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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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觉得诗歌写作的具体性是很难放在一个场域内讨论的。这种想法的产生基于的理由是：越是到了后来，写作的具体性，要求写作者考虑的是由个人认识产生的，对诗在自我支配下的语言形式的把握；主要与主题、方法及希望诗歌到达什么样的目的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排他性几乎是需要考虑的唯一问题。或者说即使不是唯一的问题，也是主要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如果另一个在写作时完全有另外的设想的诗人，恐怕很难真正地理解由不同的认识产生的不同的写作形态，就此做出的批评也难到达点子上。这也是我越来越难以接受一些无关人员的批评话语的原因。在我的心里，人类思维真正到达一个高点后，不可通约几乎是它最后的命运。正是因为如此，当我越是在晚近读到杜甫，或其他中国古代先贤的作品时，越是发现要真正理解他们的作品，几乎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尤其是对杜甫，如果不站在对他命运真切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甚至会对他在诗歌中谈论那么多饥饿产生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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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这个词其实是非常暧昧的。原因在于，它的边界并不确定。所以任何谈论什么是诗意的文字，不免带有片面的色彩，大体上不过是谈论者站在自己的理解角度，谈论的是自己的认识。问题是谁又能保证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有效的呢？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尽管谈论者自信满满地下结论，最终却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他说的不过是自己的观点罢了。所以，目前的情况下，我一般不相信某种说得很确定的、关于诗意是什么的言论。尤其是对在言论中还下定论的说法更是不感兴趣。甚至很多时候，不用分析我便知道，那些定论其实不过是自以为是的观点。虽然有人说写诗的人必须自以为是，不然怎么确信自己的写作有意义？这倒是一种诚实的说法。问题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不如憋着，因为说服不了人的东西，谈出来不过是浪费精力。现在的情况是偏偏有不少人总爱浪费精力，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不免让人觉得无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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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为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状况做出总结性的评说，这很可能是既危险又充满偏见的举动。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事。一旦做了，很可能被人诟病。原因在于，在做这样的事的过程中，任何立论都可能会陷入将自己放在显得很聪明的位置上。也像那些被指责的现象的呈现者，都是傻瓜，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精神上的缺失。问题是，追寻精神性的存在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的职责，也是很多人在追求的事业。不过，关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人们怎么论定精神性的存在所具有的内涵。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一直以为，准确地看到时代进程中的问题，并做出努力，进而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谈论它们，本来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这里面的不确定在于，一个时代的精神性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一旦被说出了就一定具有总结效应。还有另外一点，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可能带有来自个人经验的色彩，找到存在的共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一味地以指责的口吻说别人没有在精神上担负对时代的责任，这样的指责最大的可能性是没有真正对准问题所在。我的意思是，尤其是在自己确定了一个标准的情况下，难免不会让人觉得其标准最终的结果是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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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诗歌的普遍性而言，谈论一般的问题已不是我的兴趣，譬如总是看到的就诗歌的责任、义务和目的而发布的言论，好像现在谁都能说出一二三来。但就我看到的情况，那不过是把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变着花样再说一遍。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独特性。即个人写作是建立在怎样的认识基础上完成的。由于教育、自我教育所获得的最终对诗歌的理解不同，只有在深入把握了与自己的个性、习惯有关的一切问题后，我们才可能找到符合自己的写作切入点。我现在真正对个人的切入点感兴趣，觉得这是最有可能产生独立、新颖诗篇的前提。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反对面目模糊的诗的原因。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也关系到技术在诗歌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很多时候，尽管我们看到了一些人的写作就题材的选择而言，有来自个人经历的独立色彩，但是其诗作的形式、构成却没有什么新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写作者没有真正获得对语言的独立认识。这是很要命的一种现象。要知道，对于诗歌而言，主题的选择是可以根据对事物的理解而求得的，但是语言最终怎么来呈现，却需要基于真正的个人认识来分辨，对个人来说有是否能够形成风格的问题。所以说，在写作中形式的分辨有时候是更加困难的。在这一点上，每一个写作者所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更困难、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才能有收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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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部BBC的纪录片，杜甫又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当然，所有谈论杜甫的人，都免不了会谈到李白，做一番比较，而且观点基本上强调李白是天才，是那种在语言中横行无忌的挥洒者。杜甫呢？靠的是对诗的执着，是锲而不舍。表面上从他们的经历看，事情好像真是这样的。但杜甫真的仅仅是靠对诗之执着而成就了自己的伟大地位吗？我一直不这样看。大家都知道，杜甫三十岁以前的诗基本没有留下来，但从他自己写下的“九岁成一囊”，杜甫应该很早就开始写诗，试想一下，以他三十来岁即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千古名句，其早期写过杰作应该不会是奇怪的事情。加之后世有研究表明，杜甫逝世两三年后即编出杜诗《小集》的樊晃，曾说自己听说杜甫有自己编定的六十卷诗文，以及《旧唐书》亦记载杜甫有诗文六十卷。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诗文基本上是以宋代王洙所编二十卷《杜工部集》为底本而有所增加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六十卷的杜甫自编诗集的模样。也就是说，哪怕经过一代代研究杜甫的學者的努力，现在存世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仍可能只是他写下的诗篇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一小部分。这一点不像李白身前其诗就四海广为传诵。李白诗可能虽然也有散失的情况，但肯定不会有杜甫那么多。一个写下了众多伟大诗篇的诗人，如果被认为仅仅来自勤奋，这样的话我是不相信的。所以说杜甫的伟大，当然是他全方位的能力带来的。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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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说怪也不怪，读她写的故事，让人想到的是，欧洲一直延续的讲故事的传统。事情在错位中发生变异，所有结果都存在着意外又不意外的结局。而且细节的确定非常可靠。就我的阅读体会来说，基本没有带来更大的惊奇，感觉是一本还算丰富的书吧。这些年，我读小说的经验和感受是，被不少人夸奖得无以复加的书，最终都没有真正带给我年轻时读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等人的那种被雷击的感觉。说起来，我更欣赏与托卡尔丘克同时得奖的汉德克。就复杂性而言，汉德克的小说，触及的东西更深入和诡谲一些，也更烧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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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这四十年的进程，对原创的强调是多数人的执念，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谈及自己受到前辈诗人的影响，即使要谈，也会把目光拉远到更具有经典意味的远古或现代主义的西方。这种做法的心理基础不难解释，因为说自己受到还活着的身边的前辈的影响，不那么具有权威性，而扯得远了，一方面可以说明自己选择的眼光，另一方面还有着直接与经典接轨的高标准。只是，这真的好吗？文学的代际存在作为事实，是很多因素导致的分层。这里面时间的因素是重要的，同时也离不开文学意识变化的影响。这几十年来当代诗歌发展的代际更替的确没有那么多，也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出现了多重存在，大家基本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问题上做出区分。一些细微的变化多半反映在个人写作的风格性和总体进程的策略性上面。本来要承认这样的影响并不难，但为什么人们多数都不愿意承认呢？这里面涉及的心理层面的原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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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诗歌写作的危机确认，必须来自于诗人自身，即在不断写作的发展中，由写作本身产生对写作的不满。这种不满，既有对过往已经完成的作品的不满，也有对可能出现的新的寫作的不确定性的不满。同时也存在着对方向寻找的难以指证的不满。总之一句话，任何具有对自身写作高要求的诗人，都是在不满中发展自己的写作的。从这一点来说，写作的危机从始到终都是存在的。没有写作危机的诗人，在我看来基本上算不上对自身写作有要求的诗人。或许问题的另一个关节点在于，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什么样的危机才是真实的危机（具有关连性），这样的危机在一个诗人的写作被纳入到时代的总体观照时，是不是同样具有意义。很多人其实更关心的是这一点，即一个诗人的写作在总体时代环境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的观点或许在这一点上与一些人不同。我认为就写作而言，问题的生成总是与诗人的具体写作相关的。如果一个诗人不是本着解决自身写作出现的困难，不是在自身写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难点，那么谈论得再多，到最后也难以真正解决自身写作的问题。就此，我想说的是，诗人对问题的出现与解决，必须本着经验主义的立场来进行。有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产生写作问题的自闭性问题，即诗人会陷入一种反对外部问题的境域。很多人反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但为什么不可以呢？何况从诗人存在于社会中而言，绝对的孤独的问题本身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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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诗歌问题，成为当前一些人热衷的事情，不少问题看似很严肃，仔细想想却发现，全部都是“非问题”，即它们对于认识诗歌根本没有任何用，相反带来的是另一种假、大、空。说到底，诗歌是否成立，涉及文本层面，应该是由立意、角度、结构、形式给予具体完成度的。在这些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其他的东西都很难成立。就今天有人谈“修心”一事来说，不在诗歌本体完成上谈诗歌，修心，把心修得再好有什么用？而落实到诗歌写作上，没有对语言的根本性认识，不能在写作中做到精确、完善地处理语言，不能提供从形式到结构，甚至更次一级的，不能让语言在节奏、意象上产生独一无二的自主性，在我看来谈什么都是瞎谈，无非是故作高妙。现在，故作高妙的现象太多了，搞得每个人都像理论家，而且是忧心忡忡的理论家，好像没有他们天天想着诗歌问题，诗歌真的要走入歧途。问题是，诗歌为什么不能走入歧途呢？在诗歌属于对未知之域的拓展这一基本要义下，也许歧途才是它活力的触发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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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章法历来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中国古典诗论家钟嵘、严羽等人更是总结、归纳了若干诗的法则。西人也有很多谈论诗之构成方法的书。大体上是写诗必须讲究语言的秩序，必须有度。这里面的要求有语言逻辑要求，也有叙述的合理性的要求。只是近年来我通过写，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诗并不是不可以反对语言的秩序，对逻辑也不一定非要遵循。完全可以在音序的支撑下，让诗呈现出反语言秩序的样态。关于这一点，我的想法是，我们完全可以在语言的迁延中，以反逻辑的方式，在诗的构成中给予它空间而非时间的形态。如此一来，它带来的将会是对意义指向的扩展，即一首诗可能会是由多重主题支撑的，其意义的开放性既是对可能性的触及，也会变成对清晰性的内收。总之一句话，无论在何时，写作都是一种反对，从反对自己的既往开始的，对已经存在的诗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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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普遍谈论的诗人，尤其是在某些时段，被众人争先恐后、蜂拥而上谈论的诗人，他的诗歌的价值真能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吗？每一位参与谈论的人，真的了解被谈论者的诗歌的真实意义吗？对这一点我是怀疑的。一个词可以说明我对这种现象的理解：跟风。当代诗歌批评现象中，我觉得跟风行为的确非常普遍。面对一个诗人，面对一种诗歌现象，有人先出面谈了点什么，总是马上有人发现了其中可能出现的热点，于是乎紧跟着出来说上一番。正因为如此，我们会看到很多对某位诗人的谈论，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得要领，对某些诗歌现象的谈论亦是如此。这就使得虽然很多人以为自己的说法具有批评的独立精神，实际上不过是对独立精神的误解。我始终认为，不管写诗还是做批评，不跟风是一种必须保持的写作态度，是从事批评的前提。写作者要做到的是对写作对象的来自自我的独立洞见，而不是某人说了一个诗人的某种特质，跟风者马上在这一说法上发挥式地大谈一番。甚至还夸大、拔高。这样的谈论在我看来是最没有意思的。所以我基本上不看这种带有围观性质的批评。难道作为一个批评者，不会自己根据自己对谈论的理解，去发现新的批评对象吗？有时候我们众口一词对一位写作者加以赞美，但众口一词又何尝不是鹦鹉学舌呢？最近我读到一篇博纳富瓦谈瓦雷里的文章，觉得非常有趣，原因在于博氏的这篇文章并非对瓦雷里这位20世纪法国诗坛大人物的赞美，而是对瓦雷里在建构自己诗歌国度的过程中的某些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虽然可以质疑博纳富瓦的某些说法并非那么恰当，但是这种诗歌批评让人感到是诚实的，是一种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认识。我觉得其他的不说，这种态度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