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成成 王 敏 邓智颖 袁梦宇 陈 蕾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吉首）

［提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易地扶贫搬迁一直是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整体来看，主要经历以务农为主、以务农与务工结合为主、以盘活多种生计资本为主、以发展产业带动就业为主的生计适应策略四个阶段，从而增加收入来源，提升就业技能；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益；扩展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融合；推动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奠定可持续脱贫的基础。并据此提出优化安置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加速安置区本地融入进程；推动社会多主体参与，提高社会资本介入；构建完整的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的动态监测和学科分析体系等建议。

贫困问题一直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绕如何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缓解贫困问题展开持续的探索和创新。至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然而，如何确保贫困搬迁农户在新环境中实现“活下去”“站住脚”“够到富”“处幸福”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避免再次返贫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持续完善和改进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

一、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历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经过不断的优化和调整，以适应搬迁农户的发展需求。总结起来，这些策略主要包括：早期以务农为主，然后转变为以务农和务工相结合为主，再进一步发展为以盘活多种生计资本为主，最终转向以发展产业带动就业为主的生计适应策略。

（一）以务农为主的单一生计适应策略（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从战乱转向了建设，因水库、交通、城市建设引发的工程移民成为了易地搬迁的主要形式。同时，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整体处于物质资源普遍短缺的阶段，受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性较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搬迁农户普遍通过开垦荒地、参与农业生产等方式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依赖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截至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50.5%，农业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

（二）以务农与务工结合为主的生计适应策略（1978～2000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民经济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经济资源仍然非常有限，贫困地区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扶贫搬迁试点。198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以川济山、山川互济”的扶贫开发政策。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动员南部山区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贫困群众，在有灌溉条件的荒地上进行开发生产，新建家园。政府这种为解决群众温饱问题，针对部分生产生活环境恶劣地区移民的方式，开启了扶贫搬迁工作的先河。在此过程中，受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下海潮”的兴起，众多大中小企业迅猛发展，使沿海等部分发达地区工作岗位大量增加，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搬迁农户获得收入的渠道较少，许多年轻力壮的搬迁农户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的方式来满足生活需求，而年纪较大的搬迁人员留在家中主要依靠务农来获得收入和生活物质。这种务工和务农相结合的生计适应策略成为了当时搬迁农户的主要选择。

（三）以盘活多种生计资本为主的多样化生计适应策略（2001～2012年）。2001年国家计委正式提出“易地扶贫搬迁”概念，确定了易地扶贫搬迁“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步走的战略。随后，我国开始在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4 省（自治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后面又陆续扩大到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着我国易地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为解决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计划》问题中提出，要通过引导带动其他相关支农投资和出台配套政策，统筹解决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特色产业发展问题。国家的帮扶工作逐步从单纯的资金支持发展到进行知识技能培训帮扶，引导搬迁农户从事第三产业，鼓励其通过盘活多种生计资本来增加收入，逐步实现了搬迁农户的多样化生计策略。

（四）以发展产业带动就业为主的生计适应策略（2013年至今）。自2013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各地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户在内的贫困户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面临的生活成本提高、社会融入困难、返贫风险增加等问题。各级政府通过创新产业帮扶模式，不断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支柱产业、支持电子商务，引导易地扶贫搬迁户到企业、扶贫车间和农村合作社中去务工，逐步增加易地扶贫搬迁户的收入，进而实现稳定脱贫和持续脱贫的目标。因此，这一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主要是以发展产业带动就业为主。

二、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策略效应分析

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增加收入来源，提升就业技能。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为农户增加了收入来源，从而推动了他们的收入增长。研究表明，易地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从事传统农林种植和家畜养殖的可能性；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家庭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总的来说，农户的生计策略在搬迁后的变化与政府推动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在1978～2000年，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发展为驱动的扶贫阶段，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进行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下生计策略转型的主要路径，这一方向解放了农户务农的时间，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减少了天气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易地扶贫搬迁人群中，务工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低于非务工家庭，这表明外出务工为农户增加了收入来源。自2013年起，农户采用以发展产业以带动就业为主的非农化生计适应策略（如电商产业），使区域农特产品产业链得以延伸，农户收入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培养了农户新的就业技能，提高了他们的生计能力。农户能否在安置地“稳得住”实质上取决于他们在迁入地的能力发展，而能力发展则是扩展人们享有基本可行能力的一个过程，其结果是生计能力的修复和提升。在2001～2012年期间，我国的易地扶贫工作不断深入，国家逐步完善了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政策机制，并通过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和拓宽就业渠道等方式，提升搬迁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在这一阶段，基层政府为农户提供了就业信息，农户在政府的组织下接受了就业技能培训，开始盘活多种生计资本，生计能力得到提高，实施了多样化生计适应策略，并实现了就业技能的多元化。自2013年至今，随着电商扶贫的迅速发展，农户开始具备网络营销和商业运营的知识与实践能力，技能得以不断扩展，生活质量也随之提升。

（二）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效益。随着农民生计战略从单一农业生计向多样化非农生计的逐步转变，耕地开垦减少，土地利用特别是边际土地利用强度降低，有助于打破“贫困-粗放农业-生态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促进自然社会系统的良性循环。此外，当对传统生物能源的依赖减少，对商品能源的依赖增加时，生态环境得到恢复。

在传统农业活动阶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农民的生计资源相对匮乏，开发替代能源的能力有限，存在能源贫困陷阱。农民的能源消耗基本依赖于秸秆、树木、动物粪便和草皮等免费生物能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随着农民生计战略的转变，他们的能源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一般来说，随着农民生计向非农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农民对免费非商业能源或生物能源的消费逐渐减少，而对商业能源的消费逐渐增加。这种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目前的研究表明，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可以为农民带来较高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促进农民获得更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扩展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融合。对易地搬迁的农户而言，社会网络是找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们依赖于族亲和同龄人，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了交往的框架，框架内的社交关系构建了社交网络，而隐藏在社交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潜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潜在地体现为一种社交关系。当农户的生计策略从完全依赖农业转变为多元化时，基层政府在他们找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等支持。在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农户与基层政府、就业机构以及乡邻之间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加强，社会网络从弱变强。这个过程增强了搬迁农户对新环境的归属感，促进了他们的心理融入，进而推动了他们的社会融入。

（四）促进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奠定可持续脱贫的基础。从生计策略的演变历程来看，农户的生计策略已逐渐多元化。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户的生计来源越多元化，且非农业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农户的生计就越可持续。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这些农户的生活水平和满意度通常较低。非农收入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稳定性，从而提升其生计的可持续性。自2013年以来，随着精准帮扶工作的深入，农户已开始根据自身条件和当地的资源优势，形成以发展产业带动就业为主的非农业生计策略。这标志着我们已从初期的“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从而奠定了可持续扶贫的基础。

三、未来展望

围绕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策略的问题，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优化安置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加速安置区本地融入进程。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满足搬迁农户的日常需求，确保其能正常融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生产生活。其次，与安置地原生居民的分隔可能会导致许多潜在的冲突。因此，我们需要确保安置区与搬迁地的生产生活能够相对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安置区的建设发展纳入市政规划纲要，同时推动安置区的服务资源与周边服务资源的融合。逐步消除“安置区”这一外部标签，让搬迁农户的生计完全融入原生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搬迁农户的生活质量，实现他们的持续脱贫。

（二）推动社会多主体参与，提高社会资本介入。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要依赖于政府推动，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较少，同时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家庭收入和政府补助。生产环境的改变以及“两不愁、三保障”基本扶贫原则，使搬迁农户在生计适应能力的发展上存在困难。因此，推动其他资本主体的参与以及加强多方力量的协作变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强化政策引导，在政策调控和动员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各参与主体的扶贫资源，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其次，应加大财政补贴和贷款的力度，提高农户的资本积累能力；并利用税收政策和市场服务等手段，引导其他社会主体参与进来。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和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农户的金融资本和搬迁社区的建设中来，引导民间金融机构为搬迁农户提供专项贷款，以提高农户的融资可及性，并实现跨期收入的转移，以减小生计风险。

（三）构建完整的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的动态监测和学科分析体系。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监测体系以评估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通过农户自主申报和基层干部排查，我们可以密切监测灾害影响、收入波动、疾病负担等变动，以便及时关注搬迁群体的生计适应性。针对不同地区的就业安置模式，我们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长期跟踪观测，追踪其易地扶贫搬迁过程并评估其在就业方面的减贫效果，从微观视角对搬迁就业模式进行评估研究。其次，我们还应推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的研究结构，通过各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技术借鉴和经验分享，我们可以丰富和发展评价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的指标和分析方法，为提高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提供科学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