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晓 毛瑞鹏 王玉柱

【内容摘要】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勢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战略新机遇  开放型经济  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毛瑞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王玉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1-0001-1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1001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但这些论调在认知上存在多重局限。本文从历史维度、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有力批判了西方“唱衰中国”的论调。一方面，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总体上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的过程对中国而言仍然蕴含着重要战略机遇；另一方面，由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战略机遇；另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过程也为中国外交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

一、“唱衰中国”的论调在认知上的多重局限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与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进程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新一波“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如“中国经济奇迹结束”“中国发展见顶”等。 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正面临“被西方大国遏制及疏远”、“战略空间被压缩”、“塑造国际规则和话语的能力被削弱”、“重要新兴产业链被阻断” 等多重困境。概言之，“唱衰中国”的论调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中国面临的战略风险和战略挑战正急剧上升，而战略机遇则大幅下降。

尽管上述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面临的一些风险与挑战，但是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的优势缺乏准确认知，因而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战略新机遇。

第一，从历史维度看，“唱衰中国”的论调在认知上过于短视和片面。这些论调既没有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国际体系演进的视角来认识问题，也缺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百年探索中不断增强的历史主动性和对中国的体系塑造能力的考量，因此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国际体系转型所蕴含的双重历史机遇。这种机遇就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持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这两者的结合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战略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问题，从而更准确地辨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一方面，中国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整体发展创造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持续发展与转型，也会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新的战略机遇。

第二，从空间维度看，“唱衰中国”的论调在认知上过于狭隘和偏颇。目前这些论调多数从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博弈的视角分析，并得出所谓“中国战略机遇丧失”的结论。这种分析和判断缺乏对“人类世”这一宏观背景的关注，因而无法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和地球本身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忽视了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发展、安全的认知和行动议程的变化。这种分析和判断也缺乏对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兴产业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认知，因而既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兴科技及相关产业发展对传统地理空间的改变和对新数字空间的拓展，也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由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绿色转型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蕴含的战略机遇。

第三，从关系维度看，“唱衰中国”的论调在认知上过于落伍和过时。目前国际上的这些论调，都是从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出发，将国家间关系理解为“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强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和划分国家阵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将大国分为守成国和崛起国，将大国关系描述为一种争夺霸权的关系，从而陷入必然冲突的死循环。这些论调忽视了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也忽视了各国政府、人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和选择对国家间关系范式产生的深刻影响。

总体而言，“唱衰中国”的论调在认知上存在诸多局限，导致其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现在和未来也注定不会实现。 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战略新机遇，这是由时代发展的大势和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所决定的。

二、国际体系转型蕴含战略新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相适应，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同时，中国立足自身的发展和复兴，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不断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相适应

随着国际体系演变而形成的国际秩序构成了国家发展和互动的基本制度环境。纵观历史，国际秩序整体上已经从严重不公的殖民秩序和霸權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国际新秩序转型。

近现代国际体系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世界各地区从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逐渐走向互相联系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由西方国家通过“战争资本主义”方式塑造。 通过开辟新的殖民地和垄断殖民地贸易，西方国家形成了对内以自由主义经济为支撑、以宪政选举政治为保障，对外以重商主义和殖民体系为基础的统治格局。在殖民体系下，世界政治形成了东方、南方地区从属于西方、北方地区的格局，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大多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殖民侵略使亚非拉国家沦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对印第安人的屠杀、鸦片战争等无一不反映出殖民秩序对人性的泯灭。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就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殖民主义国际秩序注定无法持久。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唤醒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意识，最典型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拉美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缓解因殖民扩张而加剧的西方内部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虽然1899年和1907年在荷兰海牙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和平会议，但并没有化解各方的利益矛盾，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各种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张纷纷出现。1918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然而，集体安全体系最终未能出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彻底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欧洲为中心支配世界的时代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美苏两极格局和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斗，同时也尽力避免陷入热战。一方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大国之间爆发直接战争变得极其危险；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推动国际关系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下，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发动民族解放运动，争取主权独立、政治平等、经济公正和文化解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成立，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力量。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冷战后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的霸权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挑战。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传统西方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的指引下，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性风险之下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经济全球化和各种跨国挑战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兴起，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丰富了国际议事日程并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制约西方大国对国际事务的霸权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愈加明显。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开始进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发展中国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共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的不断发展，都有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有利于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以及规则平等。

尽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存在曲折甚至反复，但总体上朝着更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中国是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与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总体演进方向相适应，这意味着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过程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历史性战略机遇和有利条件。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中国的历史主动性和塑造能力不断提升

在参与国际体系互动的过程中，中国掌握自身命运和把握战略机遇的历史主动性和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不断提升。

第一，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质，突出表现为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对社会历史的自觉创造。 近代中国从历史自负、文化自负转变为历史自卑、文化自卑，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案，但始终没有改变被动的局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确定方针、政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尽管一度遭受重大挫折，但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和外交事业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外交政策实行两个重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重申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开启了中国外交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工作中心明确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广泛参与国际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党和国家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掌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第二，随着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掌握自身命运并塑造有利国际环境的能力持续增强。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实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基本方针，奠定了站起来后的新中国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倡导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成为世界力量中心东移的重要推动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路径，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依托，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全球发展和安全事业汇聚全球治理最大公约数，成为塑造国际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国际体系持续深度互动、相互深刻影响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拓展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地理空间，而且其所积累的综合实力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并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蕴含战略新机遇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对外经济、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不断增加，通过持续挤压外部市场空间来打压中国。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技术和产业形态变革，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持续提供新的战略机遇。

（一）跨国公司是世界市场持续扩张的动力源

近现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为由跨国公司竞争力维系的市场空间逻辑。在特定时期内，跨国公司为应对在局部市场快速产业化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不断将边际产业转移至后发地区，以维持相关产业的竞争力的同时，也为后续市场空间拓展提供了持续动力。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体现了由跨國公司大规模海外投资驱动的增长逻辑。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从降低生产成本和保持竞争力的角度出发，不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产能，由此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沿岸。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再度出现地理区位的转移。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进一步向西太平洋沿岸地区转移。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力量分配“东升西降”的趋势加快。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实行新的对外投资和贸易政策，推动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向地缘政治和安全转向，试图重构世界市场空间。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出于财务可持续性的考虑，推动世界市场空间持续扩张的动力犹存。短期内，西方跨国公司受到母国政府的压力，会推动投资回流和产业链区域化重组。然而，市场空间收缩将不可避免地冲击跨国公司的中长期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若不考虑有效技术革新，在特定市场空间范围内，大部分企业都将面临投资边际收益下降的问题。而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又将不断加剧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 由于面临财务可持续性压力，企业将不得不借助新市场空间寻找破局之道，通过不断拓展新市场空间来扩大自身的营收基础。与此同时，在全球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必须依赖足够和有效的市场空间规模，来实现技术创新的市场收益最大化 和技术迭代的可持续性。全球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最终将回归到技术产业的有效市场空间的竞争上。当前，即使受到大国政治的影响，全球主要跨国公司推动世界市场空间拓展的动力仍然强劲，这是中国作为超大市场规模的新兴经济体所具备的重要市场空间机遇。

（二）超大规模市场引力塑造的新母国市场效应

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是影响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因素。出于对风险的权衡与考虑，大多数企业在受到外部市场冲击后，倾向于选择母国市场作为托底和避险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规模经济的“母国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该理论认为，相关市场的内需结构将决定一国相应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这一由内到外的市场关系体现了产业成长的竞争力形成机制。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实践进一步证实了克鲁格曼最初的理论设想，即随着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日益形成，在国内庞大内需市场的驱动下，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持续显现，诸多国内需求旺盛的产业领域持续转化为新的出口优势产业。对于企业投资而言，强大的内需基础始终是其根植投资目的国市场的本源性动力。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企业在应对风险冲击时表现出明显的母国市场偏好倾向，并且母国市场效应对于较大或较小规模经济体的影响更为显著。 母国市场效应有助于平衡地缘政治压力导致的投资分流和市场分割，而中国市场客观上扮演了跨国企业新母国的角色。

母国市场效应还将推动外部碎片化市场与母国市场形成新的区域整合。在这种情形下，母国市场效应首先通过贸易的地理空间经济性得以有效体现。现有研究表明，受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影响，中国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对外投资转移的现象。然而，由于大部分外移产业对国内市场仍然存在显著的功能依附关系，特别是在复杂的中间产品领域，企业无法脱离中国市场在新生产空间内独善其身。对于诸多外国投资者而言，其投资转移不得不考虑新市场空间内产业体系的相关配套。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为例，虽然来自中国国内企业及在华外资企业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外部碎片化市场短期内难以实现对中国市场的集中和统一替代，相关外资企业从整体风险来权衡和考虑，仍选择以中国市场为基础。另外，相关产业部门和生产环节的对外投资转移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在新市场空间内形成闭合的产业循环体系，从而加大了相关国家产业持续升级的难度。 外部碎片化市场是中国母国市场主体产业的外延，外部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以中国母国市场为中心、以周边市场为外延的区域经济空间产业体系的融合发展趋势。例如，中国对东盟投资转移非但没有造成对双边贸易的同步替代，反而出现投资与贸易同步增长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已连续三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反映了区域内日益紧密的产业链分工和新市场空间整合效应。

（三）铁路物流和贸易形态变革重构新区域空间

数字贸易和铁路物流的发展共同推动区域市场空间的重构，体现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生产和贸易关系的重大变革。当前，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的大幅增长和物流组织模式的革新正不断打破传统海洋贸易时代的世界经济运行范式，并持续改变世界贸易的地理空间布局。 铁路运输的及时性和在内陆地区的通达性正在不断缩短传统全球化边缘地带与世界市场之间的时空距离。随着中欧班列网络体系的日益健全和开行密度的持续提升，未来全球贸易关系将逐步从沿海港口间“点线式”布局转向其他地区与亚欧大陆腹地之间的“线面式”布局。以中亚地区为例，由于铁路网点的优化和便捷的数字化设施，中国与中亚国家跨境电商的发展将对区域内产业关系协同、生产力重组和人民币区域流通格局均产生深层次影响，不断塑造区域地缘经济新市场空间。

铁路物流和数字化技术改变了生产和贸易的地理空间。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曾预言，亚欧大陆的铁路或铁路网的形成对骆驼和马匹的替代，能够实现物资或军事力量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向“边缘”地带的力量投射。铁路在任何地方发挥的作用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所能發挥的作用明显。 当前，借助铁路物流实现商品流通较好地验证了麦金德有关借助铁路网络高效投送物资的判断。随着铁路物流时代的“线面式”贸易关系不断取代海洋时代的“点线式”贸易关系，传统全球化边缘区域和碎片化区域正加速整合并形成显著的一体化效应。数字技术赋能进一步增强了贸易和生产联系的便捷性，持续降低供应链和产业链协同的不确定性。 由于铁路物流和数字化革命缩短了时空距离，邻近地理空间内的产业链协同更加体现为企业内部资源的调配关系。 制度成本的有效降低使区域内产业链分工更具经济性，尤其是数字经济兼具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系统集成功能。借助高密度和便捷的铁路物流，中亚和中东欧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助力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四）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驱动的市场空间创造

随着全球经济加速进入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时代，新的产业形态将不断摆脱传统大国政治的束缚，并产生新的市场空间创造效应。在全球治理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例如，联合国着力推动制定一项旨在为全人类构建开放、自由和安全的数字未来的“全球数字契约”，致力于弥合国家间在数字、数据、创新和治理层面的鸿沟。 在大国关系层面，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崛起将成为平衡全球市场分割的重要建设性力量。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数据和算力资源的枢纽节点而发挥的作用将持续强化，全球数据和算力资源的整合和再配置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市场新的运行逻辑。未来将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数据和算力节点的全球数字市场功能协同中心，这将有助于逐步打破传统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互联网数据资源垄断格局。

绿色经济转型还将驱动供需关系实现新的平衡并塑造新的市场空间，为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创造机遇。一方面，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分割市场导向的气候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效的减排需要各类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和共同行动，也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获得相应的资本和技术解决方案。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领域，以及在水电、核电、火电节能机组和特高压输变电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在能源和产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要不断降低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持续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从既有绿色转型方案看，新一代新能源产业具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征，尤其是在中间储能介质领域，企业普遍面临大规模降成本的发展困境，规模化生产和消费是推动绿色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式。中国的绿色转型需求将与外部市场形成新的协同关系，绿色能源领域供需关系的重新匹配将产生新的市场空间塑造效应。区别于传统商品贸易市场，全球碳市场是一种基于共同道德约束和深度规制协同的市场体系。相关绿色产业领域的规制协同还涉及与庞大的国别产业体系的深度对接，产业链的碳足迹测定等深层次技术和规制协同也将有助于推动形成新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

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蕴含战略新机遇

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谋求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新型国际关系范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体现，有利于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有利于实现与其他大国间关系的总体稳定，也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国际关系理论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社会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规范和理念的叙事竞争空前激烈。在国际关系重大规范和理念的叙事竞争中越是能够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就越能够发挥引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演进的作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人类世”背景下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中国把握构建国际秩序新范式的重要战略机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各国人民合力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注入了正能量。概括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三重逻辑上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逻辑的超越。

第一，以和平发展取代“国强必霸”的逻辑。“国强必霸”的逻辑忽视了历史文化传承作为塑造一国世界观及其对外政策的思想文化基础，忽视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基础，也忽视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越来越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基础。“国强必霸”的逻辑建立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和瓜分世界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一些西方国家将本国的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思维，体现为西方国家为争夺霸权而导致的灾难性战争。

与“国强必霸”的逻辑不同，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先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宪法。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的国家，充分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第二，以公平正义取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基本假设，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简单移植到人类社会，信奉权力至上，否定法律和道德约束，将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作为国家的核心外交政策目标，突出表现为一些西方国家从国家实力强弱的角度出发处理国际关系，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实施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中国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第三，以合作共赢取代“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社会越来越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然而，一些国家依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和垄断优势，大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这既无助于本国的长远发展，也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强调只有合作才能应对当前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促进共同安全才能保证自身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除了“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主张秉持合作共赢精神，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创造有利条件。

（二）加强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巩固和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国际力量的均衡分配能够“防止（国际体系）单个政治成员征服并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大国加快复兴步伐，实现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加快发展。这为中国积极运筹和发展新兴大国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全球伙伴关系、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当前，世界正处于国际力量分化重组和中国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关键时期。一些西方国家推动国家间阵营化对抗的趋势明显，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垄断优势，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科技上加大对华封锁，在经济上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在安全上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对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构成严峻挑战。 为此，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必要性日益上升。

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对于中国应对美西方的打压和围堵，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为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发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供了制度化合作平台。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不同于美国建立的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是发展中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建立的平等、和平、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发挥这些合作机制的优势，有利于应对美西方的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放大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声音，并占据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道义制高点。同时，作为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汇聚了强大力量。

第二，為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促进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提供了强大助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两大合作机制已经从对话平台转变为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人文等各领域推行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近年来，一系列合作成果文件的达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对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国周边安全和稳定、保障成员国政治安全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性力量。

第三，为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争取更多国际同行者提供了重要依托。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始终坚持主权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指导原则，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关系。一方面，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组织就重大多边和双边议题开展对话磋商、增进政治互信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也成为中国应对美西方遏制，争取更多国际理解者、支持者与同行者的重要依托。

第四，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容为中国推动形成对外工作新格局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吸引力不断提升。2021年，新开发银行吸收阿联酋、乌拉圭、孟加拉国和埃及为新成员。2024年1月1日，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成员。同时，继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后，伊朗在2023年也正式加入该组织。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9个正式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及14个对话伙伴国。

（三）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和建设性介入国际热点问题

当前，全球力量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持续，美国护持霸权的意愿强烈，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坚定有力，俄罗斯试图颠覆后冷战国际格局的雄心犹存，欧盟整体的安全觉醒和战略焦虑上升，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在此背景下，国际主要力量在加速调整相互关系，新的稳定预期和关系模式正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动荡变革中探索前行。

中国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断彰显元首外交举旗定向的强大引领作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同俄罗斯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中国与欧洲国家继续加强战略互信建设，深化双方在经济发展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倡导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来探索中美关系新的相处之道。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擘画“旧金山愿景”，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有利于全球的战略稳定。

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以所谓“民主”“人权”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其公正性受到广泛质疑。中国一贯秉持不拉偏架、不存私心的立场，致力于推动政治解决国际争端，国际社会对中国斡旋国际热点问题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开赞扬中国，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诚实的中间人，使卷入冲突的相关方团结起来”。 2023年以来，中国成功推动沙特和伊朗和解，先后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等重要立场文件。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中国作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将更加积极、建设性介入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关键作用。

结  束  语

习近平主席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既要看到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加的现实情况，又要准确辨识战略新机遇，不断增强历史主动性，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争取和塑造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准确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需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尽管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国际体系总体向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秩序整体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的历史趋势是明确的，并将不断限制和克服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秩序遗留下来的侵略性和暴力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中国与国际体系持续、深入、广泛互动，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塑造能力显著提升，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持续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国际市场逻辑和新兴科技及产业转型发展与中国固有的经济禀赋相结合，决定了中国在更广的空间维度上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不断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显示出强大的国际感召力。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持续推进，建设性介入国际热点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外交中不断彰显的历史主动性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开拓了新的战略机遇。

[责任编辑：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