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卡里尔·菲利普斯 皮柯·耶尔 吕有萍 译

卡里尔·菲利普斯（以下简称菲）：如今你我相识已经三十年了，我们一直对最广义上的移民问题保持着专业兴趣，但令我意外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讨论过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移民现象是极具个人和家族色彩的，还让人联想到为此所作的某些牺牲。我想，我总是从家庭单位开始不自觉地思考移民问题的。

皮柯·耶尔（以下简称耶）：虽然你来自西印度群岛，我来自东方印度，但有趣的是，我一直把你视为兄弟。仅仅是因为我们二人，如你所知，成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国土（英国），那时我们身边没有太多深肤色的人（在我待过的所有班级里，我都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已然以猜疑的目光看待我们。

我的父母是在英属印度长大的，我时常会琢磨他们是怎么差点把伦敦当成孟买城郊的。他们时常宣扬印度应当独立，但对介绍到印度的某些西方面貌确实情有独钟。不过，就像奈保尔〔维·苏·奈保尔（1932—2018），特立尼达裔英国作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抵达之谜》中记述的那样，这通常是一种爱而不得。他们可以将英国理想化，但我永远做不到，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经历带给我最好的启示就是永远不要对英国心怀期待，或者抱有美好的愿景。我的父母将我生在英国，某种意义上或者说无意之中，他们给予了我远离那里的自由。

也许这就是你提到的那类牺牲：我的父母不惜代价，只为了抵达帝国的中心，但这样一来，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我日后从别的通道走出去，或许他们能确定的是，我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跟他们大不相同。

关于这一点，我经常想起奥尔罕·帕慕克：他说到存有分歧的两种文化时，暗示两个脑袋总好过一个脑袋。我一直认为我的父母远胜过那些规训他们的英国人，因为他们能将《吠陀经》倒背如流，对莎士比亚同样烂熟于心；他们对《圣经》以及西方哲学都了若指掌，与此同时，他们从来没有将佛教看作异端，而是在《奥义书》的陪伴下长大成人。

他们那一代不少人把雅努斯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和保护神，具有前后两副面孔）的两副面孔发挥到极致：你的朋友德里克·沃尔科特〔德·沃尔科特（1930—2017），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及画家，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有生之年最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他既能接受英国人带到圣卢西亚岛上的所有灰败蒙尘的旧世界事物，也能吸纳圣卢西亚独有的韵律、精华与魅力。奈保尔来自附近的特立尼达岛，跟任何教过他的英国人相比，他笔下的英文可以说更加通透冷静、更加古典，此外，更加言之有物，因為他以局外人的敏锐洞察力冷眼旁观。

比他小一辈的萨尔曼·拉什迪〔萨·拉什迪（1947— ），印度裔英美双籍作家〕在重塑英语语言及其文学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同样有一个这样庞大、丰富且多文化交织的宝库——来自南亚的宝库——可供使用。我想，你我成年的时间要比拉什迪晚十年，但我们同样都能看到，跟身边那些除了英国别无所知的人相比，我们的视角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多元。

菲：每当我想到“移民”这个词时，总会联想到“期待”一词。和众多其他殖民对象一样，我的父母在成长过程中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一直都是卑躬屈膝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信，前往英国其实是回到另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殖民中心。他们可以得到承认的地方。他们没有指望红毯铺地，或者任何特殊待遇，但他们期待着至少可以被认真对待。不过，我们很清楚，他们没有被认真对待过。所以，不管他们内心一直暗藏着怎样的“伤痛”，还是迫切地希望这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于是，他们着手用一种“归属”感来武装我们，试图以此方式来弥补自己在英国体会到的被遗弃感。

不用说，我们小时候就能识破这一切。和你一样，我一直是教室里“独一无二”的。在鼓足勇气辩称自己是英国人时，我受到的辱骂和奚落并没有缓解。在我看来，前殖民地的移民与政治移民、经济移民大不一样，区别主要在于前殖民地的移民“期待”获得认同，盼着跟自己即将前往的国家之间产生某种亲缘关系。

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想法。我想知道你怎样看待“阶级”因素与移民问题的关系。我知道，你我最后都是就读于牛津大学，但你之前去的是英国最具精英色彩的私立学校，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我的父母虽然也完成了学业，却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而我上的是一所英国综合学校。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认为英国社会一直存在一种假设，即黑色皮肤和棕色皮肤的移民都是劳工出身，没受过教育。我的父母虽然没有接受过你的父母拥有的那种教育，但有趣的是，我的母亲根本不是劳工出身。她的少女时代是在有仆人伺候、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度过。在我看来，她面对宗主国所受到的一些冲击，不仅仅来自她接触到的形式粗暴的偏见和歧视，还源于英国社会无法将她自认为理应享有的阶级身份（还有“尊重”？）赋予她本人。

耶：我喜欢你提到的对认同的渴望，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你说的不错：你的父母，我的父母来到这个地方之前，一直有人鼓励他们要终其一生将其视为自己的家，但从没有人告诉他们只能从仆人专用的门进入这里。

你的父母训练你成为英国人，即使他们明白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你的评说令人动容，让我立刻产生了共鸣。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或许也适用于我的父母。他们分别来自印度南部和北部，除了英语，没有其他共通语言；我的父亲会在睡前给我讲《罗摩衍那》里的故事，母亲总是穿一身纱丽，两人都是滴酒不沾的素食主义者，但我还是觉得他们那时候正怀着坚定的希望训练我，要我融入一个永远不会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或许还要我从他们的挫败中吸取教训。

菲：说实话，我不敢断定自己是否完全清楚我的父母为移民所付出的代价，我料想他们也不会明白成长在“痛扁巴基佬”（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反对移民活动的英国暴徒攻击南亚国家的移民及其商铺。该运动在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和以诺·鲍威尔〔以·鲍威尔（1912—1998），英国政客、古典学者、作家和军人。1968年发表了颇具争议的“血河”演讲，反对来自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移民〕的时代，对我来说，到底有多艰难。在他们看来，抱怨英国就等于承认某种失败。这意味着我们在所谓的“家”中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确实会抱怨英国，但我们的父母却鼓励我们专心学好功课，“好好适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道阻断彼此理解的巨大裂口就会产生。

我在英国从来没有“安定”下来。毕业后的十年时间里，我在印度待了两个月，边旅行边教书，接着去瑞典待了近一年，后来去了圣基茨岛（圣基茨岛属于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再后来去了美国，成为一名访问作家。不管我的父母通过移民行为给我打开了什么门，我却穿过这扇门，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走进了大千世界之中。没有他们最初的移民行为，我不可能过上现在这种四处巡游——恕我直言——相对自由的生活。不过，我以这样的方式逃离，他们会作何感想呢？如果非要猜测的话，我想，他们很清楚，这个国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对移民怀有敌意，像他们这样的移民在这里养育孩子，很可能最后再也见不到孩子。

我不晓得你是否看过奈保尔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写给他父亲的书信。我发现那本书信集非常感人，尤为触动我的，似乎是他完整地揭示了众多移民竭尽全力融入英国所使用的表演策略。就奈保尔来说，这个策略在牛津大学期间一度不能奏效，导致他精神崩溃。我目睹过几位大学同事非常努力地想获得认同，却没有成功，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精神崩溃。移民的一大后果常常无人提及，那就是心理疾病的发作，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还在困扰着英国的移民社群。

我们在前面的谈话中提到过德里克·沃尔科特。他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与奈保尔不同，他从没有赢得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只好到牙买加读大学。此后，他顺着自己职业生涯的轨迹到了美国，而不是英国，但在我看來，他与奈保尔的不和——以及随后的互掐——与他的不屑态度大有关系。英国人表面上热情洋溢地接受了奈保尔，沃尔科特对此不以为然，而且，他还注意到奈保尔是以摒弃加勒比属性为代价才换来热烈拥抱的。沃尔科特一直坚信，在奈保尔这个高贵的“英国人”背后，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瘦小的印度男孩：他为了成为“那些人”的一分子而出卖自己。沃尔科特总觉得“维迪亚”（奈保尔的全名为维迪亚达·苏莱普拉沙德·奈保尔。亲朋好友常以“维迪亚”相称）想要维持一场盛大的表演，这种行为经常让人恼火，偶尔也略显滑稽，但归根结底是非常可悲的。

耶：我确实读过奈保尔的家书，在我看来，家书里的一大转折发生在他挚爱的父亲在特立尼达去世这个关键时刻：奈保尔向家人送去了沉痛的哀悼，但明确表明自己不会返回特立尼达。那些年——我的父母是乘船去英国的，你的父母可能也一样——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别，是终生无法相见的别离。当然，这也是如今数百万绝望的难民所面临的现实，不过，你我可能没有这些困扰，只要坐上飞机，就可以往返于父母的故乡和自己的居住地。

我的朋友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理·罗德里格斯（1944— ），美国作家〕的父母是从墨西哥移居到萨克拉门托（萨克拉门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部城市，也是州府所在地）的。他以强有力的笔触记述了意识到父母的期待这个事实如何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理查德熟练掌握教材内容，考上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无可挽回地把父母抛在了身后；或许双亲都曾热盼着他进入他如今所处的世界，但他们并无接近这个世界的门路。

甚至连他说的语言，他的父母也听不懂了。移民的梦想——他或她可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在成真之时变成了一种悲剧。

你提到沃尔科特和奈保尔的时候，我想起沃尔科特曾称呼同时代的奈保尔为“维·苏·夜保尔”（“奈保尔”的原文为Naipaul，沃尔科特借谐音Nightfall来调侃奈保尔无所归属的处境。Nightfall的意思是“黄昏”“日暮”，这里译为“夜保尔”）。沃尔科特提醒我们，他可以机智自如地运用他接触到的加勒比和欧洲传统；而奈保尔拒绝加勒比传统的同时，从未被当成英国人来接受，沦落为一个几乎“无处可去之人”，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

在我眼里，沃尔科特是一个完美的榜样，向我们展示了移民时代如何丰富我们的文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他们讲故事的新颖手法带到我们中间。所以，有个问题得请教你：影响你写作的，应当不只是四处迁徙的生活，也许还有你在孩童时代应该就有的那种无所归依、无处着落的感受吧？正如你所说，如果你一直待在圣基茨或者英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和小说家。

菲：在我看来，正是格雷厄姆·格林注意到多数作家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成型（同时找到自己的“写作题材”）。我相信许多作家身上，早年间一定有某种不和谐的东西给他们留下了持续终生、需要不断抓搔的痛痒。就我自己而言，移民行为带给我的是那种自我的割裂感。远渡大西洋、沿着殖民轴心线移民（可能指在英美这两个殖民轴心国之间移民）为我提供了写作题材。

我很少使用“家”一词——我曾把“家”视为我付出的代价。这意味着感受到“家”的存在是应该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最近，我的想法变了。“家”真是移民付出的代价吗？当我们说失去“家”时，自然不只是指从地理空间衡量的“家”；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那种从人的角度来定义的“家”。伴随移民行为的是各种裂痕的产生，比如，之前提到的误解和困惑的裂痕；这些缝隙和裂口通常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分歧，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分歧。也许这才是移民真正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时常无法见到的，不是某个地方——某个地区、某个城市、某个国家——他们看不见的是人，包括那些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人。使用“家”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耶：你真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跟你一样，在一个从来没有感觉像家的地方长大——如果我永远不把那里当成家，我永远不会快乐——所以，我大部分人生一直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词，思考应该怎样更广泛、更包容地定义“家”。

在成长过程中，我本能地感觉英文才是我的家，不论我碰巧坐在哪里，不论吸气还是呼气，它是唯一可以陪伴我的东西。七岁的时候，我随父母前往加利福尼亚，我意识到家一定得是一本精选集，不同地方汇成的杂集。作为有着印度面孔的小男孩，嘴里说着英文，手里攥着绿卡，我感觉到我的家只能存在于不同文化的混合与杂糅之中，然而，我可能永远不会归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化。

之后，我开始写作没多久，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一场森林大火夷为平地，我站在废墟旁，所有虚幻、抽象的想法都变成了眼前的惨烈现实：我可以称之为家的实体结构没有了，连同我所有的财产（甚至还有构成我接下来三本书的内容的手写笔记）。我意识到家的载体一定得是灵魂——不妨这么说吧——而不是土地。

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我一直视作“家”的实体结构，反而让我鼓起勇气去寻找那个我身处其间总有着神秘的熟悉感、某种程度的归属感的地方：日本。

着实有趣的选择，毕竟任何文化的包容性都不输于日本：每年我要返回这个国家三到四次，在那个千人一面的地方，海关官员每次都要对我进行脱衣搜身。他们不想看到某些人进入自己的国家，而我正好与那些人长得一模一样，也许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他们似乎怀疑过）萨达姆·侯赛因的表亲，非法的伊朗移民，而最糟糕的莫过于我是四处漂泊的印度后裔。

时至今日，我会说的日语有限，不喜欢日本食物，在将日本视为幽静隐蔽之家前，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工作或者学习过，哪怕一天都没有。但是，我却有一种与它血脉相通的感觉，这是我在印度、英国或者美国永远都不会感受到的。我可以欣然称之为家，多半是因为在那里我永远是异邦人，游离于体制之外——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在那里度过一生，但永远不会想成为日本人。

我想这就是支配你我这样的人的一种奇怪现象：我从来不指望能找到一整个可以完全归属的文化，只要拥有身在异乡的感觉，就觉得舒适自在。当然，如果我发觉某个地方处处都像家，十有八九就会逃走。

我想起在日本时写道，对我来说，家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到了那里，他们却不想收留你。我时常感激自己的教育经历让我可以很舒适地做一个异乡人，无论身处巴拉圭、埃塞俄比亚还是老挝都一样。说到在不同文化之间迁移，你我当然属于那极其幸运的百分之一。但在某種程度上，正如我们的作品所探讨的那样，即使是最无防备的难民，也会带上我们一路上随身携带的那些问题：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还有格格不入。

在我看来，这就是下个世纪社群的面貌。我曾经就这个全新的群体为TED做过一次演讲。这个群体里的人同时归属于多个地方，而且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很快就会超过美国人口总数。据估计，如今已经有两亿八千万人生活在旧有的身份定义之外。TED播放我的演讲时，内容策划人给它起了个题目：何以为家？

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1958— ），英国黑人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岛，随父母移居英国，在利兹长大，就读于牛津大学。作品有《遥远的海岸》《渡河》《失落的孩子》等。

皮柯·耶尔（Pico Iyer，1957— ），知名旅行作家，父母为印度人。出生于英国，在美国加州长大，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居日本。代表作有《加德满都录影夜》《淑女与僧侣》《全球灵魂》等。

原刊责编  叶丽贤

本栏作品原载《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

本刊责编  杜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