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岛李沧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春泥诗社常务副社长。擅长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延河》《绿风》《青海湖》等报刊，获“迎百年华诞普时代新篇”第二届全国诗歌大奖赛铜奖、第六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等奖项。

打针对我来说如同奔赴刑场般可怕，小时候，哪怕高烧四十度奄奄一息地瘫在我妈怀里哼哼，一听要打针，立刻一个蹦跳起来大喝一声：我不打针！然后撒腿逃跑。长大后，每次打针必得拿出视死如归的勇气，而且必须得有个人在身边给我一只胳膊揪着。因为我小的时候打针出过一次事故。

这事我完全不记得，那时我才几个月，正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年的某个节日，我妈带我去奶奶家过节，不料，傍晚我发烧了，奶奶打发四叔去请村里的赤脚医生——就称他老中医吧。

那会儿，每个村都有个赤脚医生，我们村的这个老中医会把脉会开药方，还会做药，村里谁家杀了鸡必会小心地剥下鸡内金一刻不误地交给老中医。老中医得了空便点燃麦秸用一张漆黑的瓦片把鸡内金耐心地焙成酥脆的小片，再用擀面杖碾成一小堆黑黄的粉末，宝贝似地装进一个小瓶子，夏天哪个孩子发现了蝉蜕也必会一路小跑，交给老中医。不仅如此，老中医下地干活若发现田间地头有草药必定采回来，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也认识了一些草药，看到便薅回来交给老中医，老中医总是在家的院子里一丝不苟地晾各种草药。

村里谁要是生了病第一时间便会去找老中医。别管有多忙，只要一有病人，老中医放下手头的农活起身就走，一刻不耽误，随叫随到，永远耐心，从不抱怨，仿佛治病救人就是他的使命。

老中医配草药不要钱，因为草药都是地里采的，但也往往配不齐，老中医便以一手绝美的蝇头小楷写下缺的药材，打发病号家属去镇上或县里配。老中医的字常常被赞美，老中医颇为得意，于是，除了写药方，还要额外再写几行说明。

老中医医术怎么样好像大家都没去想，反正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习惯性地去找他，得了急病重病也照例去县里省里，从来没人探究过老中医有没有误诊误治。反正他是村里唯一会把脉的人，每回给人把脉说病他都是一脸的严肃认真，尤其以吟诵腔说那些之乎者也的术语时，显得高深莫测，仙风道骨。村里人一致认为：人家说的话都是书上的，咱都听不懂，确实有道行！村里选他当赤脚医生也就理所当然，并且还送他去县里培训了一段时间西医。

自从西医培训归来，老中医更加超凡脱俗，因为老中医学成归来不仅配备了牛皮药箱子、听诊器、注射器、体温计等设备，还带回了各种药片、药水。给人看病时照旧配中药写药方，还要再搭配药片：“大的一片、小的两片、饭后半个钟头，掐好点，这可不能马虎的！”他也不说药片的名字，若哪个不识字的婶子大娘好奇，老中医便一脸不屑：“说了你也不懂，这是西医！好几年才能学会，吃就行了。”从此，老中医的治疗方案不仅多了药片，有时候还会加打针，去打针的小孩无不背过气一般地嚎叫，就连大人都说疼。邻居的二姑姑打完了针一天起不来炕，一瘸一拐了好几天，老中医说：“打针就是遭罪，但好得快。”

后来，我们村都吓唬小孩最灵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就给你打针！去县里治病的人回来跟老中医探讨，怎么县里的打针不疼呢？老中医一脸不屑：“村里的针还能跟县上的针比？！药水也不一样！”就这样，老中医以他的药针、药片、草药治疗着全村的人头疼脑热磕磕碰碰，在他兢兢业业的治疗下，村里的大人孩子泼实地活着，当然，该死的也死了，危重的病人去了县里治。

我奶奶常年咳嗽，每每犯病总打发四叔去叫他。每次他都斜肩背着一个棕色的药箱子，一进门总是坐到炕边的杌子上，先是小心翼翼地把药箱放到炕上，然后仔细地打开箱子，拿出听诊器郑重地挂到脖子，一个寻常的老头，一旦挂上听诊器便神气起来，仿佛即刻便能妙手回春。但他的听诊器用得并不充分，他把听诊器放到奶奶肺部，几秒钟便喃喃自语：啰音啰音。根本不像医院的李阿姨，李阿姨也用听诊器，李阿姨要听很长时间，听了前面还会听后面。其实，听诊器只是老中医看病的前奏，重头戏是把脉开药方。

一次，四叔按惯例把一只枕头放到老中医面前，奶奶默契地把手腕搭到枕头上，老中医一边轻轻抖抖袖子，一边微微昂起脖子，然后把三个指头搭到奶奶的手腕上，他神情高傲，双目微闭，不久便气如龟息，如如不动，像个入定的高僧，偶尔紧锁眉头，偶尔又微微张眼。这时，全家人都屏住了呼吸，奶奶的咳嗽都憋回去了，灶间的大姑慌忙停下手里的营生，连根葱都不敢剥，仿佛一丝声音也会误了诊断。不料，一只母鸡下完蛋，毫不知情，突然就“咯咯哒……，咯咯哒……”，全家人都紧张地望向老中医，老中医从入定中惊醒，厌恶地叹了一口气，四叔一个箭步冲出去把那只没有眼力见儿的母鸡打出院子，待“咯咯哒”渐行渐远，老中医重新酝酿，又一次微闭双目，又一次偶尔锁眉头偶尔张眼睛。

我蹑手蹑脚摁着炕沿踮起脚想看他的药箱子里有什么，奶奶立刻狠狠地瞪我，那凶恶的神情比我带人祸祸了她心爱的石榴还要可怖，惊的我连忙撤退，蹑手蹑脚退到院子里，“嘎吱”一声敞开大门逃出院子，又“咣当”一声关上大门逃到大街上。

等我从街上回来，老中医已经换了奶奶的另一只手腕，他仍閉目龟息，良久，老中医的三个手指头终于从奶奶的手腕上移开，他长舒一口气，眼观鼻，鼻观心，郑重地宣布：“木火刑金……上盛下虚……轻则咳嗽多痰，重则癫狂昏扑……”之乎者也，颇为得意。这一大套文言文就连我妈也只听个大概，而不识字的奶奶似乎心领神会：“嗯嗯！是咳嗽……是发昏……是虚，虚得头晕……”

老中医演讲结束，大姑已沏好茶，奶奶从一个花花纸糊的盒子里拿出一个大桃酥递给老中医：“这是青岛的桃酥，咱这里没有，利利她妈（就是我妈）专门捎回来的，兄弟你尝尝……”老中医看到桃酥，眼睛亮了一下又马上收回，半推半就地接过桃酥。桃酥大概很好吃，因为老中医嚼桃酥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虽然那微笑若有似无，就像即将冒出的花咕嘟半遮半掩，但跟刚才的居高临下已判若两人。

桃酥吃完了，四叔也研好了墨，老中医从药箱子拿出一张纸又掏出一支很细的毛笔，老中医开药方必得用毛笔，蝇头小楷，行云流水，一边写一边愤愤地说：正儿八经的中医哪能用钢笔开药方？！县里的西医用钢笔是对的，县里的小年轻中医也用钢笔，不合规矩！写完，便把满满一篇小楷的药方举过头顶来回抖着，以便干墨，哗啦哗啦，药方像一面旗帜在空中飘荡，而老中医像旗帜下寂寞的英雄，骄傲而孤独。这时他的口气温和起来：“嫂子，先吃三副，忌口生冷辛辣，你这个病要三分治七分养，要吃好的，不能吃咸的，不能出力，不能冻着……”奶奶连连点头，深以为然。

老中医开完药方奶奶就有了精神，咳嗽似乎也好了一大半，喝完汤药后什么疗效我已忘记，反正老中医给奶奶看了一辈子咳嗽，而奶奶的咳嗽一辈子也没好，我妈从青岛捎回的桃酥被老中医吃去无数。

扯远了，扯远了。老中医闻听我发烧，放下地里的活儿背起药箱子就来到奶奶家，进了门他仍然坐在炕边的杌子上，挂上听诊器把我听了一番，又拿出体温计给我量体温，测体温期间也拿起我的小手腕子把脉，依旧微闭双目紧缩眉头。脉把完了，体温也测好了，全家异口同声问，怎么样？老中医坚定地说：“发高烧！”然后老中医抑扬顿挫地宣布：“胎内有风，小闺女脾胃不和，肺气虚弱……”吧啦吧啦，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一顿讲。当时我妈非常着急，没等他讲完就问：“发烧是肯定的，您能不能治？”老中医闻听顿时不悦，怎么可能还有他治不了的病？！便说：“要除根必得汤剂，眼下权宜之计吃退烧药，但他的药箱子只有成人的退烧药，又苦又酸，几个月的小娃娃恐怕吃不了，只有打退烧针。”

彼时，天色已晚，我们村距离县医院好几十里且交通不便，去医院也得第二天，也只有打退烧针对付一晚上。于是，老中医从药箱拿出针管药水，一番操作，针头刚扎到屁股上，我就跟其他小孩一样背过气一般地嚎叫起来，我妈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像那天一样地嚎，嚎的异常尖锐，按说小孩子打针只在推药水才开始嚎的。针总算打完了，但我仍然嚎了很长时间，老中医气定神闲：“打针都疼，小孩打针都会哭的，不要紧。”

退烧针很有效，很快我就退了烧，嘤嘤地睡了。可是！第二天针眼周围就鼓起一个巨大的红包。可把我妈吓坏了，她立刻抱我去了医院找她的好朋友李阿姨，李阿姨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医术很好。李阿姨检查了一番说：“小闺女就是普通的感冒，没事的。”但她一看我屁股吓了一跳：“针眼感染了，肯定是针头消毒不严格！重点是！打错了位置！”说着，李阿姨在我屁股上划了个十字，一半屁股平分成四个区域，她指着外侧上方的区域说：“应该打在这个部位！”而老中医几乎打在了了十字交叉上，而坐骨神经恰好就在那附近！李阿姨检查完我的腿脚说：“没事没事，幸亏这个小闺女胖，肉厚，要是扎坏了神经就瘫了！”我妈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心里直突突，万幸万幸，简直吓死人。

李阿姨开了一些药，我感冒很快就好了，屁股上巨大的红包也慢慢地好了，但是，我左屁股上却留下一个小坑，至今都在。

后来，回奶奶家，我妈特意找老中医询问原由，原來，针头没来得及煮，酒精没有了，白酒也没有了，老中医居然用葡萄酒消毒的针头！并且振振有词：“都是酒，一样的！”我妈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耐着性子给他讲了消毒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用75%的酒精消毒，着重强调了打针的正确部位，免得继续害人。

奶奶犯了咳嗽照样去叫老中医，但从那之后，他给奶奶看咳嗽，只要我妈在场，他再也不之乎者也地肝气肺气胃气了，桃酥都不吃了，但药方还是照写，蝇头小楷照旧行云流水。

其实这是一次医疗事故，要是扎神经上我就瘸了，幸亏没有！但从那之后，我就惧怕打针，酒精棉球往屁股上一擦就尖锐地挣扎嚎叫。李阿姨说：人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身体的记忆是终生的。李阿姨说的没错，心理学也有这样的说法。

反正从小到大我听到打针就万分惊恐，看到针管就哆嗦；当小砂轮吱的一声划过药水瓶，我的心就仿佛有小刀嗖地一声划过；当护士把药水帽敲掉，嘭的一声简直如同炸雷响起；尤其那冰凉的酒精棉球往腚上一擦，我立刻汗毛炸立，全身僵硬，如坠深渊，越是僵硬越是不好推药水也就越疼，至今如此。直到现在，能不打针就不打，若非打不可，必须得有个人在我旁边让我揪着胳膊才行。

这件事让我妈懊恼了一辈子，她经常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地讲，最后总要说：“我当时怎么能让这么个半瓶子庸医给你看病？！腚上的坑再也消不了了……”我说：“一点儿都没事，我能跑能跳，干啥也不碍事，而且我都不记得。”但任凭我怎么说，我妈总不能释怀，直到我妈去世前几天还说起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