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国柱 魏椤岩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武汉）

［提要］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海外并购落实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发展战略，是我国企业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回顾我国海外并购发展历程，对我国海外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联系成为了当前所面临的巨大机会与挑战。基于目前世界处于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的经济环境背景与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经济背景下如何突破重围，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力成为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复杂国际经济态势使得并购融资问题成为目前我国企业在并购交易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对当前中国海外并购所面临的融资问题进行探析，是我国长远推进高水平质量对外开放的不二选择。

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历程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政策的发展历程是跟随我国经济政策的进程而不断推进演进的，随着我国经济主体同外部经济的联系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与我国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的海外并购政策路径。迄今为止，我国海外并购的发展历经四个时期，分别为海外并购的起步尝试阶段（1984～1991年）；海外并购的规范探索阶段（1992～2000年）；海外并购的持续发展阶段（2001～2011年）；海外并购的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一）海外并购的起步尝试阶段（1978～1991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此时对外贸易的兴起使得我国经济主体对于海外投资、发展有了新的需求，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海外并购雏形阶段初步建立。此时，我国海外并购具有并购规模较小、国企为并购主体特点；面临着海外并购的开展限制严格、外汇市场均衡严格约束的不足之处。尽管在起步尝试阶段存在一定不足，但海外并购的尝试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构建了新的思路，由“引进来”为主探索出了“走出去”的新的方向的起点。

（二）海外并购的规范探索阶段（1992～2000年）。经过海外并购的起步尝试阶段，我国海外并购政策进行了总结、规范，明确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键认知，对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投资活动有了更为具象化的认知，在海外并购政策上提供了更加合理的规范。此时，我国海外并购企业依然有局限于国有经济、受制于严格的并购政策、没有使海外并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不足之处。但在该阶段，形成了规范的政策体系，为接下来持续发展阶段打下基础。

（三）海外并购的持续发展阶段（2001～2011年）。基于前期“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探索阶段，发展出“走出去”战略，在该战略的引领下，海外并购有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及路线。此时我国海外并购政策变得宽松，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政策体系内容不断完善，大型并购案例不断出现，我国迎来海外并购的一个并购浪潮。此阶段对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在并购的稳定性上略有不足，并且并购行业较为集中，多集中于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四）海外并购的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在海外并购的全面深化阶段，我国海外并购的工作在其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展。延续了持续发展阶段的较为宽松的并购政策，并且在海外并购行业与并购地域上不断拓展，进行多元化发展，“一带一路”“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与推进使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案例有了更多突破。此时并购金额与并购数量不断上升，处于海外并购的一个巅峰，并且使得我国海外资产不断扩张，在国际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

回顾我国的海外并购历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并购融资问题，基于目前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处于低迷态势，我国在进一步发展“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情况下，在海外并购融资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国内融资渠道单一，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在西方成熟并购市场上，可转换债券、优先股融资、杠杆融资、换股合并等融资方式都得到广泛运用；与之相比，我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方式单一，多依赖于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尽管目前国内融资并购趋向于多元化发展，但相对于完善的西方资本市场而言，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健全，缺乏一套完善的融资制度。内源融资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进行融资，然而海外并购多集中于大规模融资，采取自有资金的并购方式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并购资金压力，故我国并购融资方式更倾向于以商业银行贷款与股票融资为主的外源融资。然而基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商业银行针对并购业务的贷款存在较高的金融管制，在股票融资与债券融资方面的法律制度同样有过时、滞后的问题出现，因为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导致企业无法快速获得融资资金，从而在并购效率、整合以及并购积极性上大打折扣。单一的融资渠道致使资本获取难度与成本提升，加大并购后整合与运行的难度，进而会影响企业长远发展。以上都反映了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较低、股权无法成为硬通货的特点，限制了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融资的能力。

（二）金融中介机构海外服务发挥职能有限。金融中介机构在企业并购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海外并购活动发展相对较晚，为企业提供并购服务的中介机构整体存在发展时间短、数量少、经验欠缺的特点，导致金融中介没有充分发挥其在海外并购融资中的作用，使得海外并购融资能力受到限制。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在国际化程度、国际金融机构竞争力、海外网点设置、金融服务产品等方面发展不均衡。一是我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较低，海外网点设置少，无法满足企业海外并购融资需求。境外出海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分支网点，其他银行极少，使得在外汇资金的调拨、拆借以及对于外汇资金的使用效益等方面都无法保证，难以满足企业对于海外并购融资的需求。二是金融机构业务品种单薄，金融服务产品稀缺，无法满足海外并购融资的多元化需求。国内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并购融资服务的产品方面，多集中于银行授信、银团贷款、单一股票融资方面，对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其组合搭配的产品极度稀缺，单一的业务品种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

（三）汇率波动带来并购融资风险。近年来，全球经济波荡，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等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剧了国际汇率的变动。随着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项目建设，沿线国家的企业并购融资必定涉及国际货币进行支付、结算，如果周边沿线国家汇率波动剧烈，使用当地货币进行融资会增加并购不确定性风险，迫使企业使用外币结算，加之缺少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企业需承担较高的汇率风险。当前全球跨境贸易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但若交易双方都是非美国家企业，美元结算需要经过CHIPS，会导致转账费用较高且资金到账效率低下，很可能会加重企业经营资金周转压力，并且使海外并购双方面临不同程度的二次换汇风险。对我国海外并购而言，汇率波动加大了我国企业从投资市场获取外币的成本。在央企国企普遍对汇率风险相对不敏感，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意识较差的环境下，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将承受较大的并购融资风险。

（四）国际舆论环境恶化加重海外并购融资负担。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舆论场已成为世界舆论场的重要分场，面临着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国在海外并购市场上面临巨大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巨大的舆论传播能力，对中国通过污名化、标签化的手段一次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发动贸易战，日益严格的保护主义以及贸易壁垒，对中国海外并购量和其交易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加重了海外并购融资的负担。舆论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影响中美双方，亚洲各国和地区也受到巨大经济冲击，出口大幅度下滑，供应链遭受严重创伤，使得多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持续放缓，海外并购交易持续呈现低迷态势。并且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心存疑虑，认为中国挤压其自身战略发展空间，使得中国在与周边沿线国家的海外金融并购交易中面临重重困难。

三、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对策建议

（一）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健全的资本市场能够为企业并购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和融资组合，可以丰富海外市场并购的融资渠道，从而为企业并购资金的来源提供保障。基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资本市场建设的完善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海外并购融资创造良好的环境。由于我国在金融管制方面仍然具有限制，对于避免融资渠道单一性，可以从融资法律政策方面入手；在证券市场上可以进一步完善，在发行条件方面进行放宽、在发行程序方面进行简化，在金融产品的创新方面进行大力推动，从而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持。在债券市场上可以制定完善的债券管理法规，推动多品种债券发行，提高债券在企业融资并购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与债在并购市场上的协同发展，使企业在海外并购融资方面渠道得到充分拓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若国内企业要真正“走出去”，就要充分学习西方成熟的海外并购市场上多样化融资工具的优点，对反向回购、可转换债券、垃圾债券、认股权证等金融工具进行充分运用，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市场上日益发展。

（二）健全我国金融机构体系，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基于党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立足于国内循环的发展，在跨境金融业务上跟随“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金融机构积极应对国际化业务新模式，完善国内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实现中资企业的高水平海外布局。针对传统银行业而言，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网点、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业务发展。在金融服务方面进行创新，通过推出“跨境支付结算”“跨境投融资”等产品体系，使企业复杂投融资、支付结算等多元化的境外并购需求得到满足。针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我国应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可以借鉴国外投资银行的发展路径，积极进行行业重组，扩大自身规模，加强我国企业的境外并购融资能力。

（三）创新海外并购支付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目前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近年来美国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而滥用美元霸权地位的现状，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大起大落，美元信用不断降低，各国采取“去美元化”来稳定自身国内经济、寻求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来降低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而汇率较为稳定的人民币此时具有了避险货币的优势，规避了海外融资过程中的汇率风险。由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了沿线国家巨大的融资需求，此时继续使用以美元这种国际货币为指导的国际支付系统SWIFT 系统会使并购双方国家产生二次汇兑风险，中国自己的国际清算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作为创新支付体系应运而生。相比国际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可以对汇率波动风险进行规避，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减少了支付结算的繁琐流程，提高了交易效率，在海外并购的安全性上得到了保障。当前“去美元化”的国际环境与国内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创新共同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了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水平，降低了我国海外并购融资环境中面临的巨大汇率波动风险。

（四）加强对外“文经政”建设，构建有力的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在世界经济舆论话语权仍然被西方主流发达国家掌握的态势下，舆论的负面倾向使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受到限制。对于舆论环境的负面压力，我国应着眼于世界，在客观基础上发展文化、经济、政治建设，构建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话语权。在文化建设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文化自信根基，推动“中国理念”走出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在经济建设上，我国坚守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经济发展，对外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主动调整对对外经济的过度依赖，“以内促外”增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独立发展。在政治建设上，我国践行“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构建国际合作的新路径，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大力发展，软硬实力协同并进，在国际舆论的复杂环境下展现出真正的“大国”实力，构建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力的话语权。

综上，本文主要对新经济形势下中国海外并购遇到的挑战和应对措施进行研究，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现状，为解决海外并购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问题，提出我国要在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拓展融资渠道、加强境外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高国际市场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等措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对外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