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莱昂纳多·塔里菲尼奥 韩璐 译

一

你永远不应该返回犯罪现场。但是，要是只有当你返回现场时罪行才存在呢？

五月的那个下午，我重回蒂华纳的“红灯区”〔此处原文为zonas de tolerancia（直译为“宽容区”）。拉美不少城市内都划有此区，在区域内，性交易等行为均为合法。蒂华纳的红灯区位于该城市北部，比邻边境墙，也称为“北区”（zona norte）。这个区域也是蒂华纳老城的中心，色情产业发达，脱衣舞厅众多，街边也有许多招揽生意的站街女〕，脑子里一定在往这方面想。早在美国人开始谈论包围该区域的“墙”之前，我就已经探访过那里。缩手缩脚的阳光轻轻擦过一间间酒馆的门，窥探着嘈杂小巷的秘密，抚弄着年轻女孩浓妆艳抹的脸。她们兜售着自己，身边有醉汉，有穿制服的警官，也有仰仗丰富的经验、不以娇羞取胜的女人。我在那个迷宫里晕头转向，心知是在找一些自己并不想找到的东西。开放式结局的书最危险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尤其是，我写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里·皮格利亚（1941—2017），阿根廷小说家、评论家，20世纪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获有拉丁美洲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學奖，代表作包括《人工呼吸》《缺席的城市》等〕在《初始形式》中写道：“艺术让我们始终对体面的结局抱有幻想，然而，生活是没有结局可言的，生活里只有悲剧、分别和失去。”这句话一语道明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模糊念头，也因如此，我在《别回来了》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引用了它。《别回来了》是一本记者手记，讲述了我在蒂华纳遇到的那些被遣返者的故事。在蒂华纳做调研的几年时间里，我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有过患难友情，也曾跨越自身局限的边界，按照皮格利亚的说法，我经历了“悲剧、分别与失去”。不是这样吗？我在这座被“墙”所伤的城市里目睹过太多“悲剧、分别与失去”，只是，如何一一对应呢？边境地区不存在任何泾渭分明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奔流不息的交换，混杂不休的生命，每个人的肖像都明暗交织，抗拒清晰的笔触。边境需要与他者的相遇；这就是它为什么总要诉诸我们的感性，最终将我们分割成实然的部分和或然的部分。它是一个中转之地，通往我们最好的和最坏的自己。一旦抵达这个中转站，何为“悲剧、分别与失去”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在怎样的舞台布景中学会认识自己：是一座桥，一面镜子，抑或是，一堵墙。

这一切或许听起来隐喻感十足，但我在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蒂华纳的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开设于1987年，专门为生活在美墨边境上的难民、非法移民、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据不完全统计，每天有两千余人在这里领取食品果腹）里对此有过切身的体验。在蒂华纳，这是为数不多每天给被驱逐者（其中不少都已无家可归）提供一顿免费餐食的地方。二○一五年以来，我曾多次去那个救济所（距离隔开蒂华纳和圣迭戈的那道三层栅栏只有几英尺远）采访被美国驱逐的人——这样的人每天都有一千多个，每天早上到救济所寻求热汤、面包和一些近乎安慰剂的东西。很快，我从他们的口述中得知，事实上，被遣返者从美国那边一过边境，就会遭到墨西哥当地警察的逮捕，因为当地警察知道他们身上携带美元。自奥马巴政府时代起，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墨西哥人被美国驱逐到蒂华纳，这里的官员无法抗拒如此唾手可得的诱惑。如果遭到那些被遣返的同胞反抗，执法人员就会没收他们的证件，甚至是施以殴打和恐吓。用不了一刻钟，就能把一个从美国遣返的人变成一个在墨西哥的无证移民。他们没有证件，远离家人，受到警察滋扰，而且大多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无法找到工作，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比如食物，避寒的处所，睡觉的地方——身上的钱很快就用光了。

二○一五年冬天，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几次采访受挫后，我在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里遇见了玛丽亚·德拉鲁斯·瓜哈尔多·卡斯蒂略，五十七岁，自一九九九年起就在美国的圣迭戈生活，直到一起家庭暴力事件导致她被扣押遣返。玛丽亚·德拉鲁斯一只手紧紧抓着一顶脏兮兮的羊毛帽，另一只手攥着两个塑料袋。她坐在我旁边，驼着背，看起来病殃殃的。没人能说服她放下手里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她害怕自己本就不多的财物被更加绝望的人抢走。她小声告诉我，她的伴侣是个酒鬼，还是个有妇之夫，这两件事加起来，她那几个住在瓜达拉哈拉（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的兄弟无法接受，拒绝收留她。“他喝多了就追着我一顿打，”她告诉我，“冰箱里除了啤酒没有别的东西。我告诉你，我在男人手里受过很多虐待。就因为各种喊叫啊噪音啊，说我闹事，有一天就把我送到那帮‘冰’人〔‘冰’人指的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Customs Enforcement）的工作人员，该机构的缩写是ICE，在英语里是‘冰’的意思〕手上了。”我立刻想要了解更多情况：她什么时候去的美国？为什么要去美国生活？有人帮助她吗？她打算怎样在一个陌生城市生存下去？不过，她有别的需求要说。还没等我发问，她就抢先开口了：“小伙子，你跟我说说看，你能帮我找到女儿吗？”

我去蒂华纳是为了给自己已经开始做的调查报道搜集证词，并不是去帮助某个特定的人。可是，如果我不向如此亟需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我的调查又有什么益处呢？玛丽亚·德拉鲁斯从手中一个塑料袋里取出一小沓皱巴巴的纸片，抚平，摊在桌上：这些碎片就像一块块拼图碎片，不确定会拼出怎样的未来。在一张出租空房间的广告页背面，她用铅笔记下了圣迭戈一家医院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位医生的名字，她生病的儿子就留在那里。她另有一张纸头上写了住在坦帕（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港城市，外连墨西哥湾）的大女儿玛丽亚·埃莱娜·马尔蒂内斯的电话和邮箱地址，可是找不到了，所以才想找我帮忙，她想让女儿知道自己现在的住址及处境。

如今，我意识到边境会暴露一个人身上最好和最坏的一面。它曾经将一个挑战摆在我面前，看我在自感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是否会伸出援手。当时，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必须迎接这一挑战，而此刻，我也感觉自己必须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那个五月的下午，我迷失在蒂华纳的“红灯区”，唯一能确信的是我写了一本开放式结局的书。

二

二○一五年，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我在友谊公园遇见了爱玛·桑切斯。所谓友谊公园，其实是蒂华纳边境墙的一段，虽然架设了双重栅栏，而且到处都能看到阴沉着脸、神色警惕的边境巡警，每到周末，这里还是会變成双边相聚的场所。每周日，爱玛都会穿着非营利组织“梦中母亲”的粉红T恤衫来到这个公园，在围墙边上等着，看看会不会有孩子被留在“那头”的母亲前来寻求帮助。多年前，她接受过其他境况相同的女人提供的帮助，那些女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之后，像她一样，加入了“梦中母亲”这个团队。

友谊公园是一个奇怪的地方。那道将孩子与父母隔在边境两边的栅栏穿山越岭一直延伸到海里。在公园附近，你可以听到邻近餐馆里传出昆比亚音乐，沙滩派对氛围的假象之下，是铁栏两侧无处不在的悲剧，无法实现的拥抱，以及不愿示人又无从藏匿的痛苦。游客们以栅栏为背景自拍，举起啤酒瓶相碰，在破碎家庭、政治仇恨和社会崩坏组成的风景里闲逛。任何人从海边走到公园，一路上都会听到各种的低语声，谈论着失业，兑现不了的承诺，过早的妥协以及无从实现的梦想。遇见爱玛的那天，我在墙根底下碰到了带着街头乐队来庆祝生日的一家人，一群为美军打过仗仍难逃被驱逐命运的墨西哥裔老兵，还有一个憔悴的男人，胡子三天没剃，正在等待与自己留在“那头”的家人见面。

“我今年三十九岁，二十九年都是在美国过的，”这个男人告诉我他叫大卫·迪亚斯，来自普埃布拉（墨西哥第四大城市），“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人从鹰巢（隶属蒂华纳的一个边境社区）穿过边境。现在我把妻子、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孙子都留在了新泽西。”

大卫给我看了钱包里的家人照片，然后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一直在搬家公司上班，还加入了教会，从来没在当局那里惹过事儿，直到两个月前被驱逐出境。“他们抓我是因为假驾照，”他坦白道，“律师跟我说这种违法行为通常就罚个款，不会驱逐出境。可是现在我还能怎么办呢？等着呗。她说可以给我搞到四年缓刑。”

“那么，在等待的过程中你打算做点什么？”

“我必须在蒂华纳等着，一直等到可以返回美国为止。没有其他办法。我要是离开这地方，还怎么和家人见面？我刚被驱逐的时候，一走出入境口岸，就有几个五旬斋教会的弟兄上前来招呼我，现在我就在他们那里做工，修修东西，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到了周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公园这边，尽我所能帮帮忙。”

“可是你也需要帮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帮助，谁不需要呢？说不绝望是不可能的。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么多天、这么多个月见不到家人是什么感觉，而且没人告诉你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扪心自问，我做的事情真的那么严重吗？来公园这边对我是件好事，你明白吗？让我觉得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

大卫旁边不远处，爱玛在距栅栏几英尺的长凳上坐着。她身材娇小，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友善且迷人。她是那种一旦有人问起年龄就会微笑着转换话题的女人。“很多”年前，她会这样说，她出生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阿帕钦甘，在瓜达拉哈拉长大。后来，她移居美国加州的维斯塔做牙医助理。在加州，她每天去学这个新国家的语言时，都会路过一家修理厂，最终与她结为伴侣的男人就在那里上班。她不会说英语，他不懂西班牙语，但爱情引领着两人从约会到结婚，再到三个孩子相继出生。“我的丈夫负责处理所有的文书事务，移民局的预约信过了很久都没寄到我手上，可能是因为我们更改地址的事情他只通知了邮局，没通知移民局。”她解释道，“结果，二○○六年我从华雷斯城（墨西哥北部城市，是该国暴力犯罪和毒品交易最为猖獗的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隔河相望）出境，被要求说明情况，我才得知自己的签证已经失效，十年内不准入境美国。我们像被炸弹击中，一时间手足无措。我的丈夫只得自己回维斯塔，而我先是去了瓜达拉哈拉，后来又去了洛斯卡沃斯（墨西哥海滨小城，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最南端。是知名的度假胜地），在一个兄弟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我的丈夫在蒂华纳给我租了一个小房子，这样他就可以来看我了。从那以后，我就待在这里了，没有家人，身边只有‘梦中母亲’团队里的朋友。”

“你别的亲人都在墨西哥吗？”

“他们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有一个阿姨在美军服役，她告诉我只要她还在当兵，军队就禁止她靠近友谊公园。那次对话之后，她就把我从‘脸书’好友里删掉了。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有一个我这样的亲戚，仿佛我的存在很丢人。我在美国的孩子和丈夫就是我的全部。我的丈夫是一位从海军退伍的老兵，每周日或者每隔一周来看我一次。不过，他最近刚做了开胸的心脏手术，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这样频繁地旅行。我跟你说，当时我申请了人道主义签证，想陪他做手术，也被拒了。他们告诉我，他们不会给我发签证，除非我的丈夫已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

那天早上我到友谊公园的时候，心中怀有隐秘的希望，想要再见到玛丽亚·德拉鲁斯。自从上次在救济所说过几句话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我想她可能会出现在栅栏附近，每周日都有不少被驱逐者去那里见社工。要是能找到她，我就可以把她介绍给爱玛以及“梦中母亲”的其他成员，这些行动者能帮的忙比我多得多。那天我等到很晚，一直在找她，但是最终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没有工作，没有证件，没人帮忙，被驱逐者长期生活在无家可归的边缘。一旦他们开始睡在大街上，再想找到他们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暴露在暴力、虐待与贫穷之下，甚至在日常面对的风险中都不一定能活下来。有的人，比如大卫·迪亚斯，寻得了教会的帮助。有的人，比如爱玛，和帮助过自己的人并肩作战。但是，更多的人，就像玛丽亚·德拉鲁斯那样，变成了其他人看得见却没有真正看见的幽灵，变成了攥着塑料袋的灰影，片刻闪现之后，那堵冷漠之墙就让他们再度消失了。

三

爱玛·桑切斯和丈夫迈克尔——他身上的军装有点紧——一起参加了《别回来了》在蒂华纳的新书发布会。活动在蒂华纳文化中心举行，那是五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比往年同期更冷。他们一起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台上。我们向对方微笑了一下。当时我想，这样的致意方式是否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结局，毕竟，它在讲述一个不断变化的故事时，尽可能想要像皮格里亚说的那样，“始终对体面的结局抱有幻想”。直到此刻，我写着这篇文章，才意识到书的结局还没有写完，一如所有那些尚存一点希望的梦想。

阿曼多·埃斯特拉达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他是我在蒂华纳本地的一个朋友，调研期间帮了我很多忙。阿曼多在蒂华纳文化中心工作，主持过一个面向被驱逐者的音乐教育项目，但是最终没能进行下去，因为很多参与者都像玛丽亚·德拉鲁斯那样，完全消失了，被那道切开城市的冷漠之墙吞噬了。不过，阿曼多没有气馁，他对项目进行了重新设计，将受众调整为在“红灯区”内长大的孩子。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都忙于吸毒、走私或者卖淫，并不看重子女的教育。在《别回来了》的创作过程中，我见过不少这个项目里的男孩女孩（年龄都在七岁到十二岁之间），陪他们去参加表演。音乐救不了这些孩子，但可以把他们送到截然不同的天地之中，完全不同于命运似乎已为他们划定的世界。音乐可以为他们打开一道道门。这是我的朋友阿曼多的赌局，是他有着开放式结局的梦想。

进入观众发言环节，爱玛站起身。她告诉大家，自己被驱逐到蒂华纳已经十年了，不久前终于获许返回在美国的家。在一股我不熟悉的力量支撑下，她在全场观众面前回忆起这十年间的生活：她无法把孩子们接到本地抚养，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意味着哪怕在墨西哥接种疫苗都面临法律上的重重阻碍。这十年里，她的丈夫独自将孩子们抚养成人，竭尽所能，而且整整十年，从未停止对她的帮助。“现在我们一家人全都生活在一起了，此前真的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她继续说道，“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我经历了很多，他也一样。就算被分开的时候，我们依然在一起。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所有美国人都像特朗普那样。什么样的美国人都有。我们家的经历就是明证。”走出发布会现场，我向爱玛打听起玛丽亚·德拉鲁斯。她没有在来过“梦中母亲”办公室的那些遭到驅逐的母亲中见过玛丽亚。但是，她让我放心，玛丽亚迟早有一天会找来的。“只是时间问题，我的经历就是这样，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她边说着边给了我一个拥抱。

阿曼多在走廊尽头等我。“走吧，开车出去转转，我想让你看看这里现在的样子。”他说道。车子一驶出蒂华纳文化中心，那道墙迎面而来。“栅栏越建越多，其实已经很多年没人从这里越境了。”他告诉我，“你觉得这道墙展示的是强大还是软弱？彰显的是自身的权力，还是对他者的恐惧？”我忠于自己的记者身份，选择不去回答，而是提出自己的问题：我想知道蒂华纳对最近到来的海地移民大军作何反应，想知道《别回来了》讲到过的众多被驱逐者现在怎么样了？比如，没有犯罪却在美国蒙冤入狱的纳乔；用塑料袋拎着一大厚本字典四处流浪的伊斯梅尔；还有那些参加音乐工作坊的孩子……汽车沿着“红灯区”的边缘一路开下去，阿曼多连连叹气。“看到了吗？那波海地人最后就落到这里了。”他告诉我，“这些人勤劳工作，却住在毒贩子交易中心的旁边，就算被杀了，也没人关心。国家是不管的。好几百号人啊！”然后，阿曼多说到了纳乔，说到了伊斯梅尔，说到了有个修女因为要求追责市政府而被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除名。他告诉我——声音里透出的忧郁不足以显示他内心真实的悲伤——新当选的政府想把蒂华纳文化中心的设备用于其他教学目的，他的音乐项目资助遭到削减，全靠音乐家志愿者的帮忙才维系下来。

“你说过，被驱逐者就像幽灵。确实如此，但不仅仅是他们。总的来说，穷苦的人都是幽灵，我们看见他们走过去，却没有真正关注过他们。种族主义，阶级歧视……这里有，‘那头’也有。工作坊里的孩子也面临这一切。问题是：你真的想看见他们吗？”

阿曼多把车停在“红灯区”里面。二○一五年，我在音乐工作坊里认识的几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就住在不远处的房子里。下车的时候，我的眼睛对上了两个看起来也是十一二岁的女孩，她们正在一家酒馆门口兜售自己。这一刻，我告诉自己，不要去寻找一个你并不想找到的故事。尽量写到结局就已足够。

莱昂纳多·塔里菲尼奥（Leonardo Tarife  ？o，1967— ），阿根廷作家，文学评论家，资深记者。出版有非虚构纪实作品《别回来了》（No vuelvas，Almadía出版社，2018），走访从美国遣返至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蒂华纳的非法移民，记录在那座边境城市里发生的悲欢离合——蒂华纳的最北端距离美国的圣迭戈仅19公里。

原刊责编  汪天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