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红莲

绣包袱

“小丫头，上巴沟。打丝线，扎枕头。”这段辽西童谣，是我学话的时候，母亲教给我的。打丝线就是买丝线，意同打酱油之打；扎枕头即绣枕头，针扎过去，才能把彩色丝线绣上去不是。

母亲用过的丝线，也不过十几种颜色。一位江南的朋友告诉我，丝线有八千多种颜色。我觉得她还是说少了，丝线，应该有数不清的颜色。画家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可调制出白色以外的任何色彩。那么染丝线时，多滴进几滴水，或多加一点点染料，颜色便会有些微变化，只是我们肉眼未必分辨得出来。但不论何种颜色，是丝线，就会焕发珍珠的光泽。

我母亲年轻时，出了名地心灵手巧。同一幅花样，同一处打来的丝线，她扎出来的花，娇艳，灵动，分外新鲜。在母亲那个年代，扎花是闺中女孩子的事情。多半是入了伏，田地里没什么活计，女孩子不用下地劳作，亦不用给下地的父母兄弟做饭。便把家里收拾清爽，自己沐浴了，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衣服，打开箱柜，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枕头顶或鞋帮、裁剪好的布袜片或帽子，一针一针扎起来。这时候，她不是那个上山下地、泥里水里的村姑了，身份一下子尊贵起来，好似说书唱戏里的小姐，有人伺候着：一个小丫鬟，跪坐在她身边，艳羡地看着她，眼巴巴等着她的吩咐。丫鬟随时端来清水，递上干净的毛巾——伏天里手上爱出汗，汗手拈针，针便涩了，丝线一经汗水沾染，颜色便“蔫”了。丫鬟是她的妹妹，也或许是侄女。若没有丫鬟，“婆子”也是要有一个的——她的母亲或嫂子，必时时关照她。

她是在做包袱。几个伏天，千针万线的成果，用四四方方的新布包起来，称为包袱。包袱个数不可一三五七，要二四六八，成双成对，图个吉利。出嫁那天，包袱先于她送到夫家。婆婆妯娌、婶子大娘、大姑姐小姑妹、七姑八姨，解开包袱，一件件细看她的手艺。即将进门的新娘，巧与拙藏不住，都在针线里。

一旦嫁为人妇，要做的针线活儿便多了。公婆、丈夫，甚至小姑子小叔子，铺的盖的，便都是她的事。三年两年，自己有了儿女，棉的单的，头上戴的脚上穿的，都要她贪黑起早，一针一线缝出来。一团麻似的日子，消磨了未嫁时的娇贵，人渐渐粗糙。心里挂念的事多了，也便失了静气；长针大线缝惯了，已拈不起一指长的绣花针；米一把柴一把的，手上的毛刺刮乱了丝线，再也理不顺。

母亲倒是在约40岁时还扎过花。她的侄女，我舅舅家的表姐，二十出头要出嫁。那时经过多年“破旧立新”，女孩儿家都不会扎花了。结婚连红盖头都不用，新娘坐在送亲的马车上，右手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紧紧贴在左胸前，红彤彤的封皮儿，便可避一切邪祟。表姐是大队妇女主任，响当当的“铁姑娘”，谁知内心里竟还是小女儿本色。吉日临近，她称病放下工作，躲到我家里，在母亲的指导下，悄悄地绣包袱。

母亲在半百之年，离开老家进城，不再养猪鸡种田地，一时清闲，便想起最喜爱的扎花。买来一尺半白细布，对折剪开，给我绣了一对枕套面：两只羽毛斑斓的鸟儿，依偎着，站在开着一串儿红花的树枝上。母亲一拿起绣花针，便容光焕发，仿佛又是当年的那个小姐了。

我曾向母亲请教配色的窍门。母亲说：“扎花呀，就是随心草。你喜欢哪样颜色，就用哪样颜色，哪有一定之规。”

弟弟结婚那年，母亲打开包袱，拿出三对枕头顶，分给我和弟妹、妹妹。这是母亲最得意的绣品，一套四对。父亲年轻时，出门在外，拿走过一对。这三对，已经珍藏了40年，却和我小时候初见时一样娇艳。

前些年风靡十字绣，母亲看别人绣，不禁技痒，嘱我给她也买一幅。那时她已七十有五，我怕劳累了她，不敢买花样繁复的，为她选中了一幅《百福图》。中国红的底布，金黄的绣线，母亲一针一线绣出来，带线均匀，绣面平整。她把这份祝福，送给了她的儿媳妇。

抽荷包

辽西不是蚕桑之地，但一直有养蚕的习俗，直到我小时候，有女孩子的人家，大都会养几盖帘的蚕。不在意收蚕茧，而是一种农事外的乐趣。而我养蚕，私心里是因为母亲喜爱丝线，想以茧制成丝线送给母亲。可惜我不懂制线工艺，大人们也不知道，终是没实现心愿。

摘下茧花时，端午节已在不远处。端午前，母亲总要给我们姐弟抽荷包。正如把绣花叫扎花，母亲把缝荷包叫抽荷包。辽西乡下，称端午节为五月节。习俗是从五月初一便开始过节了。四月的最后一天，各家的祖母、母亲和姑姑们，要给家里的小孩子抽荷包。荷包要在五月初一凌晨之前，缝在小孩子衣襟上，或挂在纽扣上。这荷包不能装香料，单用来辟邪驱瘟。至于为什么是抽荷包，而不是绣荷包，我想是因为整个工序，只纫一条长长的双丝线，经过缝包、穿线、加穗，最后抽出主线，并不涉及刺绣的缘故。

五月节前，间苗追肥蹚地，正是农忙。祖母、母亲和姑姑们，忙完了一天的活计，黄昏时，把包着碎布的包袱，从箱柜里拎出来放在炕上。孩子们立时围拢来，在一包碎布里，挑选自己称心的颜色。

有一年，赶上四月三十下雨，母亲不用下地了，我这个乐啊，一整天缠着母亲抽荷包。抽荷包要用新布，一小块布角就够用。我把包袱翻了个遍，选中一块大红的碎布。母亲拿起剪子，把红布剪成一寸见方，又找一块绿布，也剪成同样大小，两块布对齐，四边缝在一起，沿绿布对角线剪个小口，把毛边翻到里面，在里面塞上棉花，对角一折，两边重叠的锐角各缝起来一半，缝起来的部分折回来，固定在直角两边。一个杏子大小、红面绿嘴的荷包就这样抽好了。打开样册子，找出各种颜色的丝线，剪成一般长短的穗子，两头对齐。针线从荷包底部穿出去，缠紧穗子，再从荷包嘴穿上来，穗子被固定在荷包底上了。母亲放下荷包，找出一劈儿麻，剪作短短的数段，两手飞快地缠绕着丝线，眨眼工夫，一把五股的小笤帚、一把三道箍儿的小炊帚，就缠好了，都不足一指长。又剪了手指肚儿大的两块圆形绿布，中间夹上两块更小的圆布片，缝出鼓心儿榆钱的形状。从荷包嘴往上，每隔半寸，分别串上笤帚、榆钱儿和炊帚，最后缝在我的衣襟上。

胸前这鲜艳的一长串儿，让我乐得合不拢嘴。小孩子家得寸进尺：“妈，我要个小荷包，不点儿不点儿的。”母亲没应声，只找出一枚黄色的蚕茧，剪下苞米粒大的两块茧皮，按照原工序，给我抽了个小荷包。荷包只有高粱粒大，扫帚、炊帚、榆钱也相应缩小，和原来的那串并排缝在一起。这样小的荷包，只有茧皮可以做成，凭它再细密的布料，剪做这么小，再加以针线，经纬也会分解脱落。茧皮有自带的胶质黏结，才禁得住针线。

古书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可辟邪崇，令人不瘟。”母亲又选五色丝线，搓成花花绿绿的细绳，系在我和弟弟妹妹的脖子、手腕、脚腕上。五月初一，我早早地走出家门，挨个儿去小伙伴家串门，看她们眼馋的样子，心里好不得意。婶子大娘们，拽着荷包细细观瞧，嘴里啧啧称赞：“荷包抽得俊，是人家手巧，这五彩线咋也配得这么鲜活！”

长大些后，我也学会了抽荷包。可惜，总是没有母亲抽得好，高粱粒大小的荷包，更是抽不来。

样册子

母亲有一本样册子，16开的一本书，有一百来页。我见到时，已没有封面和封底，书脊上也没有字。内容类似于小学二三年级的假期作业，还是综合性的，语文、算术、故事都有，图文并茂。那是我最初的读物，通读过好几遍。母亲面向窗户做针线，我背靠窗台坐着，静静地读她的样册子。现在想想觉得奇怪，母亲在哪里弄到这样一本书？那时候还没有印刷的假期作业呢，快放假时，老师在黑板上留作业，生字写几遍，作文有几篇，算数书上的某页第几题等。这个样册子，我有十几年没见到了，母亲把它放起来，自己却找不到了。88岁的老母亲，坚决否认她有这个样册子。她说，她的样册子，是一个蓝皮的账本，她十来岁学做针线时，她哥哥收来一批买卖人家的账本（我舅舅会做纸活儿，用废纸糊扎好的秫秸架子），她挑了一本字迹少的做样册子。我和弟弟妹妹意识到，母亲遗失了她的一部分记忆。

样册子里，夹着好多纸样子。隔几页，便会有一张用白纸、报纸、旧年画纸剪的鞋底样、鞋帮样、帽子样、扎花样出现。我读到这一页时，会把纸样拿出来，读过后再夹进去。

样册子里还有一样美丽的东西——丝线。那是我非常喜欢的，总是忍不住轻轻地抚摸，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捏起来，仔细观赏，悄悄地闻一闻它的气息。

样册子里的童帽样，形状比别的样子复杂。做这种小孩子的棉帽，母亲很拿手。戴起来时很好看，像尚小云扮《昭君出塞》的观音兜。帽后沿披至颈后肩际，人的后脑、颈、肩、背处多有穴位，幼儿娇嫩，更易受风寒。还在额角至脸颊部分，多出两翼，遮掩耳朵与面颊。一颗蒜疙瘩扣，或两条带子，在颌下系严实，密遮太阳穴、两耳及颊部。帽子上部越过头顶，两侧形成猫耳朵似的折角，与左右两翼会师于发际线处，用线连缀在一起，一顶帽子便成形了。妙的是，连缀处并不露在外面，被顶门一面扎花拱形装饰遮掩。白布底上，扎着荷叶荷花红鲤鱼，或两大朵牡丹。拱形两头上翘的云子勾上，缀着黄丝吊穗，好像越剧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生巾。我的帽子，吊的是两只手工编织的小葫芦，有福禄之寓意。

册子里还有老太太帽子样。我祖母和外祖母冬天出门戴的，都是我母亲缝制的帽子。有些像贝雷帽，左右多出两个护耳。面料是黑平绒，里面絮着蚕丝，轻便又保暖。顶门绣朵花，缀几粒小琉璃珠，煞是好看。

这些样子，都是母亲自创的。反复修改，觉得行了，再比照着下剪子，免得哪里不合适，糟践了布料。

供销社有了新式样的鞋，母亲看过后会画下来，剪出样子并加以改进。依样做来，我穿在脚上，比供销社买的还好看。

母亲有两双绣花鞋，是她出嫁时包袱里的，一直没舍得穿。姑嫂间玩笑，姑姑说母亲：你这花鞋得留着娶儿媳妇的时候再穿啊！等母亲想穿时，已是没有人敢穿绣花鞋的年代。好好的鞋，总不能扔了吧，只好用染料把绣花处涂黑了。母亲下手时，心里该有多难过。

丝线三色

由于养蚕量少，我们这小山村里，没有“村南村北响缲车”的热闹，更没有人会制作丝线。

母亲喜欢丝线，丝线的原料是蚕茧。母亲说，她小时候想自己做丝线，也没做成。

丝线，该由江南贩运而来。

母亲的丝线，是从货郎手里打（买）的。货郎走村串巷，知道哪家有待嫁的巧手女儿，路过门前，难免多吆喝几声。怎么吆喝我没听见过，而与辽西同在东北的吉林，有吉剧《燕青卖线》可为佐证：“苏州线，杭州线，金线银线丝绒线。我的线，是好线，钢刀砍不折，黄牛拉不断。一头拴在泰山上，拉得泰山滴流转。有谁买，快来买，青线白线五色丝绒线。”

我喜欢接下来的对白：

生：我的线，绣花花吐蕊。

旦：我不绣花。

生：绣字字生香。

旦：我不绣字。

生：绣龙龙摆尾，绣凤凤点头。

旦：既不绣龙，也不绣凤。

生：那您绣什么？

旦：我要绣江山！

生：好！货郎我分文不取！

我母亲农家女子，只上过小学四年级，没有家传武功，不会舞刀弄剑，不像戏里的女英雄，有绣江山的凌云壮志。她甚至连龙凤都不绣，只喜欢花鸟鱼虫。花鸟鱼虫，也不绣在别处，她只绣枕头和鞋帽。

母亲自己画样子，心里咋想，手下咋画。先用铅笔，笔尖削得尖尖的，在粘在一起的两层白纸上轻轻描画，还不时地左看看、右看看。画得差不多了，再用一把小巧的剪子，小心翼翼地沿画线边，把这个图案“挖”下来，粘贴在早预备好的枕头顶，也可能是鞋帮上。母亲有一对长枕头，四片枕头顶，一水儿的大红缎子做地，喜气洋洋。图案各有特色。有一片，绣着两朵牡丹，一黄一紫，叶子呢，深深浅浅的绿，花边石上的孔雀，是一对；又一片，绣荷花，一枝粉红的荷花，一枝花骨朵，两片荷叶一卷一舒，花下边，有水纹儿上卧两只鸳鸯；再一片，绣两朵金黄的菊花，叶子的轮廓，一条条叶脉，都像真的一样，花下一对鹌鹑，鹌鹑身上的花纹，纤毫毕现；第四片，绣两枝梅花，一白一绿，透着精神，每枝各开有五六朵，怒放状态，另外三两个骨朵含苞待放，一对喜鹊活泼泼地登在花枝上。

想象母亲当初一针一线地绣，让我想起罗隐说的“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绸缎是蚕丝，丝线也是蚕丝，同生江南，同根同源，此时此刻，在一个塞外女子手里重逢，那份天地因缘，那份亲近热闹，自是不同。

这就是母亲的“随心草”啊。

我十几岁时，有外地口音的女人来村里，叫卖扎花枕头顶。看那花绣得挺厚，凸感很强。母亲却看不上眼，她说把花扎得越平，越不容易。细看那些枕头顶，果然针线粗糙。

母亲少女时，听说有一种扎花新技法，很想学习。亲戚介绍她去邻村，求教扎花高手，一位比母亲大两岁的女子。亲戚说：“你们这俩丫头，都是从小没爹的可怜孩子，拜个干姐妹，往后多亲近吧。”

干姨母教母亲把丝线破开，用指甲刮散纺线时的拧劲，取单劈儿扎花，再用一劈儿缠绕上另一劈儿，把扎好的边界起来，既齐整又立体。

这位姨母出嫁后，随姨父远走他乡。当时通信不发达，姨母又不识字，便和母亲断了联系。母亲有时说起她，幽幽叹气：“也不知还活着没？”托赖如今通信便捷，我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九十高龄的姨母还在世。她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儿孙满堂。但子女们怕她过于激动，于身体不利，建议不要让老姐妹通话，我便也没敢告诉母亲。

今年春上，妹妹翻找东西，意外见到母亲的样册子。里面有些纸样子还在，却没有成架的丝线了。母亲嘴里，丝线论“架”不论绺，说是一架，其实就是小拇指粗的一绺。听说染好一种颜色的丝线，要在架子上晾干，那样的一架丝线，应该能分很多绺。我猜，“架”字传到辽西，便成了一绺丝线的量词。样册子里的丝线，只剩下三种颜色：不是最常用的红、绿、黄，而是白、粉、蓝这三色。从我记事起，这几架丝线就在这里，因为它们较别的丝线细，所以有印象。我问母亲，为什么剩了这三样，是当初买多了，还是平时用得少？母亲似乎愣了一下，想想说：“是你姥姥剩下的，忒细，和我买的丝绒线配不上，我就没用。”

这三色丝线，白是靥儿白，白里隐着淡红，如细皮嫩肉婴儿腮；粉是桃粉，桃之夭夭的粉；蓝是纱蓝，比蓝宝石娇嫩的蓝。姥姥用它们绣嫁妆的日子，已过去一个世纪了，她留下的丝线，还是那么鲜亮。时光不曾在丝线上留下痕迹，人却躲不过岁月的风霜。

我把三色丝线合在一起，分外艳丽，原来它们是绝配。恍然想起小时候过端午，母亲配的荷包穗儿和五彩线，都少不了这三种颜色。而荷包穗和五彩线，是不用在乎丝线粗细的啊。我有些明白了，母亲不用，是舍不得！那细细的丝线上，有姥姥青春的气息，是姥姥青春的色彩。

俄国大画家列宾说：“色彩即思想。”这三色，都不是丝线的主色，却可以和任何一种颜色搭配。它们以自己的不争，鲜活了其他颜色。有一次，我要把几种颜色的天竺葵，栽在一个大花盆里。一棵靥儿白，四棵红色系，两棵黄色系。我觉得大红是正色，便先栽在正中，其余六棵在周围怎么摆弄，看起来都不协调，母亲端详一下说：“把靥儿白栽当间儿。”我一试，果然立时活泼起来。桃粉，可以使其他的红、粉更漂亮，花瓣儿用它挂个尖，一朵花便凸出于背景。用在花瓣儿根部，花蕊与花瓣，便层次分明起来。纱蓝，这种颜色用来绣水纹，也用来绣鸟羽，用得不多，却提鲜，使整个绣品色彩明丽华美。

我明白了，这三色丝线，是母亲人生的三原色啊！画家调和红黄蓝，给人视觉的盛宴。三原色孕育了五彩缤纷，包括靥白、桃红和纱蓝。母亲用她的三原色，反哺了花团锦簇的世界。

人生，是生命的过程，这过程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三原色。母亲的三原色，是这般朴素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