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一条并不“独乐”的河

南独乐河的“独乐”二字，或与《孟子·梁惠王下》所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没有任何关系。南独乐河是商周时期开始形成村落的。此后人聚人散，分分合合。直到明代，村落又热闹起来，但名称不雅，叫作“渡漏河”。只因流淌于村北的那条渡漏河，水势或大或大，随季节而变，所以沿岸村落的名称也随之而来。这不雅的名称，于很多村民而言，却是招来贫穷的不吉之兆。于是，“渡漏”改成“独乐”。

与南独乐河相对的北独乐河，最早形成于明初。当时的聚落名称，叫作曹家胡同。这个名曰“胡同”的村落，莫非也是与“井”有关？实际上，曹家胡同形成于燕王朱棣扫北之后。彼时的一大群随军家属，就是在这里安家落户，最终形成了一条胡同状街巷，又因为首户人家姓曹，于是出现了“曹家胡同”。从曹家胡同名称的出现过程，大致可知：这里的“胡同”来自两边有村落建筑物的人行通道。也由于曹家胡同地处独乐河（渡漏河）北岸，所以被更名为北独乐河。

燕王扫北时的随军家属，不止于曹家胡同一带安居。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南独乐河镇的其他区域内。比如邢家庄，便是因为首户姓邢，才得此名称。还有些村落，在明初建造起土城。比如卜子庄，便是由明代把总领兵驻守于此，所以在当时称作“堡子庄”。这个“堡”，是bu的三声，用在带有军事防御性围墙的村庄。此外，还有bao的三声，是军事防御工程（工事），亦有pu的四声，多用于传递信息的驿站。卜子庄的形成，或是明初兵屯的结果。因为民众的迁移，一般不会修筑带有城墙的村寨。

若说起安营扎寨，我们不妨上溯七百多年，也就是唐朝的时候。相传，唐王李世民东征的时候，曾经路过南独乐河。在行军途中，李世民在一处叫作“甜水峪”的地方扎寨。甜水峪的东头，有一处高高的土臺子。兴之所至，李世民带着麾下一干人等登台瞭望。台下的营垒、军马、兵士皆历历在目。于是，这个土台子便被称作“望马台”。到了明永乐年间，在唐王歇过脚的甜水峪村，朝廷派人建造育马营和牧马场，周遭还建有军仓和练兵场等。多少年后，这里改称甘营。甘营村东的望马台，则由明初山西洪洞县的移民王、闫两姓落户，名称未变，一路使用至今。时间又过去四百多年，到了清光绪六年（1880），闫姓人家来给甘营的刘宪家看坟，最终形成了新的村落。这刘宪的资料十分稀缺，但毕竟是个官员，死后拥有石马等陪葬物。闫姓人家的看坟村落，也取名“石马子”，且一并留存下来。

在南独乐河境内，有个名为“峨眉山”的村落。此“峨眉山”显然又非彼“峨眉山”，它不过是村北小山的名称谐音而已。村北小山，由于形如蛾，两侧山谷分别延至左右，就像两条细眉，因此被当地村民称作“蛾眉山”。到后来，干脆与四川的峨眉山同音且同字。就在这峨眉山上，用石头修筑起高大的城池。修这城池，是为了屯兵。而屯兵，则是为了守卫北寨长城口。这屯兵的地方，就是建造于明天顺七年（1463）的峨眉山营。说来也很有意思，峨眉山营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徐达于明洪武年间修筑长城之后，戚继光于明万历年间修建长城以前。它所防御的对象，是北元政权的继承者瓦剌。在峨眉山营建造的七年前，发生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天顺复辟”，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重获皇位。而再往前推七年，在“土木堡之变”中，朱祁镇成为瓦剌首领也先的最高级战利品。到了峨眉山营建造的时候，尽管也先已死，瓦剌的势力大不如前，但与瓦剌势力此消彼长的鞑靼势力，依然是明王朝的严重边患。守边，守边，一直是明朝历代政府必须做的事情。

相守北京光阴的村寨记忆

比峨眉山营出现时间略早的，是北城寨，也就是而今的北寨村。因为设置在明长城的南侧、峨眉山的山口之外，所以称作“北城寨”。

刘家河的名称，源自近代的一名乐善好施、出面组织开渠导水的刘姓村民。而刘家河的历史，则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在1977年8月，刘家河村迎来了建村后的最重要时刻之一，一座古墓被发现。此墓出土金、铜、玉、陶四类器物40多件，属于商代中早期的墓葬。而今，一批出土于刘家河的文物，正在首都博物馆内收藏或展出。了解北京历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商周时期的北京文物，主要出现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在琉璃河遗址的区域之外，能够发现如此精美的商代文物，这在北京地区并不多见。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位于山东庄镇的鱼子山村，还是比较熟悉的。作为冀东地区重要的红色打卡地之一，被誉为革命年代里“打不破的鱼子山”早已成为平谷地区的一块金字招牌。其实，鱼子山村的形成，得益于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构筑。这里最初的名称，叫作鱼子山寨，是守卫长城的驻兵之地。由于营寨旁有巨石，上面布满黄褐色的小斑点，如同鱼子，所以被称作“鱼子山”。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后的1938年7月，鱼子山地区的民众在冀东抗日大暴动中，创建起平谷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40年9月，当地又建起了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距离鱼子山村不远的桃棚村，虽然名气赶不上前者，但历史也十分悠久。桃棚村与鱼子山村都是明初形成的。在桃棚村民的传说中，元朝末年曾有一支军队镇守于此地的一座古庙之中。由于元军的军官克扣军饷，导致士兵纷纷逃走，后人戏称这座驻兵的庙宇为“逃兵寺”，之后又演进为“桃棚寺”。村落形成后，借“桃棚”二字取名。

通往鱼子山村的要道上，还有一个名为“肖家院”的村落。这里原有一座元朝兴建的龙泉寺，后毁于日军之手。而今，仅留下两三通古碑，其中一通是蒙古文。根据《平谷县志》的说法，肖家院的得名，是因为辽国萧太后出生于此。这个传说流传甚广，但无法佐证。倘若真的如此，辽宋之间的战和往事，或能为平谷大地增加一笔浓墨重彩的篇章。

颇有“皇帝缘”的小山村

平谷区西部、紧邻顺义区的峪口镇兴隆庄，也是形成于明代。村落最初的名称，叫作“东营”，这与当地的明军驻守有关。到了清代，据说乾隆帝在东巡的时候途经这里，见到村中百姓安居乐业，便夸赞当地“人财两旺”，很是“兴隆”，于是，这个东营村，也就更名为兴隆庄。关于乾隆帝是否真的到过这里，目前的文献资料没有记载，或许是当地民众讹传的结果。但北京流传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由众多民间传说所串联起来的么。

位于大华山镇的前后北宫，或许也是这样命名的。相传，燕王朱棣在镇守北平时，于某年盛夏来到这里避暑纳凉。朱棣到来时，发现这一带地区青山绿水、气候适中、景色怡人，于是搭帐篷休息。后来，朱棣赐名北宫于此。可他并未在这里兴建过正式的宫室。说来也很奇特，有北宫就该有南宫，但在四周并没出现南宫。北宫村落本身，后来被分成前北宫（居南）、后北宫（居北）。而两处北宫也名实不符，或许是另有起源也未可知。

悠扬传说寻村忆

朱棣或许没来过北宫，但这里毕竟是燕王曾经的管辖范围。如果连管辖（活动）范围都不是，还附会此人的传说，那就更离谱一些了。比如大华山镇的挂甲峪村。相传，北宋时期的杨六郎在行军途中，曾经在这里休息过，且将身上的铠甲脱下挂在树上。多年之后，这里被称作“挂甲峪”。但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挂甲峪村形成的时间，是清代咸丰年间。换句话说，就是在杨六郎去世的七百多年之后，才形成了村落。這民间是如此流传杨六郎事迹的？何况杨六郎从未曾来过平谷地区（此地于杨六郎生活的年代，一直在辽国境内，且不曾发生过辽宋战争）。但民间寄予着对杨家将的崇拜与国家统一的期盼之情，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挂甲峪村有关杨六郎故事异曲同工的，还有王辛庄大小辛寨村。这是汉代形成的古老村落，称作“西寨务”。相传北宋时期，有位姓辛的将军在这里安营扎寨。其中大辛寨是他的中军大寨，小辛寨则为兵营小寨。后来，辛将军作战阵亡，他的人头也被敌方取走。皇帝得知此事，追赐了一个镶金的木质头颅，并将其葬于中军大寨，而此地也以其姓氏为名。我曾问过一名当地村民，这辛将军是宋朝的将军，还是辽国的将军？对方回答，是汉族，是宋朝。待我查阅资料，北宋军队与辽军作战的最靠北地点，是在如今北京南部地区。所以作为北宋将领的辛将军是不存在的。至于辽代的将军，则很难找到一位姓辛的。于是，大小辛寨的得名，就只能归结于民间传说了。

在大辛寨村北，曾经发现了汉代的墓葬群。据当地民众回忆，修筑公路的时候，所经地区散落着一大堆陶片汉砖。大辛寨村历来有“搬倒井、自来佛、将军坟松柏多”的传说。搬倒井或是一口倾斜了好几百年的古井。此井的倾斜，源自清康熙十八年（1679）的大地震。自来佛是一尊辽代的石质佛像，据说是从北部山区冲下来的。而将军坟，大体就该是这座辛将军之墓了。

比大小辛寨村的得名更靠谱一些的，是同处于王辛庄的熊耳营村。这座村落是明代形成的，名称来自永乐年间的一处城堡。城堡是用来屯兵的，被设置为上、下两营垒。据说，一个名叫熊耳的将军驻兵于此。熊耳将军是谁？这在《明史》及其他正史或野史资料中，都没有记载过。网络上描述最多的，是位于河南省的熊耳山。如此一来，在没有出土熊耳墓碑的情形下，我们也只能将其归为民间传说的人物了。

有些历史事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哪怕不真实的细节，都可以攀附于大的历史叙事。而有些历史事件，则是人们不甚了解的。而这样的历史事件，居然就隐藏在村落的名称之中。比如，王辛庄的贾各庄村。据说，清顺治六年（1649）当地发生了白莲教的运动，进而使得马圈庄、闫家庄沦为平地。这两个村庄幸存的居民，回到家园后重建村落。为了防止再次遭袭，他们用“假”的谐音“贾”命名新村，名字叫作“贾家庄”。白莲教运动，涉及元明清三代，影响大且广。在平谷的历史上，出现过白莲教的足迹，倒也不是稀奇事。但具体到哪些地点、哪些村落与之有关，就很值得探讨了。贾各庄村名称的由来，若真的与白莲教运动相关联，对于研究古代农民运动的历史，确实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