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红林 林彬龙 阳成虎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0 引言

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上升,产量和销量分别达到705.8万辆和688.7万辆,分别同比增长96.9%和93.4%,催生出庞大的退役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1]。2019年,我国新能源动力电池开始进入规模化退役期,预计到2025年将累积达到116 GW·h,约78万t[2]。与传统的汽车、打印机、手机等产品相比,退役新能源动力电池属于化学危废品,回收利用各环节都有严格安全控制和环保要求,需要新能源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回收拆解、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等企业共享信息和技术,共同协作,整合整个闭环供应链资源,才能高效安全地回收利用退役新能源动力电池。

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环节多,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高,其闭环供应链系统更加复杂。目前,关于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管理的研究主要是结合电池的产品特征,从网络结构优化、回收渠道结构选择、协调机制设计等方面展开。杨玉香等[3]构建动力电池双渠道回收模式下可持续逆向物流网络优化模型,提出供应链网络优化中要考虑经济、环境和社会三者平衡发展;刘娟娟等[4]构建了电池生产商主导下的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对比分析了在单渠道和双渠道回收模式下进行回收成本分担与收益共享契约协调决策。上述研究主要在传统合同契约框架下探讨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协作问题,更多是在一个较为稳定的闭环供应链合作结构下探讨如何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运营策略。但是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中,电池技术类型多样,残值评价标准不一,回收利用技术路线复杂,需要链条上各企业主体间能够形成灵活的协作运营关系。而传统合同契约机制面对这类多变的多主体合作关系,沟通复杂且响应迟滞,难以及时协调各环节主体在技术、知识和信息共享和流动下存在的复杂利益冲突,其本质在于传统供应链合同契约所维持的弱信任关系阻碍了多主体资源要素的整合与协调。目前,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单纯依靠传统合同契约下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信任协同机制,链内企业难以短时间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导致链条存在供需结构错配、梯次利用率低、电池残值评估难、安全性和一致性难以保障等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可持续发展。

从供应链治理的角度,信任是良好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重要因素和最关键的关系治理机制。Mokhtar等[5]发现供应链伙伴间的信任程度对企业的运营绩效、信息的共享水平、合作程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着供应链信任内涵、影响因素、传递过程等角度对供应链信任机制展开了研究[6-8]。供应链信任机制的建立与其结构和类型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大多在正向供应链结构下开展,没有结合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网络结构、能力特征、行为关系、利益偏好等方面对企业间的信任产生和影响机理进行研究。

本文根据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的特征,构建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信任潜在影响因素矩阵,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熵权法组合确定各因素综合权重和测算样本信任度,识别供应链信任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一步采用递归特征消除法(RFECV)筛选出重要影响因素,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为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合作关系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潜在影响因素

根据R.M.Kramer的信任影响因素分类框架,供应链的成员间信任可以从先天性信任、历史性信任、角色能力信任、社会规则信任、社会范畴信任5个角度来度量[9]。根据该分类框架,本文结合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的行业特征,从5个维度初步构建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信任潜在影响因素矩阵,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8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信任潜在影响因素矩阵

1.2 调研对象

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涉及主体众多,是由原料生产企业、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汽车生产企业、回收拆解、综合利用等诸多部门组成的整体结构。本文选取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代表性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了全面、准确筛选出供应链信任中重要影响因素,在选择调研目标群体时,一方面,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可靠性,选取新能源动力电池供应链链主企业中从业3年以上的资深员工群体;另一方面,考虑样本的全面性、专业性,选取新能源动力电池供应链领域的专家学者群体。

1.3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以供应链信任理论为理论支撑,在潜在影响因素矩阵的基础上,按照规范设计出待测的问卷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划分为5个标准,即影响程度“极大”“很大”“一般”“很小”“极小”,对应赋予的分数值为5、4、3、2、1。同时,邀请3位新能源动力电池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对问卷题项设定和语言表达进行修改,确保研究过程严格规范和研究结果合理有效。通过设计问卷访谈闭环供应链中的相关成员,收集他们对供应链信任合作中企业规模、产品质量、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管理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评价,探讨这些因素对于供应链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筛选和识别出关键因素。

1.4 问卷发放

问卷调查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部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对三家公司的员工进行采访,这些公司主营业务分别对应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上的原材料供应与回收利用、电池生产、整车销售节点,为保密起见,分别用A、B、C代表这些公司;线下部分,前往“第二届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CIBF2021深圳)国际交流会”现场与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访谈。本次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13份,其中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为88.5%。调查问卷有效样本量分布如表2所示。

2 结果分析

2.1 KMO和Bartlett检验

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表3、表4)。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研究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均大于0.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值均小于0.001,说明调查观测变量之间存在足够的相关性。从检验结果来看,问卷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证明所获取的问卷测量结果既稳定可靠,又真实准确,样本数据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表3 Cronbach’s α信度检验

表4 KMO和Barelett球形检验

2.2 确定综合权重

首先,通过AHP法把问卷中的各因素划分成相关联的有序层次,将同一类别的因素两两对比,加权并求得各因子对总目标层的主观权重 。其次,运用熵权法对问卷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指标的熵和权,确定各因子的客观权重 。最后,平均加权运用AHP法得到的主观权重与熵权法得到的客观权重组合赋权(表5),得到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的综合权重[10]。

表5 AHP法与熵权法组合赋权表

2.3 特征筛选

表6 RFECV流程

选取XGBoost模型作为基模型去计算特征子集,运用八折交叉验证对每个特征子集对应的XGBoost模型重复运行8次。取所有预测结果均方误差的平均值评价特征子集的优劣,均方误差越小,代表特征子集对应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越高。如图1所示,当特征数为18时,平均交叉验证的均方差误差最小,故最终确定最优特征数量为18。依据影响因素重要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如图2所示。

图1 影响因素均方误差图

图2 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图

2.4 影响因素识别

根据重要性排序结果,剔除10个对信任影响较小的因素,最终保留18个对信任影响较大的因素,得到最终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信任影响因素(表7所示)。

表7 供应链成员间信任关系影响因素最终评价指标

在先天性信任方面,企业声誉、企业规模和产品质量等优越先天条件能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口碑,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其他企业更偏向与该类型企业进行合作。例如,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深耕20多年,占据我国10%以上退役动力电池市场规模,其生产的动力电池梯级利用产品全面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化与商用化阶段,已与全球280余家汽车厂和电池厂建立废旧电池定向回收合作关系,成功实现了50%签约率的市场战略。

在历史性信任方面,交易满意度、交易时刻、沟通质量认知和资产专用性等要素是动力电池企业基于过往历史交易过程积累的信任资本和长期满意的合作关系,从而发展为可置信承诺,进一步增强企业间信任。例如,2022年9月,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动碳酸锂合资项目,是继宁德时代入股龙蟠科技子公司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后第二次资本层面的合作,双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和资源提高整体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韧性,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角色能力信任是企业间基于能力认可而形成的信任关系,而动力电池企业合作双方更为看重生产能力、创新能力、信息共享能力与核心企业中心性,以实现供应链溯源信息协同和企业优势互补。例如,格林美、华友钴业、宁德时代等链主企业具有行业领先的创新能力与生产能力,在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上是业务领头人和优质合作对象。因此,中国铁塔公司与宁德时代等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合作建立梯次利用电池的供应链,与格林美等回收再利用企业合作建立梯次利用电池的回收链,搭建动力电池产业链协同网络,循环利用动力电池解决其基站备用电源问题。

动力电池企业间会基于社会规则、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因素产生社会规则信任。其中,法律、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最大。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依法依规明确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对动力电池供应链成员产生约束性作用,有助于减少和规避合作过程中的失信行为。欧盟《新电池法规》则对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阈值提出明确的要求,有效地鼓励动力电池供应链成员增加信任和合作,从而确保各环节能够满足欧盟对碳足迹的要求。

在双方共同认同的社会范畴和文化背景上建立信任,可以促进双方的情感认同和合作深化,其中,社会责任、资源互补性、企业文化和目标一致性等因素影响着供应链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例如,宁德时代与光大绿色环保、永福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客户提供更清洁的能源,共同在碳资源开发、绿电交易、综合能源及环境治理等领域保持深度合作,主动承担对社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碳减排责任。

3 对策建议

3.1 提升企业特质,促进成员间信任形成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中,企业间早期信任形成受其自身特质的影响,其中,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发挥关键作用。因此,鼓励相关企业加强动力电池技术研发创新,提高动力电池生产规模与成品质量,有利于企业在信任关系尚未完全建立的初期扩大企业规模和积累企业声誉,降低获取初步信任的成本,促进新能源动力电池供应链成员间信任的形成。

3.2 强化合作要素,加速成员间信任积累

动力电池供应链通过整合企业异质性资源,在技术、组织、资金等不同合作要素下促进上下游企业间形成信任关系。借助区块链信息溯源和信息共享的技术特性,通过供应链上下游技术垂直外溢与非核心知识转移,把企业的生产要素和受转移的知识与技术等专有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进一步提高闭环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和信任增值,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合作联盟的方式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组织要素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功能。利用动力电池供应链链主企业的核心企业中心性,通过投资、融资、入股等方式深化企业间合作,采取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方式共建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与回收基地,加强企业间沟通质量认知,提高企业间业务交易满意度,有助于企业积累历史性信任。

3.3 完善外部环境,保障成员间信任稳定

国家政策、法律、行业竞争等外部环境对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塑造良好信任关系尤为重要,对增强成员间的履约信心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利用政策引导、法律约束、监督管理等手段,积极推动新能源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信任体系建设,引导成员对标国际新能源动力电池标准和规则,规范合作行为,从而加强新能源电池闭环供应链产业上下游配套与协同。同时,引导链主企业发挥企业文化和优质资源,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信任形象,运用行业影响力建立合作信任网络,在供应链成员间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信任机制,培育以供应链整体效率为核心的长期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