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加尔·法国〕法图·迪奥姆 李琦 译

编者按：如今我们正处于大规模迁徙和高速流动的时代。由全球发展不均衡造成的跨国移民问题日益凸显并变得越发复杂。在移民作家笔下，迁居他国的人群，包括逃离天灾人祸的难民，要穿越地理边界才能抵达目的国，还要突破社会制度阻隔和文化壁垒，构筑牢固的心理防线，才能在“不适之地”扎根立足。在此过程中，他们反复游走于想象的母国与居留国、过往与现在、回忆与现实、认同与求异之间，寻找着可以穿墙破壁、改头换面的关口，犹如一群面目模糊、日夜游荡于边境墙外的幽灵。本期移民文学专辑我们推荐一组书写这群“幽灵”的生活经历的作品——塞内加尔作家法图·迪奥姆的小说《职业面孔》、加拿大90后作家江艾的科幻小说《给我英语吧》、阿根廷作家莱昂纳多·塔里菲尼奥描绘美墨边境难民生活的纪实散文《重回蒂华纳》、英国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和皮柯·耶尔的对谈《何为家？何以为家？》。

形色各异的面孔，语言，口音，衣着，以及重量不同的行李箱。一颗颗心脏，跟随主人梦想的节奏跳动着。高音喇叭里轮番播报的信息使用的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几种语言，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那声音钻进了听得懂的旅客的大脑，另一些人则对之充耳不闻。鞋子摩擦地砖发出的阵阵声响暴露出主人的春风得意或穷困潦倒。夏尔·戴高乐机场裹着冬装苏醒了，它张开大大的双臂，一副接待有钱客人的妓女模样。各色人等的命运藏在它的微笑背后。然而，仅凭入口大门的装饰并不能猜测到里面住所的真实面貌。

我就是这样来到法国的，不是巴黎，而是斯特拉斯堡。这是一座充满阳刚之气的城市，拥有一座高耸的大教堂，犹如一根勃起的阴茎指向天空。我从一月到五月一直蜗居在家，除非不得已，我几乎从不出门。外面，一切是如此整齐划一。

平等這个概念从来没有如此名副其实过，没有人可以躲过这样一身武装：大衣、手套、围巾和靴子为冬天的城市创造了一个人造的族群，一个穿着保暖衣物的族群。大家都是羊毛球和工业颜色的组合。种族特征被掩盖了。有一天，在通往学院的路上，一位老太太走在我前面，我觉得她和我的奶奶长得非常像，我不敢超过她，害怕看到她的面孔以后魅力尽失。

她迈着碎步，走得很慢很优雅，我跟在她后面，因为内心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而不禁一笑：我想告诉奶奶，我看到了一个和她长得很像的欧洲白人（此处原文为toubab。该词主要用于几内亚、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和毛里塔尼亚等西非地区，指代当地的欧洲白人后裔）。又或者，我想告诉这位阿尔萨斯女人，她长得很像我那位黑得像块乌木的奶奶。

经历了几个月漫长的等待，夏天终于来了。它不加任何克制地尽情展示自己。它在美好的肉体上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在丑陋的肉体上掩盖着局促不安。每个人的装扮都是代表自己国家的身份证。人们不再捂着大衣、围巾、手套和靴子，以肤色为代表的身份象征取代了这一切。有些人把他们的肤色视作战利品，有些人则将之看作代表苦难的十字架。

我也任由我的肤色作装饰，穿梭在城市里，心里想着一会儿见面的时候可以用什么理由吸引对方雇佣自己。十一点钟，我要去参加一个幼儿看护的工作面试。我在马路上走得很快，但感觉周围看我的目光比平常多。突然之间，我想隐身，变得不可见。我自忖，为什么这些使劲儿盯住我的目光似乎既要把我推走，又想叫住我询问一番。

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想：“可是，又能躲到哪里呢？”

随着最后几粒冰雹在太阳蛮横的目光下消融，冬天所提供的相同又隐蔽的衣物包装也不复存在。人们的身形，房屋的样子，世间一切从此有了各自的面孔。面孔，就像机场，像入口，外表的装饰从不会揭示出隐藏在里面的迷宫。面孔，凝聚了基因与文化，犹如一个代表种族和民族属性的牌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周围的人会一直盯着我看：整个非洲，以及真实存在的抑或想象中的非洲特征，都汇集在我身上，我的面孔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非洲朝向欧洲的一扇窗口。因此，当我到达赴约地点时，我只需要报上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如果再加一句我是非洲人，就显得多此一举，毫无必要。更何况，这位可能是我未来雇主的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她的女儿给我开的门。她舒舒服服地坐着，看着我朝她走过去。

“你找到这个地方了？”她问我。

“你好，夫人。”我和她握了握手。

她没有给我时间回答刚才那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紧接着说道：“啊，我没猜错，我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非洲人，真可爱！”

我变得谨慎起来。这些女人，当她们用鼻音说着真可爱时，她们的实际意思是：真可怕。

看我沉默不语，她朝我晃了晃脑袋，看起来愚蠢极了。

“你——懂——我吗？”

“是的，夫人。”我忍住笑回答道。

仿佛是为了确认我说的是实话，她问我来法国多久了，一边说，一边比画着，那些动作并不是手语。

她那可笑的举止，我不知是该用恶毒的小丑还是用笨拙的舞者来形容。然后，她站到我面前，指了指行李箱，十根手指像香肠一样又粗又胖，眼睛闪着光，好像在开启我的心智。她问道：“你——在法国——多久？”

为了符合在她心目中的愚蠢形象，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一月，夫人。”

她微微侧身转向她的女儿，好像这样一来，她所谈论的人就不再是我，她轻蔑地撇了撇嘴说道：“这么看起来，还是我女儿更早慧些。”

大门开了。出现了一个瘦高个，右手拎着一个公文包，那包好像把他的右肩都拉低了。

“亲爱的，你们好啊！”

夫人和女儿都跑去亲吻这位有生命的骷髅：这是刚下班的一家之主。他的目光扫视一圈，落在我身上。女主人说道：“这是我丈夫，杜邦先生。”

“你好，先生。”我一边起身，一边打招呼。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握手，他就已经走向楼梯，准备上楼。他的妻子追在后面说道：“亲爱的，这姑娘是过来看孩子的。”

我头顶上的木地板在女主人沉重的脚步下吱嘎作响，她一定没有听说过速瘦（原文为slim fast，英国著名代餐奶昔品牌，创立于1977年）减肥餐或者慧优体（原文为weight watchers，是一家全球顶尖的健康减重专业咨询机构，倡导通过智慧饮食和合理运动达到健康减重）减肥计划。我想：在我老家，男人都喜欢圆润丰满的女人，她一定会很受欢迎。就好比架子鼓可以让非洲鼓的声音变得柔和，男主人的脚步灵巧地配合着身形圆润的女主人的脚步。随后，男主人提着他的尖嗓问道：“所以呢？”

“她看起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来法国的，但是我对她说的话，她好像能明白大概意思。”杜邦女士回答道。

男主人的声音稍微有了一点活力：“但你让我们拿这个做什么？”

我的目光在这间美式厨房里游荡，最后停在了一对肥肥的苍蝇上，它们正在水池里堆放的盘子上交欢。尽管正午已过，但是杜邦一家看起来并没有准备吃午饭。可能过一会儿，女主人会打开冰箱，快速拆开一个纸盒，拿出一个铝箔纸包装的半成品菜，放进微波炉转一会儿，好投喂杜邦一家。不过这一切和我毫无关系。我又想到了男主人的问题：“但你让我们拿这个做什么？”

我是“这个”。这就是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这个”。我不配拥有姓名，也不配被称作女士或者小姐，而是“这个”。我只是“这个”，甚至都不是“那个人”。或许，当男主人用“这个”指代我的时候，他对我的感情就像我对盘子上交配的苍蝇一样。

短暂的沉默后，女主人又重复道：“所以呢？”她问丈夫。

“你可以雇另一个姑娘！”

“你倒是说说哪一个？”她叫起来，“你知道，我的招聘广告已经发出去两个星期了，这段时间，是我在费心费力地照顾孩子们。”

杜邦一家有两个小孩，小的刚一岁。那天杜邦夫人把他放在托儿所了。

“你可以雇上周那个姑娘。”男主人说。

女主人大发雷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没看到她那副样子吗？好像刚从集中营出来似的。她从来不笑，就好像全世界都欠她的。我才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这么一个可怕的人！”

这些话让我发笑。我明白为什么他们提到的姑娘在女主人面前从来不笑，仿佛戴着一副死人面具。有时候，这些找幼儿看护的雇主真以为自己在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人。事实上，就算是给这些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擦屁股，你都要具备一切可能想见的品质：拥有一袋子文凭，并且一贫如洗，愿意接受这点可怜的工资。

几分钟后，杜邦先生又说：“你可以雇前天那个姑娘！”

“那个，不行！”女主人一字一顿地说，“她有一个小孩，而且更要命的是，她还怀着孕呢。她根本不会全心全意照顾我的两个孩子。我一直在想，她以后要怎么在那个廉租房的小隔间里照顾她的两个小孩。不过，这就不是我要关心的了。她就这样把孩子生下来一点都不负责任，她在生之前就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而不是到我这里诉苦。我不想雇她，我不想哪天看见她把我孩子的东西偷走给她孩子用。”

在这段长篇大论之后，我从男主人的沉默中猜出他已经无话可说。他唯一记得的，是对话开始时的那个问题，于是他立刻回到那上面：“不要告诉我说……但你让我们拿这个，这个杰拉尔汀做什么！”

“听着，让-查尔，”她喊道，“明天，你就要出差，一走一个星期，难道要我来管家里的这一切吗？我也有工作。再说，这些人都是打工的，而且更听话，和我们这里的泼妇完全不一样。你还记得去年那个吗？她把我们闹到劳资法庭上，就为了从我们这里坑点钱，而现在这个呢，至少能让我们落个清闲。我就雇她了。我朋友安妮塔有个和这个一样的佣人，不仅对她唯命是从，还承包了家里所有的活儿。”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对杜邦女士来说，非洲人是无知和服从的近义词。男主人现在知道让这个做什么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佣人。我想，可能在这个国家，就连职业也有各自的面孔。特别是最辛苦而薪水最低廉的职业。当你听到风钻的声音时，不用转身，你就能确定看到的一定是个非洲、土耳其或阿拉伯男人，总之，是个外国男人在操纵手柄。當你听到吸尘器的声音时，几乎总会出现一个非洲、葡萄牙或者亚洲女人。对于女主人提供的这份工作，我符合它需要的长相。而且，雇佣我对她来说有两个好处：她把黑人等同于无知，这样她就拥有了一个对自己权益知之甚少的雇员，更容易实行操纵和压榨。而且，由于她丈夫身上潜藏的种族主义，保姆变情敌的可能性自然就没有了。

当杜邦夫人下楼回到客厅时，差不多下午一点了。那对苍蝇在我周围飞来飞去，她机械地对我笑了笑，说道：“你——明天——一早——上班，一周三十个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支票支付。你——提前——三十分钟，我——告诉——你——工作。”

“是，夫人。”我握了握她的手，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她家。简短的寒暄后，杜邦夫人给我布置了几项常规工作。去学校的路上，她的女儿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女主人上班前在手表表面和奶瓶瓶身都用颜色做好了标记，这样她的非洲奶妈就可以根据标记确定婴儿喝奶的时间和定量。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女主人只有在清早和深夜的时候才碰面。每天早上，她会利用那点有限的时间额外给我增加几项工作，就像给小孩下命令一样：“你——给我——熨——衣服。”

其他几天则是：“你——用吸尘器。”

又或者：“你——擦地板。”

每天早上，我都是同样的回答：“是，夫人。”

每天晚上当她回到家的时候：“晚安，再见夫人。”

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我女儿——不高兴，你——和她——玩。”

在我看来，就算我笑脸相迎，屡次尝试，这个小女孩还是有点不爱和我说话。中午，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把午饭给她送进去。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来自小中产家庭的孩子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特别是还有人给她灌输了地球上其他民族的人都是原始人这样的思想。但是，考虑到我这张面孔常常遭到雇主的拒绝，我需要保住这份工作。于是，我开始采取行动来讨小姑娘欢心，做一些大家期待我做的事情：模仿猴子的举止，以此来获得杜邦小姐对我的好感。一周以后，我变成了她的非洲奶妈，她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一天，吃饭的时候，她问我：“你为什么是黑色的？”

“因为我吃了太多巧克力。”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哈哈大笑。我看出来她并不相信这个回答。我没有再做补充。我想，当她把我们的对话讲给她妈妈听的时候，她妈妈会觉得我比第一次见面时还要蠢。

夏天好像是一个不忠的情人，离开又回来，然后再次离开，好像这样是为了确认一种状态，即所有离开的事物都会再回来。我还是在杜邦家工作，换尿布，给红彤彤的小屁股擦粉，一天往返学校两次，推着里面躺着一个金发宝宝的婴儿车出门——我还没法假装他是我自己的孩子，用吸尘器吸地，熨衣服，擦洗房间里的每一块地砖，对着杜邦一家粘在马桶壁上臭气熏天的屎破口大骂。我做了这么多，却只得到一份照看孩子的收入。

女主人对我很满意。一天，她把一条自己穿不下的裙子送给我。我并不想要，那条裙子难看极了，而且有年头了，至少是一九七几年买的。要知道，女主人平时的打扮很像英国女王：她的服饰和她的外表非常匹配，发型像莴苣，衣着像花菜。我看着她，不禁会想：如果这样的女人都能让她的丈夫兴奋起来，那么只能说总有一些男人认为特蕾莎嬷嬷也很性感。我出于礼貌，接受了这条裙子，然后在一年一度的旧衣回收中赶紧把它处理掉了。金钱可以买来一位佣人，但是买不来好的品位。谢谢女主人。

杜邦夫人热衷于以知识分子自居，时刻准备点拨我。有一天，我的雇主夫妇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点，小女孩让我用录像机给她放录像看。她想看灰姑娘的故事，这该死的灰姑娘，几代女性对双脚尺寸拥有特殊情结，就是因为她。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碰房间里的机器设备：之前有一次，我在做家务时打碎了一个瓶子，女主人就为了这点黏土从我的工资里扣了五百法郎。所以，就算小姑娘不停地请求我，我还是拒绝碰录像机。女主人问我：“你——会——打开——录像机——吗？”

“不会，夫人。”我回答道。

她打量着我，带了点同情，又带了点蔑视。

“你——脑袋——用来——思考——吗？”

她带着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转向她的丈夫，继续对我评头论足，她说：“笛卡尔说过，Cogitum sum，意思是，我被思考。”

显然，说完这番话，女主人和她丈夫就形成了某种默契，自然而然就把我从接下来的对话中排除出去。不过，这一次太过分了，她欺人太甚，还擅自篡改笛卡尔的精神。我无法阻止她通过贬低我来装出一副有学识的样子，但是我要求她把话说对了。于是，我反驳道：“夫人，你错了，笛卡尔说的是Cogito ergo sum，意思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可以在他的著作《方法论》里找到。”

女主人放下手中的录像带，男主人正准备把饼干送到嘴里的手也停在半空。这是我在他们面前第一次说出的一句完整的话。男主人恢复常态，对我说道：“杰拉尔汀，你以为你是谁，竟这样责备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和你不一样，我太太在工作前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而我，你也看到了，我是一名教育界人士，读过两年大学的！（此处原文为Bac+2，按照法国学制，进入大学读两年后，可以获得一种类似于我国大专的文凭）”

尽管我没有说话，但是我那平静的笑意就像一把手术刀扎在杜邦先生的皮肤上。女主人试探性地问我：“你好像上过高中？”

“不，夫人，”我回答道，“两个月前我拿到了文学学士文凭。亲爱的夫人，今天黑香蕉（一种在法国流行的巧克力饮料品牌，图标上往往有一张黑人面孔）先生的孩子也可以成为读书人。”

我在心底又加了一句：“这回我看你说什么！”

杜邦先生走向楼梯，准备上楼，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我打赌他还在反复琢磨，不过这一次是出于别的原因：

“但你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此处法文原文为“Mais qu’est-ce que tu veux qu’on fasse avec ？a？”這句话既可译为“但你让我们拿这个做什么？”也可译为“但你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句话在文中出现时，根据不同的语境，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译法。）

女主人上楼和他会合。可怜的小姑娘还一直在录像机前等着看灰姑娘。总有一天，她会像她妈妈一样，明白魅力四射的王子并不存在，灰姑娘的小脚根本没法走路。我和还在生气的小姑娘道别，在楼梯下面冲着先生和夫人声音洪亮地道了声晚安，带上门走了。我过了一个平静的周末，周一早上八点钟，我出现在杜邦家。我决定不再提前半个小时到。两年了，他们从来没有给这额外的工作时间算过钱。

“早上好，夫人。”我和她打招呼。

“早上好。”她对我说，“我正等您呢，小姑娘要去上学，如果我送她过去，上班就会迟到。您愿意每天提前半小时来吗？我会付钱的。”

“好的。”我答道。

我没有做梦，这位高高在上的夫人开始变得彬彬有礼。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我以“你”相称（法国人初次见面时通常用“您”相称，表示尊重），但现在她开始注意自己的用词。那周天气很冷。时间一天天流逝，尴尬和仇恨也随之消失。几个月以后，我时不时免费给准备考试的杜邦夫人上上法语课。她不再用蹩脚的法语和我说话，我们彼此以“你”相称（在法国，相熟的朋友之间以“你”相称），叫对方的名字，就连让-查尔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吃饭。他们似乎很喜欢塞内加尔的特色菜，当他们说起黑人的时候，不再使用“那些人”，而是“非洲人”。

只有一个问题：自从让-查尔知道我读过笛卡尔的书，他就开始琢磨，丰满的巧克力色屁股可能也很舒服。

法图·迪奥姆（Fatou Diome）1968年出生在塞内加尔，在达喀尔读完大学后去法国留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凭借其自传体长篇小说《大西洋的肚子》引起文坛关注，后又发表《面对造假者的玛丽安娜》《那些等待的女人》《桑戈马尔守夜者》《凭什么热爱生活》等长篇小说。

原刊责编  赵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