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民主圣地”<br/>——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民主实践与探索的历程回顾

重回“民主圣地”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民主实践与探索的历程回顾

2024-03-19杨静

人大研究 2024年1期

杨静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西安,710122）

延安是见证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探索的圣地。在延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就和积极的实践效果，而且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断成熟，对民主的重要性认识也显著增强。结合抗战的大背景，中国共产党沿着近代中国民主道路立足国情创设新的民主理论，通过民主普选工作的开展、对“三三制”原则的全面践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强调民主对治理效能的监督检查等实践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在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国内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延安成了“民主圣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此地形成的民主思想、开展的民主实践，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经验。

一、延安作为“民主圣地”的形成历史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由来

陕甘宁地区，位于陕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东南部，原为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加之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其苦。192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苦难的工农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的组织下开始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革命，通过武装斗争于1934年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陕甘省工农兵民主政府和陕北省民主政府。习仲勋和马明方分别担任两个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1935年春，由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领导的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这里一直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工农民主，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实践前沿和民族革命的经略后方。作为十年内战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以革命的武装和政权的力量迎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1936年西安事变后，这里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国共两党谈判，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局部执政地①。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继承和发展，也对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执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党的民主建政历史中具有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地位。陕甘宁边区政权继承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结合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的革命实践。作为特区，边区实施普选制度、实行议会制度、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国防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局部执政创造了当时中国的民主典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典型政权。

“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②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至1950年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于当年6月19日到西安就职，陕甘宁边区政府局部执政落下历史的幕布，新中国治下的陕甘宁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篇章。陕甘宁边区政权前后共存在15年，实行以“三三制”为组织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前后历经工农民主、三三制民主、人民民主三个阶段，是当时中国民主的示范地，为白区人民带来了民主的曙光与解放的希望。

（二）延安“民主圣地”的形式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③。延安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建中国式民主道路的重要见证地，在国内外享有“革命圣地”“民主圣地”的赞誉。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与全中国的立场上勇担使命，凝聚全民族、全中国之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以陕甘宁边区为首的抗日民主政权强调民主和抗日互为条件，在革命和建设中力倡民主。广大公务人员和人民群众经过民主宣传、选举活动、边区建设等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活动日渐适应并习惯了民主生活。人民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期间，以边区为代表的各根据地实行民主选举，建设民主政治，颁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保障民主实施。这段光辉历程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式民主道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延安的民主实践探索，其历经了红色苏维埃时期的工农民主、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民主、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民主道路经此实现了从工农民主到人民民主的过渡。特别是以1945年彪炳史册的“窑洞对”为标志，中国式民主道路在延安走出了打通古今的新历程，在中国历史上踏出了一条依靠群众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的具体实践

（一）民主普选的广泛开展

1.民主政治，选举第一。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政治是人民出来议事管事，不能每个人都来议来管，要选举出人来管，于是选举就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一环。”④民主普选工作在边区的广泛开展体现了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由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⑤“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⑥

民主普选工作的顺利开展，极大地调动了边区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同时提升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还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选举知识，增强了群众的权利意识。边区政府通过民主选举工作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称民心、合民意的代表参与边区政府管理以及参议会决策工作，民众向心力进一步增强。边区政府在民主选举的推行下，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而非少数人的专政政府。周恩来在《统一战线的策略》中提出：“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宁、晋冀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⑦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定期普选，是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首要特点”⑧。

2.自由选举，选举好人。边区不仅在普选上优于国统区，在竞选上更是整个中国选举的首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得轰轰烈烈的选举活动，其最大特色就是在普选的基础上开展竞选活动。毛泽东指出，“开展选举而不进行候选人竞选制度，选举只是工具”⑨。为此，他专门发文强调竞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⑩。

毛泽东在《论选举权》中指出，“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⑪。选举是边区广大劳动人民行使自由的一件大事，无论哪个党派、群众团体和个人，都无要求人民多选自己的权利。选民有提出候选人的自由，有为自己或者他人实行竞选的自由，有凭着自己真实意愿选举代表的自由，延安的相关规定赋予了自由选举真实含义，并将之付诸实践。自由选举成为大大小小选举活动必须遵行的原则和法律准则。

选举好人是指把积极抗日、拥护施政纲领、赞成民主政治、办事公道的人选成代表。自由选举是边区选举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准绳。为了切实践行民主政治，使得民主普选工作能够在陕甘宁边区顺利开展，在党的领导下一系列涉及选举工作如何开展的法令法规得以颁布实施。譬如，1941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就边区选举的程序及方式作了如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选举边区县（或等于县的市）及乡三级参议会的参议员，组织边区县（或等于县的市）及乡参议会。”⑫再如，1941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凡是妨害选举自由或以威胁利诱等方式进行竞选或当选的，除制止其行动外，并将当事人及参加人提交法庭依法惩处”⑬，用以保障人民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权利。

3.直接选举，方便群众。边区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度。《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的选举制度在《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形成纲宪，有力确保了选举人资格的广泛性。直接选举给了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和监督政权的渠道，参议员与群众之间有了直接且固定的联系，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平等选举赋予任一选民效力完全相等的一票选举权，选举的人数比例上一律平等、没有差别。这与国民党的选举形成鲜明对比，边区选举里没有“指定代表”和“当然代表”的国统代表。边区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以相信群众大多数、尊重广大贫困劳动者为基础，其制度建立将中国近代选举带入了新阶段。

4.尊重群众意愿，参照善良习惯，细心慎重开展选举工作。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做好民主普选、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宣传工作，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针对一些偏远山区、农村中的群众，由于交通闭塞导致信息不流通，如若不进行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势必会影响普选工作的顺利开展，选举结果的民主性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边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深入偏僻的农村给当地的群众普及选举知识，选举委员会还会组织筹办选举培训班来有针对性地为边区群众“扫盲”，以填补当地群众相关选举的知识空白。

在选举工作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选举委员会认真研究，总结概括出来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意愿，参照善良习惯，细心慎重开展选举工作的经验。对于不同群众的不同状况需要有所变通，以取得尽如人意的效果。例如不同群众的识字状况不同，为保障其具有相同的选举权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案：对于识字但识字不多的群众，可以采用画圈法、划杠法参与选举；对于完全不识字的群众，则可以采用投豆法。又例如对于不便参与选举工作的群众，可以组织选举的人员背着选举箱到其家中开展选举工作。总之，循序渐进的选举宣传工作再加上灵活变通的投票选举手段，使得边区民主普选工作进展得如火如荼。

（二）三三制的全面有效贯彻

1.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实践探索中，历史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数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的建设，三三制的实质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实现民主执政。在三三制框架下新政权的构成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⑭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既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总要求，又适应了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全面有效贯彻较为典型的根据地，有学者将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看作是现代协商民主政治的前身⑮。

为了应对艰难的敌后抗战困境，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⑯三三制政策是应对抗日民族革命需要，契合20 世纪40年代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权建设。“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⑰这从第二届、第三届边区常驻参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组成人员上可以看出：“第二届边区常驻参议员共9 名，其中民主人士6 名；第三届边区常驻参议员共12名，其中民主人士8名；第二届边区政府委员共18 名，其中党外人士12 名；第三届边区政府委员共19名，其中党外人士13名”⑱。

2.三三制与党的领导。三三制的实质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实行民主问题。自1940年三三制被提出以来，边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普遍推行三三制，在三三制的框架下进行的民主选举自然能够保证社会不同阶层的参与度，中国共产党只在选举比例中占据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又如何保证自己对政府的领导力？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一段精辟的言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⑲。毛泽东说：“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⑳可见，三三制的有效实践的又一前提是保证党员质量达标，如此才能在三三制模式下仍保持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权的绝对领导力。

三三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权组织原则，三三制的确立和实践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团结抗日的积极性，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典范。“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选举中，根据党的政策和边区的实际情况，按照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原则，采取了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方法，既保证了‘三三制’的政权性质，又兼顾了抗日的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利益，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㉑

（三）党内民主的充分发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方面的建树颇具时代意义，在整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在党员思想教育、党内纪律建设、注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权利义务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经验，为现如今党内民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开始就重视发扬党内民主，而是在历史发展中摸索，逐渐形成并实施了这一正确之举。党内民主倡导和发扬是自遵义会议始，至延安整风运动时达到高潮。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党内民主作为党章规范的形式被最终确定下来。遵义会议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所说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是指党的领导集体的确立。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被正式确立下来，这一领导集体重视发扬党内民主，不断健全党内民主新理论，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得党内生活逐渐摆脱了宗派主义的困扰。

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内民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泼，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㉒2刘少奇同志也曾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提到：“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㉓

谈及发扬“党内民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发扬党内民主必然要涉及制约监督机制，没有民主化的监督机制，民主自然无法扎根。制约监督机制可以看作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实质内涵，党内民主的监督机制主要是由党内监督、行政监察、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参议会监督等六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共同担当着党内民主的监督职责。第二，在党的内部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颇具代表性，整风运动是针对党内广大干部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弊病开展的。在整风运动开展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阐述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㉔第三，党内民主注重加强领导干部的民主修养。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作为具体践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一把手，所起到的带头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刘少奇强调：“扩大党内民主，首先就要我们的干部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做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训练。”㉕第四，党内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开展活动。“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㉖做好党内民主规范，领导广大党员自觉接受党的纪律，增强党的活力，加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以党内民主示范党外民主，建设抗日民主，引领社会风尚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四）依靠群众监督构建民主监督体系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㉗为此国内外组成民主考察团到访延安，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向党的领导核心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史称黄炎培之问㉘。党中央的第一代核心人物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㉙为此，在延安为首的边区实行“三三制”，进行了民主选举，人们放手检查政府工作，批评缺点，淘汰了不称职的干部。

延安民主在实践环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依靠群众构建民主监督体系，提升政府履职和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在边区，共产党自省自惕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㉚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就如何落实党对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时讲道：“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所以，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㉛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边区政府要求各县县长和群众面对面检查政府工作，征求群众意见。清涧县群众检举解家沟区长包庇贪污分子，要求查处，最终其区长职务被撤销。农民参议员刘德富感慨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地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㉜。参议会主席谢觉哉认为：“有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㉝谢觉哉在《关于工作作风问题》一文中强调：“防止官僚主义有效的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㉞“在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上，参议员们通过讨论、质询、批评等方式，充分的行使询问权，广泛而彻底地检查延安市政府各项工作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这既是参议会对政府实行监督的主要表现，也是边区民主施政、政治协商的集中体现。”㉟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明确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是不可能避免的，而且也并不少”，因此“只有在人民的监督下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好”。㊱延安的民主实践以民主监督兼顾民主效果和社会效果为初衷，尊重民众参与感的同时强调民众参与后的获得感，特别注重提案化为政府指令后的落实解决，效果令人民满意，实现“案结事了”。作为民意载体的提案一经参议会审查通过，就变成了参议会向政府发出的指令，成为政府汇聚民意民智、提升决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发动群众实现社会治理多元参与，实打实推动问题解决与建议落实，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实现监督者满意，让边区民众满意，充分发挥了边区民主制度对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

总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展中国式民主，走出历史周期率，踏出民主新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践行民主实质，探索民主制度架构和政体运行实践，可知民主对于当时中国时局，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重要性阐述

（一）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

延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下勇担使命，凝聚力量，深得民心，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出于发展壮大的自身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民主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组织引导人民群众逆向参与，进行民主选举、代表提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实践。

抗战爆发后，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成了人民团结抗日的指挥中心和战略后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由三万人不断壮大，其中就包括延安民主政治建设下广泛吸收的社会各阶级的民主人士、爱国青年、基层广大群众等，迅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仅1938年统计数据显示就有40 万之众，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新鲜血液。不仅如此，三三制让数量更少、质量更优的共产党人与广大非党人员共同参加到民主政权建设中去，在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加强了党的领导，使共产党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成为更优质的党。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民心所向，胜之所往”㊲。中国共产党在自身不断壮大的过程里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实践，不仅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保障了民众的参与感，而且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增强了边区民众的获得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知到民主是个好东西。

（二）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不同于与国民党，身体力行践行民主，响应人民呼声，着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的实践经验促使边区继续进行民主实践，建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不同时期，历经的不论是工农民主、抗日民主还是人民民主，均是中国共产党提高自身革命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为了推翻压迫在人民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力图构建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以群众路线为牵引，立足中国实际，引导群众逆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不仅关注民众的参与感，而且重视民众的获得感，使得民众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实现双赢。

（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正当性的来源

对于实质民主的时代追求，对于民族复兴的历史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使然。在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人民服务抗战国防，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照顾统一战线下人民群众的利益，依靠政策法律充分发扬民主，本着公平原则，以民主方式充分发动民众参与经济建设保卫边区。在边区团结一致抗战的民主政治环境里，从人民群众中大批地产生和涌现出各阶层、各行业的先进分子。他们是注入共产党肌体的新鲜血液，消除了政治肌体上的痈疮，是新事业和边区建设的代表者。推陈出新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章立制、移俗更法，改善人居环境，丰富民众精神物质生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政治建设的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构，使得人民政权肌体更为健康，如春竹般持续拔节，强大生命力如潮水般滚涌奋勇直前。

（四）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建政体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民主建政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所谓民主建政，就是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权。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共产党在延安创造性建立了自己的政体——参议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身，脱胎于“苏维埃”，在工农民主的基础上，以“三三制”为政权组织原则，建立了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将苏维埃制变为“民主共和制”，扩大了团结奋斗的范围。“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实现工农民主向人民民主转换的重要载体，也是以全过程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实质的创造性成果。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中国式民主道路有了新的征途，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全过程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征途中，勇担民族历史使命，顺应民主时代潮流，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发展中国式民主，认定民主是个好东西，做到民众参与感与获得感并重，真正做到了践行民主实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增强民主效能，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注重民主监督对政府职能履行和社会治理效能水平提升作用，始终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渠道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行使民主权利，在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个人的自我发展，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中共二十大绘制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的中国式民主一路向前的初心目标。

注释

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期间，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依托全国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态。参见侯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政治经验》，《光明日报》2020年11月11日11版。

②《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8-58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56页。

④⑫㉝㉞《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470、458-459、357、610页。

⑤⑥⑭⑯⑲《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52、751、750、741、742页。

⑦《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43页。

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第397页。

⑨⑩⑪《论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⑬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第318页。

⑮参见宋健：《“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早实践与探索》，《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⑰《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