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桂林 410005)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首，无论是从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吸引了无数国内外读者的拜读。 因此，《红楼梦》被许多国内外学者译成英文。 比较《红楼梦》现存译本发现，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版本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1]和大卫·霍克斯翻译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2]。 自两种译本问世以来，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 通过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对比分析，发现两译本具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风格与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是否忠于原文内容和原文的文化内涵。

一、 研究背景

通过知网搜索发现，目前国内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包括饮食文化、园林建筑、宗教哲学思想、百姓生活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并且都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果。 但鲜少发现对《红楼梦》中所呈现中医文化进行研究。 中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其科学价值和在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被世界公认。 舒黎黎认为，中医翻译属于科技翻译，由于其目的是向读者传达中国古代医学科学知识，而非文学知识[3]。与此同时，中医词汇作为中医文化的载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更具史学研究价值。 因此，其英译研究在助力我国中医文化“走出去”方面十分重要。

由于文化背景和所受教育的差异，杨宪益和霍克斯对《红楼梦》里中医词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故而，其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具有较大差异。 文章主要通过两种译本的比较分析，探讨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在中医词汇英译上所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

二、 译者地位与主体性的发展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进程中，翻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译者作为整个翻译过程中相对活跃的因素，其身份应当得到认可和重视。 然而，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并且认为译者应该是“隐身”的，其译文应当形成“透明的翻译”，甚至有人将译者比喻成“媒婆”“仆人”“叛逆者”等，这一现象无疑削弱了译者地位，并且使得译者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逐渐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关注，译者的地位逐渐得到改善。 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与信息的转换过程，而译者作为这一过程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我国取得了一些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成果，这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做出的成绩，更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不朽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杨武能、许均、查建明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也为促进译者主体性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翻译主体的研究方面，杨武能率先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认为人是翻译的主体，而原文和译本不过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载体，均属于被创造的客体[4]。 许钧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主观创造意识[5]。 知名教授查明建在其论文《论译者主体性》中强调，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同时在构建民族文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6]。

译者在尊重源语文本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及审美创造性。 译者主体性可受到译者的文化水平、翻译意图、目的等因素影响。 作为翻译过程的桥梁，译者的创作也会受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和原文文本等制约，其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自由程度也有限。 翻译也因此被形象地比喻成“戴着镣铐跳舞”。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出发，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为蓝本，选取其中医词汇英译的进行案例分析。

三、 《红楼梦》中医词汇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中医承载着我国古代人民同疾病做斗争的宝贵经验与理论知识，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智慧结晶，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宝藏。 韩彦华认为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对病症分析和施治产生了深远影响[7]。 古典巨著《红楼梦》中含有许多经典的中医词汇，包括中药名、病症名等。 中医词汇翻译需要将中医学、英语及翻译学等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且需深入了解其在自身文化背景中的含义，才能准确表达中医词汇的含义。 直译和意译是常见的两种翻译方法。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同时，词汇的翻译在体现主观能动性时效果显著，同样的词汇，不同的译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的选择也不尽相同，这就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性。

(一)中医词汇的直译

中医词汇大致包括三类:中药、病症和治疗法。中药大部分是动物、植物和矿物等天然药材。 因此两位译者在翻译中医药名称时，基本都用其植物的学名直译。

例如，“冷香丸”均为cold fragrance pills，霍译本中的麻黄Ephedra、杨译本和霍译本中的白芍White peony(cooked)和White peony root 等均是用其植物名直译。 作为中国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是由乌梅、山楂、陈皮、甘草等材料制成，而字面上只含有“梅”这一种材料。 可见，杨译本中的“sour plum juice”和霍译本中的“plum bitters”均未将“酸梅汤”中的原材料呈现出来，未有效传递原文的信息，容易造成西方读者的误解。

此外，部分中药名没有相应的英文表达，因此，杨译本和霍译本中均使用了拉丁文来翻译中药名称。 例如， 肉桂 cinnamon， 是借其拉丁文Cinnamomum cassia 翻译的。 “黄芪”，是一味健脾益中的补药，杨译本是借用其拉丁文Astragalus memeranaceus，译成Astragalus。 此外，“荆芥”是一味解表散风的中药，入药的部位为植物的干燥地上部分，霍译本也使用了该植物的拉丁名，将其翻译为nepetaseed。

此外，部分简单直观的病症也可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杨译本中的青伤bruises，霍译本中的“散了风寒”译成dispel the cold。 “心虚火旺”主要是指出现了心脏的阴虚火旺，主要症状表现为五心烦热、颧红、失眠盗汗、口燥咽干、眩晕，该词内涵丰富，在翻译的过程中向读者表达其深层的含义十分重要。 霍译本将其译为“a malfunction of the controlling humour of the heart is causing it to generate too much fire”，此处的“生火”并非指日常所说的“火”，而是指身体不适，比如“心火”，虚火表现为低热、心烦、口干等；实火则表现为反复口腔溃疡、心烦易怒等。霍译本在译文中使用“generate too much fire”，直接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显然未能将中医知识准确全面地传递出来，容易造成读者误解。

从译者主体性出发，比较两种译文，杨译本和霍译本在原文理解和部分词汇的处理和翻译中不尽相同。 在中医名词翻译过程中，尤其是中药名和部分病症名词翻译，使用直译或是采用药材的拉丁语进行直译，会让译文更加简洁。 但部分中医词汇翻译称未能涵盖其所有成分信息，需要通过直译后加注的方法，能使译文更加规范，如不加注，则会造成原文信息缺失，使原文的信息未能有效传递给读者。

(二)中医词汇的意译

中医词汇的意译是指，原文中没有能和目的语中对应的含义，译者只需将晦涩难懂的中医词汇译出大体的意义，而不需逐字翻译。 因此，意译法在中医词汇翻译中十分常见。 相较于直译法，意译法的显著优点就是在翻译出原文含义的同时呈现其特有的文化内涵。 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前提下，对同一原文形成的翻译也有所不同。

例如，霍译本中的活络丹the Blood Renewing Elixir Pills、杨译本中的调经养容丸the fortifying pills和催生保命丹restorative pills 等，都是从药物的功效进行意译。 “安魂丸药”主要有镇惊安神功效，因此，霍译本和杨译本将其译为a sedative，不仅表达凝练，还达到了“神似”，更加能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参膏芦须”一词，霍译本将其译为dried leaves and whiskers，用了加译法，即制法加植物名的方法使译文表达的信息更加详尽。 霍译本中将“西洋药”译成“foreign medicine”，foreign 是指国外的，西洋一般来说指西方，此处将其意译为foreign 扩大地理范围，未能有效传达出该词的准确含义。

在两种译本中，关于病症类名词中医名词的意译也随处可见。 例如，“心血不足”指心脏有疾，供血不足，霍译本和杨译本使用了“anaemic”一词，将其抽象的含义巧妙地表达出来。 原文中的“痰症”在中医术语中特指肺病，杨译本将其意译为“asthma”，而在中文中为“哮喘、哮症”之意。 由此可见，杨译本对该词的理解不准确，容易造成目的语读者误解。 中医术语中的“痨病”特指结核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杨译本将其意译为“fall into a decline”，虽形象地表达出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意，但未能将该疾病原本的含义译出。 此外，原文“女儿痨”一词指女性青春期结核病。 霍译本将其意译为“she's got some kind of consumption—a kind that is quite common， apparently， in unmarried girls”使用意译加注释的方法十分巧妙地将其含义表达出来。 尽管杨译本将其意译为“consumption”，只表达原文本的部分信息，但其未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文本中词汇的含义。

通过比较两种译文发现，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两位译者都做到了忠实原文的目的，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在原文理解、部分词汇的理解和翻译策略的选用中不尽相同。 对部分特有的中医词汇，进行意译的同时思虑周全，融入个人风格将原文的含义完整有效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 成悦、甄艳和扎西拉毛在《四部医典》中表示，在中医名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还影响着译本的翻译特征等方面，给予译本以自身独特的个性[8]。

四、 结论

文章选取《红楼梦》中部分中医词汇，通过比较分析中文译者杨宪益的译本和西方译者霍克斯的译本，可以得出，在翻译过程中两位译者使用了不同的手法处理中医词汇。 总体来说，两种译本都巧妙地传达了中医词汇的内涵，两种语言和文化实现了交融。

从译者主体性出发，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首先，由于不同的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两位译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翻译策略的选用上有所偏颇。 从译文来看，杨宪益注重语义翻译法，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 霍克斯则明显注重交际翻译法，在翻译中更加忠实于原文。 其次，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过程中所表现的文化价值取向也不同。 杨译本侧重将中医语言的文化内涵传达给读者，而霍译本侧重于译文的流畅性。 译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语言水平和文化意识，汲取前人的经验，努力跨越文化差异造成的鸿沟，助力中医文化走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