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美国两党  基本共识  关键分歧  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  苏刘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1-0037-17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1003

2018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消极方向转变，特朗普政府与继任的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不少观点认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近些年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没有本质差别。然而，在中美关系的实践中，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持续“风高浪急”，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趋于稳定。由此而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策似乎既存在强调对华强硬与竞争的基本共识，也存在不少重要分歧，很难断言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没有本质差别。鉴于中美关系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厘清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分歧，对于把握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中美博弈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厘清当前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分歧，也具备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自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战略竞争以来，美国两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渐趋明朗。民主党方面，左翼进步派的党内地位有所下降，中左翼建制派主导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共和党方面，中右翼建制派的党内地位显著下降，以“特朗普派”（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Republicans）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日益主导共和党的对外政策。美国两党内部权力结构趋于稳定的态势，便于在厘清当前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分歧时，排除两党内部其他派系等次要变量的干扰，从而抓住两党对华政策主导力量这一主要变量。

一、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

中美建交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尽管各有不同，但也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一是多数情况下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要将中国视为制衡苏联的战略伙伴。冷战结束后，美国经过数年调整，主要将中国视为经济合作伙伴。二是以“接触”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支持中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密切交往，推动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试图通过对华“接触”影响和塑造中国的战略方向。 三是以“竞争加合作、合作为主”作为对华政策框架。对华合作是对华“接触”的必然结果，但鉴于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及其他各领域存在分歧，两国利益不尽一致，美国以必要竞争来为“接触与合作”加上“保险”。然而，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很快偏离对华“接触”政策，其对华政策迅速转向强硬。拜登政府执政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基调，并加以调整和完善。经过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复调试，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已然形成。新的两党对華政策基本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与对手”，放弃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强硬为基调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

第一，两党都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挑战与对手”。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及“影响美国全球地位的首要挑战”。 此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认知日趋负面。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就将中国称为美国的“最大敌手”（biggest adversary）。同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国在经济、价值观与安全方面对美国构成三大挑战”。 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将中国称为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biggest competitor）。拜登政府执政伊始就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定义为“唯一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潜力挑战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 此后，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国务卿布林肯的讲话基本确定了对华政策基调，即“唯一有意图且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第二，两党都认为应结束对华“接触”政策，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共和党对华战略竞争的逻辑起点是：美国几十年来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基于一个假设，即随着美国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会变得更像美国，成为符合美国期待的伙伴；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演进，中国通过与美国的“接触”反而极大增强了自身实力。因此，美国认为对华“接触”政策是幼稚与错误的，是美国外交政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失败。 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表述中仍包含“接触”的提法，主张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尽可能与中国开展建设性“接触”，如在气候变化、两军、经济方面的“接触”等。 但相对于过去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指导下中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仅局限于少数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二者存在本质不同。事实上，作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操盘手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也承认对华“接触”政策应该结束，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践也表明其已偏离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

在放弃对华“接触”政策后，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宣称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大国竞争关系”，对华政策转向以强硬为基调的战略竞争。 尽管两党都宣称其对华战略竞争不排斥在利益一致的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但不会因为對华合作而放弃原则。 因此，相对于过去“竞争加合作、合作为主”的对华政策框架，当前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无疑“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同时保持必要和适度的合作。

第三，两党对华竞争的基本思路与方式相似。首先，“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应对中国。“全政府”应对，要求联邦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实现权力集中，以最大程度调动行政资源开展对华竞争，同时加强联邦政府内部的对华政策协调，避免政府各部门的对华认知与政策不一致。“全社会”防范，旨在加强联邦政府与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合作，共同防范所谓“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渗透’与‘威胁’”。“全方位”打压，是指对华施压从传统的政治、安全、贸易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大至科技、投资、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

其次，联合盟友、伙伴共同围堵中国。美国两党均认为，应对“中国挑战”的最有效方法是联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共同遏制中国，维持美国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两党均强调加强“印太”联盟体系，提出“印太战略”。同时，美国大幅升级在亚太地区的联盟结构，除继续保留过去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双边联盟体系外，还新建了一批政治、安全小多边机制，包括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韩三边同盟。另一方面，美国推动北约与其“印太”地区盟友的政治、安全联动，推动北约国家介入南海与台海问题。

再次，经贸、科技领域局部“脱钩”。美国两党都以限制中国产业与科技发展为对华政策核心。特朗普政府以加征关税、出口管制、制裁中国头部科技企业、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为政策工具。拜登政府则以“小院高墙”和“去风险”为思路，不仅维持和加强特朗普政府各类对华经济、科技打压措施，还进一步限制中美双向投资、重构排除中国的关键供应链等。

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

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转向强硬方面存在基本共识，但两党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关键分歧。美国两党尽管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别。总体上，拜登政府主张的对华战略竞争，目标与强度相对克制，包含较多对华合作，类似常规的大国竞争；共和党右翼主张的对华战略竞争则更具危险性与攻击性，具有强烈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竞争，放任中美关系走向对抗。

第一，两党对华战略定位的差异。从美国两党涉华政策文件与高官涉华言论来分析，民主党的对华战略定位较为稳定、清晰，主要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的对华战略定位则相对摇摆，将中国定位为介于“竞争对手”与“敌人”之间的“最大敌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2月至2023年3月的四次民调显示，约半数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敌人”，约四成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与之相对，仅约两成民主党人将中国视为“敌人”，超过六成的民主党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竞争对手”与“敌手”之间存在对华负面认知的强弱差异。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民主党较为稳定的对华定位，共和党对华定位仍在动态发展中，且倾向于对华更为消极的定位。

两党对华战略定位的分歧，体现了两党对所谓“中国威胁”与“中国挑战”的认知差异。相对于共和党聚焦“中国挑战”，民主党尽管也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但也非常重视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挑战。 民主党对全球治理问题与来自俄罗斯的挑战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和分散了民主党对所谓“中国挑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将中美战略博弈视为关乎美国生死存亡、类似于美苏冷战对抗的博弈。相对于共和党对“中国威胁”与“中国挑战”的担忧，民主党对“中国威胁”与“中国挑战”的感知则相对较为理性。民主党的主流看法认为，把中国比作苏联，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生存威胁。尽管中美在亚洲热点地区有爆发冲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没有上升到冷战时期在欧洲的剧烈程度；中美没有把世界拖入代理人战争，也没有让各国因意识形态而加入两个对抗的军事阵营。 民主党对美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最终取胜或“竞赢”的前景更有信心，认为尽管美国与中、俄正在进行激烈竞争，但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中、俄面临更大挑战。

第二，两党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分歧。毫无疑问，美国两党对华战略的最大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往往用“维护国际秩序”或“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等来表达其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民主党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相对稳定和明确。在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总目标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包括若干次级目标。首先，制衡中国，而非改变中国。拜登政府多份涉华政策文件及高级官员反复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外部环境。 拜登总统也多次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其次，和平共存。主导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杰克·沙利文与库尔特·坎贝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不应是寻求实现类似苏联解体那样的终极确定状态，而应是寻求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和平共存”；和平共存意味着美国要“把竞争视为一种需要管控的状态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拜登团队的“和平共存”主张，与中方所倡导的中美关系“和平共处”原则较为契合，表明双方都不愿中美之间陷入冲突或对抗。“和平共处”也成为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一项重要共识，两国元首一致强调中美要和平共处。

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以改变中国的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 但共和党的各类涉华文件表明，共和党特别是共和党右翼具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企图唤醒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冷战记忆，为其反华政策寻求意识形态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两党在是否改变中国体制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识形态“错位”。民主党历来重视价值观外交。拜登政府尽管不断强调中美竞争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但反对以改变中国体制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拜登政府过去两年多的政策实践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共和党传统上奉行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特朗普也不重视价值观外交，但一些共和党右翼势力却在对华政策方面带有强烈的反华意识形态偏见，几乎在所有涉华问题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华色彩。尽管部分共和党右翼的反华倾向尚不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但其发展势头较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塑造作用显著，需要警惕。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对华偏见极大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对华负面认知，毒化了美国国内的对华政治气氛，使美国各界在对华交往上产生“寒蝉效应”，限制了民主党政府改善对华政策的空间。

第三，两党管控对华竞争强度的差异。尽管两党都宣称要致力于与中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以避免误解、减少风险、防止冲突，但由于两党的对华战略定位与政策目标存在差异，两党对于管控中美竞争强度的意愿也存在明显不同。在共和党右翼鼓吹对华“新冷战”的背景下，共和党在管控对华竞争方面动力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共和党右翼对华存有强烈敌意，中美政治互信缺乏，使得中美管控竞争与危机变得更为困难。

相对而言，拜登政府管控对华竞争强度的意愿更为强烈，其将管控竞争、防止冲突作为对华外交的核心议题，并为此持续投入大量外交资源。首先，在战略上，拜登政府反对中美“新冷战”，主张中美良性竞争、健康竞争、和平共存。这一立场不仅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各类对外政策文件中，而且反映在拜登政府主要成员在中美互动中反复向中方所作的保证。其次，在外交上，拜登政府积极开展对华外交接触，意在通过直接外交沟通来管控竞争、防止竞争失控。2022年以来，面对共和党右翼势力的攻击，拜登政府顶住国内政治压力，坚持对华外交互动。再次，在经济上，拜登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进对华出口管制、贸易制裁、投资限制、供应链重组等措施，另一方面试图回应美国商界、中国及国际社会对中美经济“脱钩”前景的担忧。为此，拜登政府提出“小院高墙”和“去风险”的对华经贸科技政策，宣称该政策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而是仅限于涉及国家安全与人权的狭义领域，并非普遍的商业“脱钩”。 尽管中方怀疑拜登政府仍以“去风险”之名行“脱钩”之实，但拜登政府公开否认对华“脱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管控中美经济竞争的立场。

拜登政府管控中美竞争强度的政策，获得美国中左翼政策精英的广泛支持。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在中美关系因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及无人飞艇事件而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国内政策界掀起了一轮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讨论。 参与讨论并主张稳定中美关系的美国人士多为中左翼前政府官员、学者与媒体界人士，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失控深感忧虑，也对美国国内鹰派绑架对华政策感到不满。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反思观点，包括反对中美对抗或“新冷战”，呼吁拜登政府审慎处理台湾问题、减少对华挑衅，主张限制对华经济、科技“脱钩”范围，要求加强中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等。经过此轮讨论，拜登政府随即加快对华外交接触，接连派出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部长耶伦、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等高级官员访华，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的局面暂时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保守派政策精英基本没有参与此次讨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两党政策精英对华态度的差异。

第四，两党对华合作意愿的差异。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包括应对大国竞争与应对全球挑战两大目标。 为此，拜登政府在坚持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主张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债务、粮食等各类挑战，认为中美两个大国如果不合作则难以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同时包含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只不过竞争与合作的主次位置发生了调整，即从过去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相对而言，共和党对华合作的意愿明显不足。共和党对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偏低，甚至往往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全球性挑战，因此认为中美很难在全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的民意调查，超过四成的民主党人认为可以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及地区冲突，但只有两成多的共和党人认为可以与中国合作应对上述问题。

三、美国两党对华政策产生分歧的原因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对华交往水平不同的技术性因素。

第一，利益群体的差异，导致美国两党在对华竞争认知方面存在差异。美国两党的政治力量分布与利益群体分布存在较大差别。传统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地方主要包括东北部的纽约州、新泽西州与新英格兰地区，还有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五大湖地区的伊利诺伊州，以及大城市。传统上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地方主要包括广大中西部及南部各州，以及中小城市与乡村。相对而言，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地方多为美国经济发达、高新产业与现代服务业聚集、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对华经贸往来较多、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大的地区（见表1）；而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地方差异较大，既有得克萨斯州等经济发达、产业发展领先的地区，但更多的是传统产业与农牧业占比较高且传统产业受经济全球化及中国产业冲击更为显著的地区。一般而言，从中美相互依存中受益的个人和团体对双边关系的恶化感到遗憾，并呼吁稳定双边关系；而那些从中美合作中获益甚微的有政治影响力的人，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深化中美双边关系。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的民意调查，尽管美国两党的多数支持者对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表示担忧，但相对而言民主黨的支持者中“非常担忧”的比例（29%）小于共和党的支持者（47%）；同时，民主党的支持者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的比例明显多于共和党的支持者，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中认为“中美同等获益”的比例分别为29%和17%，认为“中国获益更多”的比例分别为37%和61%，认为“美国获益更多”的比例分别为9%和6%。

第二，价值观偏好与行为模式的差异，导致两党的对华政策风格不同。尽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理念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但相对于民主党偏向自由进步主义理念，共和党相对比较保守，而共和党右翼更是属于极端保守派。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已经“特朗普化”，被共和党右翼“劫持”。而当前共和党右翼在对华政策中执着于安全与意识形态。共和党右翼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倾向，包括反对外来移民，对华裔美国人不信任与针对性执法，以及倾向于从种族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博弈。共和党右翼的对华认知充满反华意识形态色彩，这使其对华竞争政策更具攻击性，也更关注对中国的绝对伤害。当前共和党右翼对安全与意识形态的强调，是其作为保守党的一贯政治传统，也与其宗教右翼属性有关。特朗普政府比以往各届政府更加依赖宗教保守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其成为数十年来美国最亲近宗教右翼的政府。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为特征，体现了共和党右翼粗暴、大破大立的外交政策风格，那么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则以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为特征，代表了民主党建制派规避风险的外交政策倾向。拜登政府更注重对华政策的性价比，偏好低成本、低风险的施压方式，尽量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经济对抗、单打独斗等高风险、高成本的打压方式，重视通过联合盟友、对华外交接触、价值观“赋能”等手段，降低对华政策成本、提高对华施压效果。同时，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内部矛盾复杂、互相倾轧以及决策混乱、缺乏协调的情况， 拜登政府内部的人员相对稳定，政策协调较为顺畅，外交风格比较稳健。相对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具可预测性与稳健性。

第三，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差异，导致两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理解存在差异。过去几年的实践表明，民主党政策精英与中国的交往频率远高于共和党政策精英。首先，民主党高级官员与中国的交往更为密切。拜登政府外交团队的重要成员与中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工作关系。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023年11月被提名为常务副国务卿的坎贝尔、原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Colin Kahl）、负责“印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原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华自强（Rick Waters）等人，在加入政府前以智库学者等身份与中方政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接触，也使中美两国总体保持着正常的高层互动。相较于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外交团队的重要成员多来自军方、情报界与商界，在进入政府前与中国政策界的交往较少。其次，美国保守派智库与中国的交往频率偏低。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智库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不仅引领和塑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观念，而且智库学者通过“旋转门”机制可以进入政府，直接参与外交决策。虽然美国主流智库都标榜其具有“跨党派”属性，但很多智库也存在对特定政党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偏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中美智库交流主要是中方智库学者与美国中左翼智库学者的互动，而缺少与美国保守派智库学者的互动。

美国两党政策精英对华交流水平的差距，导致两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理解存在差异。民主党政策精英通过与中方官员和学者的直接讨论，能够相对准确地理解中国外交的真实意图，从而评估中国的真实情况，校准对华认知，制定相对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相反，共和党右翼所提出的诸多对华极端政策，反映了其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准确认知，具有强烈的主观臆想与偏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早在2019年，沙利文与坎贝尔等民主党政策精英就曾指出，特朗普政府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向“战略竞争”，是用一种新的自以为是的观点代替一种旧的自以为是的观点。 由于与中方的交流不足，共和党政策精英缺乏评估中国真实情况的有效信息，对华政策的制定经常基于对中国官方文件的片面解读。一方面，共和党政策精英往往从表面上理解中国的政策文件，而忽略中方政策文件的政治传统与特定背景，因而难以准确理解中方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共和党政策精英往往断章取义，只选取中方政策文件中符合其对华强硬主张的部分，故意曲解中方的立场与意图。

四、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演进前景

从短期来看，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仍将继续存在。首先，当前美国两党的内部权力结构较为稳定。民主党建制派的党内地位较为稳固，仍将主导民主党对华政策。但是，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右翼的政治能量仍沒有得到完全释放。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表明，共和党右翼仍是共和党内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派别，也是引领、塑造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最重要党内派别。同为共和党右翼人士的特朗普和德桑蒂斯，目前仍是2024年美国大选中最热门的共和党参选人。在两党内部权力结构很难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将持续存在。其次，导致两党对华政策关键分歧的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两党代表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的结构性差异仍将长期存在，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认知差异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再次，美国的政治体制使两党不易形成共识，两党形成关于中美战略博弈“下限”的共识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内就在持续酝酿改变对华“接触”政策、呼吁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大讨论。 特朗普以其独特的执政风格，以中美贸易问题为契机，最终完成美国两党对华战略竞争基本共识的塑造，但是两党关于对华战略竞争的“下限”仍不明确。一种看法认为，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来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来获得启示。 无论哪种路径，都需要一个过程。

从长期来看，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可能趋同演进。两党对华政策的共识远大于分歧，这是两党对华政策趋同演进的基础。竞争而非对抗，是美国两党与中国经过长期多轮博弈所形成的利益平衡点，具有客观性与长期性。除了维持当前民主党主张的战略竞争状态，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演进还可能出现融合的前景。未来如果共和党右翼力量更加强大，对抗中国的意志更为坚决，那么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从当前民主党主张的战略竞争演变为介于战略竞争与“新冷战”之间的混合状态。但除非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否则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总体上将得以延续，不会升级为对华“新冷战”。

2024年美国大选后的对华政策走向将遵循上述逻辑。如果民主党获胜，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保持连续性，总体上维持当前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事实上，民主党对拜登政府当前对华政策的成效较为满意，认为该政策成功管理了高度复杂的中美关系。如果共和党获胜，美国的对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共和党右翼人士当选美国总统，很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对华竞争政策甚至对抗政策，但同时也面临美国国内与国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不排除其会进行一定程度政策回调的可能，即在战略竞争框架下进行局部调整与加强。

结 束 语

由于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关键分歧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的对华政策会随着其政党轮替出现较大波动，从而使中美关系面临挑战与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同样具有很大的塑造能力。2018年至今的中美战略博弈，好比是中国与美国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三方拔河博弈”：中国为一方，总体上不希望“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保持健康与稳定；尽管美国两党为另一方，但两党用力方向不尽相同，民主党倾向于坚持战略竞争，共和党倾向于更为激烈的竞争甚至对抗。因此，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相互牵制，共同塑造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动态与结果。中国可采取措施应对和制衡共和党右翼对抗色彩浓厚的政策倾向，促进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另外，中国要有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积极应对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保障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第一，防止中美军事冲突，避免中美战略博弈升级。美国的政治体制不易形成共识，美国两党形成关于中美战略博弈“下限”的共识需要较长时间，最终有可能仍在战略竞争范畴。然而，一旦中美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冲突，两国对彼此的敌意将迅速上升，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从竞争走向对抗。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战略目标。因此，中美双方必须积极管控竞争，防止发生重大冲突。

第二，积极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目前，中美亟须重建互信和共识，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在2022年的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上，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同意要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并责成双方团队在会后就该问题继续谈下去。 在2023年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两国元首认可双方团队自巴厘岛会晤以来讨论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所作的努力，强调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两国元首欢迎双方团队继续就此讨论。 两国团队在一年中已就中美关系指导原则形成初步共识。未来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最终确立值得期待。

第三，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中美关系要实现稳定和发展，中方不仅需要与民主党政策精英积极互动，还需要加强与共和党及美国保守派政策精英的交流互动，改善共和党的对华认知，减少其对中国真实意图的认知偏差，争取共和党重新执政后中美关系不出现大的波动。加强与美国保守派政策精英的交流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首先，中国需要加强与美国国会的交流。过去几年，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持续上升，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也不断凸显。为此，中国可以加强与美国国会议员的互动，加强中美立法机构的交往，中方可邀请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华，积极塑造美国国会对华全面、务实的认知。同时，中国的官员和智库学者也可以加强与美国国会的联系与交流。智库在与美国国会交流方面具有政治敏感性低、专业知识强的独特优势，可作为与美国国会交往的先行者。此外，中国也要加強与美国保守派智库及学者的交流，争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其对华的非理性认知。

[责任编辑：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