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赞研 马成瑶

作者简介：金赞研（1996—），男，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学硕士。

马成瑶（1965—），女，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   要：世界进入智媒时代以来，即时通信革命和社交平台革命对国际政治格局、国际传播格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应用型社交媒体技术对于国际传媒市场、国际传播话语和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变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新契机，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与重大智能技术科研攻关项目的突破，传统的传媒新业态也面临着转型与迭代。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应当把握历史性机遇，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再全球化”浪潮，以技术变革催化话语变革，进而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的重塑，重建公平民主、自由包容、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新格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机遇期，倡导建立世界传播共同体，为管控分歧、消弭偏见提供新的可能性与机制保障。

关键词：智媒时代;话语重塑;技术革命;世界传播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3）06-0093-12

一、技術迭代：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催化

世界进入智能时代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开发与运用为基础的技术迭代所酝酿的即时通信革命和社交平台革命引爆了国际传播格局的重大变革。自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世人对即时通信平台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革命性作用的关注以来，技术市场特别是应用型社交媒体市场中迅速产生了“鲇鱼效应”，抖音海外版（Tik Tok）等一批新兴即时社交平台迅速在传统的社交媒介之外开辟了新的社交媒介场域，由此引起了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

（一）技术占领市场

技术的变革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催生了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社会基础。Tik Tok的诞生与广泛应用是中国的社交应用技术占领全球市场的典型案例，对于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而Tik Tok所具有的精准定位、大数据实时推送以及符合碎片化浏览和分享习惯的观看模式成功打入了短视频这一国际传播领域的“蓝海”，迅速占据了短视频市场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流量群。Tik Tok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交媒介的标签，与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呈现瓜分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市场的态势[1]。在这一过程中，Tik Tok开拓海外市场既是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机遇，也是中国价值走向世界的机遇。Tik Tok的未来发展会受到政治格局、传播格局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以Tik Tok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占领世界市场的案例确实可以给研究者一定的启示，那就是作为一个社交市场广阔的大国，中国的社交平台如何通过占领市场来实现话语权的更替，以及中国的社交媒介如何通过掌握国际流量来占有话语权。

随着互联网信息革命浪潮的快速传播，欧美社交平台迅速进入并垄断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特别是一些缺乏互联网安全认知和制度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其市场被发达国家社交平台垄断的同时，舆论场域也成为欧美价值观念的一家独大之所。以Twitter和Facebook为代表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缺口、制度漏洞和监管缺位抢占市场，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舆论的主导权。技术对市场的占领同时也会带来对海量数据信息的占领，在信息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互联网时代，占据了信息主动权就等同于占据了战略主导权。对于信息资源的争夺决定了信息战的胜负，而社交媒体所占有的世界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将是信息战的重要基础，同时社交媒体所占有的市场用户也是舆论战中潜在的受众和支持者。

（二）技术变革观念

雷吉斯·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阐述了技术媒介对意识形态的“庇护”，同时也揭示了技术的重大变革会导致其“庇护”的意识形态的崛起或萎缩[2]。从长时段来看，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直接或间接导致社会观念出现了更迭，进而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迭代。农耕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农业文明及其所衍生的观念体系，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取代则对应着工业文明社会观念对农业文明社会观念的压倒性优势，而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迭代则意味着智能时代所“庇护”的观念体系对传统工业文明话语的取代。传统工业文明所诞生的原始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将人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和工业资本在工业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资本和技术的鸿沟显得难以逾越。在此种生产方式中所诞生的欧美强势工业文明所主导的自由主义观念体系，伴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殖民历史逐步向全世界传播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导观念。由于智能技术的应用使技术平权在世界范围和长时间内变成可能，因此掌握了数据资源和突破了技术瓶颈的发展中国家不再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而是试图尝试构建独立的区域网络并独立制定互联网标准体系。随着进行此类尝试的主权国家逐步增多并走向联合，发达国家所掌握的数据资源和技术资源逐渐萎缩，因此建立在平等、共享和开放基础上的国际互联网新秩序和不同于自由主义观念的价值观呼之欲出。

工业文明体系主导下的世界霸权结构正处于瓦解和重构的边缘，而信息主权、数据主权理念的确立和发展也在逐步打破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信息产业所构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从而逐渐转向尊重各国信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构建民主平等的国际网络场域的新秩序和新观念。互联网是具有全球性向度的领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国际互联网而独善其身，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广阔用户群和开放需求的国家，更加需要在国际互联网舞台上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中国参与制定国际互联网标准，与欧美争夺国际互联网话语权的前提是打破美国对于互联网域名解析分配的垄断，构建各国平等的国际互联网权力秩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依赖于打破美国对于根服务器的垄断掌握，实现全球互联网的多边共治。以技术进步实现互联网权力格局的转换，进而影响国际互联网观念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这就是技术变革观念体系的应有之义。观念的变革是话语体系变革的先导，话语体系是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观念，技术引导的观念变革也为话语体系的迭代提供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

（三）技术影响生活

技术对于世界最大的改变就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技术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影响和对话语体系的重构实现这一目标，而改变传播格局的一大重要障碍就是跨文化傳播受众对于固有文化中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坚守，而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技术向生活渗透，影响并改变生活。智能时代的生活在技术赋能下产生了颠覆式的变革，智能社交平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习惯，短视频应用软件改变了人们的观看习惯，即时性互动平台改变了人们的语言习惯，而碎片化的资讯阅读更是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建立在便利化、长距离、即时性和精准性基础上的智能服务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随着大数据精准推送技术的应用，人们在接触到更为海量信息的同时，认知固化也在进一步加强。即时信息平台通过算法掌握用户的偏好，通过推送相似内容来占有流量，与用户之间产生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互动，从而使得用户增加了对平台的信任和依赖，而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又会加强对此类观念的认知和认同，因此在用户与平台的互动中产生了信息茧房。信息的多元化使得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发声并结为社群的可能，然而社群之内的信息却缺乏多元化，甚至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在国际传播领域，涉及政治类议题的信息茧房就更加具有明确的界限，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传播使得泛政治化趋势日渐加强。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美国社会群体迅速发生极化，起到催化作用的就是精准推送的社交媒体。这些社交媒体将美国底层的日常生活与特朗普的政策和美国对华关系挂钩，通过信息的不断叠加与发酵最终塑造了一批极为顽固的特朗普支持者与反华分子。在美国社会的迅速分裂中，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生活化的精准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特朗普本人都在利用这一技术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技术通过对生活方式的构建来塑造社会群体。中产阶级的产生就依赖于科技对生活方式的改变，而Z世代的产生也依赖于互联网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从声音语言、文字语言到视频语言，互联网技术的颠覆式变革也在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视频语言和视频作品所具有的跨文化、多模态、跨平台的特征正在重塑人们的观看习惯、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3]，基于视频语言所构建的一代所遵循的社交模式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传播格局。从“智能生活”到“万物互联”，互联网在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扮演着未来政治和社会变革先行者的角色。“统一大市场”与“统一互联网”的耦合使资源的调配、经营状况的跟踪、商业风险的把控、供需关系的掌握以及供给侧个性化需求的跟进与反馈不再完全为市场经济的弊端所支配，而是有着鲜明的即时性、精准性、动态性和理性化特征。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性重塑最终也会塑造一批与之相适应的规模化群体，而目前就互联网使用的广泛性来看，这样的群体很可能具有全民化的特征。

技术对生活的影响最终作用于国际传播领域，就是具有主权国家色彩的技术和技术主体在推动技术传播的同时，一方面以内容的形式作为技术的附加进行跨区域、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技术的变革本身具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义，以思维方式的形式渗入到跨文化受众的生活中。技术对于生活的影响最终会作用于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上，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实现对人的生活的塑造以及对人的规训[4]，因此电视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的进步，也是统治阶级通过影响公众的生活习惯来改变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和政治的认知，进而实现对公众的思维模式的重塑。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归根到底是要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制度性的建构最终要落到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让世界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5]，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的发展成果（制度和技术）影响世界范围内公众的日常生活，塑造公众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这就需要中国在宏观的国际传播之外，将目光聚焦到国际传播的微观领域，深入到生活化日常化的传播中，用中国技术传播中国理念、重塑人类生活。

二、话语迭代：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动力

社会观念的变革催生了国际话语体系的迭代，话语体系的迭代是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动力，发展中国家或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边缘国家对于世界话语体系变革的需求极为强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时代，发展中国家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世界边缘”，在被强制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在话语上也丧失了本土化和民族性，沦为欧美意识形态的附庸。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深了欧美价值观国家同盟和非欧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裂痕，北约东扩对于非欧美国家的侵蚀使得中国、俄罗斯、伊斯兰国家和中亚国家的合作日趋加强，其中传媒合作是亟待探索与加强的重要领域，在加深国际话语权领域对抗的同时，也会加速非欧美国家话语体系同盟的产生，从而为话语权多边主义提供新的可能。在技术对市场、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迭代的同时，技术和经济的进步所产生的话语迭代也在改变着人们认知结构、叙事模式和日常生活。与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不同的是，话语迭代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变革是生活文化、生活哲学和生活审美的变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与改变。

（一）认知结构变革：从“零和博弈”到“求同存异”

“零和博弈”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美国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后所继续沿用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其核心就是不承认非欧美国家价值观和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承认世界范围内价值观和制度的多元化，将一切不同于欧美价值观的制度体系视为他者与敌对，从而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对世界的支配。体现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就是欧美资本对于国际传播平台、传播渠道和信息源的垄断，通过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和互联网对非欧美国家进行价值观的渗透。而“求同存异”则始终是中国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外交准则，核心就是承认国际社会中制度和价值观多元化的合理性，在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合作共赢[6]。体现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就是维护各主权国家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维护国际传播领域各国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反对西方主流媒体对于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扭曲宣传以及反对传媒资源垄断。从“零和博弈”到“求同存异”的变化使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了欧美新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的束缚，实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认知变革。

传播格局受到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导致传播权力的转移，主权国家对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颠覆性认知会导致现行国际政治体系的瓦解，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世界政治格局新秩序构建的提倡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传播格局的变化与话语體系的变革毫无疑问是存在互动关系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如何生成，而中国又如何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传播权力向自身的转移呢？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与作用以及主权国家的实际利益都会影响其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对处于“世界边缘”的国家而言，打破“零和博弈”，实现“求同存异”是符合现实利益的极为迫切的需求。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话语在整个国际社会处于话语权金字塔的底层，是发达国家眼中“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的政治筹码，随时可以以此为条件进行政治讹诈和政治要挟。虽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话语的发展壮大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有着决定性关系，但是获得国际社会或其他国际政治集团的承认或合理性认证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打破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画线，转而关注经济发展、集体安全和文化交融的国际政治准则，对非欧美自由主义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国际组织的发展壮大，为“话语多边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国际政治制度基础。传媒领域的合作是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先导与渠道。2022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时强调，要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行传媒领域的合作[7]。传媒领域求同存异的核心就是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传媒产品的互认与文化产品的流通，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判断是否推动合作的标准，路径在于推动媒体机构、文化机构和其他传媒机构的合作。“求同存异”的理念在国际传播领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集中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聚焦于寻找新闻领域的“非西方叙事”，采用非西方权威媒体的报道口径对热点事件进行转播与评判，并逐步摒弃了欧美主流媒体视角的“凝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对中国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进行直播，中亚五国和海湾国家媒体对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进行了积极报道，欧洲和拉美媒体对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行了正面报道，北京冬奥会获得多国主流媒体点赞，这都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动对西方所谓“自由媒体”的祛魅，揭露了其“资本媒体”和“阶级媒体”的本质，力求以非西方视角公正客观看待全球热点事件的努力。南非《非洲时报》总编辑马哈沙·兰佩迪指出，当前西方媒体受意识形态驱动、而非进行客观分析的报道倾向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媒体应当肩负起更大责任[8]。2023年9月，中国外文局举办了发展中国家青年媒体人研修班，与发展中国家青年媒体人就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向世界发出了中国青年媒体人的声音。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逐步与中国的媒体开展交流合作，借助中国的平台发出本民族的声音，而有意识与自称代表了“普世价值”的西方主流媒体脱钩，减少西方媒体对本国政治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欧美媒体霸权的逐渐衰落。

（二）叙事模式变革：从“小圈子”到“命运共同体”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类历史是一部“讲故事”的历史，是对叙事权的争夺。人类的未来走向何方，这是任何一种叙事方式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国际传播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对人类未来走向的叙事方式的争夺。何种叙事方式更能赢得人心，国际传播的领导权就会向其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叙事体系在国际传播领域进行了激烈争夺，双方采用“总体战”的宣传方式进行广义的“传播”，涉及战争渗透、援助等方面核心目标就在于影响对方的民意基础，瓦解对方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分野催生了冷战，但是以意识形态进行国际关系的阵营划分却是对世界各国利益的极大损害。主权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和价值观念的传承都与本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必然千差万别，国际合作的目标就是弥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分歧，管控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如果以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进行“小圈子”的划分，极易产生新的霸权主义和民族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属一个地球村，要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9]。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视角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命题，核心要义也正在于此。人类社会是全人类共有，而非某个阶层某个国家所占有，人类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更是掀起了一场叙事革命。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启新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都与叙事革命相伴而生，甚至是以叙事革命为先导。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分裂是倒退，合作是出路，霸权国家搞“小圈子”叙事只会让世界陷入分裂与动荡。世界要和平，人类要发展，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焦点，抛弃以霸权私利为纽带的“小圈子”，转而拥抱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未来的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国际传播的“叙事革命”摒弃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全人类的视角谋篇布局，重构着眼于解决人类问题的叙事模式。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传播理念的深入人心，基于民族、宗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传播模式逐渐被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同舟共济、文明交融的传播模式所取代，文明合作的叙事结构也将取代文明冲突的叙事结构。世界历史的新叙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逐步展开，由此催生的传播革命也将随着技术应用和扩展逐步向全球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场叙事与技术双重叠加的革命，必将对人类叙事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日常生活变革：从“融入世界”到“中国价值”

社会观念的变革催生了话语体系的迭代，而话语体系对于社会观念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引导着全球范围内社会观念的更新。全球化浪潮将始自于欧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扩展到全世界，向一切民族的、本土的文化发起冲击。冷战结束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催生了人们对欧美文化和观念的崇拜，特别是传统欧洲和中亚社会主义国家，“融入”欧美的意愿更加强烈。这种“融入”不仅表现在与欧美文化相通的东欧国家中，在中亚与东亚国家中也同样强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是比较迅速接受欧美文化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接受”带来了自身文化传统与外来文明之间割裂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世界仍然处于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中，但是与欧美国家将中国视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目标不同的是，中国特色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在民主化浪潮中逐渐获得了一些国家的承认和推广，成为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中一抹亮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0]。对于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而言也是同理。中国共产党主动为民主的观念更新换代，融入新的内涵，这不仅仅是中国在为民主赋能，更是一个古老的大国在为人类政治文明赋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和行使权利的能力均有大幅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切实将观念上的民主落实为实践中的民主，民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欧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出现治理危机的今天，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社会治理体系也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与其本土政治改革实践相融合，成为世界民主化浪潮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也是传播的全球化，任何一种观念都成为一种“全球观念”。自由和民主的观念随着资本、贸易和战争成为“全球观念”，改变了全球观念和话语格局，客观上对世界的现代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以来，经历了抵制民主——盲目崇拜民主——独立探索民主道路的艰辛历程，抵制民主毫无疑问是落后观念，但是盲目崇拜民主，试图无条件融入所谓“民主世界”也并非一劳永逸的坦途。对于“民主”观念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是所谓“边缘国家”对于欧美中心主义传播观的接受——反思——重构的过程。发轫于欧美的近代民主观念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得到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普遍认可，但是在民主观念传播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对民族文化的侵蚀，民主的真正含义与实质内涵却在无形中被消解。随着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反殖民主义运动浪潮的兴起和席卷全球，民主的概念在传播中也获得了本土化的解码程式。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逐步尝试在全球政治传播领域进行初步重构，通过国际组织平台、跨文化交流、传媒领域的合作等方式打破全球范围内欧美文化的观念垄断，从“融入世界”向“传播中国价值”进行迭代。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审美观念、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逐步摆脱了欧美国家的文化输出：好莱坞电影不再成为受到追捧的文化符号，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受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批判;欧美国家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审美同样受到中国社会与艺术界的抵制;揭露欧美国家内部矛盾和霸权主义的视听文化作品在弹幕视频平台获得了高达百万的点赞和近千万的播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切身体会到欧美国家文化输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在尝试摆脱欧美审美与欧美文化对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侵蚀。可以看到，近年来涌现的经典影视作品都传递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价值，无论是表达中国外交官和中国军人形象的《战狼2》《红海行动》《万里归途》，还是借科幻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生命观和全球观的《流浪地球》《三体》等作品，都体现出超越欧美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这也是重建国际社会秩序、重构国际传播秩序和重塑人类生活方式所必不可少的价值基石。毫无疑问，这一领域的进展与中国为世界提供公共政治文化产品的能力密切相关，一个能为世界提供公共思想的中国才能最终掌握世界政治传播领域的话语权，而这一过程既需要在“融入世界”的同時也提供“中国价值”。

三、秩序重塑：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路径与对策

国际传播秩序的嬗变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而产生。国际传播格局变革最终指向的是人心的转移，是话语权的转移，归根结底就是要重塑当前的国际传播秩序。当前国际传播总的格局是“西强中弱”，主要依赖以欧美主流媒体为信源，以遍布世界的互联网络为信道的国际传播技术结构，同时以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价值观为包装，以欧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从二战到冷战，再到21世纪的中美地缘政治争端，欧美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塔尖地位始终没有明显变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充当了先导，为欧美跨国资本的扩张提供了话语和舆论的保障，自由主义价值观传播的载体也正是以欧美资本为支撑的国际传播秩序。变革国际传播格局，实际上最终的目标是结束欧美传播体系对于国际传播秩序的话语垄断，建立公平民主、信息通畅、互相尊重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一）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的结构性演变

传播秩序的形成依赖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西强中弱”的传播格局伴随着智能革命浪潮所萌生的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变化而发生着结构性的变革[11]。欧美中心主义的传播结构与智能时代所倡导的自由公平的传播模式有着显而易见的结构性矛盾：单一价值观的传播与智媒时代多元价值观传播的矛盾、区块链技术所发端的多中心分散式传播模式与欧美中心主义的信源垄断传播模式的矛盾、数据民主的趋势与数据垄断企图的矛盾。技术的进步是打破现有格局的助推器，互联网技术高度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结构性特征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技术基础。随着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占有的份额比重日渐增加，对于世界范围内用户流量的掌握逐年递增，中国已经牢牢占据了互联网大国的地位。然而，建成世界互联网强国不仅需要掌握海量信息与用户群，更需要拥有国际性的互联网平台。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技术仍然存在模仿多于原创的现象，中国作为原创互联网大国仍然需要开辟新的互联网赛道。Tik Tok对于短视频赛道的开辟无疑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打开新的市场提供了思路。中国互联网原创性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将终结“西强中弱”传播格局，而为世界提供具有节点意义的原创产品也将标志着中国互联网领域在世界互联网中占据了自己的应有地位。

新的互联网赛道的开辟一方面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在当前欧美跨国大型互联网公司提出了“元宇宙”的概念后，中国对于元宇宙产品的开发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在技术上、产品思维上、开发成本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这就需要中国将元宇宙与工业生产、新闻制作、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元宇宙作为商业模式进行开发仅仅是对其进行简单的应用，而对于全球传播格局而言，元宇宙将作为人类的传播新场域发挥巨大的作用。元宇宙与大数据的紧密结合将为工业生产、新闻传播、文化教育提供精准的数据分析，在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海量运算的前提下，经济运行机制、新闻制作机制和教育机制的变革也许近在眼前。另一方面，在现有平台之中，中国应当积极开发创新互联网产品，通过中国的技术出海将原创互联网产品承载的中国故事向海外积极传播。中国也应当借助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平台积极发声，通过多层次、宽领域、全流程的传播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同时，中国应当搭建本土化的全球互联网平台。Tik Tok作为中国的互联网原创产品受到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围剿，这充分体现出Tik Tok作为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互联网产品已经对美国公众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需要进一步鼓励原创互联网产品以海量数据运算为依托，在电商购物、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医药健康等领域将业务向全球扩展。

传播格局“西强中弱”的终结一方面有赖于中国互联网原创产品的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则在于中国故事为国际互联网传播场域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在接受单一西方叙事的长期灌输下的国际互联网价值场域中，中国价值的输入与西方叙事形成对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叙事对国际互联网价值观的裹挟，西方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中国故事在国际舆论场上获得的关注与日俱增，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出现了变革的可能。中国故事的走出去一方面依赖于故事本身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是否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价值需要，另一方面受制于承载中国故事的技术载体是否能够在规则和标准制定上取得与技术影响力相匹配的地位，构建与中国故事和中国技术相匹配的国际传播制度机制也是扭住“西强中弱”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抓手。

（二）构建“世界传播共同体”

传播行为本身具有“共同体”的特质，以沟通信息、联系情感和交换物质为目标的传播行为依赖共同体而存在，又塑造着共同体。一个彼此割裂的世界就如同一个个巨大的信息茧房，相互传播受到认知、制度、意识形态等阻碍，事实上无法形成有效的传播通道。人类对于信息的需求永无止境，传播与接受传播的行为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因此改革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构建“世界传播共同体”的努力刻不容缓。需求催生变革，正如气候变化催生了世界气候共同体，集体安全的需求催生了人类安全共同体，传播行为的困境与需求也将催生世界传播共同体。世界传播共同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生，旨在推动建立一个公平民主、信息畅通、互相尊重、自由开放的世界传播格局，最终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和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传播共同体提供了“元理论”，以共同体思维重建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和宗教割裂的世界传播格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

世界传播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实现技术共享。技术的应用受到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制约，但是技术本身具有公共属性，技术的推广应用直接酝酿着生产能力的变革、市场的扩展和政治格局的变迁。技术变革是传播变革的晴雨表，每一次技术的爆炸式飞跃都会引发传播能力和传播格局的重大变革。印刷术的进步、无线电和电话的发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乃至今天智能媒体技术的爆发式推广，都引发了人类的传播革命，而这一切源于传播技术的共享。一项技术的最终成熟有赖于它的广泛应用，在不断的迭代中实现技术更新和变革。我们应当适应技术发展规律，不断打破制约技术发展的界限，将技术传播与技术变革有机结合，在共享中实现新科技的爆发，为世界传播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广泛的科技支撑。技术进步天然带有全球化的色彩，技术应用越广泛，技术进步的空间就越大。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关键核心科学技术的攻关，突破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卡脖子”难题，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攻克光刻机、集成芯片、脑机接口、常温超导、原创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我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在技术上为人类传播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科技支撑。

世界传播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实现制度共建。能否利用科技红利的关键在于制度，成功的制度构建能够为技术变革起到催化作用[12]。制度优势体现在能够将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转化，进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制度困境存在一定的失效和失衡，因此，中国需要在国际传播制度机制的改革中起到引领和主导的作用。针对国际传播领域技术不平衡的问题，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国际互联网技术援助，构建互联网技术国际援助机制，实现智媒技术领域的国际平衡;针对国际传播领域话语权垄断的问题，应当促进发展中国家新闻和智媒传播领域的合作，合理压缩欧美大垄断资本传媒的空间，同时通过立法、国际合作等途径推进传媒本土化进程，推动国际传播领域的“去殖民化”。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需要尽快推进信息互通互认、传媒基础设施共建、相关领域学术资源共享，构建传播共同体的制度机制。发展中国家传播共同体是世界传播共同体的前奏和序曲，中国应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对于人工智能、新媒体、大数据技术的需求较强，中国应当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进而在与全球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的联合，打破欧美国家对传播体制的话语和技术垄断，共同构建公正平等、客观真实且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传播共同体。

世界传播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实现价值共融。共同体的建构最终要归结于价值观的共同体，在经历了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后，价值观共同体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逻辑。世界传播共同体是制度的共同体，是技术的共同体，更是价值的共同體，世界传播共同体遵循着信息共通、技术共享、价值共融的观念，遵循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逻辑。信息互信的失调、信息解读的错位都会加剧世界传播共同体的构建难度，价值观的分歧对于同一事物的解读呈现南辕北辙的状态，因此跨文化跨价值观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传播与沟通的断裂。传播共同体的构建挑战大于机遇，构建世界传播共同体的努力能够为信息沟通和价值裂痕的弥合提供一种对抗霸权主义的希望。世界传播共同体能够为人类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提供沟通价值观的机制，提供弥合意识形态分歧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国际传播管道的堵塞和价值观的全面对抗。

四、结语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国际政治增添了不可控性与不确定性。国际传播作为国际协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沟通信息、传播文明、管控分歧、消弭偏见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国际传播旨在讲好中国故事，其核心实质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以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在国际传播面临技术迭代和话语迭代的今天，中国故事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何主导智媒时代的全球化和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构，需要从理念到技术的更新换代。中国有能力建立并主导世界传播共同体的国际合作机制，然而共同体机制的建立也并非中国的“独角戏”，而是需要世界各国的普遍协作。中国不寻求国际传播领域的全面对抗，相反的是，中国始终秉持着文明交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的国际传播理念，而这一理念也将是世界传播共同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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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15.

[10]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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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瑞琦.全球网络治理改革：崛起国的路径选择[J].学术界，2021（1）.

Iteration and Remode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in the New Era

JIN Zanyan， MA Chengyao

Abstract： Since the world entered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revolution of instant messaging and social platform has had a subvers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and people's daily life. The applied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marke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lifestyle and thinking habits.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past century has given birth to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rder.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China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majo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s， the traditional new media format is also facing transformation and iteration. In this process， China should seiz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lead the wave of "re-globalization"， catalyze the discourse change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and rebuild a new pattern of fair， democratic， free， inclusive， open and pluralist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period of opportunity， a world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is advocated for establishment to provide new possibilities and mechanism guarantees for controlling differences and eliminating prejudice.

Key words： intellectual media era; discourse remoulding;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world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責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