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共和政体建立，出现外国人来北京热。他们或参与军政事务，或从事文教工作，或经商，或参观游览……他们在北京留下踪迹，他们对中国时政、历史、社会、人物的评价，或是偏见谬论，或有误解曲解，或具真知灼见，虽过百年，已属历史陈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建设新时代文化大都市也有参考价值。

1923年4月15日，鲁迅与周作人的日记同时记录了一场饯行宴，召集者是担任日文《北京周报》记者的丸山昏迷，主宾是俄国盲人作家与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此前受蔡元培聘请在北京大学执教。周氏兄弟是雙方的共同好友。

1922年2月底，爱罗先珂经蔡元培介绍，自沪至京入住鲁迅三兄弟位于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除却该年夏秋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大会，以及次年年初去上海和杭州度寒假，他都居住于此。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朝夕相处，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氏兄弟成为爱罗先珂最重要的汉译者，鲁迅出版了三部爱罗先珂汉译童话文集：《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等，商务印书馆1922年）、《桃色的云》（新潮社1923年）与《世界的火灾》（商务印书馆1923年）。周作人承担了爱罗先珂的演讲、散文和诗歌翻译，译稿散见于《晨报副刊》等，后形成演讲合集《过去的幽灵及其他》（周作人等，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

1923年4月16日，爱罗先珂在徐玉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北京，取道吉林，独自去往欧洲。此行是爱罗先珂计划好的，他在1922年秋天自欧洲返回中国，途经长春，在火车上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时，便透露了明年他将从北大辞职“往德国一行，从事于哲学之研究”。（《爱罗先珂在长春之谈话》，《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4日）

爱罗先珂一定也向周氏兄弟说过这一计划，因此，对于他在1923年春天的离去，兄弟二人在日记中所留下的情感痕迹并不浓烈——当然，也有他们日记的书写节制。在爱罗先珂离开的当日，鲁迅写道：“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尹默、兼士、徐耀辰。爱罗先珂君回国去。”周作人写的是：“晚，爱罗君回国去。凤举在广和居请泽村，今西来邀，因爱君事不去。”仍是同一宴请，鲁迅参加，周作人未参加，参加者或许是想排遣爱罗先珂离去后的失落，未参加者则明说是为了“爱君事”——但又是什么事呢？因怅惘而回避，或是处理爱罗先珂留下的杂事？

不管怎样说，周氏兄弟都在日记里纪念了爱罗先珂的离去，他们还以文学活动做了更富有仪式的告别：17日，周作人写成《再送爱罗先珂君》，21日发表于《晨报副刊》。鲁迅21日的日记记载：“夜译E君稿一篇讫。”即爱罗先珂在中国创作的最后一篇童话小说《红的花》，也是鲁迅所翻译的最后一篇爱罗先珂作品，译成发表于1923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7号。

爱罗先珂离去三个月后，周氏兄弟失和，无可挽回。当人们为此深深遗憾时，总有人提出假设——若是爱罗先珂还住在这个大宅院中，事态发展终不至于此。爱罗先珂按原计划到达德国， 9月18日寄来明信片，自然是寄给兄弟俩的，周作人在日记里记下了一笔，但他不会将这一信息转告鲁迅。10月19日，周作人日记记录“得爱罗君德国函”，爱罗先珂在来信中肯定会问起鲁迅。1924年1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录“得爱罗二十日函”，应为上一年的信函。2月9日，他记下“得爱罗函”，该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此后直到8月6日，周作人日记记下“爱罗君寄画像二枚”，这是爱罗先珂最后一次寄函到八道湾十一号。

1924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第11卷第10号刊登了一张题为“爱罗先珂近影”的画像，记者做了这样的介绍：“著名世界语诗人Vaseli Erosenko于去夏赴欧，漫游俄、德、法诸国，最近以世界语学会代表之资格，出席于维也纳万国世界语大会。上端为其最近赠寄记者之小影，系其德友某君所绘，神采逼真，弥可爱玩，特复制于此，以供爱读爱罗先珂作品者之瞻仰。”该期还刊发了《世界语万国大会》一文，介绍了当年八月在维也纳和比利时举行的两场世界语大会，爱罗先珂参加的是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六届万国语大会，是代表中立派不含政治意味的；在比利时举行的则是社会革命派组织的。爱罗先珂在中国时加入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从附记来看，他是以该学会身份参加大会的，从时间来看，他寄给周作人的两张画像中极可能也有这张。

与鲁迅失和后，周作人日记记录收到五次爱罗先珂来函，尽管他在日记里没有记录回信——这一阶段他还没有这一习惯，但他一定做了回复。他如何向爱罗先珂说明没有与鲁迅联名回信，以及又是如何谈论鲁迅的情况的呢？或者他干脆对这些问题回避不谈。周氏兄弟失和对爱罗先珂在中国传播的中断不无影响，由他们带动的出现于1920年代初期文坛的爱罗先珂热如烟花般热烈绽放，转而冷寂。

兄弟失和让鲁迅失去了与爱罗先珂直接联系的方式，爱罗先珂到德国后还给胡愈之等人寄过信，当然鲁迅也可以向他们打听爱罗先珂的下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或许失和的惨痛让他无心顾及此事；即便取得联系，他又该怎么向爱罗先珂说起呢？

1924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发布一则题为“爱罗先珂将重来”的短讯：十六日北京电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电北大，拟明春来京。

此后爱罗先珂再无消息传到中国，直至其不实死讯传来。最早报道的是上海《朝花》1928年12月第3期“文艺界消息”栏，以“爱罗先珂逝世”为题宣告爱罗先珂于当年下半年病死于故乡。紧接着，1929年1月第8卷第1-4号的《文学周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由徐调孚撰写的《世界文坛大事记》统计了1928年世界文坛大事，该文末写道：“我正要校对本文的时候，周建人君告诉我，他从北平方面得着一个消息，几年前曾到中国，并且有许多东西贡献给我们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新近也病死了。他又说，不过这消息并不确实，也许是传闻之误。”查阅周氏兄弟这一时期日记，虽未见关于爱罗先珂死讯消息的记录，但他们一定都是知道的。《朝花》系由鲁迅和柔石等人发起的朝花社所创办的纯文学刊物，鲁迅在报道爱罗先珂逝世的同期即发表了译文《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而徐调孚在文中说明其消息来源是根据周建人口头的北平方面，可能是出自周作人。

尽管这一消息很快被辟谣，但在此之前中国文坛还是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纪念，恢复了被中断的爱罗先珂传播。1930年，爱罗先珂的忠实读者，上海世界语学会成员巴金，在听闻爱罗先珂去世后，著手编辑了爱罗先珂第二部童话集《幸福的船》。巴金在序言中表示《幸福的船》收录的是《爱罗先珂童话集》之外的十七篇作品，并感谢鲁迅等译者授予版权，文集中收录了四篇鲁迅译文《爱字的疮》《小鸡的悲剧》《红的花》《时光老人》。《幸福的船》由开明书局于1931年出版，该年三月在文集付印时，巴金获悉爱罗先珂死讯为虚假，“据说他现在还康健地活着，在他祖国内的一所乡间的盲人学校里教书，有兴致的时候还常常去北冰洋一带探险呢”。欣喜万分的巴金将这个好消息补记在序文末。

1931年2月2日，周作人在给翻译爱罗先珂童话《虹之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1月15日）的汪馥泉的信中也做了辟谣，并对爱罗先珂近况做了披露：“爱罗君死耗似系谣传，去秋日本友人福冈君来北平，说爱罗君现在俄国，专为游览的日本人做向导（想必在莫斯科），虽系间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冈君系爱罗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来信，此盖亦系爱罗君之一种脾气如此也。”也解答了文界对爱罗先珂不再联系中国方面的疑问。

“福冈君”即福冈诚一，1922年3月28日至4月12日，他曾专程来到八道湾十一号探望爱罗先珂。在短暂的居留期里，他与爱罗先珂在周家庭院留下珍贵合影，还协助鲁迅开展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鲁迅在译本序言中专门致谢。

查阅周作人1930年秋日记，没有与福冈诚一的通信或是会面记录，或是他未及时写入。1929年8月8日，鲁迅日记记载：“福冈诚一来，谈至夜半。”双方肯定会谈起爱罗先珂，而鲁迅在这时应已知道爱罗先珂的真实情况。

无论如何，爱罗先珂作为周氏兄弟一生中唯一共同生活过的外国作家对象，也是他们曾经最为亲密的朋友，即便在他们失和后，也牢牢存在于彼此的记忆中，成为联系失和前后兄弟二人的记忆纽带。

黄艳芬（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