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后在长沙兑泽中学、湖南省立一中及福湘女学等校任教务主任。曾办《湖南教育月刊》。1920年，任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1923年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推行道尔顿制，并赴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演，编写《道尔顿制研究集》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成为教育界名人。1923年11月由恽代英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10月，赴成都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5年返南京专门从事著述。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先任《辞海》主编，一年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仍全力主编《辞海》。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舒新城，勉励他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修订《辞海》，并以此为基础编纂百科全书。1958年出任新《辞海》主编，主持《辞海》修订工作。1960年在上海病逝，享年67岁。

舒新城一生著述宏富，涵盖心理学、教育理论、教育史、散文写作、摄影、卫生学等诸多方面，但其文化贡献仍以《辞海》最为闻名，被尊为“辞海之父”。当初陆费逵起用他编纂《辞海》，是有意在工具书领域与商务印书馆的畅销辞书《辞源》齐驱并驾。但舒新城在这个领域中开阔了视野，看到世界各个文化强国均有自己的大型百科全书而中国独缺，受这一事实的刺激，逐渐树立雄心壮志，那就是一定要编纂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1936年出版的《辞海》，已经带有相当的百科性质。新中国的《辞海》，也是以百科类辞书为方向，进一步明确了与语词类工具书《辞源》的区分。舒新城数十年矢志不渝，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积累建设，体现出一代知识人学术报国的坚韧品格。

舒新城自幼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现存舒新城日记起于1909年5月19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影本标为1908年，系订年有误），讫于1960年9月30日。1980年，夫人刘济群将其捐赠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珍藏。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3年12月将其影印出版，凡34卷，约400万字。他长期任职的中华书局为现代出版事业重镇，影响中国现代文化甚巨，其日记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宝贵史料。

舒新城有深厚的书法造诣，影印本日记自有其艺术欣赏价值。但从史料价值之发挥来看，影印本《日记》和一般研究者之间仍存在巨大障碍，使得这座史料宝库仍处于半沉睡状态。究其原因，首先是影印本卷帙浩繁，印数极少，定价昂贵，流传不广。其次，舒新城日记相当部分用行草书书写，其中草书字比例很高。据舒新城之子、音乐家舒泽池先生向笔者透露，曾有人起意整理，但因字迹难辨，而最终作罢。再次，日记有一部分用文言写成，语汇典雅。有些部分则没有标点。这部影印本日记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对于多数现代出版、文学、文化、教育的研究者，都造成难以辨识、阅读效率低的问题，从而影响这部重要日记的价值的充分发挥。

可堪告慰世人的是，在笔者主持下，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已经将这部日记释读整理完毕，并在中华书局进入了出版程序，读书界看到一部清晰可读的整理本《舒新城日记》已经可以期待了。

舒新城一生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常受各派政治力量威逼利诱，而能保持大事不迷、大节不亏、洁身自好，也表现出中国士人的“大丈夫”气质。表现在辞书编写中，1936年版《辞海》收录“塘沽协定”等敏感历史事件词条，当时是有巨大压力的。但舒新城认为历史真相必须得到反映，民族屈辱必须如实记录下来。日记1936年4月15日就记载了舒新城为这些词条做出的坚持与抗争，是整部日记中闪烁光辉的一页。此处附上这页手稿影件，既使读者对舒新城的书法尝鼎一脔，也见证舒新城的铮铮铁骨。

午后朵山与献之、子敦商定《辞海》不收“一二八”“九一八”及“上海事变”“塘沽协定”等条目，子敦且以为《辞海》之条目解释太详而太科学的。我极不谓然，谓我国积弱，不能与强邻抗衡，彼诬我者我不与辩，已属屈辱，而彼加于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近人事。《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提往事而不及今日之事，尤不应不提今日人人伤心之事。即以体例言，甲午之战、山东问题均收入，何以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不收入。如恐外交上有问题，则以政府公布之事实为准绳，不加入臆测之词可也。倘在国际法国内法均无问题，而事实仍有问题，亦惟有听之而已。果如此，人且不能作，更何有于公司。故我主张将此类辞目如实叙述录入之。再将日本近出之辞典检阅，概有上海事件辞目，且叙述甚详，颠倒是非之处尤多。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诬我之词一一抄入，替政府增罪名，替强邻造反证，措词虽不能如强邻之曲解，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之民之观点却万不可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