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需要做四个基本方面的思考：一是国家必须保护国内粮食市场，提高粮食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价格脱钩，建立国内合理的价格体系，直接提高农业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努力提高工薪收入水平，从促进民营经济的工薪收入做起，进一步调整全社会劳动收入的分配比例，以此提升全体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向高科技要效益，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依靠世界劳动力市场，重点通过民营企业引进国外优质劳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解决我国严重老龄化和优质劳力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粮食价格；货币贬值；数字经济；优质劳力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4）01-0001-08

收稿日期：2023-10-13

作者简介：钱津（1951-），男，浙江金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0并且进一步强调：“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9因此，尽管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之中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的，这是稳定国家经济大局、稳中求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需要，是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统筹发展的需要。眼下正在实施的十四五规划的要求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8，“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2］9。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1%，全年GDP总量为1 143 670亿元，与2020年合并计算两年平均经济增长5.1%。我国2022年GDP总量为1 210 2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21年增长了3.0%［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28。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5］。因而，在目前情况下，分析新时代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应该充分地考虑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和国内某些消极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需要明确地认识到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升经济增长率的诸方面因素。

一、 需要适当提高粮价提升农业经济增长率

提升经济增长率首先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农业经济增长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关系到整個国民经济的稳定，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贫困人口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全部脱贫，由单纯的农业生产发展到伴随着工业、旅游业兴起，农业生产中蔬菜业、果木业、养殖业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粮食生产进入21世纪已经取得连续十几年的大丰收，目前稳定在每年产粮1.3万亿斤以上。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我国粮食产量为1.373万亿斤，增长0.5%，又一次创历史新高［6］。2023年依然保持总量继续增长势头。那么，农业经济的下一步增长靠什么呢？农业经济的增长不同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经济的增长除了农业经济增长之外还包括农村的工业、旅游业、商贸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甚至娱乐业的经济增长。而农业经济的增长仅仅是指粮食生产、蔬菜生产、水果生产、干果生产、药材生产、菌类生产、养殖业生产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经济增长。目前来看，在农业生产中，除了粮食生产，其他各方面生产已基本与市场完全接轨，只有粮食生产还不得不依靠一定的进口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所以，在市场约束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经济增长率提升只是粮食生产领域还留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但是，粮食生产连续十几年大丰收表明，要想在每年产量1.3万亿斤之上再增加较多产量是相当困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耕地总面积有限，即粮田不可能再进一步扩大；再一方面是由于粮田的亩产量也难以进一步提高，这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的。据2021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179亿亩，已经超过18亿亩耕地红线1亿多亩，在近期内不会再有更多的耕地可用于粮食生产。而且，通过这么多年来的粮种优化和其他农田生产技术的改进，粮食亩产已经基本稳定，不会再有更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提高粮食产量来提升农业经济增长率是无法实现的。虽然如此，但提升粮食生产的农业经济增长率的确是客观需要，是不容忽视的极其重要问题。较高的粮食生产总量与较低的农业经济增长率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对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分不利的，造成现代农业建设缺少必要的资金而被延缓，广大的粮农收入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而得不到提升。根本的原因在于，粮食产量年年提高，而粮食价格却没有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上涨，迄今已经与全国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产生严重的脱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市场调整，我国的很多商品价格上涨，基本的上涨幅度为100倍，还有涨幅更高的。而相比之下，粮食的价格只是上涨了10倍左右，与工业品相比，剪刀差更大了，尤其是农用工业品物资价格的上涨更是给农户的粮食生产造成极大压力。如此一来，全国近6亿低收入人口主要在农村，其中大部分是粮农家庭人口。为此，提高粮食价格势在必行。否则，没有粮食价格提高对于粮食生产的支撑，单靠国家财政对于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农业现代化实现必将进展缓慢，进而必然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按期实现。同时，粮农家庭将一直停留在低收入的水平上得不到改善。所以，要切实地讨论怎样才能提高粮食价格即怎样才能提升粮食生产的农业经济增长率的问题。

粮食价格低，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低。2023年的国家粮食收购价格已经是历史的最高点，小麦（三等）每斤才1.17元，而稻谷（三等）最高每斤1.31元①。那么，长期以来，国家控制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为什么这样低呢？国家有关部门的解释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确定综合考虑了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但事实上，造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低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外粮食市场价格低。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已经实现现代化了，而且其农业本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又好，粮食生产的成本低而质量好，使得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相当低。由此，在我国粮食市场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国内外市场是贯通的，国外的粮食市场价格低，国内的粮食市场价格也就高不了。目前，近三年主要粮食输出国的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直接促使国际粮价的提高，这对于我国粮食价格的调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但从长远考虑，我国提高粮食价格，还是需要与国际市场脱钩，即对国内粮食市场实行保护，粮食价格不要再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如同日本、韩国对本国的粮食市场进行保护一样。在日本、韩国，粮农的收入水平高于一般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原因就是日本、韩国的粮食价格不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而中国放开了粮食市场，使中国的粮食市场成为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一部分，一方面要不断地与国际粮商寡头博弈，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内粮农收入有限、粮食生产难以现代化。因此，在考虑我国未来提升经济增长率时，必须要考虑对国内粮食市场进行保护的问题，以保证国内可以顺利提高粮食价格，促进粮食生产的农业经济增长率提升。不将我国的粮食市场从国际市场退出来是不行的，即不对我国的粮食市场进行自我保护是不行的，关键就在于，现在是搞市场经济，国内市场必须统一，不能使粮食的价格远远地落在工业品价格的后面，不能使我国粮农的收入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在国家对于粮食价格实施控制的体制下，提高粮食价格还是要从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入手。只要国家确定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了，市场化的粮食价格必然相应提高。提高粮食价格可以缓步进行，最基本的建议是，每斤粮食的国家最低收购价格先提高1元，分五年到位，即每年每斤粮食提价0.2元。按每年生产1.3万亿斤粮食计算，五年以后，粮食生产的总值将增加1.3万亿元，按其时国民经济总量为140多万亿元计算，粮食生产将为总的国民经济增长率提升0.9个百分点。粮食通过提价而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对于增加现代农业建设资金和提高粮农收入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二、 需要通过提高工薪收入提升经济增长率

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据统计，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 100元［7］，相比其他国家，目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所以，除了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提升经济增长率、同时提高粮农收入水平之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中，提升经济增长率，还需要普遍地提高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工薪收入。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工资主要由劳动力技能和工作经验决定。”［8］劳动者只有工薪收入提高了，才能够真实地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只有全社会工薪阶层的家庭消费水平提高了，才能真实地相应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但现实的情况是，在“十三五”规划时期，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 56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 833元［9］；2020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7 37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 727元［10］。五年之内，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29 810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4 894元。虽然不论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还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是，仅就平均工资来讲，至2020年即“十三五”规划结束之年，相比市场物价调整后的上涨状况，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都还是处于较低水平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8 115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只有约4 811元。而且，由于约80%的城镇劳动就业是在私营单位，除了有一些就业人员尤其是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还有很多的普通员工工资是在平均工资水平之下的，甚至是大大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总的来说，“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报酬占比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更明显偏低。” ［11］

因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工薪收入水平不高而引起的“城乡收入增长差距缩小”［12］状态，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有障碍的，对于提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更是有阻碍的。这也就是说，当前破除这些障碍和阻碍，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对于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2022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指出：“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稳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城市工薪阶层、农民工收入水平，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②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城镇劳动者的工薪收入提升有限呢？从宏观调控的层面上讲，主要是对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没有明确的区分，以至于为防止通货膨胀而阻碍了客观需要提高劳动者工薪收入的货币贬值。

严格地讲，通货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却不一定就是通货膨胀，客观上存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13］。所以，必须明确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区别，不能将货币贬值等同于或混同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指的是货币的发行超过应有的数量，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运行秩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都必须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尤其是要极力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对人民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但是，除了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贬值以外，由于价格调整而引起的市场物价普遍上涨也会引起一定的货币贬值。这种物价上涨引起的货币贬值不同于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区别就在于，是先有物价上涨，需要增发货币；还是先多发货币，引起物价上涨。如果是先有物价上涨，需要增发货币，那就是没有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而如果是先多发货币，引起物价上涨，那就是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纵观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运行与发展，可以说，只是先有价格调整性质的物价上涨，并没有出现先是發行货币过多的情况，甚至常常发生货币发行不足量又需补充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国只存在一定的货币贬值，不存在通货膨胀。就此而言，我国需要应对的实际问题是没有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而不是通货膨胀。应对通货膨胀，必须减少货币发行，保持货币发行量与市场需要量相一致，不能超发货币。而应对货币贬值则要增发货币即必须发行由于物价上涨而需要的更多的货币。然而，多年来，由于基础经济理论研究的不足，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缺乏准确的认识，导致政府决策部门将由于物价上涨而引起的货币贬值一直当作通货膨胀，劳动者工资没有持续大幅度增加，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劳动者对于经济发展收益的分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全国各行各业的工薪水平应有一个全面的提升。为了让广大的工薪阶层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保持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稳定和提高，不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必须有良好的经营效益，才能够给员工涨工资。当然，企事业单位员工涨工资是市场化的涨工资。这对于企事业单位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没有经济效益的提高，那么，纵有涨工资的愿望，也没有涨工资的实力。为了给员工涨工资，各企事业单位必须想方设法提高本单位的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或经营成本、提高产品（服务）价格，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创新经营模式、拓展经营规模、等等，都可以成为企事业单位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与途径。具体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但一般地讲，这需要整个单位上上下下齐心协力，既要从劳动主体方面挖掘潜力，又要从劳动客体方面寻找出路，最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创新或管理创新达到目的，将创新摆在提高经营效益的第一位。不论是哪个行业，都应该积极主动地依靠广大员工中的能工巧匠，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要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减税让利上。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单位，必须是一个能够盈利的经济组织，必须要具备提高经营效益的潜在能力，要能够让员工们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如果是将给员工涨工资的希望放在政府免掉一部分税款之上，那无疑是转移压力给政府，无疑是没有在市场上开疆拓土的决心和勇气。在这一方面，往往表明我国的一些经济组织缺乏市场经济意识，不明白基本的经济道理，即不明白国家税收是有偿性的道理。实际上，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是有偿地征税的，已有税收理论研究表明税收的基本性质不是无偿性的［14］，国家财政收入的预算必须得到切实保障，作为市场化的经济组织必须要具有纳税能力，不能按规定纳税的经济组织就不应该存在，这不是政府应该不应该让利的问题，而是作为经济组织应该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独立自主经营的经济组织，应该认识到，员工的工资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员工的工资高说明员工的创造力强，实际做出的贡献大。每一位员工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贡献吃饭的。根据物价已经上涨的状况，即按照货币的具体贬值程度，相应给员工提高工资使之能够保持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市场化经济组织必须认真考虑和切实需要做到的初次分配公平问题。只要广大企事业单位员工随着市场物价的持续上涨能够相应地涨工资，其收入达到和保持一个基本合理的水平，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奋进中，我国才能不断地有效提高全民消费水平，从而不断地有效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

三、 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经济增长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都可以依靠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来实现经济增长率的稳定或提升。这也就是说，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国民经济创新发展的聚焦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客观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5］

与以往学术界的讨论和各抒己见不同，目前，国家权威机构已经确定：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信息化是指由计算机与互联网等生产工具的革命所引起的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具体说来，信息化包括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传统产业的数字信息化升级改造、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信息化以及人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数字信息化等内容。在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进入新时代之后，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新个体经济管理规范，清理不合理的行政许可、资质资格事项，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依法依规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明确平台企业定位和监管规则，完善垄断认定法律规范，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探索建立无人驾驶、在线医疗、金融科技、智能配送等监管框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2］52-53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目前国家正在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创造各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致力于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此规划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15］依靠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或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具体要求就是强化具有互补关系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以制造业的发展为例，数字产品制造业是指生产制造可用于数字信息处理的专用设备和相关电子元器件以及各种应用数字化技术智能设备的各工业部门，均属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包括生产计算机、通讯及雷达设备、数字媒体设备、智能设备、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和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产品等制造业。智能制造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边缘计算、区块链、试验验证、仿真技术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入融合，是旨在提高制造业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先进生产方式，其属于“产业数字化”部分，主要包括各种各样的数字化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高度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运输设备制造、数字化的新型电气机械器材和仪器仪表制造等。“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時代，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最初的要素驱动逐渐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制造业逐渐迈入‘技术为王的重要时期。”［16］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智能制造将共同构成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数字经济应用内容。已有的实践表明，制造业如果不走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不从数字经济的应用中寻找产业创新契机，是难以跟上时代步伐，难以提升经济增长率的。目前，我国“流通领域厂商的数字化在整体上要明显高于加工制造领域厂商。”［17］

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数字经济发展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2020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其中，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18］。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达到7.1万亿美元，极大地保障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平稳和有序。依靠数字经济提供的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办公、视屏会议、在线问诊等平台到云端办展，数字经济的运作有效地减少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在促进国民消费、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传统经济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作用。并且，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经济已经在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挺进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发展空间，是充分展现高科技力量的发展空间，是蕴含着巨大经济效益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在强化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15］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建设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要倡导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要求各行各业积极应用成熟的数字技术提升产业运营的档次和水平，着重于向数字经济要效益，逐渐稳步实现各个产业发展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努力一定可以为我国新时代稳定或提升经济增长率做出独特的贡献。

四、 需要依靠引进优质劳力提升经济增长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未来中长期提升经济增长率，需要具备新时代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相比提高粮食价格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工薪收入水平调整分配关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经济增长率等方面，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已经进入了严重老龄化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劳力尤其是缺少优质劳力，面对新时代提升经济增长率的需要，必须依靠开放性思维从战略上解决这一问题，即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依托世界劳动力市场促进我国新时代经济增长与解决老龄化引起的劳力短缺问题，这对国民经济的创新发展来说基本上就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说，我国解决了进一步对外开放引进国外优质劳力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也就解决了老龄化引起的劳力短缺问题。

目前，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必须尽快找到应对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始终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我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还是略显薄弱，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力不足，尤其是优质劳力不足。就业难只是表象，在严重老龄化下必然劳力紧张。而且，我国现有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不是很高，作为大学工科毕业生能够胜任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工作的劳动者更十分有限。尤为突出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导致对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增加，”［19］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人才紧缺的难题。”［20］面对这一现实，我国基于现有的劳动人口和现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经济增长率存在现实困难。要切实地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只能是放眼世界想办法，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地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解决现阶段的劳力相对短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依靠世界劳动力市场引进国外优质劳力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率。

“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1］作为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引进必须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当然，我国并不需要引进一般的劳力，需要引进的必须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包括硕士博士，是能够在中国企业发挥重要的技术骨干作用的，即这种引进不包括政府、学校或其他事业单位对国外人才的需要。解决优质劳力不足和提升经济增长率的重点是要发挥企业引进优质劳力的作用，而且是要重点发挥民营企业引进国外优质劳力的作用。华为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纳税大户，成为在通讯器材行业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华为有很多员工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优质劳力。民营企业都应向华为学习，像华为一样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优质劳力。能不能走出这一步，这是每一家民营企业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应该说，华为能够招聘到外籍员工，其他的民营企业也是有可能的。与此同时，防止我国自己培养的优质劳力流失也是一个极其重要问题，即要尽力留住我国自己培养的优质劳力。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适量引进别的国家培养的优质劳力来我国工作。世界500强企业中，不论哪一个企业都有大量的外籍员工，世界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依靠世界劳动力市场是可以满足我国对于优质勞力需要的，关键就看我国有没有决心和办法。如果我国能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世界劳动力市场招聘到可胜任重要技术岗位的员工，并且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那我国今后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有把握的，而且严重老龄化引起的劳力短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即复杂劳动者复杂化的创新能力达到同时代的高点。有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足够的高质量劳动力。在国家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优质劳力只能全部依靠本国供给；而在国家对外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就能够依靠全球的劳动力市场解决国内对某些短缺的优质劳力需求从而达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民营企业适量引进国外优质劳力，需要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周全严谨的行政管理服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给予坚定支持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要依法为民营企业招聘外籍员工创造最好的条件，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在既定的引进原则下，各级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地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去招聘优秀的员工。并且，各级政府对于应聘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士，应保证服务到位、管理到位，为他们办理各种手续，不拖延也不为难，要按规定给在民营企业工作的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发放绿卡。这对民营企业吸引国外优质劳力前来我国工作是最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对利用国外劳动力市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能够起到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结语

“理论来自于实践，”［22］在新时代，为实现经济增长率的稳定和提升，需要超前进行经济增长理论贴近实践的研究，因为实践相对理论具有更为基础的研究意义。关于提高粮食价格促进经济增长率提升就是针对现实的国民经济运行做出的基础性研究，具有极为迫切的实践意义。需要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吸收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建议，从宏观上统筹考虑，尽快将我国的粮食市场保护起来，逐步消除粮食价格与工业品和服务业价格的差距，切实提高粮农收入，由粮食生产的经济增长率提升而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率提升。包括各行各业员工收入的全面提高，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进而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率是极其重要的。应该明确，货币贬值并不等同于通货膨胀，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货币贬值是由市场价格调整引起的。应当高度重视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较大强度的货币贬值而基本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这可为我国今后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工薪收入提供借鉴。在新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既是一个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广泛应用高新科技的领域。在已经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基础上，今后还应该加大大力度保持良好的发展的势头。一方面加强技术研究，另一方面更好地实施应用推广，为有效地提升经济增长率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对于提升经济增长率需不需要积极地大胆地利用世界劳动力市场，有力度有信心地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引进国外的优质劳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理论和人口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顶层决策部门经过研究下决心的战略策略问题。只有在实践的层面上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能够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进而制定出相关的配套措施和政策，各级地方政府才能切实地为民营企业有计划地招聘外籍员工做好服务工作。这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为我国能够顺利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的必要条件和现实基础。总之，希望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持续努力，我国在新时代的发展奋进中一定能够实现原有国家规划既定目标下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适当提升。

注释：

①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中的“关于公布2023年小麦最低收购后通知（发改价格〔2022〕1519号）”，制发日期为2022年9月29日。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来源于国办发〔2022〕9号，2022年第14号国务院公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9099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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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2022-01-17）[2023-03-25].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_1826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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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 569元[N].经济参考报，2017-10-28.

[10]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孟灿文解读202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EB/OL].（2021-05-19）[2023-04-15].http：//www.stats.gov.cn/sj/sjjd/202302/t20230202_1896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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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 岚

Some Thoughts on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the New Era

——Taking the "Second

Qian Ji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realiz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rat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four basic aspects： First， the country must protect the domestic grain market， improve the grain prices to decouple i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rice， establish domestic reasonable price system， directly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Second， we should strive to raise the level of wage income， starting from raising the wage income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further adjust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of labor income，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rd，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seek benefits from high technology，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made. Fourth， further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ly on the world labor market，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foreign labor through private enterprises， promot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serious aging and lack of high-quality labor in China.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 grain prices; currency depreciation;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la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