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翔

一是社会因素。随着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原先限于专业领域的一些词语逐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比如，“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年度科技新词，反映了科技进步的足迹。除了创造新词语外，人们也赋予已有词语新的含义来满足交际需求。

二是语言因素。语言系统本身具有符号性、任意性和约定性特征，这会给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带来较强的约束作用，在语言系统的框架下产生一些新的词汇或表达方式。通过语言的类推作用产生了大量新词语，语言的经济性、简洁性原则也催生缩略词语。比如，“村超”既是贵州榕江“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缩略词，又分别是对“村晚”和“英超”“中超”等词语的仿造。

三是认知因素。新颖独特的词语能够吸引大众眼球，在标新立异的心理驱动下，人們会设法使语言陌生化，在形式上采用字母、符号等非汉字形式，在语音上采用谐音方式等。这种因素在网络词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i人/e人”（性格内敛/外向）、“尊嘟假嘟”（真的假的）等。

四是传播因素。互联网、短视频、数字化的背景提升了社会语言的表现力，特别是短视频传播近来深受大众青睐，成为人们展现语言智慧的重要载体，网友们不断制造“热梗”。比如，“你人还怪好的（嘞）”“挖呀挖呀挖”等造句格式，跟报刊等传统媒体的语言运用存在明显边界。另外，社交媒体、即时通信也有自身传播特色。比如，弹幕作为一种线上即时性的互动手段，产生了一批流行语。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