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巨虎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行了全面且深刻的阐释，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统筹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1]。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传统书院制与西方住宿书院制模式移植的结果，以立德树人为内核精神，以通识教育为教育方式，以双院制为制度保障，致力于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以及人才培养。通过梳理发现，学界对于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定位、育人机制、发展困境、价值探讨等不同层面，鲜有研究从历史层面对这一制度进行考究。回溯历史，我们发现近代新儒家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坚持“返本开新”理念，在认识到传统书院价值后，从中国文化本位出发，沿循“哲学—文化—教育”思想理路，以复兴传统书院制为路径，以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为方针，以勉仁书院①勉仁书院虽由梁漱溟主持之勉仁斋扩充而成，但他于1941年夏初离川，香港脱险后，始回桂林家乡，于书院未能兼顾，书院讲学与管理工作主要由熊十力负责，故本文将熊十力看作是勉仁书院的代表人物。主要参考：佚名.勉仁书院讲学旨趣[J].图书季刊,1943(01-02):212-216.、复性书院、民族文化书院为教育阵地，勠力于新型书院制度建设，以期实现“教育救国”之伟业。他们的探索为现代大学书院建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钱穆曾说，“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2]。有鉴于此，本文从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现状出发，在回归近代新儒家复兴书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等哲学维度深入思考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本土生长之道，以推进这一新型教育模式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

一、模式移植：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本质内涵与发展现状

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我国近年来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在促进新时代拔尖人才培养、教育生态发展、学生全面成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只不过，现代大学书院制是传统书院制与西方住宿书院制模式移植的结果，在精神理念与性质定位、顶层制度设计、学问之道建构等方面存在困境，亟待学界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一）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本质内涵

目前，学界对于“现代大学书院到底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的探讨莫衷一是。因而，在论述现代大学书院制价值意蕴和发展现状之前，确有必要对其概念作一说明。学界关于“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概念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大学书院宿舍区是文化教育载体，通过构建文化育人环境，形成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的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3]；第二，大学书院制是高校的教育管理制度，是与学院制相匹配的基于学生生活社区建设和自主发展的制度[4]；第三，大学书院是依托于高校的创新性教育管理组织，是在借鉴西方住宿书院制和借用我国古代书院之名基础上改革的产物[5]；第四，大学书院制是一种通过建立以书院为单元的学习和生活社区，构建师生共处的新型育人平台，实施通识教育并承担学生教育的新型学生教育模式[6]。

总体而言，现代大学书院制理应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以书院为教育阵地，以培养新时代人才为教育宗旨，以高等教育本土化与特色化发展为本质追求，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传扬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学问之道、完善制度设计、发挥书院环境教育意蕴等为建设路径而形成的新型教育模式。显然，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传统书院制与西方书院制“联姻”的结果，绝非高校心血来潮的选择，而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共识以及高校内涵式建设的新路径。

（二）现代大学书院制的价值意蕴

首先，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人才培养新模式，能够促进新时代拔尖人才培养。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要求“深入探索书院制模式，建设学习生活社区，促进拔尖学生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7]。2020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0年工作要点》，提出“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支持高校开展书院制、学分制、导师制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8]。显而易见，书院制已经成为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而事实上，现代大学书院制不论是在精神理念方面，还是在导师制实施方面，抑或是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才培养。如在导师制实施方面，现代大学书院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目标，大力开展师生学术交往活动，积极建设包含学术导师、生活导师、朋辈导师等在内的导师制度；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现代大学书院从全球化视角出发，坚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方针，形成一套包含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教学内容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新时代拔尖人才的培养质量。

其次，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教育本土化新模式，能够促进教育生态发展。2018年，《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290号建议的答复》指出，“书院制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与现代体制教育有机结合，在激发教育活力、改革办学模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9]。这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确立了“办学身份”。而在现代大学书院里，学生为本的书院宗旨、宿舍社区的空间设计、自主研习的教学方法、环境育人的隐性功能等内容构成了教育生态体系，确保了教育的生态化发展。申言之，现代大学书院秉持“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从全局出发，对书院精神与宗旨、管理与服务制度、教学内容与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设计，本质上是为了使“人”成为“人”；以宿舍社区空间为依托，除了满足学生的生活功能，还赋予其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社团活动等多重功能，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态环境建设追求，从书院选址、建筑布局、园林景观等方面进行环境设计，努力实现“一地一景，一景一文化”的环境文化，最终是为了发挥生态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

最后，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学生管理新模式，能够促进学生全面成长。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要求“积极推动高校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加强学生管理和服务”[10]。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提出“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探索学生管理模式，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11]。可以说，“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以党建引领发挥书院社区潜在的育人特点，以文化浸润打造富有精神理念的社区文化，以自我管理凸显学生主观能动性，是现代大学书院保证学生全面成长的首要选择。从现实来看，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首批入选“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建设试点的高校，均设有大学书院制。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该校将彭康、文治、启德等九所书院全部纳入“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通过成立工作领导小组、集合多部门力量、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形成了“书院—学院”联席会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了“四位一体”育人模式，构建了党团组织、学生发展、生活服务等工作体系，营造了以西迁精神为底色的学生社区文化氛围[12]。

（三）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现代大学书院制因其新颖性、独特性、争议性备受学界关注。从历史逻辑来看，自2005年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建现代大学书院制至今，大学书院发展势头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近100所高校成立了300余所书院，还不包括部分正在筹建的大学书院。从现实逻辑来看，现代大学书院制在实体功能、建设内涵、育人模式等方面方兴未艾，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培育拔尖人才、加强学生管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一个“舶来品”，在精神理念、性质定位、制度设计、学问之道等理论层面亟待进一步思考，究竟是“良方”，还是“花枪”，学界也是赞同与质疑之音并存。

其一，高校贯彻“先行后知”原则，导致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精神缺位与性质定位模糊。内核精神作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立身之本，其明确与否直接影响发展程度。从现实来看，部分高校贯彻“先实践探索，后理论建构”原则，在没有明晰“大学书院何所是”概念的基础上就开始了建构与改革，这就导致现代大学书院精神缺位现象的发生。还有部分高校书院制仅仅是在移植传统书院“立德树人”精神或者照搬西方大学“自由创新”精神，缺少对书院自身精神的深度思考，进而导致书院发展方向不清、教师素质培养不足、学生培育的立足点与落脚点不明，严重阻碍了书院建设的进程、教师成长的速度以及学生素质的养成。同时，现代大学书院内核精神缺位，导致学院与书院在人才培养的性质定位上存在认知错位，书院内部治理缺乏中心思维，“书院教育的实践者在教育理念上还未完全摆脱将书院教育作为学生教育管理组织看待的习惯思维，导致书院教育尚未真正进入人才培养体系，更多的是在外围承担人才培养的辅助性功能”[13]。因此，内核精神兴则现代大学书院制兴，性质定位明则现代大学书院制明。现代大学书院为了促进书院制发展，应加强自身书院精神以及性质定位的思考，从外围转向内核重视人才培养。

其二，高校对书院制改革认知模糊，顶层制度设计亟需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作为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之基，包含组织架构、管理机制、导师制度等内容，能够为现代书院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从国家层面来讲，有关部门除了在少许文件中建议深入探索书院制教育模式，并未出台过任何关于书院建设的指导性或规范性文件，极大地制约了现代大学书院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办学要按上级文件精神办，政府文件没有要求的事情如果大学做了，就是自主行为”[14]。从高校层面来讲，由于部分高校在创建现代书院之初就是一种“蹭热点”行为，逐渐出现理论认知模糊和科学制度设计缺失的发展困境是必然结果。如现代书院改革更多依赖的是学校领导的个人意志，并没有上升到大学章程的高度；书院组织架构中的“双院制”管理模式仍然处于二元对立的局面，即负责学生教学事务的学院与负责学生公共事务的书院在职责划分方面存在“真空区”，在协同合作方面存在“鸿沟”等；书院导师制中的专业导师、生活导师、朋辈导师游离于书院之外，于师生交往而言收效甚微。因此，在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背景下，如何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为书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亟待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其三，高校缺少系统性改革共识，致使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学问之道建构不足。学问之道作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动力之源，主要是从内容、方法、空间等文化建设上发挥书院教育的独特价值。反观当下，书院建制在我国当代大学建设中除了起到建筑美学上的观赏意义外，其内涵本质并未得到真实体现[15]。譬如，在现代书院建筑空间方面，部分书院采传统书院之名，划高校空旷之地，建传统书院之阁，更多的是从外在物质层面继承了传统书院的样貌，而在办学理念、学风院风等内在精神层面，却鲜有关注。在现代书院教学内容方面，部分书院有“名”而无“实”，只是换一个地方传授学生现代知识体系；还有部分书院贯彻“全人”培养理念，实施通识教育，但在内容选择上仍然以西方文化为主，忽视了传统典籍著作的研修，导致师生远离传统文化精神，淡化传统文化情感，缺乏传统伦理滋养，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而在现代书院教学方法方面，由于导师制的内涵不明与实施不力，大部分书院虽然规划了包括班级授课、研学旅行、实践活动等在内的教学方法体系，但仍以“填鸭式”教学方法为主要形式，导师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完全体现不出现代大学书院教学的优势与特点。基于此，解构与重构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学问之道，发挥其内在与外在的精神价值，为现代书院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二、返本开新：近代新儒家复兴书院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近代以降，囿于混沌的社会背景和衰微的文化困境，以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传统书院的价值。“书院的兴衰改制，与中国人激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仿效西洋的急躁与盲目相表里。而抛开自家固有之精神，向外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16]。他们在深思“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难题时，坚守“返本开新”基本理念，沿循“哲学—文化—教育”思想理路，积极创建勉仁书院、复性书院、民族文化书院等新型书院以实现“教育救国”之伟业。可以说，近代新儒家新型书院制的建立是“哲学思想不离教育发展、书院建设不离哲学思想”的结果。

（一）性质与精神：加强学术研究以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新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从“心”之本体论与文化哲学思想出发，明确了学术研究之书院性质以及文化现代化创新之书院精神，为现代大学书院制明确存在逻辑与树立内核精神提供了历史经验。

在论述书院性质与精神之前，有必要对新型书院的法定制度作一说明。1939年，蒋介石鉴于抗战建国教化为先，特商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创立复性书院，敦请马一浮先生主讲[17]。同年6月，教育部公布《私人讲学机构设立办法》，为复性书院建立和存在提供法定依据[18](P79)。1940年，蒋介石为复兴民族文化起见，特发起创立民族文化书院，聘定朱家骅、张公权、陈布雷等为董事。董事会于当年十一月在渝开会，推定张君劢为院长，主持院务，由各董事互推陈布雷为董事长；院址择定云南大理洱海之旁，开工建业由张君劢院长积极筹办，一俟大理租定房屋，即先行开学[19]。无疑，建立复性书院与民族文化书院是国家层面的行为，具有法定依据。

关于书院性质，熊十力在意识到哲学本体论的重要价值后，撰文表明了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学不究体，自宇宙论言之，万化无源，万物无本……学不究体，自人生论言之，无有归宿……学不究体，道德无内在根源……学不究体，治化无基……学不究体，知识论上，无有知源。”[20]而学术研究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之根柢，又影响了勉仁书院的自由研究性质之确定。“书院制是养成特殊人才之一种好制度。我们若认识文科的重要，便知书院制，可复行于当今。因为书院制的好处，就是自由研究之风。凡特殊人才之养成，最好以书院为其潜修之地。学科任其选择专修，或志在事功，或愿终身为纯学术的研讨，皆随其志愿与兴趣，自由发展，无或加以阻遏。”[21](P3)显然，在熊十力等看来，复兴书院是开展学术研究、培育特殊人才、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马一浮从“天人合一”宇宙论出发，由“天道”“人道”二元论转向“心”一元论，形成了心本论：“无心外法能与心为缘，是故一切法皆心也。是心能出一切法，是心遍摄一切法，是心即是一切法。”[22](P488)后来，他在敲定书院名称时也明确了复性书院学术研究之性质：“书院，古唯以地名，如鹅湖、白鹿洞是也。今若取义，鄙意可名为复性书院。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18](P76-77)无疑，复性书院创建的本意是为了帮助世人摆脱外在习气的浸染，回归内在本心之性。那么，如何能够实现这一愿景呢？自然是离不开纯粹的学术研究。马一浮言：“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应超然立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在书院师生，不参加任何运动。”[18](P77)张君劢作为近代新儒家中鲜有的博习东西方文化的学者，在受到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与西方生命哲学思想影响下，确立了“心”之本体论：“我之系统中，以万物之有为前提，而其论心之所以认识与文物之所以建立，则以心之综合与精神之运行为归宿。”[23]此后，他在寻求中国立国之道时将目光放在了民族文化复兴上，从而形成了“精神自由”的文化哲学。张君劢在比较西方大学制与传统书院制时感慨道：“近年来，大家震惊于西洋的物质文明，以为知识一项便可了却一切而效法西洋，然吾国注重德性之教育，自有他不磨的价值，不容抹煞。”[24]其中，“书院乃传播民族文化之司令台，培植民族文化种子之圈地，其讲学宗旨，乃以培养德智，诚明并进之学风，研讨学术文化，致力身心存养，以期担任文化复兴之大任者也”[25]。如此说来，张君劢“精神自由”文化哲学与民族文化书院的性质定位息息相关，最终目的是为了激活民族文化生命力和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心。

关于书院精神，熊十力在勉仁书院讲学时强调，“至清末叶，欧化东来，孔子颇受攻诋，六经视同粪土。于是中心思想浸以失坠。流及今日，学风士习，至不堪问。民族昌炽，实赖恢复固有中心思想以彰显民族精神之本”[26](P207)。这里的“中心思想”不仅仅是传统儒家思想，而是中、西、印多方面思想的会通，本质上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新。“唯其有多方面，故社会乃不枯窘，而极生动活跃；唯其于多方面的活跃中，而有一中心，故思想界不至呈纷紊乱之象；而社会上一切规律，可以建立，个人皆有其安心立命之地。”[26](P208)由此可见，勉仁书院的内核精神是为了实现文化现代化创新。在马一浮看来，“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故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心统性情，性是理之存，情是气之发”[22](P18-19)。也就是说，马一浮认为“心”是人之本体，包括“性”与“情”两部分，“性德”是“性”之本然，“六艺之道”是“性德”之外在体现，惟有通过复兴民族文化（六艺之学）方能回归人之本“性”，这也是复性书院的内核精神之所在：“民国肇兴教育制度，数有更定。大抵取法欧美。斠若画一，亦既虑之至详，行之甚力，无所事于书院矣。今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孔先生、教育部长陈先生，感于学校师儒所治，将欲济蹇持危，开物成务，赞复兴之大业，体先圣之微言，必赖深明经术，精研义理，养成知类通达乙才，以为振民育德之助。是以缅怀旧俗，而有创设复性书院之议。”[27](P163-164)而在张君劢那里，民族文化书院以东西文化融会贯通为方针，以德性与智识的均衡发展为精神，本质上是为了恢复吾族文化之生命力。“本书院之宗旨，一为识仁定性与知行合一诸说之发见，一为科学方面探幽索隐之成功。盖德性与智识二者既为人类得之自天之能，使之平均发展而同等表现于人类社会之中，乃学术上不偏不倚之善德。”[28]“今后之中华民族，其甘于随人俯仰，陵夷不知所极乎？抑奋然兴起以保其四千余年文化上独立之地位乎？此吾族生死存亡之问题，或者以为其事将随国际势力而解，而不知实视吾族心思才力所以集注者如何。”[28]可见，除了复兴民族文化的书院精神，立德树人精神也是民族文化书院的内核精神。

（二）内容与学科：加强传统典籍研习以实现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在明确复兴书院的性质与精神后，继而对书院研究内容和学科设置问题进行了思考，当中的传统典籍研习、自由研究风气养成以及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等历史经验对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关于研究内容，熊十力从文化哲学思想出发，极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继承与内容扩充：“一个有高深文化之国家，历史悠久，自有其特殊精神……其哲学思想界之主流尤为其特殊精神之宝藏。此等宝藏可以随时演变与扩充，断无可根本遣弃之理。若根本遣弃，即无所据以为演变，无所据以为扩充。”[29]由此，他在勉仁书院中强调学生对《大易》《春秋》《周礼》三部传统经籍的学习：“《易》之为首，穷神知化，明变易与不易之义。要归万物各正性命，尽大地古今谈哲学者，不能外此；《春秋》以元统天，与《易》云大哉乾元乃统天，同一根本意思。二书相为表里，于此可见；《周礼》以职官为经，事义为纬。其于治理，直是穷天极地，无所不包通。”[26](P208-209)实际上，这三部传统经籍已经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马一浮在反思近代学校学科繁杂以及学术研究难于融合的教育困境时，进一步阐释了学问研究之常道：“学而至于圣人，方为尽己之性，此乃常道，初无奇特须知自私用智实违性德之常，精义入神始明本分之事，书院师友所讲习者，莫要于此。”[27](P121)而且，他在学习和比较东西方文化时也认为，西方文化和六艺之学本是一体，只是名目不同罢了。至于两种文化如何能够融会贯通，只有回归传统儒家学术之根本——六艺之学，兼习西方学术，观其会通，才能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经，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22](P24)“书院以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为教，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之研究皆以诸经统之。六艺之教分通治、别治二门，通治明群经大义，别治可专主一经，先通后别。通治门以《孝经》、《论语》为一类，孟、荀、董、郑、周、程、张、朱、陆、王诸子附之。别治门以《诗》、《乐》为一类，《尔雅》、《说文》附之……书院确立六艺之教，昌明圣学。”[30]这里的“六艺”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传统典籍，“通治”指的是学生共同研修《孝经》《论语》《大学中庸章句》等传统著作，“别治”指的是学生选修《周礼》《尚书》《礼记注疏》等传统著作，目的是为了昌明圣学。

关于学科设置，熊十力融会中、西、印多方面思想以求贯通，在勉仁书院中主要设立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三系：“书院对于学科，或只粗分三系，曰哲学系（赅中外哲学、心理逻辑等）；曰文学系（赅中外文学、历史等）；曰政治社会系（不唯治西学，须研本国文集等）。至于每系子目，随时酌定。”[21](P3)后来，勉仁书院改订院章，主要分三大部门进行学术研究：“一是凡对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之研究为之；二是凡应于建设新中国之要求，而为其理论之探讨以及其具体之设计者为之；三是凡对于哲学与科学作纯学理之研究，为认识老中国或建设新中国之所资，而不属于上两部门者为之”[31]。此举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如果说勉仁书院学科设置过于粗略的话，那么张君劢在民族文化书院学科设置上则更为详细，主要有四类科目：“第一，经学附子学（诸经之研究，固应根据科学方法，以求正确，但不可过涉于支离灭裂，应就根本问题加以发挥，以存吾族精神所在）；第二，史学（包含二十五史研究、中国史编撰、历代史家及史学家之传记研究、专门史研究、东亚邻国史研究、欧美文化史研究等）；第三，社会科学（暂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四系）；第四，哲学（暂设哲学、哲学史、论理学、科学原理、宗教史等科目）。”[28]除此之外，张君劢在民族文化书院还十分重视国内外知名教授的聘任工作，意图促进师生学术研究与交流，颇具人文主义特点。“各系教授皆係国内外知名之士。如经子学系有彭雲生、张西堂诸教授；史学系有陈庆麒、胡石青及德国史学家佛利特兰诸教授；社会科学系有罗文干、罗努生、潘光旦诸教授；哲学系有张东荪、施友忠、牟宗三诸教授；语文学教授有法文教授pucheu等。其他国内外知名之士，皆聘为书院通讯教授，凡学友之疑难问题，均可以通信方法质之。”[32]

（三）态度与方法：秉承博通约守理念以形成学问之道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在各自书院中积极培养师生博通约守的学习态度，力促学问之道的养成，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也为现代大学书院形成良好的学问品质与建构适宜的学问之道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于求学态度，张君劢从我国近代浮躁的教育风气出发，在审思其本质原因时提出了“仰观俯察、力求正确智识、养成协作思想、博通约守、力戒门户偏私、力戒人身攻讦、力戒随俗浮沉、力戒剿袭”[28]的求学态度。申言之，学者应以天地为知识之源，以宇宙为书本，加以观察与思索，求得一手之智识；学者应重逻辑之学，加以精微辨析、谨严论断、自明一义，力求正确智识；学者应以学问交流为追求，忌言语攻讦与人格侮辱，力戒门户偏私与人身攻讦；学者应发一己之真知，讳攘人之学说为己有，力戒随俗浮沉与剿袭。

关于读书之道，熊十力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新，从“心”之本论出发，在参考佛教“体用”论说基础上建构了“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摄体归用，则万物皆有内在根源……摄体归用，即是将实体收归万物，方知万物真实……摄体归用，则现象真实，万物真实，人生真实，世界真实……人生一切皆得自主自在，一切皆得自创自造。”[33]此外，他还有言：“今人读书，只是考版本，搜罗古人零碎事迹，以自矜博闻。如此读文集，何如不读为幸。故常戒学者，勿偏尚考据工夫，而忘其所以为学之意。勿只注重学问的工具，而忽略学问的本身。勿驰务肤泛驳杂的知识，而不为有根据有体系之探究。当切实求自得，以悦诸心，研诸虑，云云。”[26](P211)显见，熊十力的读书之道包含学问之“体”和考据之“用”两部分，“体”“用”不分，主张师生在读书时应避免“体”“用”分离的错误倾向。而马一浮从“心”之本体出发，追求学术之“性”体，同样是在参考佛教“体用”论说基础上形成了“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方法论和“学行并重”的读书之法。如其所言：“读书之法，第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不可以成见读书，妄下雌黄，轻言取舍，如时人所言批评态度。”[18](P84)这样说来，马一浮和熊十力的读书之法颇有相似之处。“读书之道有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27](P142)马一浮在辩证统一地看待“通”与“局”、“精”与“杂”、“密”与“烦”、“专”与“固”等关系时，有意规避“门户之言”“肤廓之言”“疏略之病”“泛滥之失”等负面读书之象。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22](P125)，表明了“学行并重”读书法的重要性。

三、本土生长：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哲学审思与未来展望

在当前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背景下，现代大学书院制要把握时代机遇，回归历史并借鉴近代新儒家复兴书院经验，从本体论出发，明确现代大学书院的内核精神；从知识论出发，重视现代大学书院的传统文化研修与传承；从方法论出发，践行现代大学书院的学问之道，建构高质量发展方略，实现本土生长的终极目标。“中国大学模式应该建立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超越西方大学模式的基础之上，如书院制度就是一例，当中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精神在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中将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34]

（一）本体论维度：明确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存在逻辑与内核精神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了克服教育之弊病，寻求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之道，从“心”之本体论出发，通过哲学思考确立了书院的存在逻辑与内核精神。由此，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本体论哲学审思理应是以书院“求真”“求善”“求美”为发展目标，明晰存在逻辑；以学生“为真”“为善”“为美”为追求，发扬“立德树人”内核精神；以达至书院育人的“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确立“以人为本”价值导向。

首先，明晰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存在逻辑。现代大学书院制为了回答“大学书院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须先明确发展定位，加强内核精神思考，注重文化传承与复兴，勉力解决书院发展精神缺失、理念不清、旨趣不明等问题，以期实现合理化发展；系统规划与完善书院顶层制度设计、力促双院制协同发展、深化“导师制”内涵，勉力解决书院发展政策支持性不足、学院与书院矛盾冲突不断、导师制实施不力等问题，以期实现合法化发展；重视书院院址选择、建筑布局与园林景观设计、活动文化构建，勉力解决书院文化理念不入人心、环境育人效果不佳、书院文化氛围不够浓厚等问题，以期实现合情化发展。其中，在现代大学书院顶层制度设计方面，一方面要鼓励教育部、财政部等国家主管部门积极建构书院制的横向制度，另一方面国家、省市、高校要加紧完成书院制的纵向制度构建，如此才能为现代大学书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其制度化发展。最终，在明晰现代大学书院制存在逻辑基础之上保证其合理、合法、合情发展，永葆旺盛生命力。

其次，发扬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立德树人”内核精神。我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人的内在德性修养，近代新儒家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和汲取西方文化精神时，以中国文化为书院本位，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为书院宗旨，以立德育人为书院精神，赋予了传统书院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反观当下，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文化传承与教化育人的重要模式，理应继承“立德树人”的内核精神和“大学之道”。进言之，现代大学书院制不仅要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汲取西方大学精神，还要加强校本化的内核精神思索，以“立德树人”精神为根本，扎根书院育人阵地，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引领教育发展方向，努力实现个人价值、社会责任、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融合式发展。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学院中的传源、士谔、冯如、士嘉、守锷书院就是为了纪念文传源、林士谔、冯如、陆士嘉、屠守锷诸先生而建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按照学校“厚植情怀、强化基础、突出实践、科教融通”的人才培养理念，扎实培育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北航人。

最后，确立现代大学书院制“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近代新儒家以勉仁书院、复性书院、民族文化书院为育人场所，以人为教，以人为化，本身就涵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只不过，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现阶段部分书院在贯彻执行“以人为本”理念时容易产生偏移，愈发重视导师科研成果产出与核心竞争力，看重学生发展力与进步空间，使得教育越来越工具化，知识越来越分散化，课程越来越庞杂和专业化，进而导致“求质量”与“求速度”的发展导向出现偏离，沦落为“单向度”人的培养。故此，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要改变以往“口号式”教学理念，重新思考“以人为本”理念内涵和价值导向，以人为“人”，使人成为“人”；重新找寻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通过全方位育人模式实现“全人”培养，体现人的生命之“力”；重新确立“人”的教育主体性，塑造人的主体意识并发挥主体价值，促进人的自由且全面发展。有学者曾言，“教育就在于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大学的中心位置，不仅仅强调以人为本的立场，强调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成为健全人的实践活动，而且强调主体性的教育[35]。

（二）知识论维度：重视现代大学书院制的传统文化研修与传承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了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之伟业，从文化哲学思想出发，在学习与比较东西方文化基础之上，求得东方“德性”文化和西方“智识”文化的均衡发展。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文化论哲学审思理应如此，通过传统典籍研修与活动文化构建等形式传承与复兴传统文化，涵养师生的德性品质。

第一，凸显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文化传承时代价值。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型育人模式，本身就是新时代文化传承的产物，不论是在建筑美学与书院名称设计等环境创设方面，还是在院徽、院训、院歌等理念设计方面，或是在传统文化研修等育人活动方面，都突显出文化传承的时代特色。“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36]时至今日，传统书院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与时代价值，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从而为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提供动力之源。如在书院名称的拟定层面，可以通过地名命名方式凸显书院独特的人文气息，提高书院的辨识度；通过典故命名方式厚植书院的文化底蕴，积极创建书院的文化氛围；通过先贤命名方式表达对先贤的纪念之情，赋予书院新的发展使命与愿景。一言以蔽之，现代大学书院制文化传承具有动态性、连续性、时代性等特质，且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第二，加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传统典籍研修工作。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研修工作，旨在将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渊博的智识涵养师生求学态度，以高尚的品格健全师生人格。由此，现代大学书院制为了能够发挥传统文化精神，以本土文化传承为出发点，须重新思考与设计教育内容，加强中国传统典籍的研修工作。这些典籍包括《易经》《论语》《传习录》等修养类著作，《老子》《庄子》《孟子》等哲学类著作，《春秋繁露》《近思录》《中国哲学史大纲》等思想史类著作，《诗经》《楚辞》《唐百家诗选》等文学类著作。师生在研修传统典籍过程中，可以体悟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等崇高智慧。与此同时，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还要以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渗透文理为基本出发点，全面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与推广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三，深化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平台建构。观审近代新儒家书院建设经验，我们发现活动文化在书院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隐性价值。如果说课程教学是现代大学书院的“第一课堂”，那么活动文化就是现代大学书院的“第二课堂”，有助于师生良好精神面貌的养成。只不过，部分书院对于“第二课堂”的狭隘认知与简单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活动文化的建构。基于此，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要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体系化建构理念出发，着力于课堂理论探讨，力推书院课堂体系建设，加以模块设计与效果分析，在不断完善中创建“第二课堂”育人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养成和谐美好的校园风气，让学生在日常课程学习之外，还能积极参加休闲活动，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领悟生活魅力，在运动锻炼中明晓健康体魄的重要性，在学术活动中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社交能力，在社团活动中培塑积极阳光的心理，实现“全人”培养目标。正如有学者所言：“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共享核心价值信念的精神家园，构建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大学精神家园是我们的一种哲学思考和新的探索，任重而道远。”[37]

（三）方法论维度：践行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学问之道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博采我国“知行合一”论、西方“论理学”与佛教“体用”论内涵，建构了各自书院的学问之道，为师生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奠定了基础。因此，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方法论哲学审思也要以融会贯通为发展方针，以知行合一为行动理念，以学问之道为建构内容，加强书院现代化发展、师生道德情操塑造以及德性智识修为。

其一，坚持现代大学书院制的融会贯通发展理念。如前所述，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是在继承传统书院制和借鉴西方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住宿制的基础上，融会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贯通而生成的教育模式，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大学书院的深厚文化底蕴，还表明了中西文化模式融合共生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现代大学书院制还葆有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因此，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在现阶段和未来的发展中仍然要坚持融会贯通发展方针，把握时代发展新际遇，赓续并拓展传统文化基因和视野格局，增加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加强中西方文化的共融、共进、共生发展，进一步彰显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譬如，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就是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一道，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而建立的。可以说，在我国当下“一带一路”合作倡仪下，“一带一路”书院的创建不仅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还从实践层面推动了中国式大学书院现代化发展。

其二，践行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知行合一”行动理念。从先秦儒家的“讷言敏行”思想到宋明理学的“知行合一”主张，再到近代新儒家的“学行并重”观点，我国书院文化一直强调“知”与“行”的整体化发展。张君劢在书院创建时也明确指出：“本院教育在于学行并重，于知识之授受多用西方学术方法，而于人格之陶养，则多取吾国先儒之遗规。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西方学术的真，一方面要发挥自家的善。学侧重于真，行侧重于善，能将真与善研究到极处，并合并起来，这是书院的第一要义。”[38]然而，现代大学书院制在践行“知行合一”理念时，“知行分离”的现象比比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书院在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同时忘却了道德意识与道德行动的统一性追求。鉴于此，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既要明晰“知行合一”理念的认知与实践关系，还要进一步强化“知行合一”理念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动的高层次认识。而且，如果说“知行合一”本义是由成己之“知”与成物之“行”两部分所组成，那么现代书院在践行“知行合一”理念时还要从书院底蕴之“知”出发，向外求索，完成社会责任承担之“行”，如此不仅能够提高书院发展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还有助于书院学生的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培养。比如，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可以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出发，积极关注乡村基础教育难题，与乡村目标学校开展合作，建立教育培训基地；从绿色中国发展战略出发，主动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难题，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建立社会实践营地；从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出发，时刻关注大数据、5G、AI等信息技术的迭代更生，与相关企业、学校开展合作，建立数字化教学课堂，等等。

其三，解构与重构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学问之道。如上所述，近代新儒家创建的学问之道由“人统”“事统”和“学统”三部分组成，本质上是为了教人如何成人、如何成业、如何成学，包含了方法之道、读书之道与学问之道。其中，学问之道作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教育、书院、人的整体化发展。也就是说，在教人如何“成人”问题上，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应继续贯彻“全人”培养理念，秉承书院自身独特的院训，在制定教育制度过程中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在通识教育过程中高扬“人”的理想信念，在教育发展中关注“人”的成长。在教人如何“成业”问题上，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应贯彻“学以致用”理念，通过开展紧密的师生交流活动、创设良性的学术环境、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等途径，全面推广与实施通识教育，使学生在师生交流中开拓学术视野，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习兴趣，在社区环境中养成学习习惯。在教人如何“成学”问题上，现代大学书院制发展应贯彻“继往开来”理念，在学术研究中重视“以诚为本”品质的修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重视为人处事修养与责任感培养，在国际交流中注重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养成。如此，才能重构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学问之道，力促新时代人才培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大学书院制要从发展现状出发，以“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哲学审思”为原则，回归历史并借鉴近代新儒家的新型书院办学经验，从本体论维度明确现代大学书院的存在逻辑与内核精神，从知识论维度重视现代大学书院的传统文化研修与传承，从方法论维度践行现代大学书院的学问之道，建构高质量发展方略，完成现代大学书院制从“模式移植”向“本土生长”的转变，实现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新文科建设理念的提出也给现代大学书院制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何强化新文科建设理念与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内在联系，把现代大学书院看作是新文科建设阵地，将新文科理念融入现代大学书院制，形成适合新文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的新模式，是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