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姿燕

(福建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0 引言

厨余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未加处理的厨余垃圾容易造成空气、水体、食物等多重污染,并成为危害人体生命健康的常见性介质[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人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厨余垃圾年平均量约为16亿t,且目前尚未有明显遏制的趋势[2]。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厨余垃圾处理的有效方式并不断改进,除填埋、好氧堆肥、厌氧消化等传统处理方式外,学者们提出利用食物垃圾生产饲料、抗氧化物、活性剂等增值产品[3],对设备改进实现厌氧消化逐步从集中处理转向家庭便携式沼气生产,以及生物技术利用等对策[4]。然而,高盐度、髙含油量、高湿度、易腐败等原因限制了厌氧消化等传统利用食物废物能量方法的有效性。一方面,厨余垃圾富含各种营养成分,焚烧处理既无法充分燃烧,又会造成厨余垃圾营养的流失;另一方面,厨余垃圾有着显著的脏、湿、油、杂、易腐、易生菌、污染地下水等特征,容易传播病毒或细菌,危害到环境卫生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量研究指出,去湿、去油、去杂、保留营养的关键在于科学的分类[5],这要求厨余垃圾产生主体采取垃圾分类的行为[6]。为实现这一目标,可借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道德规范约束、满足人们行为偏好、提高公众厨余垃圾分类意识等。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厨余垃圾不同处理方式、厨余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性、规范厨余垃圾分类行为的对策。然而,由于家庭行为相对的私密性,以及厨余垃圾科学分类难度大,外部规范约束成本极高,导致家庭厨余垃圾有效治理难题仍困扰着世界各国。鉴于此,本文以促发家庭主动参与厨余垃圾有效分类为目的,作出如下建议:一是持续对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进行观察,作为案例确定该行为所需的代价;二是从一般性的角度,用经济学理论对理性人采取厨余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决策机理作出分析,指出只有收益大于机会成本才能使家庭采取有效的厨余垃圾分类行为,并用实证表明所选样本更愿意接受市场激励;三是遵循家庭行为内在决策机理,强调以经济激励方式促发家庭厨余垃圾主动分类行为。以家庭厨余垃圾治理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证检验,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激励行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厚植人类发展的绿色底色。

1 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自主参与行为决策机理

1.1 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观察

与餐饮企业、农贸市场相比,家庭厨余垃圾分类收益暂不显著,家庭厨余垃圾分类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更为薄弱。因此,本文对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进行观察,分析居民自主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决策机理,找出垃圾分类的薄弱环节,提高垃圾分类水平,助力公共活动成效的提高[7]。本文以X女士家庭的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作为观察对象,15 d为一个周期,判断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的具体成本。该家庭共5人,家务主要由X女士操持。观察期间,从清晨开始,X女士会将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在一天时间里,全家人要时刻注意垃圾正确分类事宜,厨房中只有挂满了垃圾袋,才能把果皮、蛋壳、残羹与大骨头、食品包装塑料等分开装袋,到晚上客厅熄灯前才进行称重。通过观察可知,由于厨余垃圾湿、杂、油、易腐等特征,使得厨余垃圾分类难度大,时间机会成本较高,影响行为决策。

1.2 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自主参与行为决策机理

理性人假设下,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是理性人自主参与厨余垃圾分类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能对其形成激励机制,推动居民采取主动式垃圾分类行为。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资源稀缺性决定了在成本收益比较中应以机会成本为依据。家庭厨余垃圾行为的主要成本有完成分拣和运送垃圾的劳动时间机会成本、垃圾袋成本、分类占用厨房的空间成本[8-9]。可见,厨余垃圾分类耗费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空间成本相当高昂,但是目前政府主导垃圾分类的收益更多是垃圾分类执行者的道德情感收益。作为理性人,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会基于“成本和收益比较”对自身行为作出非主动式的厨余垃圾分类行为决策。一是在强制垃圾分类监督机制下,没有将厨余垃圾充分过滤排水,导致厨余垃圾湿度高,导致后期处理成本和环境成本上升;二是垃圾分类不彻底,目前许多小区居民会选择在垃圾屋未开放的时间点进行垃圾投放,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随意丢弃在垃圾屋外,造成二次分拣成本与环境成本上升。

1.3 决策主体对激励方式选择的假设

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未形成居民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本文认为要通过实现可利用手段的多样化,特别是市场手段与行政管理手段的结合,降低垃圾分类的处理成本,提高响应的收益,才能培育居民自主行为的内生动力。我国长期努力释放市场经济活力,为实施厨余垃圾分类正向激励提供了基础,使之成为可能。本文基于对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的特征及其行为的机理分析进行假设,尽管当前居民环保的责任意识逐渐增强,但厨余垃圾固有的特性仍限制了精神收益对行为主体自主参与分类行为的激励。因此,本文提出行为主体倾向于选择厨余垃圾治理的市场激励方式的假设。

2 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激励选择的实证分析

以福州城乡接合部的居民小区住户为调查对象,考察家庭厨余垃圾行为主体对厨余垃圾分类的参与程度,以及是否倾向于选择市场激励方式进行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数据源自X女士所在的城乡接合部的居民小区,政府为小区厨余垃圾分类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本次调研向家庭负责煮饭成员发出114份问卷,回收有效样本109份,有效样本率为95.6%,达到样本统计数量要求。之所以对负责煮饭成员进行抽样,是因其承担着收拾卫生、倾倒垃圾工作。厨余垃圾的数量越多越不容易分类,但若能够获得经济激励,将能有效促进垃圾分类。由于当前家庭通常并未具体记录垃圾重量,故本次调研在问卷中设计重量选项的同时,也对X女士家庭进行行为监测,对其分类后的饭菜剩余、果皮等厨余垃圾重量进行持续15 d观测(冬季),根据观察,15 d内由X女士家的厨余垃圾重量最大值1.127 kg,均值0.51 kg,这与59%样本问卷对厨余垃圾近期估计量达0.5 kg以上的数据相吻合。

2.2 变量选择

首先,将样本行为主体关于垃圾分类激励方式的选择设置为因变量。基于厨余垃圾处理行为主体对市场激励与政府激励的选择,表示行为主体对主动式参与厨余垃圾分类的激励机制的选择,以确定厨余垃圾治理的有效路径,因此,本文用二元虚拟变量表示。在109个样本中,最倾向于选择市场激励方式的样本有89个,占全部样本总量的81.65%。利用Logistic模型对样本行为主体的激励方式选择与个体特征进行回归分析,以明确行为主体为何倾向于选择既定的激励方式。

其次,确定核心解释变量为年龄。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决策行为主体只有获取高于其处理成本的收益,或者其处理成本低于被强制管制时付出的费用才会主动参与,而厨余垃圾分类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处理行为主体时间机会成本上。由于负责煮饭成员的时间机会成本有很大差别,而处于退休期年龄的主体时间机会成本更小,因此,本文将负责煮饭成员的年龄作为核心变量。

再次,控制变量的选择。考虑到行为主体采取何种激励方式容易受到各种便利的技术手段的影响,本文将负责煮饭成员是否使用微信、QQ或支付宝等互联网工具和负责煮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负责煮饭成员平时是否会将家里的纸箱和塑料罐等拿去卖、一天厨房垃圾可估重量是否较大也会影响到行为主体对厨余垃圾治理激励方式的选择,因此,也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理性人的行为逻辑,本文对年龄、是否使用移动通信工具、垃圾重量、垃圾销售行为习惯作出正向预判,即认为这几个因素对行为主体选择经济激励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由于自我约束等因素的影响,而与经济激励选择产生负向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变量统计性描述

2.3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变量负责煮饭成员年龄和通信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著,三个控制变量对决策行为主体选择市场激励方式影响不显著。在影响的方向上,负责煮饭成员年龄、是否使用通讯工具变量、是否受高等教育变量对决策行为主体选择市场调节路径方式的影响方向与上述预期方向一致,能较好地验证决策行为主体的行为逻辑。垃圾重量、垃圾销售行为习惯两个变量与预期判断相反,可能是由于厨余垃圾处理行为主体时间有限,在纸皮、塑料等可回收垃圾与厨余垃圾间的时间分配会发生影响。因为厨余垃圾重量越大,时间消耗越多,但是垃圾销售的收益明显高,成本低。因此,两者对决策行为主体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Logistic回归结果

首先,核心解释变量负责煮饭成员年龄在0.01的显著水平上对其厨余垃圾治理市场主导模式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根据调研可知,仅有15.6%的受访者认为厨余垃圾不会影响家庭卫生,主要原因是量少、可用塑料袋密封、及时清理,而84.4%受访者认为会影响家庭卫生,主要原因是厨余垃圾湿、油、易发臭招虫、用到多个垃圾袋。由此可见,与其他生活垃圾相比,厨余垃圾的分类处理更繁琐,这就对处理的时间形成要求。作为理性人,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时间机会成本越低的人越适合进行垃圾分类,即在家庭中承担家务的成员时间机会成本越低,越容易受到市场激励手段如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等方式的激励。

其次,在0.05的显著水平条件下,是否使通讯工具对其厨余垃圾治理市场主导模式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当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微信、QQ或支付宝等互联网工具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普及,可以使厨余垃圾计量、识别、系统对接的边际成本极小化,人脸识别技术可以使厨余垃圾处理行为主体的交易程序显著简化,降低其交易成本,更愿意接受该方式的激励。因此,在此回归结果中,负责煮饭成员若有使用微信、QQ或支付宝等互联网工具,选择以市场手段作为最能激励其进行厨余垃圾分类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看,只有越早实现有效分类才能有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结果,威胁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预见,厨余垃圾分类的市场激励绩效明显高于政府激励绩效。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退休群体随子女从农村迁入城市,成为家务负责成员,对厨余垃圾治理的市场激励选择的倾向越大。同时,这些年龄较大的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与原有生活圈子的分离,使他们更多地学习使用通讯工具,实现与原有邻居、亲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激励手段施展作用的空间,这为厨余垃圾治理的激励方式由政府激励方式向市场化调节转变提供了技术支持。综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当前我国要实现厨余垃圾或垃圾污染的有效治理,必须适应行为主体对主动式参与垃圾分类对激励方式的选择,以更多的市场激励手段替代行政管理约束。

2.4 研究结果比较

研究通过对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的决策机理阐述及样本区域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所有样本中80%以上厨余垃圾分类行为参与主体倾向于选择市场激励方式,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已有研究更强调市场激励和政府激励在推动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中都有其作用和效果。在厨余垃圾激分类行为参与主体对市场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中,发现该选择结果主要受到行为主体是否使用微信、QQ或支付宝等互联网工具的正向影响,受到行为主体受教育水平的反向影响的结果,与已有研究较为一致,这证实了信息技术在推动环保行为中的重要性。同时,受教育水平越高,环保意识越强,越容易受到精神激励。但研究中行为主体的年龄对样本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这在已有研究中较少发现这种关联,可能原因在于已有研究缺乏对厨余垃圾分类自主参与行为主体的行为理性、行为机会成本的关注,但这恰恰是分析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为理解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提供的有价值见解。

3 结论及建议

厨余垃圾污染遏制是环境卫生有效治理的关键节点之一。本文对生活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分类参与主体的主动行为决策机理进行分析,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更倾向于市场激励方式以提高自身厨余垃圾分类行为的主动性。然而,当前城市家庭厨余垃圾污染治理成本高、厨余垃圾的资源浪费等问题仍显著,垃圾分类环节亟待完善。为此,本文认为在社区内应用市场激励手段培育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的内生动力十分关键。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厨余垃圾源头分类是制约其污染处理效率的瓶颈。因此,激励家庭厨余垃圾分类理性行为主体的主动性不可或缺。过去政府主导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由于缺乏有效激励方式提高分类行为的收益,无法匹配理性个体基于厨余垃圾分类机会成本高而收益低的判断,使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习惯养成的进程十分缓慢,治理效率普遍偏低。因此,政府要转变厨余垃圾分类的治理模式,将重点放在家庭厨余垃圾分类主体自主参与的机制建设上。一是通过学校教育、家教家风传承、社会宣传,从儿童抓起,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同时,提高居民厨余垃圾分类专业知识与能力水平,使居民具备分类自主意识与能力。二是从激发行为主体厨余垃圾分类行为自主性着手,从国家到地方制度与策略上改进家庭厨余垃圾分类的正向激励措施。

其次,研究表明,只有当厨余垃圾分类行为带来的收益大于其机会成本时,才能使理性人采取有效分类行为。因此,社区应充分引入市场激励方式,培育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的内生动力。依托社区与绿色循环产业组织开展合作,对经过有效分类后厨余垃圾以对应价值进行直接回收,或通过分类后的厨余垃圾回收积累积分,以兑换社区内合作商家提供的等值生活用品,提高厨余垃圾分类收益,激发居民自主性。一方面,依托社区对居民的认知度,了解民情,选择合适的生活服务合作对象,为积累积分的居民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激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厨余垃圾分类;另一方面,在社区内完善厨余垃圾回收硬件及软件设施建设,从而使厨余垃圾分类技术支撑更加完善。

再次,案例观察发现,由于厨余垃圾杂、油、湿等特征,引致分类行为存在较高机会成本。成本与收益比较是理性行为主体的决策依据,厨余垃圾分类时间和空间机会成本高,会制约其主动参与厨余垃圾有效分类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转变补贴方式,对厨余垃圾分类装置进行应用式开发,增强厨余垃圾分类的便利程度,节约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才能使市场激励方式确实可行。

4 结束语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生态文明建设,厨余垃圾污染问题阻碍生态文明的持续发展,实现厨余垃圾有效分类迫在眉睫。然而,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模式收效甚微,污染治理成本高,关键原因在于厨余垃圾分类主体缺乏激励机制。因此,本文剖析行为主体的决策机理,应用市场激励手段培育家庭厨余垃圾分类行为主体的内生动力,以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