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捷 整理撰写/杨晨

编者按：税收博弈是税收征纳双方基于税收这一经济利益而发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与决策均衡问题，更是实现均衡发展、克服经济下行压力、提升财政收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关键一招。在遏制霸权、国际博弈、经济战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相对封闭的思维体系，或仅仅将税收当成狭义行政管辖范围内经济权益调剂手段，则很难在当今捍卫我国正当经济利益进程中发挥税收博弈的战略作用，禁锢税收支持我国经济社会、民生改善、确保经济安全的战略能力。因此，在新的时代，我们的税收事业和理论思想建设也应更加与时俱进，放宽视野，有效维护国家经济税收核心利益，在全球视角下夯实我国的征税权基础，加快形成极具战略意义的征税能力体系，更加有力的维护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著名经济专家张捷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税收战略，并提出基于中国强大主权经济和世界制造业中心、贸易中心优势地位，将中国全力塑造为国际税收中心。这不仅可以立竿见影有效消除各地财政压力，并从财政上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我们认为，从长远看，此举还能依靠中国特有优势建立起与经济霸权对等博弈的一套新的经济战略体系，大大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保障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复杂凶险环境中的话语权实力。

通过税收有效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

近日，本刊编辑部带着相关话题走访张捷教授。对话中，张教授首先告诉本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成功通过财税手段解决当时面临经济难题后社会迎来经济快速发展，这是历历在目的成功先例。此前本人视频中关于征税权国际博弈的观点认为，税收不光是调节本国的贫富，也是国际再分配的手段。前一阶段美国联合G7 对中国征税进行围剿和“说（税）服”，国内“高级黑”配合也非常积极，我们对国际征税权博弈的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一定要有全球博弈的视野，中国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发展道路的理论建设。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经济财政压力，增强中国经济国际博弈能力问题，张捷认为，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税收。对于经济活动征税，直接税和间接税各有利弊，不能简单片面的评价二者好与不好，只要用对了地方，二者就能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张捷接着说，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农耕社会，且农耕税难以征收，清朝后期征税率3%-5%，但当时税征得少中间层的盘剥却很厉害，少征税并没有换来晚清中国经济的强大、民众的富有和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岂能一概而论说少征税就都好呢？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征税率高达40%，这还不是净收入的40%，而是毛收入的40%，相当于征收营业税的40%，而明治维新时期，恰恰是日本经济和企业竞争力以及国民收入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阶段。

减税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缺钱，该付款的付不了款，给政府做工程、服务的企业结不了款，发不出工资就出很大的问题，公务员工资降低，消费降级，税收降低，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循环影响非常大，实际上这种死循环是要打破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所得税都下降。企业缴纳的直接税自然也要少很多。

不能让输往国外巨额利益逃避征税

看过2022 年互联网企业税表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征税最多的就是华为且只有华为一家是注册于中国本土的企业，其缴纳税款远远高于其他离岸（如开曼群岛）在国外注册的网络企业，而这些离岸企业在华赚走巨额财富可所得税不用交或只有少数的税金留在中国。如果直接税征狠了，许多内地的企业也会依样儿画葫芦选择到离岸注册，或到中国香港注册，这会间接迫使中国的优质企业离境，拉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肥水流了外人田。

“说起妖魔化间接税的言论，我们发现竟然和美国保持了一致，美国是不收间接税的，美国收直接税。为什么？多数国际大公司特别是它们的总部设在美国，是因为它们最终都需要有一个政治实体对其进行保护，这些企业是美国的，企业主是美国人，那么美国可以收它们的直接税，而美国又可以通过这些企业活动做到全球直接征税。可我却发现上述言论从来不提欧洲，为何？因为欧洲收间接税，欧洲征收增值税达到20%。此前说中国的增值税要降税有利于企业，结果一降税的结果是财政收入马上紧张了，欧洲收20%的间接税退税12%，8%政府留下了，比中国收的税高多了。还有说征收的这个间接税转移给消费者了，这种说法不全面也回避了税收本具有的国际博弈战略价值——道理很简单，由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世界经济大国，征收这个税最终是转移给全球的。我著述一本叫《征税权》的书，这里面回答了间接税由谁来承担呢？就是谁有定价权谁承担，因为你有定价权，你可以把利益压到最低，但我们有征税权，可使用税收杠杆抬高商品价格，企业没有利益就不干了，所以你即便拥有定价权但由于我这边拥有征税权，让你不能为所欲为。这里我们要问一问，国际上谁最有定价权呢？当然是霸权国家。”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征税权平抑甚至反制霸权国家的定价权以及其他经济霸权行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中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也有益于国际上反对经济霸权和垄断。

用好我们的征税权

但如果恰恰相反，我们不用好我们的征税权，给对方企业降税，国外马上就要求你也降价削弱中国企业利润，中国产品降价后，很快国际上会产生新一轮死循环，中国很可能因为产品降价导致多国经济制裁，随即引发多重国际争端、制裁造成货币贬值，还可能引发金融动荡导致金融大鳄唯利是图发动新一轮金融战。这样导致的结果将会是，我们里外都丢失巨大利益，并使我们的经济处于险境和陷阱，更谈不上掌握新的强有力国际经济博弈话语权地位。

张捷接着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两次面临比较大的财政压力，我们怎样度过当时的难关，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其中加税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原来没有的情况下直接加了个增值税税种出来。我们解决今天的问题当然也要明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加了这个间接税，我们的财政收入有了保证。服务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企业也可以有条件顺利结清各类服务款项，清理三角债，政府财政不再吃紧，政府工作人员收入稳定，这会带来新一轮有利于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正向循环，走出财政紧张的死循环。

有的人说财政紧张可以多发债券，拿美国滥发国债说事，这是不对的。美国为什么可以玩这么多年滥发债券的游戏，那是因为美国是有全球金融霸权的，它滥发债和美元的后果，最后是由全球承担，随后它加息又让全球承担它流动性紧张的损失。它滥发债的同时，是在向全球征收铸币税。中国没有这种金融霸权，当然也不能收全球的铸币税。

“这是一个财富转移和博弈的问题，中国能干的是什么——发挥我国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的优势，妥妥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征税中心，你征收的税由全球消费者来承担。现在是什么，中国现在物价在下降，有通缩的趋势，你给它增加点税额，商品价格稳定了，可能还好，有利于市场的稳定不易出现价格忽高忽低而挫伤生产商积极性，从长远看也维护了消费者利益，同时也有利于限制资本利用价格忽高忽低投机收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具备国际霸权所掌握的全球定价权，高额的利益也是由经济霸权及其代理企业拿走，与中国社会没关系或只能赚点微薄的血汗钱，由于经济霸权国家和大鳄、代理商的凶狠盘剥，消费者也没有享受到低廉的商品价格。还比如中国取消农业税，农民有没有因此更富呢？我们征收了农业税，再以补贴的形式返给农民这样农民里外里并不吃亏，但农业税一旦存在，那些下乡的资本也就逃避不了相关征税，他们的活动行为也通过税收工作得到了有效的监管。

中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政治非常稳定，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常轮换，不稳定性很强，中国的财政能力是从计划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较强，资本主义国家好像是非常强调市场调节能力，但善于调查研究的人都不难发现，西方资本社会的市场并非自然生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市场，而是金融寡头、统治阶层极端控制下的吸血型社会经济，他们利用非常强的金融能力收取铸币税。美国拥有全球霸权的时候还可以直接对他国企业收税，因为美国有全球追讨税款的能力。中国不搞霸权，但我们有非常强的财政能力，同时又是世界工厂，可收取应有的间接税，这里还要说一下，经济好的时候直接税高，经济不好的时候直接税征收就少或者征收不到。而且，直接税的征收对象很可能会逃，你看看那些VIE 结构的上市互联网公司大多离岸注册，我们很难征它们的税。”张捷说。

通过征收间接税等改变中国服务贸易大幅逆差，遏止买办大肆向国外输送利益

国家外汇管理局2 月18 日公布了2023 年四季度及全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2023 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6080亿美元，仅次于2022年顺差规模。其中，货物贸易出口31796 亿美元，进口25716 亿美元，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2023 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2294 亿美元，呈现有序向疫情前水平恢复态势。一方面，旅行、运输仍为服务贸易的主要逆差项目，其中，赴境外留学和旅行支出规模已恢复至2019 年的近八成；另一方面，服务贸易顺差项目保持增长，其中，咨询、广告等其他商业服务顺差较2019年增长96%。

针对上述数据，张捷教授谈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加在一起，才是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全貌。中国的货物贸易取得天价顺差，为何中国经济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大规模逆差的内在逻辑，我们或许能够得出一些新的客观结论。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中，网络服务贸易逆差占了大头，美国包揽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境内的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服务，在中国建立的若干国际互联网中心由于IETF 因特网自治域技术和路由控制等技术受制于人原因较难发挥作用，这就是刚刚承认了我们是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重要成果”，也是中美维持40 年斗而不破的“坚强纽带”之一。服务贸易逆差暴涨，如果算上汇率与中美人力资源服务成本差异，还有包括留学、移民的学费、服务费以外的各种在国外的开支、费用如果也算进来，那我们服务贸易的逆差还要大很多。

由于双方因特网技术服务的不对称性，中国在对美服务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美国通过对中国各级网络用户实行技术盘剥，产生大量服务贸易逆差，也客观造成了中国在网络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这种局面应当被打破。中国如果应用处于领先地位的5G 技术电信网取代因特网，那中国给美国交的服务费就要少多了。与此同时，美国在网络领域对中国的控制力也随之下降许多。另外除了华为等拥有自主核心高技术的企业以外，中国许多网络巨头都在开曼群岛等境外国家地区注册，走的是VIE 结构，也就是在国内用一个实际运营的公司来“规避外资”，然后在境外注册总部公司，与境外公司签奴隶协议，高价去买境外的所谓技术服务，这样就把从中国赚取的巨额利润输送到境外公司去了。

我国的许多互联网公司对境外的利益输送都属于服务贸易的一部分，还有包括国外的税收以及员工服务费用，都属于这个服务贸易。通过观察分析服务贸易的巨大逆差和不对称性，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在国内运营却在国外注册的网络公司的VIE 结构实际上就是殖民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下有人还在讲只征收直接税不征收间接税，直接税被境外搜刮的VIE 企业虽然在国内运营却几乎没有利润，中国征收它们的直接税当然很有限，而对于被抽往国外的绝大多数利润我们应当多征收间接税，如果不征收，这些巨额利润流向美国被国外企业和买办拿走，同时在美国被征收直接税。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收直接税。我们还要把中国的间接税和美国直接税的关系想清楚，把VIE 的殖民奴隶结构想清楚，把互联网由美国实施根本技术控制的性质想清楚，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断网，美国说与中国脱钩总是在货物贸易领域而从来不说服务贸易与中国脱钩。当我们谈到互联网殖民主义的时候，还有人给我们扣个帽子炒作“互联网分裂主义者到处建路由”，难道被霸权进行网络搜刮的国家不能反抗吗？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经济建设哪怕付出再多，经济成果也不会在我国社会体现充分，经济向好面和共同富裕也不会被多数人体会到，因为大多数利润都被垄断资本等巧取豪夺到了国外。因此，我们要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同时，又要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刊评论员认为：上述VIE企业大多还在美国上市，自然也要在美国交税，上市的利润也是在美国分，在美国分的钱美国还要先扣你的税，这就是为何我们看到那么多VIE 网络巨头在中国做得风生水起，网络经济热闹非凡，可此类企业对提振中国经济的助推作用十分有限，中国从其中留下的财富也十分有限的根本原因。而且，网络经济形式上的繁荣，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取得的，而实体经济往往更要扎根所在国，必然要在所在国更多的创造财富、雇佣员工、上缴利税，网络经济的繁荣客观上造成部分实体经济在财富创造、解决就业、利税上缴等方面的贡献都较以往缩水。本来由不少实体经济企业承担的经济作用、产生的效益让渡给了网络企业，而诸多网络企业却把巨额财富输送到了国外，我们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重新对这种财富的流向加以调配，这种情况下，采取增加税收的手段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说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张捷教授的采访，当前，在大力发展我国自主核心高科技尤其是网络自主核心技术的同时，我们必须在服务贸易上多征收间接税，才能改变当前中外服务贸易不均衡和天价逆差的状态，并打破VIE 等殖民经济体系结构，让国外通过洋代理或直接吸血中国市场的巨额财富以税收的形式留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征税比例可以不低于欧盟20%的相关税收比例），遏止国外资本在华大肆贪婪卷钱收割财富。与此同时，一旦中国打好征收境外对华服务贸易的间接税、关税的牌，还能让那些热衷境外注册公司的国内运营商考虑放弃纯买办身份，选择放弃在国外注册公司而热衷成为真正的中国本土企业，配合掌握5G、6G 等先进技术优势、主导权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共同打造属于中国的网络时代；我国知名网络运营商随之会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国内，购买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服务或与之合作，拒绝境外企业大肆吸血国人的项目，把中国人的血汗钱更多的留在中国而不是帮助洋人寡头掏空中国财富，如此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与时俱进形成新的征税战略思维和体系

张捷继续分析道：现在我们税收思维要与时俱进，税收不仅仅是调节国内收入的重要手段，它也是个国际博弈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这种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这种手段可能更为重要。税收谁承担，我们加了税，以后遍布全球的中国商品里面不仅要饱含中国人民的创新和劳动，还要都含着中国本应征的税、体现更加完整的中国征税权，如果是这样那对我国发展将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支持。国际上采取税收手段进行财富再分配，是有很多思考的，经济霸权搞钱的真正门道儿，国外是不给你说出来的，我国学术界要通过系统扎实的研究破解霸权核心经济密码的同时掌握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方法。

税收不仅关系到一国普通百姓的福祉，还关系到全球财富的分配。对征税问题，很多理论都缺乏对社会博弈复杂性的认识，直接看过去看似指向的是强势群体，但美好的初衷经过博弈之后反而对弱势群体不利，最后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征税导致的财富流动和社会影响，远不止国内的分配调节，还有国际的财富分配和流动。因此，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必须考虑，张捷教授提出的“征税权”理论研究思路也对征税之后的非合作博弈、国内以及全球的非合作博弈进行了思考。基于学术逻辑和材料扎实的标准，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