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怀敏 刘瑞璞

引言

明代袭封衍圣公一品爵禄的时候，衍圣公夫人同时被诰封为一品命妇，享受与衍圣公同等级的礼制待遇，表明儒家礼制夫妇一体，夫贵妻荣。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对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公鑑夫人胡氏加封太夫人时，同时对已去世二十多年的孔公鑑进行了追封。制曰：“故袭封衍圣公孔公鑑乃宣圣五十八代孙，早绍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谨礼度，不忝先世，兹特推恩追赐诰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1]《明史》中记载有关外命妇品级是随品官级别诰封，这说明在明代官制中夫妇一体，命妇享有与夫同等的品级荣誉和地位，但这需要实物证据。

文献研究发现麒麟为衍圣公赐服常用纹样，鸾凤纹为一品诰命夫人特许使用。这件麒麟鸾凤纹袍实属衍圣公夫人，其两侧具有特殊的“内缯耳”结构，虽命妇服制在明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但这种结构的功用和来源并无提及。通过样本的结构复原，参酌其他同类型实物研究，发现这种内缯耳大多应用于明代朝服及官袍中，在其他命妇礼服常服中并未出现。对照赐服发现实属夫妇同型同构，说明明代命妇制度不仅表现在夫贵妻荣的衣饰观瞻，对命妇提出同样须具备儒家的慎独修养。因为内缯耳是因官袍行仪而生，命妇赐服虽无用官场，行仪所无，但此结构形制尚存。这或许是明代夫妇一体儒家礼制下体现夫妻同制的实证。深入研究标本结构会发现，孔府作为中国封建第一贵族，仅命妇赐服，或诠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宗族教化的物质伦理。

1.麒麟鸾凤纹袍的形制与属性

孔府旧藏大红色绸绣过肩麒麟鸾凤纹袍其身长120厘米，通袖长213 厘米，袖宽63 厘米。就整体穿着效果而论，麒麟鸾凤纹袍属于宽博的盘领长袍，在明代属于礼服。其具体形制为“圆领，大襟右衽，宽袖，左右出摆。”[2]宽博的衣身大袖满地装饰精美的刺绣，全身各处围绕主图装饰祥云、杂宝、花卉等纹样。其主要图案有：胸背前后金绣首尾相接的过肩麒麟，其造型气势磅礴，金色闪耀夺目；两袖正面展开，左右袖相向彩绣一对展翅高翔的鸾凤纹，用色丰富清雅；两袖背面展开，左右袖为相背而立的一对金绣麒麟纹；前后膝襕处各装饰一对相向而立的金绣麒麟纹。在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中具有麒麟纹样的女装，包括一件大红色四兽朝麒麟纹妆花纱盘领女袍、蓝色麒麟方补妆花缎女短袄，但此件标本因其刺绣精美、结构又与其他女装迥然不同而备受关注。

1.1 麒麟鸾凤纹的礼制等级

孔子嫡系后裔历代被封衍圣公爵号，始于宋代延续至清末，民国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其圣裔世代衍展，代表了历代封建帝王尊孔崇圣的儒治传统。明太祖决心“恢复中华”，更加优待尊崇孔子后裔，给衍圣公正二品秩，诰封却用一品制式的织文玉轴，诏令衍圣公为“班列文臣之首”。

清张廷玉《明史》卷六十六记载：“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自是以为常……麒麟本公、侯服，而内阁服之，则嘉靖中严嵩、徐阶皆受赐也。”说明麒麟赐服为公侯服饰，帝王尊孔崇儒以此表明特别提高衍圣公待遇等级。但在其他官员中极少有此殊荣，只有嘉靖时期的宠臣严嵩、重臣徐阶获得过麒麟赐服。这充分说明，明代服饰制度等级严明，官贵服制包括朝服、祭服、官服、常服等，赐服属于这类官服系统之外，代表特殊赏赐的荣耀，一般于大阅、监修实录、陪祀、开经庭等重大活动时穿着，这或许是从孔子时代“设奠，服赐服”发展而来[3]。赐服大多赐予宦官、藩王或使臣等，较少赐予品官。只有极少数具特殊贡献或诸如圣人后裔衍圣公这类朝臣获此殊荣。明宫史中记录内廷的赐服情况，确定与外廷相同，皆为盘领袍制，按照不同品级用不同纹样：“圆领衬摆，与外廷同，各按品级，凡司礼监掌印秉笔及乾清宫管事与有劳者，其补皆得坐蟒，次则斗牛，及都知监有牙牌者，鹦哥杂禽补。”[4]《明史·舆服志》中“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的记载，说明永乐时期琉球藩王获得的是麒麟赐服。

景泰三年，《大明实录》礼部：“衍圣公虽二品，然近蒙恩赐玉及三台银印恩，礼优异其䘏典，宜视一品之制，从之。”[5]明人王世贞撰《皇明异典述》，记载明代不符合国家礼典的特殊事件：“衍圣公正二品，诰命例用犀轴，常服鹤袍犀带。宣德请给玉轴诰命，景泰赐麟袍玉带，自是以为常。”[6]明确说明衍圣公本为正二品，宣德年间给诰使用一品玉轴，至景泰赐以公侯级别的麒麟袍已然超越一品，且衍圣公在大朝会宴享也位列一品之上，后成为常态。自此衍圣公赐服麒麟袍，视正一品，朝服、公服、常服皆按照正一品级别，其冠带配绶皆用一品，遂成后世制度（《明史·舆服志》）。孔府旧藏衍圣公与夫人的礼服、常服多件均为仙鹤补成为实物证据。这在历代衍圣公和衍圣公夫人画像中也呈现了图像史料，第六十五代衍圣公束玉带着大红色麒麟赐服，夫人陶氏亦留有麒麟赐服像，说明品级相同，夫妻形制亦同。但是内部结构无法辨别，需要通过实物研究（见后文）。万历《明会典》记载，赏赐袭封衍圣公大红织金麒麟衣一套，犀带一条，抄帽一顶。[7]麒麟袍赐服成为衍圣公及其夫人享同等荣耀的物证，与图像史料得到了相互印证（如图1）。

图1 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椿像，六十五代衍圣公侧室陶夫人像（山东博物馆藏）

麒麟图案作为赐服章制，不在官服之列，主要以赐服形式赐予。由此可见，衍圣公赐服麒麟袍，诰命衍圣公夫人也会穿着相同品级的麒麟赐服，但纹章上为表示女眷，鸾凤纹便成为麒麟纹之外的命妇赐服的标志（如图2）。鸾凤纹样，在《明实录》中有明确记载，金绣凤纹为一品命妇特有的荣誉，其他品级的命妇没有资格使用凤纹。“外命妇，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见之服……其品级则以大袖衣及霞帔上花样首饰为等第，一品衣用金绣凤文，霞帔用金珠翠妆，饰玉坠子。”[8]

图2 明大红色绸绣麒麟鸾凤纹袍正视图与背视图（山东博物馆藏）

明末女将秦良玉获得一品诰命与行蟒鸾凤纹赐服，《大明实录》记载“女将秦良玉及侄拱明，素怀忠义，……应加破格之用”。[9]崇祯帝下诏赐秦良玉“太子太保、忠贞侯、诰封一品夫人”并赐鸾凤纹蟒袍，还亲自赋诗褒奖“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清代山东人王培荀在四川为官期间，著笔记见闻《听雨楼随笔》[10]，其中一首《秦良玉锦袍歌》形容其赐服的华丽程度“……宫锦归来抚战袍，镂金错绣皆天泽。”[11]可见“金绣”和“莽纹”为“凤”（命妇）提高了品级。当然它们的改变也会降低“凤”的品级，因此孔府旧藏此件标本的麒麟加鸾凤的品级就很清楚了。

孔府旧藏大红色绸绣麒麟鸾凤纹袍为一品诰命夫人的赐服形制，孔府具有对应地位和资格的只有衍圣公夫人，因此可以确定此件袍服为衍圣公夫人赐服。

1.2 内缯耳结构特点

明代官贵从常服到朝服甚至赐服都出现了两侧开裾加缯耳的特殊结构。这种明官服独有的结构并广泛运用，已经形成礼制戒牒而影响深远。[12]“在明代公服和常服中多用外缯耳，而朝服重礼而采用内缯耳。”[13]这种缯耳礼制在明代盛行，表明缯耳应用在官袍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恢复汉统，命妇随同丈夫的官阶，对等的赐服袍服也普遍采用缯耳制式，或是“夫妇一体”儒家伦理的另一种解释的实证。

明代袍服独创性的缯耳结构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属于重礼服的朝服，其上衣和中单均具备相同的内缯耳结构，缯耳上部缝合固定于腰部，完全隐藏于后衣身衣片之下。第二种是可以展开外露的外缯耳，如江苏徐蕃夫妇墓出土的提花织锦缎孔雀方补官袍，两侧缯耳上部方形无固定，完全展开外露于身侧；第三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缯耳上部呈尖形，无腰部缝合固定，可以展开身侧，在穿着状态下应为隐藏于后身一片内。

孔府旧藏麒麟鸾凤纹袍是长单袍，两侧腋下开衩，左右开衩处有缯耳各一，长79 厘米。其结构为上端尖形的长方形裁片，缯耳与前衣身侧缝处缝合，上部没有和腰部缝合固定。缯耳外侧为净边处理，整体而论呈现可活动式，在穿着状态下和展开外露的外缯耳不同，应该是和朝服内缯耳相似隐藏于后衣身下面。但朝服内缯耳上部为平面并缝合固定于腰部，不能展开出衣身外，综合考虑这种形式称为活动式内缯耳（如图3）。

图3 女袍内缯耳外置结构图（正视与背视）

2.麒麟鸾凤纹袍与孔府旧藏明代其他袍服的比较

标本女袍为盘领右衽，是明代盘领袍服的主要结构形式。品官公服均采用盘领结构，礼服女袍有盘领、立领、对领几种结构。孔府三件实物高级礼服，即孔府旧藏赭红色鸾凤暗花缎圆补盘领女袍、大红色飞鱼纹妆化纱盘领女袍、大红色四兽朝麒麟纹妆花纱女袍，均为两侧开衩结构，开衩部位无缯耳结构。孔府旧藏明代常服女袍如绿色织金凤纹盘领女袍，亦为两侧开衩，开衩部位并无缯耳结构。只有此件麒麟鸾凤纹盘领女袍，在考察实物结构中发现两侧具缯耳结构，是明代女袍服结构中的首次发现。

考察其他孔府旧藏明代服饰，发现衍圣公一品公服，大红色祥云暗花纱缀绣云鹤方补盘领袍藏品，为“圆领式，大襟右衽，大袖，左右两侧出摆。”[14]两侧开衩处具备相同缯耳，与麒麟鸾凤纹袍服标本的缯耳规制完全相同。两件袍服虽然分别为衍圣公与夫人的不同身份所有，礼制不同。衍圣公官袍为公服，衍圣公夫人袍服为赐服，但是其结构规制相似，尤其在内缯耳结构处完全相同。缯耳均为尖型上缘，无须固定，在穿着状态下隐于后身（内侧），内侧通过系结装置固定，起到遮挡侧开裾的作用，显然是为了行礼所设。将内缯耳从开裾拉出，看上去与盘领官袍的外缯耳结构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无论从结构还是规制是完全不同的：外缯耳的礼制级别要低于内缯耳，而内缯耳由于隐藏在袍内后身，且通过连接前身使侧裾显而不露，结构工艺自然得到简化，而它的礼仪级别因为隐蔽性而提升。因此内缯耳通常用在朝服、公服、赐服等礼服中，而外缯耳则用在常服。

这在明代其他官服容像中可以找到相同实例，虽然没有得到赐服的特殊优待，但品官按照级别穿着本品级的盘领补服，其夫人也会穿着和丈夫相同品级的盘领补服。这是明代服制严格体现“明尊卑，别贵贱”的等级划分，但夫妇之间却是平等的，这似乎是违背了夫为妻纲的儒统纲常，或其中制度的复杂性还隐藏在物质的内部未被了解。

孔子万世师表，明代诰封衍圣公制度就是恢复汉统的标志性事件，享一品爵禄而位列文官之首，夫人亦封一品诰命，服饰制度依“本等衣冠”，严格执行。结合文献考证，命妇赐服章制是依“本等衣冠”制度执行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赐服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案例，特别对命妇服制的认识。

3.赐服女袍结构的意涵

3.1 对男袍缯耳结构的借鉴应用

值得研究的是在结构形制上相对统一且稳定，赐服女袍具内缯耳结构是对男袍的借鉴，故命妇赐服缯耳礼制和丈夫的赐服完全一致，赐服代表的是皇权赐予的最高荣誉，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政治认可。明代社会是中国“文官制度”的标志性朝代之一，这就决定了物质和制度的协调性。这一方面说明，人类造物形态，有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必须是相对稳定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是关键的指标，比如象形文字、陶器、青铜器等，如果结构发生改变了，基本可以认为是以此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甚至影响着迭代。另一方面，赋予她制度上的平等就成了最适合的理由。“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于‘男尊女卑’相反的现象。因为社会性别体系与社会分层格局并不一致，可以说对品官命妇的研究是对‘逆男尊女卑’现象的一种实践考察。”[15]明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亦有不同，并非单一被压迫的群体，这或许是被学界视明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这也就不难理解秦良玉女将这个明代有史有记有物，能够如此完整而系统地显现。和今天男女平等的时代相比，当然有明代距今并不很久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明代是要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萌芽前的情形下去认识的朝代。从明代命妇赐服讲究的缯耳结构礼制，可以看到“逆男尊女卑”社会现象的存在，不同的是它的教化（针对妇女）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功能（针对官员职场礼制）。

3.2 儒家“家国同构”概念的物化表现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说明“家国同构”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礼制下儒家社会伦理的基础。

朱元璋“诏复唐制”，在宫闱内廷也依周礼并复唐宋之制而设立女官制度。他推崇儒家礼制中“家国同构”的概念，认为“帝王为治，必自齐家始，未有家不齐而能治国平天下者。”[16]早在1364年明帝国尚未建立，即着手设立内廷女官制度以治家。宫廷之治即从齐家开始，家是国的核心，国是家的外延，家齐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明朝伊始就为诰命制度埋下了伏笔。在《苑署杂记》中记载了明代宫廷治理严谨，以致于大明建立至二百余年没有宫廷违纪事例，沈榜感叹其宫廷治理“家法之严，真足以超轶千古而法程万世矣！”[17]

明代对统治阶层的女性实行命妇诰封制度，相当于把女性纳入了阶级体制共同体中。女性虽然不能直接参加科举进入体制内参与国家治理，但是她可以成为科举制度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在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宋氏，华亭萧塘人，国初孝子沈得四后裔沈文沼妻。少读书，晰大体，年二十归文沼。文沼食贫力学，宋脱簪佐读，互相订可，夫妇如师友焉。”[18]这是政府官方撰写列入地方志而表彰的女性人物形象，明确说明她婚后辅佐丈夫读书如师如友。这说明明代上层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能是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和推崇的，在这样的家庭里，妇女和丈夫的关系是平等的，甚至有时候因为学识德行会被丈夫尊之为师，被儿子尊为师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其努力的结果是夫与子取得成就时被诰封，从而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表彰。这种地位不属于现代观念普遍认为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现象，这样的妇女成为儒家士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基于女性在科举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和辅助手段，这就要求女性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明代发达的女教书也证实了这一点。

诰封妻子和主母成为同品阶的命妇，作为最高奖赏的赐服便成为她们的徽帜，其纹章和缯耳结构便成为这种徽帜的要素。孔府作为圣人宗彝，在明代得到皇家恩宠，也是在强化执行和祈表家国同构的国家意志。孔府旧藏明代麒麟鸾凤纹赐服就是这种制度执行的物化表现。通过对衍圣公夫人的诰封和赐服，保障其在社会阶级中获得和衍圣公相同的等级地位和社会荣誉。而获得相同的国家表彰和荣誉，促使女性成为科举制度和国家机器运转的参与者及强有力的支持者，也间接赋予了女性参与治理国家的身份和地位。这说明明代女性在“夫为妻纲”的普世概念下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是“逆男尊女卑”的物化表现，也是明代儒家“家国同构”的彻底的践行者。

结语

通过文献和实物相互印证，孔府旧藏明代麒麟鸾凤纹命妇赐服，其“缯耳”结构独有的形制，和明代官制朝服中普遍使用的内缯耳礼制相同，这种只有在明官服中才有的创新结构是以蒙俗汉制形成的缯耳礼制系统。缯耳结构在朝服中所遵循的行仪礼制，是在命妇礼服中作为夫妇同制的物化表现。“儒家之所以对服饰制度如此看重，是因为在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已经超越了实用和审美的功能，成为维系宗法伦理秩序和成就个体德行的一个重要载体，服饰制度因而也有着丰富的伦理意蕴。”[19]命妇赐服采用和朝服相同的内缯耳结构，是官贵追求儒家慎独修养在女性身上的投射。毫无疑问隐蔽性的内缯耳符号是具有教化作用的，是明代社会命妇地位“夫妇同尊卑”现象的一种儒家“家国同构”概念的实践。因此明代命妇赐服的纹章和缯耳规制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通过女德教化以提升“齐家治国”功能提供了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