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赵忠华

张大千是20 世纪中国绘画界的代表画家之一，其绘画才能出众，技法卓群，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其一生辗转世界各地，留学、访友、办展，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画家的技法，同时也将自己和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纵观其年谱，从1917年赴日留学，至1974年东京美术馆办个展、出画集，日本游历前后长达近六十年。因此，在张大千艺术生涯中，日本游历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然而，国内外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或止于其经历考证，说明游历对张大千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性，而举例探讨具体作品间的关联，并未关注张大千在日本艺术研究界的传播和影响。本论文以日本艺术评论杂志《艺术新潮》于2002 年第5 期推出的《特集張大千の超絶絵画術：「真贋」両道を極めた未曾有の画人》为主要考察对象，将日本艺术研究界对张大千艺术的关注与评论纳入研究视野，探究张大千艺术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一、《艺术新潮》对张大千的关注缘起

《艺术新潮》是日本著名的艺术评论杂志，创刊于1950年1月，隶属于日本著名出版社新潮社。该社创建于1904年，同时创办文艺杂志刊物《新潮》，通过中村武罗夫等著名编辑一代代的努力，杂志《新潮》成为日本百余年来影响力较大的文学艺术刊物之一，而《艺术新潮》则专注于艺术评论、鉴赏、研究等领域，在日本文艺界享有盛名。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将《艺术新潮》杂志自1950年1月至2014年8月所登载的每月特集（共776 期）内容进行汇总，其中与中国相关的共有8 期，分别是1974 年3 月《云南石窟解禁》，9 月《从世界市场掠取中国陶瓷的人》，1988 年5 月《DRAMA 敦煌》，1996 年12 月《香港大百景》，1997年1月《介绍牧溪》，1998年1月《江户料理人探访豆腐故乡——中国》，1998 年10 月《谁都想知道王羲之为什么是“书圣”》，2002 年5 月《张大千的超绝绘画技术：“真伪”两道皆登峰造极亘古未有之画者》，2004 年5月《中国绘画的顶峰：南宋绘画的愉悦鉴赏法》，2007 年1 月《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秘密》，2008年8月《北京》。

这些特集内容可以说与时事紧密相关，像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作为画家被《艺术新潮》关注的只有两位——牧溪和张大千。牧溪的画，既有文人画的深度内涵，也有佛教禅宗的幽淡含蓄境界，在日本的知名度很高。而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绘画艺术的代表画家，他被《艺术新潮》所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

《艺术新潮》的封面（图1），居中上部分是张大千长衫布鞋、白髯飘飘，正微笑抬头仰望的单人照；右侧是张大千的《碧荷》（纸本着色，香港梅云堂藏。1951 年，张大千在印度大吉岭时所作）；依次向左分别是本期特集的简介和题目。简介中除了介绍张大千在画坛的地位和五百年来第一人（徐悲鸿语）、继承中国正统的画家之外，直接点出本期特集之目的——张大千也是历代画家中罕见之赝品制作者，他的绘画创作至今仍震撼着世界美术馆，本刊是日本首次介绍张大千的惊世画作。目录中，插有张大千和毕加索的合影（1956 年7 月）、《湖山清夏图》部分（1947年作，香港梅云堂藏）等，扉页配图为张大千《醉舞图》（1948 年作，香港梅云堂藏）。同时为了突出本期特集价值，再次强调了张大千被称为“东方毕加索”，他精通中国绘画历代名家的画法和风格，作为绝代赝品画家，张大千的绘画创作“真假通吃”。

图1 《艺术新潮》封面

由此可见，《艺术新潮》做张大千艺术特集的目的具有两面性：对其画艺超绝的盛赞和赝品制作的好奇。前者是艺术方面的欣赏，而后者就是迎合杂志读者的猎奇心理了。既然目的明确，特集内容也围绕这两方面展开，主要有：《东方毕加索七色精美画艺》《张大千先生简介》《通过张大千学中国绘画史》《赝品制作自由自在》《摩耶精舍访问记》《<溪岸图>是张大千所作赝品》等文章。

二、《艺术新潮》对张大千的赞扬

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不仅属于中国艺术界，在日本以及欧美画坛也都得到广泛赞誉。因此，《艺术新潮》将本期特集所关注的张大千艺术价值进行了正面肯定，主要分为三部分：《东方的毕加索七色精美画技》《张大千先生简介》《通过张大千学中国绘画史》。前两部分是本刊编辑的观点，第三部分是日本奈良大学美术史名誉教授古原宏伸的访谈录。

即使是对张大千具有“东方毕加索”称号的赞扬，《艺术新潮》仍旧先抛出了质疑，配有张大千在加利福尼亚挥毫作画的照片和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溪岸图》，图下方标注：“烦恼的中国绘画‘蒙娜丽莎’——（图2）《溪岸图》传董源作，10世纪（或是20 世纪？），绢本墨画着色，221×119cm。”同时介绍了5 年前，即1997 年5 月由《溪岸图》引发的美术界争论。当年5月，大都会美术馆在《纽约时报》上，公布该馆获得中国早期山水画三大名品之一的《溪岸图》。但不久之后杂志《纽约人》爆料，嘲讽此画为赝品，乃张大千之作。由此，《溪岸图》图真伪之辩甚嚣尘上，1999年12月，大都会美术馆甚至举办了研讨会来辨别真伪，不过至今仍无定论。

图2 《溪岸图》传董源（五代时期）

《艺术新潮》在开篇提出这样一个热点美术事件后，在表达极度震惊之余，感叹无论此画是真品还是赝品，都是水平超绝的佳作。而且赞成派、反对派都对此画的艺术价值一致赞同。因此，该杂志的时事性特点让他们选定能引起中国绘画相隔千年的论争主角——张大千作为特集主角。

（一）张大千超绝画艺——设色与构图

为了突显张大千的艺术成就，《艺术新潮》以惯有的追随西方视点，将张大千的“东方毕加索”之称作为标题，配以四幅作品：《佳耦图》《碧荷》《湖山清夏图》《秋山夕照》。编辑指出前两幅中的荷花是张大千较为喜爱的题材，而对《湖山清夏图》（图3）的题解较特别，虽然引用学者论证，认为此图中间位置设有高山，但左右却是一脉相连的山脉作为远景，这样的构图方式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是未曾有的。颇值得玩味的是在指出大千题跋根据11 世纪画坛名家赵大年的山水仿写而来，之后，用省略号结束，故意留白让读者思考。这样的注解充分说明《艺术新潮》对张大千画作的“酸葡萄”心理，看似赞扬的背后充满了质疑。

图3 《湖山清夏图》张大千（1947）

但是对《佳耦图》（图4）和《秋山夕照》（图5）的注释，编辑的叙述较为客观。特别是对《秋山夕照》的创作背景进行了介绍：“1957年大千眼底出血后视力受损，之后颇费眼力的细致工笔画创作几乎不再出现。这一障碍反而促使大千开拓出泼墨技法。整幅图看似抽象画作，但色彩绚烂翻涌、一片鸿蒙之间，树干、叶子的线描形状却更加明显突出。款识：丁未八月五亭湖上，为巴西八德园时期作品。”《佳耦图》虽然为传统水墨画，题材为荷花、鸳鸯，但是大千的设色较为大胆，浓烟绯红的荷花与墨色荷叶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荷叶下悠闲游弋的一对鸳鸯、青绿水草又将这冲击冷却淡化，形成矛盾冲突与和谐圆融共存的独特境界与魅力。编辑大概认为这两幅画比较能代表张大千的对颜色的运用，即所谓的“七色”。

图4 《佳耦图》张大千（1947）

图5 《秋山夕照》张大千（1967）

对于张大千的“美技”，编辑首先郑重介绍了中国香港的高岭梅、詹云白夫妇，其二人热衷于张大千作品的收藏，这些作品变幻多姿，无法相信出自同一位画家之手。《佳耦图》效仿黄筌（五代时期西蜀画院的宫廷画家）画法，而《醉舞图》（图6）的创作，则是通过《李公麟临顾恺之醉舞图》为底本进行人物勾勒技法的钻研学习。通过对古代名家的学习临摹，张大千不仅熟悉、了解各种画法，在创作时又有临机应变的发挥，因此其仿作和赝品都是“自由自在”地完成。虽然仿作可以认为是张大千的创作，但是古原宏伸认为《湖山清夏图》中，对于中景的杉木树林、雾霭等景象的描绘是模仿北宋画家赵令穰的风格，其余效仿的对象应为清代画家袁江、袁耀父子作品。这样的评论，表面是对张大千颜色运用、精美画技的赞扬，实际为另一侧面的批评埋下了多出伏笔。编辑最后还做“老好人”状，指出鉴赏大千作品需要眼力，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图6 仿顾恺之《醉舞图》张大千（1947）

（二）张大千艺术的价值——博采众家之长、横贯中国传统绘画史

《张大千简历》部分则是将其一生（1899—1983）分为14个阶段，有迎合读者猎奇心理的被土匪绑架、出家、爱美食、四次婚姻等八卦故事，以及多次访日、居住巴西美国等海外经历。绘画方面着重介绍了敦煌临摹壁画、出版《大风堂藏品》等活动，同时以《槲树双猿图》（1938）为例，指出在1998年中国嘉德拍卖（北京）时最终以111.1万元成交，说明张大千作品的市场价值仍居高位。

古原宏伸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考察张大千的众多艺术作品，认为张大千的艺术生命力长久兴盛不衰，这与他放眼整个中国绘画史，博采众家之长有关。其作品不论是创作还是仿作等，将中国绘画史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变化一一展现，笔墨淋漓尽致中人物风骨纤毫毕现，山水世界纵横捭阖。

师从曾熙、李瑞清的张大千，最初受二位老师喜爱石涛（明末清初画家）书画的影响，从模仿石涛作品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其后，与石涛几乎同时期的八大山人也成为大千临摹学习的对象。根据古原宏伸的考察，张大千的创作生涯是逆中国绘画史而上，例如宋元明初的钱选人物画、宋代画家梁楷《睡猿图》、北宋著名人物画家李公麟《吴中三贤图》，此外五代画家董源《溪岸图》、巨然《茂林叠嶂图》、关仝《崖曲醉吟图》、荆浩的山水画作品虽不受董其昌南北二宗论的推崇，但也是张大千喜爱的模仿对象。尽管唐画流传至的作品较少，但不妨碍张大千的想象模仿，其中包括韩干、孙位、张萱等名家。

古原宏伸从美术史角度，考察张大千的艺术创作，肯定其风格的多样性和“五百年来第一人”的绝世才华，正因为对中国绘画史上历代画家的模仿学习，才有了张大千画风多变、画境出神入化的成就。从创作到模仿，张大千的艺术成就折服了所有人。

三、《艺术新潮》对张大千的批评

中国书画的启蒙常常从临摹古画开始，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张大千卓绝惊人的画技与储备丰富的绘画知识，使得其作品媲美古人，甚至以假乱真。而且张大千的性格豪迈、交友甚广，这样笑傲画坛、云游四方的经历激发了日本艺术界的美好想象，加上在被土匪掳去当“山贼”、出家修行、美食佳人相伴等出奇经历，张大千与其艺术创作一起成为日本艺术研究界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一）张大千的赝品制作与范本考证

在介绍张大千赝品制作经历时，《艺术新潮》先将两幅睡猿图进行对比，一幅传牧谿作品，一幅传梁楷作品，二者极为相似。前者为传牧谿《猿猴图》（图7）的部分，而传梁楷的作品，实际上是张大千所作《睡猿图》（图8）。日本著名艺术杂志《国华》中指出张大千的伪作《睡猿图》，除了猿猴的双手遮面睡姿外，身后的几枝矮竹和所卧之处的山石、斜坡等构图，都与牧谿的《猿猴图》完全一致。只是矮竹、山石的笔法更加突出线条，较牧谿作品画风稍显硬朗。

图7 《猿猴图》传牧谿（南宋）

图8 《睡猿图》传梁楷（张大千伪作）

第二幅张大千所作赝品是《吴中三贤图》（图9），1957年由弗瑞尔画廊购入，当初认为此图即为清代绘画文献当中所记载的李公麟《吴中三贤图》真迹。《艺术新潮》引用学者傅申考证结果，指出这幅图是张大千将传钱选的《七贤图》（图10）部分（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与孙位的《高士图》（上海博物馆藏），这两幅作品中的人物挑选汇集，加入虎皮坐垫等内容。由于《吴中三贤图》卷首部分有宋徽宗三子郓王赵楷的题跋，学者们通过该线索发现有赵楷题款的《成陀螺造观世音菩萨》《成陀螺造释迦牟尼像》《明皇纳凉图》《茂林叠嶂图》都是张大千仿作的。编辑认为张大千假借赵楷题跋造假的原因有二，其一郓王赵楷是收藏大家，其二，除了张大千模仿的书法作品之外，目前未见有赵楷的书法作流传于世。

图9 《吴中三贤图》（局部）传李公麟（张大千伪作）

图10 《七贤图》（局部）传钱选（宋末元初）

第三例张大千所作赝品就是他极为推崇并熟悉、擅长的八大山人画册。购买赝品画册的主人将作品带到了弗瑞尔画廊，恰巧，该画册的真品就在画廊中，也是自张大千处购入。画廊说服卖家后，将赝品作为资料也纳入收藏。

最后的《太上渡关图》（图11）被认为范本为日本绘画作品。该画作在张大千去世后，由其家属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同年举办的《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中，该画作被标注为唐代作品展出。但是高居翰经过考证，确认此画为张大千所作，其范本是日本江户时代画僧月仙作品集《列仙图赞》中的一幅作品——《太上老君》（图12）。月仙的图绘只有线条，没有任何设色；张大千几乎完全仿照了月仙的构图和线条，增加了色彩和其他背景。

图11 《太上渡关图》张大千

（二）张大千的仿作与《溪岸图》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欧美情结一度“泛滥”。在艺术方面，对于欧美艺术市场动向，不仅密切关注，而且紧随其后。就像张大千特集的缘起一样，根本原因在于张大千艺术作品在美国艺术界的争议，当然也包括在中国艺术市场上的高价拍卖影响。上述美国的弗瑞尔画廊、大都会美术馆等对张大千作品的购买，特别是1999 年大都会美术馆召开的研讨会，其中高居翰、古原宏伸与学者傅申、方闻等围绕《溪岸图》真伪展开争论。这次学术研讨会在日本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也成为日本张大千研究的热点。由《溪岸图》之收藏与真伪论争，可以看出张大千作品在世界美术馆、美术评论家及研究学者等的视野范围内仍有很大关注度，这种关注度不仅是真伪争议所引起的，更多是因为张大千的绘画艺术水平和超绝技法。因此他们邀请日本关注中国绘画的专家学者对张大千进行了多方位考察探究，同时刊登了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对名画《溪岸图》的真伪考证。

通过以上作品的考证与比较、鉴赏以及高居翰对《溪岸图》的真伪考证，可以看出《艺术新潮》对张大千赝品制作的批评态度清晰明朗。但是其中又不乏对张大千的肯定，认为其临摹甚至被称为赝品的绘画，由于技法精湛不仅没有获得批评，反而即使知道他“造假”的人也没有憎恨，这样奇特的现象似乎只存在于张大千身上。其次古原宏伸、高居翰、西岛慎一等学者分别对张大千有争议的作品进行了考证，他们对张大千绘制的赝品在艺术价值上给予肯定，认为给观众带来的美感以及在构图、色彩、技法等方面，具有空前的革新之举。所以即使作品有争议，但不妨碍人们对其作品的享受和喜爱，尤其是古原宏伸对张大千的色彩感觉甚为推崇，认为在20 世纪的画家中，没有人能与张大千的用色媲美。

四、结语

《艺术新潮》作为日本关注国内乃至全世界艺术活动及发展动向的代表杂志，其对张大千的关注尽管始于《溪岸图》在美国所引起真伪之争，但是主基调却是对张大千作为“亘古未有”之画者的肯定。当然，由于杂志发行需要的局限性，例如面向日本国内读者，该特集关注张大千的奇特经历和个人性格、赝品与范本对比等内容较多，满足了大多数读者的猎奇心理，也展现了一些日本杂志的共同特点——“酸葡萄”视角中的夸张、惊讶、讪笑等“戏剧化”评论风格。并没有全面深刻地分析张大千的艺术成就，关注点略偏于其受日本画坛的影响以及对历代名家的仿作方面，而且仅刊登了高居翰的“张大千所作赝品《溪岸图》”之考证，没有将真伪论争全面真实地展示出来，略显遗憾。另外，该杂志同时提供了许多与张大千艺术活动相关的日本线索，例如《国华》杂志的参考等，这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