易、健康状况、饮食习惯，他们买卖什么，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所有这些都被收集在数字网络中，数字网络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26］。可见，数字用户在数字平台上所谓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被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所吸纳，他们被拴在数字界面上持续不断做着生产数据的数字劳动。

这种集体无意识被操控的境况成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的隐忧，必须培养数字化主体的批判意识，使他们意识到自身正在被数字资本所建构的“时间规范”规训。一是要揭穿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时间的“隐控制”。这种隐性控制源于韩炳哲所说的数字化网络所搭建起来的“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不同于边沁的“圆形敞视监狱”建筑，人们被关押和隔离在一个个囚室之中，深知自身受到“中心了望塔”上监视者的监控，“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中的数字用户在数字平台上“自由”畅游却不自知自身正在被数字资本家监控和规训。于是，往往出现“无需强迫与命令，我们自愿让自己裸露在外，自愿把所有可能被利用的数据和信息放到互联网上去”［27］15的情况。我们必须意识到数字资本正在监控和支配我们的数字网络时间，他们对时间的控制从“台前”隐匿到“幕后”。我们在数字平台上观看视频、购物消费、游戏娱乐时要警惕数字资本的“隐控制”。二是要识破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时间的“软霸权”。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下，资本家通过强制性的形式来延长劳动时间，霸权支配和占有工人的时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家不再强制延长数字劳动时间，而是为数字用户打造绚烂多姿的数字虚拟世界，使他们主动地尽可能地消耗时间在数字平台上。我们必须识破数字资本家的“软霸权”，有意识地控制在数字网络上消耗的时间，避免陷入“网络沉溺”，做时间的主人。

（三）实现时间合理分配，倡导健康的数字化生活方式

特雷博尔·舒尔茨指出：“集中精力在互联网上，我们用来消遣的网瘾和时间消耗，已经成为我们时间的最大问题。坦白说，我们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让我们不能爱或感受他人，或者提出进一步摧毁资本主义的计划。”［28］日益沉溺于数字虚拟世界中的数字用户越来越丧失主体能动性，难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日常生活，形同“提线木偶”受到数字资本的支配和控制。在数字资本权力的宰制下，人们休闲娱乐的时间被同质化，工作时间之余人们趋同于换装成数字“虚体”参与数字虚拟世界中的社会交往，如同毒瘾发作，数字用户难以抽离于数字虚拟世界。数字资本家借助数字平台将数字用户禁锢在数字虚拟世界之中，同质化他们的休闲娱乐时间，并使他们像吸食鸦片一样上瘾难以抽身。

面对数字网络在线时间被数字资本家所掌控的境况，数字用户需要重新调整适合自己的时间节奏，戒掉“手机上瘾症”，夺回时间支配权。一是要戒断数字网络的日益沉迷。“脱离社交媒体，我们才有机会真正了解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了解那些压迫者是如何利用它来操控我们的”［14］18。唯有从数字虚拟世界中抽离出来，我们才能对日益沉迷于数字网络的病态行为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健康、节制地进行数字化娱乐。正如有西方学者建议，要“提倡数字健康和‘数字禁食来促进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改变，以应对快速发展的、永远在线的数字经济的威胁”［29］。二是要拓展多元化休闲时间的消遣方式。“数字化全面联网与交际大大地提高了从众强迫的效应”［27］110，导致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趋于“同质化”。“同质化”的背后是数字资本权力对人们生活时间的霸权支配。我们应拒绝“同质化”，正如乔纳森·克拉里指出，“我们要拒绝数字化导致的自我封闭，把时间用在真正的生活上”［14］7，合理分配时间将其用在审美体验、游览风景等其他健康的休闲活动上。

注释：

①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在《朝不保夕的人》一书中提出了“块状时间”的术语，他指出“时间被分成块状。大部分人每天有10小时待在家里，10小时用于工作，剩下的时间则被用于社交”。“块状时间”结构意指时间被分成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界限分明的块状结构。参见盖伊·斯坦丁.朝不保夕的人［M］.徐思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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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欧洲左翼政党价值观及其教育实践研究”（20FKSB023）;西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哲学变革视野中的‘对象性活动概念史研究”（SWUB23066）。作者简介：成军青（1998—），女，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薛俊强（1982—），男，吉林白山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云山杰出学者，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问题。

【责任编辑：雨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