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北京地理学会秘书长、北京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地理系。先后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六系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北京地震局宣教中心主任、政策研究员。致力于人文地理、地震和北京文化研究。著有《奥运北京丛书·人文北京》《源远流长话胡同》《胡同与北京城》等。

北京的胡同，承载着鲜为人知的历史，丰富多彩的胡同名儿，蕴含着北京不同的地域文化。胡同里蕴含着很多文化记忆，胡同文化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胡同是北方城市里对小巷的通称，在南方叫弄堂。金元间称胡洞，明张爵?京师五坊巷衚衕集?写作“衚衕”，清末至今使用简化字“胡同”。

20世纪80年代，张清常先生“假设”胡同一词可能起于元代，并以明清时北京地区有带井字的地名和胡同，提出“水井假说”（以下简称假说）。尽管“假说”从未提出过元朝的证据，但以讹传讹的结果，某些出版物、媒体，甚至导游词、中学语文书纷纷效仿，把胡同说成来自蒙古语水井几成定论。随着对胡同研究的深入，珍藏古籍和考古成果不断被发掘，“水井假说”遭到置疑。

经笔者考证，以井为名系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文化传统，早在建元前已经存在；北京带“井”字的胡同不仅很少，而且这些水井主要分布在宽阔的菜园和大街上，胡同与水井毫无关系。

以井为标志物并列入街巷名称，系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文化传统，并非元朝开此先河

1978年，张清常先生撰文称：胡同系蒙古语“水井”，现在北京地名中有四眼井等以井为名的称谓始自元朝。①但是，他并未指出北京哪口四眼井始自元。而且，如果四眼井的“井”字用蒙古语发音，那么“四眼”两字也该用蒙古语发音才对，“假说”也没能提出有关例证。明清时北京确有“四眼井胡同”，即使胡同真的来自水井，那么“四眼井胡同”岂不应该称作“四眼胡同胡同”，我们同样未见有此类例证。

四眼井意为井有四个井口，在元朝以前已经存在。如杭州有方井，俗称四眼井；钱塘门外有小方井，俗称六眼井，为唐邺侯李泌所开六井之一。宋苏东坡《乞开杭州西湖状》：“杭之为州，本西湖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②杭州蔫桥北有义井，俗呼四眼井；安徽池州市有“包公井”，又称四眼井，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两个城市中的四眼井都在元以前已存在，那里的小巷也都不称之为胡同。

不仅如此，四眼井还是宋代标准水井的一种形式，在元朝建立前300年已经绘入《清明上河图》中。“假说”把北京地名四眼井视为“元代把蒙语井称为胡同的痕迹”的说法，纯属“毫无根据”。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會，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地下水，所谓“凿井而饮，挖穴而居”。《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公元前约2200年）；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七记载：“伯益作井，亦云黄帝见万物，始穿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八家为井”的记载。所以把井作为标志物并列入街巷名称，系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文化传统，并非元朝开此先河。

在我国南方和西部城市中，以井为标志物并列入街巷名称者数不胜数。江苏南京有邀贵井、铜井巷、金沙井、大井巷；浙江杭州有大井巷、小井巷、井弄、井亭桥、义井巷、百井坊巷、郭婆井巷、横饮马井巷、袁井巷、砚瓦井巷等；福建泉州有曾井巷；贵州贵阳有扁井巷；江西南昌有土井巷；青海西宁的玉井巷，广西玉林的东井巷，湖南长沙的水风井、双井巷、高井街、古井巷等。这些城市当时均在元版图内，也有蒙汉各族人民杂居共处，如果水井却为胡同，这里的小巷都该称之为胡同才对。但这些城市中虽有以井为名的街巷，却不称之为胡同，而称小井巷、井弄，可知胡同与水井毫无关联。

在明北京36坊中，共有1211条街巷胡同，其中以井为街巷胡同名者仅26条，有17个坊内根本没有以井为名的街巷，说明井与胡同并无瓜葛

1984年，“假说”提出：自明、清至解放前，北京有带“井”字的街巷胡同87条，“这很突出”③，以此说明胡同与水井有关。

如前所述，“假说”又未指出何时、何地元人称井为胡同的证据，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而其关于北京带井字的“名称最多的”说法也不确切。笔者仅以其曾撰文列举过的街巷为例，就有达官贵人府第和驻军营卫类胡同，如王驸马胡同、忠义王胡同等200多条；单列驻军营卫的，有帅府胡同、卫英胡同等130多条；属畜牧业类的如草场胡同、驴驹胡同等130多条，均多于“假说”提出自元明清至解放前，北京有带“井”字的街巷胡同87条④。鉴于“假说”随时改动，也没能提供其资料来源，无法进行比对⑤。笔者从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⑥按五城36坊统计北京城内以庙宇、井为名的街巷数目，并开列表格进行对照，以判断井与胡同究竟有无关系。

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北京城分东、西、南、北、中五城36坊，总计1322条街巷胡同，除城关外111条不计，为1211条。其中以庙宇名为街巷胡同者201条，约占16.7％；以井名为街巷胡同者26条，仅占2.1％。以庙宇为名的街巷胡同，比以井为名者多178条，相当于以井为名街巷胡同的8.7倍。另仅南熏坊、澄清坊、明照坊三坊中，以皇家官府衙门为街巷名称者便超过23条；以手工业、达官贵人府第、贸易集市为街巷名称者，比比皆是，都远远超过以井名为街巷胡同的数量，显然井在街巷中并无突出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36坊中，竟有约占一半以上的南熏坊、明照坊、积庆坊、黄华坊、北居贤坊、咸宜坊、鸣玉坊、日中坊、河漕西、正南坊、宣北坊、白纸坊、教忠坊、崇教坊、灵春坊、金台坊、日忠坊等17个坊中，根本没有以井为街巷胡同名的，并非如“假说”所提“这很突出”，说明胡同与井并无瓜葛。（见下表）

元《析津志》载，大都系“人马之宫”。为牛马饮水方便，水井分布在称之为施水堂的宽阔地方，这些有井的地方并未称为胡同

从秦汉到隋唐，蓟城（今北京西南）一直是燕山山脉南北各族角逐的疆场。辽、金、元三代更把这里称为“人马之宫”，是人和马共存的地方。不仅人生活靠井，牛畜马匹也赖井以生存。南方人出门靠船，北方人出门叫带马、套车。“南船北马”，北方全靠马和马车。北京地区用水车或辘轳打水，为牛马饮水方便，特别在水井旁设有宽大的石槽，再加上马车往来的占地很大，所以水井都设在比较宽阔的地方。《析津志》：“京师乃人马之宫，分为一统。都会之朝，公府趋事者，非马曷能集事，城大地广故也，而马匹最为负苦，其思渴尤甚于饥者。”就是说在北京处处需要用马，无论上朝、办公、走访都要依靠马匹，所以最负苦的马，马可以耐饥饿但决不能不喝水，这自然引出了早期水井主要为谁而设的问题。

明代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写有《宛署杂记》，是一部研究北京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掌故的早期资料。全书分二十卷，第九卷“马政”记录了除市民生活用马外，还要为官家养马，“国朝所重在马政，而近年以来，北虏有警，需马尤亟。”“宣德间，令北直隶三丁养骡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十年审编一次。”⑦“丁”早期指成年人，明朝“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万历初年，宛平县册开见在人户壹万陆千柒百贰拾户，成丁三万八千四十九口，以“三丁养骡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计算，仅为政府代养的马匹，就已经有一万多头，再加上皇家用马、官府衙门用马、市民生活用马、商贾运送用马，可见明代北京依然是“人马之宫”。

元《析津志》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水井，如“大悯忠寺有漆布井一口”，“崇元观在大井头近东”。如果元大都用蒙古语称井，漆布井就该写作“漆布胡同”，大井头则写作“大胡同头”，但在元朝的文献里仍称“漆布井”“大井”，并不称胡同，可见把井说成胡同，纯系今人杜撰，并非古人所言。

《析津志》还有一大段关于“施水堂”的记载。大都城内人口密集，来往的车辆马匹众多，被称为人马之宫。为解决过往人员和马匹的饮水问题，大都城在一些宽阔的庙前、城门口、大街上建有水井，上设水车。“随井浅深，以辇涌水车相衔之状。附木为戽斗，联于车之机，直至井底。而上人推平轮之机，与主轮相轧，戽斗则倾于石枧中，透出于阑外石槽中。”⑧人只要用木棍推动水车上的平轮，就能将水打出置于石槽内，以供人与马匹饮用，非常方便。这些有井的地方称为施水堂。施水堂遍布全城各处，其中在凤凰池有一座，思诚坊青杨树下有一座，钟楼东一座，草市一座，集贤院西一座，礼拜寺前一座，大长公主府对门一座，火者门一座，文明门内一座，齐化门外一座，平则门外一座，西宫北一座，太庙西一座，湛露坊南角上一座，普照寺前一座，平则库前一座。这些有井的地方均不在胡同内，而且这些有井的地方也没被称作胡同。

资料显示，元代北京的井不在狭窄的胡同里，而是分布在城门口、庙前、大街、火巷，或称之为施水堂的宽阔地方，这些有井的地方也都不叫胡同。把井当作胡同只是现代人的一个“假设”，元代从未把井称为胡同。

大都建设前，蒙古人已建成的几座城市中并没有胡同之称

元大都并非蒙古人建立的第一座城市，早在元大都新城建立前，他们已经建设过几座城市。1220 年，成吉思汗在哈拉和林创建蒙古帝国首都，在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哈拉和林系突厥语，意为“黑圆石”。它是一座具有中原汉族建筑风格和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窝阔台汗登基，1235年命汉族工匠在哈拉和林兴建宫殿。此前，窝阔台在1225年受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建有斡耳朵于也迷里城（今新疆额敏县）。窝阔台登基后，又于元太宗九年（1237），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十年（1238），筑图苏和城，作迎驾殿。《地理志》载，迦盐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图苏和城迎驾殿去和林三十余里，这些城内的街道没有胡同一名。

1251年蒙哥即帝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漠北和林南下驻帐金莲川，建立著名的金莲川慕府。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此地选址建城，初名开平府，1264年加号上都。上都的城区方圆数十公里，流动人口数十万。城里有大小街道，没有胡同之称。

關于蒙古人建城的历史，在《元朝秘史》中也有记载。窝阔台皇帝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沉湎于酒；一件听信妇人言语，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阴害了；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恐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所谓筑墙寨围拦住者，因蒙古行国，以射猎为生，骤变城郭，则以为非便，此怨言由来矣。就是说，过去蒙古人依水草而居，此前并不知道打井和筑城，直到成吉思汗时才开始有了这些举措。以上这几座城市里有大小街道，也要打井供水，但都没有使用胡同的称谓。所谓蒙古人建城时创立胡同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1264年8月，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元大都城址的选择以大宁离宫的一片湖泊为中心，依托高梁河水系，包括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以及毗邻的上下游河流，完成通惠河建设与白浮引水济漕工程。大都新城依水而建，有文把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改换为依井而居；把元大都依水而建，改换为依井而建，这种不尊重事实的说法不可取。

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蔬圃义园和大街上，70%以上的胡同里没有水井

1991年，“假说”认为，清末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1885）中记有街巷胡同约2190条，992条胡同，水井总数约为1272口，差不多十条街巷胡同就有六口井，“当年这些水井就在胡同里”，⑨此说不确。因为无论十条街巷胡同十口井、抑或十条街巷胡同十一口井，均指街巷胡同这个总体。究竟北京的水井是怎么分布的，大街上有多少，胡同里有多少，寅是寅、卯是卯，必须弄清楚才可以下结论。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比较完备地记录了北京内外五城坊巷及其周边街、巷、胡同、菜园、旷地、义园、茔地、寺庙、桥梁等地名沿革。在相应条目内，随文标示衙署、会馆、名人故居、水井的数量和地理分布情况，是研究明清两代北京人文地理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笔者依据《京师坊巷志稿》，按清末内外城五城区划，对街、巷、胡同、菜园、旷地、义园、茔地的水井分类统计考证，发现北京城的水井，主要分布在宽阔的蔬圃、义园里，而70%以上的胡同里没有水井，证实胡同一名与蒙古语水井之间没有任何可对应的关系。

《京师坊巷志稿》记录清北京城内共有井1266口。其中菜园、旷地、义园、茔地41块，井181口，平均每块地4.4口井；街和大街178条，井222口，平均每条街1.2口井；巷和大川淀、半步桥等未署通名的街巷899条，共有井421口，平均每条街巷0.47口井；胡同1207条，共有井442口，平均每条胡同0.36口井。足以说明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蔬圃、旷地和宽阔的大街上，而在相对狭窄的胡同里水井的分布最少。按清内外五城区划顺序统计，北京各城区70%的胡同内没有水井。

内城中城：清代内城中城的范围，在今故宫周围，东至王府井大街，西至西四，北至地安门桥、兵马司胡同、护国寺街，南至东西长安街。计有胡同167条，井58口。其中117条胡同内无井，占胡同总数的70%；有井的胡同50条，占胡同总数的30%。

内城东城：东南俱至城根，西至崇文门街与南城界。又西至王府街迤北至交道口与中城界。北至东直门与北城界。计有胡同227条，井101口。其中144条胡同无井，占胡同总数的63%；有井的胡同83条，占胡同总数的36%。

内城西城：西北俱至城根，南至报子街与南城界，东至大市街迤北至护国寺街与中城界，又东至德胜门与北城界。计有胡同248条，井101口。其中159条胡同无井，占胡同总数的64%；有井的胡同89条，占胡同总数的35%。

内城南城：东至崇文门街与东城界，西逾宣武门至城根，北至东西单牌楼。东西长安街与中城界迤西，至旧刑部街与西城界。计有胡同86条，井24口。其中62条胡同内无井，占胡同总数的72%；有井的胡同24条，占胡同总数的28%。

内城北城：东北俱至城根，直至东直门街交道口与东城界。又南至兵马司胡同、帽儿胡同、地安门桥，迤西逾三转桥、定府街、与中城界。计有胡同113条，井51口。其中无井的胡同73条，占胡同总数的64%；有井的胡同40条，占胡同总数的35%。

外城中城：位在正阳门外大街两侧，东至东珠市口、三里河北。又东至永定门大街西。东南皆与南城界。西至石头胡同路东，西珠市口大街北。又西至板章路东。计有胡同77条，井18口。其中无井的胡同60条，占胡同总数的78%；有井的胡同17条，占胡同总数的22%。

外城南城：位在崇文门大街西，东柳树井北。又永定门大街东，东珠市口大街南，天檀北。西北与中城界。计有胡同46条，井7口。其中无井的胡同39条，占胡同总数的85%；有井的胡同７条，占胡同总数的15%。

外城东城：西至崇文门大街与南城交界。东至东便门。北至城根。南至左安门。计有胡同50条，井33口。其中无井的胡同25条，占胡同总数的50%；有井的胡同25条，占胡同总数的50%。

外城北城： 东至西河沿关帝庙前、观音寺街前、石头胡同与中城界。北至宣武门城根。西至宣武门大街、菜市口、半截胡同与西城界。南至香厂永安桥东，与中城界。又南至姚家井之西。计有胡同88条，井17口。其中无井的胡同72条，占胡同总数的81%；有井的胡同16条，占胡同总数的19%。

外城西城：东至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大街）西与北城界，北至宣武门城根，广甯门街（今广安门大街）北属外城西城街北地区。广甯门街北属外城西城街南地区，街南地区东至半截胡同与北城界，又东至小川淀迤南至姚家坑与与北城界，南至右安门城根，西至广甯门（今广安门）城根。计有胡同105条，井32口。其中无井的胡同80条，占胡同总数的76%；有井的胡同25条，占胡同总数的24%。

北京地区以苦水井居多，它的用途以灌溉农田、牲畜饮用或洗衣服等生活所用。所以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宽阔的地方，以菜园、义园、庙前、大街上最多。至于供人饮用的甜水井因数量有限，在北京安装自来水以前，居民要靠“水窝子”的水车送水，与胡同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注释]

①张清常：《胡同与其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29页，“‘胡同在蒙语本来是‘水井，北京的地名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这种痕迹。（原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

②《浙江通志》标点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11页。

③《胡同与其他》，第69页，“1984年我在《胡同与水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4期）里提出：在1949年以前，北京旧城区内的街巷约有3000条，其中带‘井字的达87条，约占2．9％，这很突出。在明清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名称使用某一具体名词的，没有哪个具体名词有这么多次的出现。”“这反映了井能供水，在城市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元代‘大都（今北京）蒙汉各族人民杂居共处，汉语吸收蒙語进入生活词汇，成为汉语胡同，这是很自然的。”

④《胡同与其他》，第 93页，《北京街巷名称所反映的北京旧貌》。

⑤《胡同与其他》， 第16页，1984年原文为“自元明清以后”，见⑶，1990年改为“在明清民国时期”。

⑥[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9页。

⑦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73页。

⑧[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

⑨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02页，“我再提些旁证来补充‘水井说。清末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1885）除详列北京原内外城街巷胡同名称外，还注明该地水井数目。老北京人都知道，当年这些水井就在胡同里，大家公用。据我统计，该书街巷胡同总数约为2190条，其中有992条胡同，水井总数约为1272口，即58．1％的街巷胡同有井，差不多十条街巷胡同就有六口井。（原载《语音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作者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