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烁璇

变文是敦煌文学的一种形式，以韵散兼备、讲唱结合为特征，现存的篇目基本收录于今人整理校点的《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续编》等书中。从内容上看，这些变文大多演述佛教故事，同时也有历史故事、英雄事迹等。其中，《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两篇，以唐代边塞战争为主题，讲述当代英雄事迹。张义潮于宣、懿两朝收复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失地，受封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张淮深是张义潮之侄，在后者奉诏入京后执掌归义军事务。从相关的变文故事中，能够看出敦煌地区在复杂地缘背景下所形成的唐王朝崇拜。变文与其他文物、文献相互呼应，共同体现了敦煌人民的王朝崇拜和归属情结。

张义潮，现习称“议潮”，《敦煌变文集》中作“义潮”。由于本文以敦煌变文为主要讨论对象，因此遵《敦煌变文集》之名，称“义潮”。此外，据伏俊琏考证，题为《张淮深变文》的P.3451号残卷或为《张议潮变文》。主要依据有二：1.根据变文的叙述，可推断这是描写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第一次到沙州，诏赐的尚书只能是张议潮；2.史籍中有记载大中四年（850）左右张议潮和回鹘交战的蛛丝马迹。本文在探讨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变文内容与题名的龃龉之处。因此，在讨论P.3451号残卷的相关内容时，本文依变文内容，将故事中遣使献图之人称为“张尚书”，而不称“张淮深”。

唐王崇拜：敦煌开元寺中的玄宗供奉

古代帝王会通过宗教手段来神化自身形象、塑造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唐玄宗就曾下令，在各州开元观、开元寺供奉其等身像。《唐会要》卷五〇《杂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敕令每州将城内的“形胜观寺”改名为“开元”；天宝三年，又下令在开元观、寺内铸造并供奉自己的等身像。唐李子卿的《兴唐寺圣容瑞光赋》曾描绘位于长安的兴唐寺玄宗像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佛教化的帝王形象：“中国之至圣兮，西方之大仙，凝旒为出代之日，立极是分身之年……圆相镜开，谓太阳新吐；真质山立，乃胚浑初凝。”（《全唐文》卷四五四）在开元初年，玄宗一度抑制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将佛事限制在寺庙内：“村坊街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礼拜；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赎取，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亦宜准此。”（《唐会要》卷四九《杂录》）而至开元中后期，玄宗却亲注《金刚经》并颁行，后又令佛寺改名、塑等身佛像。唐玄宗的抑佛扬佛之举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改寺名为“开元”、在寺中供奉皇帝的等身像，其实是一种神化皇权、巩固统治的行为。

在遥远的沙州敦煌，同样也设立了开元寺，这在P.3451号文书（后题为《张淮深变文》）中有所记载。在变文故事中，“张尚书”克复失地、大败回鹘后遣使入京，受到了皇帝的褒奖。皇帝于是派出使节，予以封赏。在拜谢使节、捧读诏书后，尚书“东望帝乡，不觉流涕”，随后引天使到开元寺，拜唐玄宗。文中描述道：

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燉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馀留帝像。其於（馀）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洲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骖从，无不惨怆。（引自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本文所引变文均出自此）

从《张淮深变文》叙开元寺一段中可看出，沙州敦煌对中原风尚的保留程度远高于甘凉瓜肃四州。而在张氏叔侄统治时代，唐王朝遣使西来的时间至多不早于大中五年（851），此时中原经历了安史之乱，已不复开元时期的繁盛强大。天使见到远在沙州的敦煌尚有“往年御座，俨若生前”，也难免勾起物是人非之思，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一时垂泪”。在内地，开元寺的设立是对皇权的巩固和加强；但对于远在边陲的敦煌地区来说，开元寺更多了一层精神寄托的意味。同时，“张尚书”引使者往拜开元寺这一举动，既出于长居于吐蕃统治之下、久而不见汉使的悲怆和激动，也是一种展现忠诚的行为。崇拜唐玄宗的行为意味着敦煌地区始终不忘中原王朝，对唐王朝的臣服心和强烈归属感也由此可鉴。

“神化帝王”不仅记录于史料和变文中，也体现在敦煌壁画上。张惠明认为，敦煌莫高窟第172窟中的《文殊变》中，身材高大的菩萨由渺小的侍从簇拥，这种结构和人物特征与中原佛教图像中的皇帝及侍从组合，乃至中原地区帝王画像相似（《公元八至九世纪敦煌壁画“文殊及侍从图”中佛教节日主题元素》）。类似的人物结构出现在《文殊变》等壁画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塑造世俗皇权崇高性的手法对敦煌宗教壁画的影响。

遣使入京：进献舆图的政治意义

绘舆图、制户口，意味着对某区域土地和人口的掌握，确定了主权和疆土管辖的实在性。经由变文和史料的互证，能够看出张氏归义军政权对遣使入京、进献舆图之举措的重视，这也是张氏政权取得唐王朝正统性认定的重要依据。《张淮深变文》以散文形式叙述了大胜回鹘后“遣使入京”的细节：

尚书既擒回鹘，即处分左右马步都虞候，并令囚系。遂请幕府修笺，述之露布，封函结款，即□□□，不逾旬月之间，使达京华。表入凤墀，帝亲披览，延暎天朝。帝谓群臣曰：“□□□□表奏，获捷匈奴千馀人，絷于囹圄。朕念□□□□□旧懿，衰日曾效赤诚；今以子孙流落□□河西，不能坚守诚盟，信任诸下，辄此猖狂。朕闻往古，义不伐乱，匈奴今岂（其）谓矣！”因而厚遇之。

这一段先写战斗胜利后，“张尚书”囚禁俘虏，以书面形式记录战况，并“封函结款”、遣使进京；又突出展现朝廷君臣对敦煌使者的重视，拟皇帝口吻对敦煌军民大加赞赏。随后皇帝派天使前往敦煌，对“张尚书”下达敕封。除变文之外，由多个写本缀合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亦讲述了张义潮遣使进京的过程和朝廷君臣的反应：“敦煌、晉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上达天闻。皇明批览，龙颜叹曰：‘关西出将，其虚也哉！百辟欢呼，抃舞称贺。便降驲骑，使送河西旌节，赏赉功勋，慰谕边庭收复之事，授兵部尚书，万户侯。”无论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还是在记叙功德大事的碑文里，张氏得胜后的首项重要举措就是派使节进京，以求唐朝敕封。《唐会要》记载，大中五年，张义潮遣兄义潭来献；《敕河西节度使牒》等文书又载，张义潮派出的使节团中，还有一路以悟真为首。悟真时为高僧洪辩的弟子，随其师一道，在张义潮收复敦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使节人选上，也足见张义潮的重视。遣使入京的举动体现了敦煌军民，尤其是以张义潮、张淮深为代表的地区统治者对中原王朝之正统性认定的渴望。

上举敦煌变文中只提及了“题笺修表”“皇明批览”，并未涉及具体的上表内容。战况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更重要的是舆图及户口。这一点从正史对张义潮遣使入京之记录的偏重上可以看出：

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八下《本纪第十八下》）

五年，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四》）

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下》）

从性质上看，敦煌文书中的图经具有和舆图相似的地理意义。这些图经如《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大多有文无图，记录了境内各地的相对位置。虽然据学者考证，张义潮对河西地区的实际控制范围并未达到史书记载的大小，但进献舆图这一举措，的确证明部分州郡已被收复，这也使张义潮获得了朝廷的承认和敕封。在叙述“尚书受封”之后，变文又以韵语渲染了“尚书”的欣喜之情：“到日球场宣诏喻（谕），敕书褒奖更丁宁。尚书既睹丝纶诰，蹈舞怀惭感圣聪。‘微臣幸遇陶唐化，得复燕山献御容，报国愿清戎落静，烟消万里更崇墉（庸）。今生岂料亲临问，特降天官出九重，锡赉缣缃难捧授，百生铭骨誓输忠！”

总的来说，变文所叙述的“张尚书”遣使入京、进献舆图之举措，体现了在张氏叔侄统治时期，敦煌军民始终臣服于中原王朝、将其视为效忠对象，并积极与唐朝君臣维持联系。同时，该举措也是张氏政权取得唐王朝正統性认定的关键之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以汉喻唐：时空互动下的王朝归属感

作为疆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汉唐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共性，比如都与西域各民族联系密切等。对于敦煌地区来说，虽然王朝更迭，但又处境相似。这里不仅有悬泉置等汉迹遗址，唐人亦乐此不疲地以各种形式讲述汉朝故事，如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中部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在文学作品中，汉唐之间的对话更超越时空，形成了代际共鸣。由于地缘背景和历史认同的双重作用，“以汉喻唐”这一在唐诗中颇为习见的现象在敦煌变文中同样有所体现。就变文而言，从“以汉喻唐”的明暗两线中，可看出敦煌军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困境。

明喻是指在描写当代英雄故事的篇目，也即《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两篇中，直接用“汉”来喻称“唐”的手法。在两篇变文中，冠以“汉”字的名物大多具有现时指称性质。一些被用作敦煌军民的自称，强调他们的汉人身份，如汉军、汉将、汉兵等；另一些则起到“以汉喻唐”的作用，指称唐王朝的君臣，如汉主、汉朝使命、汉朝使人等。而在称呼周边民族的“他称”上，更多是以吐蕃、回鹘、吐浑王这类时新称谓，或者蕃戎、丑虏、猃狁等蔑称来指代周边民族，很少以汉代古名匈奴称之。总结起来，两篇变文的指代称谓中，自称为虚，他称为实；自称多用古，他称多用今；自称表现身份认同，他称彰显变文故事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变文故事在自称和他称上呈现出的不同倾向，或与敦煌军民陷蕃后的苦难生活有关。《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下》记载了贞元年间，吐蕃入侵吴山、宝鸡一带后的残暴行为：“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二》则记载了被占领地区的百姓见唐使到来的激动之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吐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敦煌军民之饱受艰辛由此可想，他们也因此越发期盼回归中原王朝。总之，两篇变文中的称谓倾向不同，可由他称看出敦煌军民对吐蕃残忍统治的痛恨，由“以汉喻唐”之自称看出敦煌军民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对中原王朝的归属感。

暗喻手法则见于《李陵变文》一则中。这则变文虽以汉朝将领李陵为主角，但从故事的细节和情感倾向来看，其中应有时人的心理投射，而非简单地演述历史故事。事实上，从史籍和《李陵变文》的细节中的确能发现“以汉喻唐”的细微依据。变文中有“突骑尸（突骑施）”“墨（默）啜”这两处不见于《史记》《汉书》，却载于《旧唐书》的民族或民族首领称谓。这种以唐朝名物入汉朝故事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作者的代入感。在此基础上来看待故事中人物的言行，其指向也就可推而知了：

左右启大将军曰：“自从束发，远劫单于，一入虏庭，二千馀里……当今日下，实是孤危……大将军本意，莫狂（枉）劳人，幸请方圆，拟求生路。”

忆性（昔）初至峻□（浚稽）北，虏骑芬芬（纷纷）渐相逼，抽刀避（劈）面血成津，此是报王恩将得。制不由己降胡虏，晓夜方圆拟皈（归）国，今日黄（皇）天应得知，汉家天子辜陵得！

第一处引文出自李陵投降前，是左右下属对当时危急情况的描述，以及劝降之语。第二处引文则出自变文末尾，是李陵知晓母亲被杀后，“南望汉国”的悲号之词。贞元二年，敦煌难抗进犯，最终和谈降蕃。对于敦煌军民来说，这是孤立无援状态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难免对李陵产生同情和共鸣。以上两段文字，交织着走投无路的不甘、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和对中原王朝的哀怨等情感，极为复杂，直击人心。据《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四》记载，即使在张义潮收复敦煌后，唐王朝对敦煌地区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言语间对宣、懿二帝颇有批判：“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由此观之，《李陵变文》中抒发的情感，既是敦煌军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在连年战火和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之下，西境百姓的归属困境。

敦煌地区与唐王朝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相对于河西其他州郡，敦煌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中原文化风貌。张义潮收复敦煌后，也致力于传播儒家思想、恢复文教和唐朝风俗。因此，敦煌军民对中原王朝的认同、维护和归属感，既受历史和地缘背景影响，又经历了教育等行为的后天熏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唐王朝对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地区也给予着一定的关注。在得知张义潮收复失地后，宣宗先后封他为瓜沙节度使、归义军节度使，以嘉奖其忠诚和收复之功。但同时，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仍然存在着矛盾。咸通二年，在张义潮克复凉州、归义军势力进一步东扩后，懿宗析置节度分其权力；咸通八年，张义潮被征召入京，其侄张淮深代理沙州事务；咸通十三年，张义潮卒于京城。此后十数年，张淮深多次遣使进京求敕，均无回应，直到昭宗朝才被授予沙州刺史之职。此时张氏的实际控制范围已经大大缩小，敦煌地区的内部争斗初显端倪，张氏政权也逐步走向衰落。此外，据学者考证，在敦煌的通行文书里，张义潮自称“河西节度使”，而非唐朝皇帝敕封的“归义军节度使”，这也反映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关系。总之，这种在复杂地缘和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地方—中央关系，隐含于敦煌变文、壁画等文艺作品中，既表现为军民对唐王朝的崇拜和归属情结，又不乏哀愁与怨怼，整体呈现为一种两面性的地方—中央关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