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颖

1983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庆典，国家领导人亲自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18名博士生颁发了学位证书。这一庄严神圣的仪式，博士们应该穿什么衣服，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穿学位服。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马中骐用置装费购买了一套蓝色的确良军便装，穿着这身衣服出席了仪式，并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他说：“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虽然没有博士服和博士帽，也没有拨穗仪式，但是国家以自己的最高礼遇为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颁发证书，这一天注定被载入史册。

现代学位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即赶上了“反右”运动，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未及完成又赶上“文革”，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为高等教育迈入新阶段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基于教育本质提出的“教育为社會主义建设服务”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后，对教育尤为重视。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

这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中断12年，时不我待。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同时得到恢复。11月3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了《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

《通知》规定采取“本人志愿申请报考，经所在单位介绍，向招生单位办理报名手续，经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要严格考察出身背景的政策，体现了广纳贤才的风气。《通知》鼓舞了大批热切期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报考。

决定恢复高考的文件下发时，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1977年冬，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当这些考生走入大学校门时，已经是1978年春季了。

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考试，被安排在了高考之后。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

马中骐险些错过第一次研究生考试。1964年，马中骐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一年后，“文革”爆发，正常教学秩序全被打乱。1967年，马中骐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了一名物理系助教，并且一当就是10年。1977年《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将研究生招生年龄规定在了35岁，这时，马中骐已经37岁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胡宁等老一批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因“文革”而中断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是可惜，希望能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此时国家求贤若渴，急需人才。4月，距离研究生报考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报纸的电影广告一栏里看到了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到。5月5日，马中骐会同63500名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

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研究生考试，经初试、复试后，全国210所高校、162所研究机构共录取研究生10708人，另外还有26所重点高校在港澳地区招收了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北京有19所高校招收研究生1867人。

78级研究生入学后，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该条例规定中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是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的。邓小平看到报告后，马上作了批示。“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

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北京地区有18所高校是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科、专业点167个，指导教师250人；34所高校是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科、专业点507个。马中骐所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批被批准的硕士点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固体物理）、光学三个，博士点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两个。

“78级研究生”入学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兩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当时的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

《学位条例》颁布后，我国从1982年开始正式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其实，在学位制度还没有被正式确立时，我国就已经开始独立自主招收和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了，共13名，新中国的首批博士生比博士学位制度来得更早，这也反映了当时对博士培养工作的热切。

于秀源在1978年考入了山东大学攻读研究生，此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经14年了。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1980年，于秀源研究生毕业时，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够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1983年5月27日，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与其他17名博士一同成为中国首批博士。

马中骐是幸运的。“文革”十年中，他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他从未离开过自己的专业。再次回到北大后，胡宁教授依然是他的导师。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读研究生期间，胡宁特批他可以不用上专业课，直接搞科研，把之前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当时，李政道曾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橄榄枝也递到过马中骐手里，但是胡宁坚决不同意，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

当时的导师们也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了超豪华阵容，其中包括“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而马中骐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由钱三强签发。

1982年2月，马中骐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其中还有一位女博士。此后，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其中一位成为中科院院士，一位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还有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其他人也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

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特别是像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教育事业独立完整地发展的关键问题。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胡乔木在1983年5月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上所作的《走独立自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道路》的讲话中所说的：“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只培养过很少量的研究生，授过为数不多的硕士，没有授过一个博士。现在，我们有了学位制度，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并授予了博士和大批硕士学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生制度和学位制度是培养和选拔高级专门人才行之有效的制度。”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学位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完整的高教体系构建了框架。同时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和各行各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