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凡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

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力,是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的战略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力是中国国家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研究视角: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如甘橙等学者提出了“六要素说”(2)参见甘橙、陈金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之“6W”》,《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9期。;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的基本路径,如颜军等学者提出了以内外联动扩大理论影响力的路径取向(3)参见颜军、王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尽管学术理论界已从“当代”视角出发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缺乏“历史”层面的梳理与总结。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的历史进程,是从根本上超越西方意识形态输出模式、形成鲜明中国特色的动态发展进程,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对于对外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作用。那么,在对外传播历史上,我们是如何向世界阐述中国理论,未来又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国际感召力与国际塑造力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力图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的历史进程,从历史线索、历史特征、实践智慧的探讨中引出时代创造,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理论影响力提供思路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历史线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提升,经历了从最初开拓到重点拓展、从迅速扩大到全面提升的长期演进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最初开拓

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历史线索,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因为只有厘定了历史起点,才能明确这段历史的具体年代区间,进而才能为研究对象合理“划界”。对此,学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里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但命题的提出却并不一定是这一历史进程开启的起点,“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可能早已有之。目前,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历史起点位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张远新等学者指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4)张远新、张正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其二,认为历史起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秉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艾思奇,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此有机结合起来(5)参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2页。。其三,认为历史起点位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张静如等学者指出,在1922年党的“二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处于“引进”阶段,并没有实现“结合”,因而基于“结合”的“中国化”阶段应始于党的“二大”之后(6)参见张静如、齐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从以上三种观点来看,各有合理之处,在此,笔者并不试图一般性地谈论三种观点的是非对错,而是通过借鉴这些观点,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历史起点。既然我们谈论的是理论成果的影响力问题,而理论成果又以文献为主要载体,那么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历史起点就应以相关文献的出现为标志。根据廖盖隆、李峰华等人的考证,“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就用俄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上也刊登了这篇论文”(7)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用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笔者由此推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历史起点。由此算来,这一进程已经具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与战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初始开拓的外在环境,尽管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外交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观点、思想、主张传播到国际理论界,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影响力。其中,毛泽东的早期理论文献在海外产生了初步的理论影响。上述的1927年发表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文版和英文版,就获得了布哈林的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8)张注洪:《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与评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最初开拓,源自毛泽东文献的对外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理论文献的传播及积极评价上,还体现在国外相关著作的肯定和推介上。这些著作很多是新闻评论类的成果。尽管它们首先是基于相关人物的采访报道,但由于其观点的深刻性与创新性,因而也是海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反响。例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福尔曼的《中国边区的报告》等等。此后,1946年,斯特朗在整理、思考第一手采访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毛泽东思想》这部著作,指出“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9)高海萍、张云燕:《毛泽东的书单》,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最初开拓扎实而稳健,生成了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重点拓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外传播的重点内容,由此引发了国际理论界对于这一思想成果的极大关注,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其海外影响力。事实上,早在1948年,苏联政府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用俄文翻译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于是1950年12月,《实践论》俄文版得以在期刊《布尔什维克》刊登。毛泽东思想不仅在苏联学术界引发热议,西方学术界对其也作出了强烈反响。同样是在1950年,美国学者佩恩在其著作《毛泽东》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与理论创造,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与内涵。通过这部著作的学术研究,国际学术界进一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思想脉络、观点主张与实践探索。之后,另一部美国学者的著作则让更多的人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基本的认知,这便是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该书从文献考证出发,研讨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背景及思想创新。该书自1951年面世之后,在美国学术界逐步掀起一股“毛泽东研究”的热潮。

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解读与评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方式。例如,1976年,日本学者三浦勤在劲草书房出版的《毛泽东主义》一书中阐释了日本学者视域中的毛泽东思想,认为这一思想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出现的,特别是其中的“矛盾论”观点,体现了毛泽东的独特哲学思维方式,是其思考战略性问题的方法论基础(10)参见王进等:《毛泽东大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5页。。三浦勤的推介引发了日本理论界的关注,从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迅速扩大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由于对外交往的显著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理论界出现了“邓小平热”。在德国,弗兰茨从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出发,考察其理论思考的来由,并撰写了《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一书;在英国,那维亚采用个人传记形式回顾邓小平的一生,完成了著作《邓小平传》;在法国,诺拉·亚着重梳理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实践经历,并写出了《邓小平:法国岁月》一书;在匈牙利,代内什通过梳理邓小平的生平,进一步深入到其进行理论思考的方式方法,出版了著作《邓小平》;在美国,戴维·W.张结合中国改革实践进程,阐述了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路,完成了著作《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在日本,内藤雄三以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为出发点,对其思想创新展开论述,完成了《“五尺巨人”邓小平》一书(11)参见马兆明:《邓小平理论研究史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可见,邓小平理论海外影响力持续提升,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对外传播进程。

21世纪初,互联网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文献传播媒介,求是理论网英文频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英、日、俄文等频道陆续创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主要理论成果发布于互联网平台,便利了海外学者对相关文献的查找与搜集,从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些网站中,涵盖了《江泽民文选》(英、法、俄、西、日文版)、《论“三个代表”》(英文版)、《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朝鲜文版)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通过及时有效的对外传播,迅速扩大了其海外影响力,如罗伯特·库恩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传播有利于世界发展(12)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4, p.554.,伊基亚拉等认为科学发展观的传播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有显著意义(13)参见《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海外人士积极评价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国青年报》2012年8月6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力实现了全面提升,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其中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引介、评论特别引人瞩目,如曾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中国网德语频道撰文指出,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全世界可以充分感知中国的进步;为了让国际受众客观、历史和全面地看待中国,需要多出版这样的书(14)Rezension von Helmut Schmidt. http:∥german.china.org.cn/china/2014-12/03/content_34218913.htm, 2014-12-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因而引起了国际理论界的关注。2015年,汉斯·尼布山·塞萨格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善治: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视角》中指出,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致力于构建高效、全面以及科学的社会公共治理系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引发了向好的改变,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极大改善了民生;习近平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的过程中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进而将“中国梦”的理念提炼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为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树立了典范(15)Hans Nibshan Seesaghur. Good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Perspective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Vol.5, No.3, 2015, pp.36-45.。经济改革是经济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巴里·诺顿在《有没有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模式?》一文中,论述了他所理解的习近平关于经济改革的观点主张(16)Barry Naughton.Is There a Xi Jinping Model of Economic Reform?. The Impacts of China’s Rise on the Pacific and the World, 2017, pp.27-41.。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强烈关注,众多学者乐于从理论视角研究这一思想的内涵、观点及其特色。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历史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提升进程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这体现在“学术中的中国”的世界知晓、“实践中的中国”的世界认可、“文明中的中国”的世界认知、“智慧中的中国”的世界理解等四个方面。

(一)“学术中的中国”的世界知晓

海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译介、解读、研究,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敞亮的学术窗口。一方面,世界从学术维度了解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分别于1927年5月出版的俄文版及6月出版的英文版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l934年8月前后,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取名《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6—1939年间,由毛泽东执笔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论新阶段》等相继被《共产国际》杂志刊发(17)参见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从毛泽东文献的出版与传播中,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奋斗历程与经验总结,并由此对中国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世界从学术维度了解中国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12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稍后,《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对《实践论》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18)参见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在西方国家,1981年,施拉姆在所著《毛泽东》中,从人物的视角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成就及其当代影响,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状况分析评价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观点和主张的来龙去脉。施拉姆认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及实践成就,认为其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19)Stuart R.Schram. MAO ZEDONG. History Today, Vol.31, No.4, 1981, p.22.。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赫鲁大学组织编辑的英文期刊《中国报道》对中国问题、中国理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据有关学者统计,“近50年来,《中国报道》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文章共有56篇:20世纪60年代11篇,70年代26篇,80年代9篇,90年代8篇,21世纪2篇”(20)曹泳鑫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6—201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可见,学术视角是海外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维度,“学术中的中国”逐渐为世界所知晓。

(二)“实践中的中国”的世界认可

实践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生成、提升的历史进程中,“实践中的中国”逐渐获得世界的认可。在莫里斯·迈斯纳看来,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邓小平理论无疑是“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实践获得了巨大突破(21)[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页。。迈克尔·亚胡达指出:“邓小平通过把中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创了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义重大的转变”(22)[英]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马丁·雅克指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发展道路逐渐明晰,这种发展道路的特色使其能够在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影响全球,而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实践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相信在未来,中国也将会在多个维度给世界带来新机遇、新活力(23)参见成龙:《国外学者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理论视野》2014年第8期。。由此可见,国际理论界从中国实践解读中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认可度不断攀升。

(三)“文明中的中国”的世界认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中华文明的当代理论标识,世界从其对外传播的历史进程中认知了“文明中的中国”。一方面,概念是文明的理论结晶。“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概念。2001年,《论三个代表》英文版面向全球读者出版发行。这一文献汇集了江泽民12篇重要文献,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展开系统阐释,有助于英语世界的海外受众接触、理解与认同这一重要思想,从理论认知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思想观点,进而深化关于中国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另一方面,理念是文明的理论展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形成的重要理念。2006年,《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英文版隆重出版,在国际社会受到广泛关注。从该书的主旨来看,践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整体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的对外传播引发了国际理论界的研究与探讨。2009年,穆罕默德·沙菲·沙菲尼娅在中国网英语频道发表文章《以人为本促进人权发展》,对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作了学术评析,指出人权与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必须通过发展来推动人权的保障,并以人权的进步进一步促进社会进步,因为人权保障的最终目标无疑是“更为美好、更令人向往的生活”(24)Mohammad Shafi Shafieinia.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Human Rights.http:∥www.china.org.cn/china/human_rights/2009-11/23/content_18937434_2.htm, 2009-11-23.。基于“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华文明特质的积极彰显,是中国理论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的重要表现。

(四)“智慧中的中国”的世界理解

智慧是理论的追求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着中国智慧的独特哲学观念与实践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中国当代实践的思想精华,蕴含着中国智慧的深刻学理,因而它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际理论界的热切关注。2017年,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开普敦等地区相继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书评会,与会学者认为这部著作具有“超越黄金的价值,是所有政党的卓越指南”(25)《李君如著作集》第17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0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出版后,许多国家的学者在深入研读之后纷纷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印度学者库尔卡尼看来,该书十分详尽地阐释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方法,其中的文献丰富而充实。英国学者阿尔布鲁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业已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新颖而深刻,在此基础上,第3卷对这一命题作了更进一步的系统探讨,从而让人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了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图景及未来趋势。泰国学者塔纳唐指出,陆续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各卷深刻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中国领导人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值得世界各国学习。法国学者布雷斯莱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至上”作为自己的价值坐标,以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工作指向,从而极大地保障、实现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南非学者姆占西进一步指出,使大量贫困人口走出贫困是中国理论的成功实践,南非政府可以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让更多南非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26)参见董雁、马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英文版海外传播研究》,《传媒》2021年第3期。。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为深刻地理解了“智慧中的中国”,从而在理论分享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在世界文化大交往、大融合的趋势下,与中国成为友好的伙伴、互助的朋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实践智慧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的提升进程中,可以凝练出若干实践智慧,比如理论价值塑造理论影响、理论特色生成理论魅力、理论内涵造就理论特质等。

(一)理论价值塑造理论影响

一种理论要产生国际影响,首先必须具备重大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思想史上形成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由此生成了广泛的海外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亚洲的日本、缅甸,欧洲的冰岛、挪威、瑞典、希腊及芬兰,都用各自的语言翻译了《毛泽东选集》。英国牛津培格曼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其亮点在于文献的准确、系统。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进一步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初步论述了邓小平及其思想观点和主张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及国际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对外传播受到空前重视,彰显了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实践魅力,如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对外理论传播增强了其文化软实力(27)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全球化智库(CCG)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页。,赛乐尼与黄宗智、崔之元等学者则对中国道路的性质进行了认真的探讨(28)参见梁怡:《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情况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6期。。

突出的理论价值塑造了较强的理论影响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在朝鲜产生了较大的理论影响力。有关学者指出,“在朝鲜,1945年年底,就由咸镜南道出版了《讲话》的朝鲜文译本。……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等组织还组织过关于《讲话》的学习讨论活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再版重印《讲话》”(29)孙国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1页。。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影响力扩大到更为遥远的国家和地区。1985年,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奈特的论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该文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归纳了其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若干论述,从而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海外学者能够从中国理论中找到对其而言重要而显著的理论价值,并在相关领域展开了积极的译介与研究,从而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

(二)理论特色生成理论魅力

理论魅力是理论影响力生成的因素之一,而理论特色可以造就理论魅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步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从而在传播过程中彰显出巨大的理论魅力。俄罗斯学者杰柳辛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与实践性所吸引,由此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邓小平的思想不是来源于书本,他蔑视书本中的说教。……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30)马兆明:《邓小平理论研究史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可见,理论的实践性特色生成了实践性的理论魅力,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吸引力来源。

理论特色的形成不仅与现实实践直接相关,而且与历史背景存在密切联系。1996年,英国学者伊文思在其著作《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中,通过历史维度的线索梳理,考察了邓小平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人生历程,并以这些人生经历为基点,探讨其改革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基本过程,从而以史料推进研究,让更多海外学者了解到邓小平理论由以形成的历史背景。如果说理论创立者的人生历程能够说明理论的生成道路,那么理论内容的历史分析则可以彰显理论的逻辑思路。美国学者李程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作是政党建设的新尝试,认为它是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提出的新思想和新理论(31)参见宇文利:《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考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5期。。可见,历史层面的特色生成了历史层面的魅力,从而在原创性理论产生、演进的过程中吸引着国际理论界的关注目光,形成了以理论史探讨彰显理论内涵的有效传播路径。

(三)理论内涵造就理论特质

鲜明的理论特质来自于原创性的理论内涵,而理论特质是理论影响力、吸引力的基础和依托。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是以强国富民为主题的创新成果。在美国学者兰普顿看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其对于中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从时代演进中汲取经验,从而创造出这一理论成果,是力图满足社会进步需要的正确做法(32)参见《国外友好人士及媒体高度评价“三个代表”》,《党员干部之友》2003年第1期。。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由理论内涵造就的理论特质,强烈吸引着海外学者进行理论探索的好奇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理论特质经历了长期的生成、演进过程。2017年,玛丽娜·米兰达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理论创新是接续积累的过程。米兰达分析了历届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观点、理念,指出胡锦涛和习近平在该问题上的主张具有相似之处,两人均力图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进程”(33)Marina Miranda.The Issue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alled’Deng Xiaoping Model’in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s China.Understanding China Today, 2017, pp.263-27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仅在政治领域不断生成理论观点并丰富其内涵,而且在生态领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与主张。在巴基斯坦学者拉迈看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其生态保护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正致力于环境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34)Shakeel Ahmad Ramay.Eco Civilization:The Chinese Vision of Prosperity. https:∥think-asia.org/handle/11540/12507, 2020-9-1.。由此可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理论内涵,并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发展,最终造就了其理论特质。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进程的时代创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逐步提升海外影响力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传播方式的时代创造。其以理论原创增进国际关注,创造出理论吸引力的新源泉;以智慧启迪深化国际感知,创造出理论感染力的新源泉;以思想分享获得国际认同,创造出理论辐射力的新源泉。

(一)以理论原创增进国际关注,创造出理论吸引力的新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在反复的实践中积累出一系列独创性原则、经验与观点并加以系统化,从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理论结晶。原创性极强的理论必定具有惊人的感召力,正如何明星所指出的,“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泽东思想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不曾到过法国,但……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每一种思潮似乎都与‘毛泽东主义’相关联”(35)何明星:《天下谁人不识君》,《光明日报》2011年7月5日。。笔者借助于“超星发现”进行海外学术影响力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代表性文献已具备较高的国际受众接触度,这些文献分别是《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较多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外文期刊,包括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The Economist、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等,合计不下80种,而且它们都是发行量很大的知名期刊,从而实质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海外影响力。

可见,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创造与经验升华,具有重大价值,从而增进了其国际关注的深度与广度,创造出理论吸引力的新源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惯于用资本裹挟意识形态的输出,而与西方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其意识形态的做法存在根本性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提升海外吸引力的实践中,以增进彼此了解、促进文化交流为目的,用凝结了中国人民智慧的原创性理论为世界人民提供一种可供取鉴的文化成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国际社会的文化资源,也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裹挟”的错误做法。

(二)以智慧启迪深化国际感知,创造出理论感染力的新源泉

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中国智慧是中国人基于民族特质升华出来的创造性思考,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则是中国智慧在当今时代的理论体现,因而其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类难题的破解具有启迪性的作用,而启迪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被世界深化感知的过程。英国学者斐迪南对“中国梦”与“美国梦”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有什么样的文化渊源与发展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梦想形态,从“美国梦”的历史渊源来看,尽管其生成于20世纪早期,但部分精神内核来源于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时代,带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扩张性掠夺的发展倾向等因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梦”来源于民族曲折历史基础上的复兴动力,它主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让人民过上更为富裕的生活,是个人发展与集体进步的有机结合(36)参见贾力楠:《海外中国学认知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

在当代,中国人不仅有奋斗的梦想,而且团结、和谐,保持了稳定的社会发展趋势。英国学者布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所著《中国的十九大》里发出疑问:中国民众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为什么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领导人可以保持社会的完全稳定?布朗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同过去高达两位数的增长不同,在201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所以应当有更为主要的原因促成了社会稳定,这一原因很可能在于民族复兴目标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从而构成了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石(37)Kerry Brown.China’s 19th Party Congress:Start of a New Era.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Europe, 2018,pp.1-7.。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蕴含丰富的智慧,它以智慧启迪深化国际感知,从而创造出理论感染力的新源泉。西方国家往往利用本国具有优势地位的文化软实力,不遗余力地打击其他国家的民族自信,以达到否定其他国家原有价值观念的目的。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提升海外影响力的实践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超越文化歧视、文化围攻,从而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文化感知。

(三)以思想分享获得国际认同,创造出理论辐射力的新源泉

思想成果的分享有利于思想力的提升,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分享可以引发关于中国实践的国际思考,从而在扩大理论影响的同时增进实践影响。美国学者库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于中国经济繁荣的时代语境,在社会发展不断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政府才能出台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推动社会发展(38)参见宇文利:《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考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5期。。美国学者欧文探讨了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因素,认为一方面,中国的独特国情促成了其富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危机治理能力,可以化解各种社会风险,从而完成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39)David A.Owen.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Interest Across Social Classes in China:Turning the Chinese Dream into a Chinese Realit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0, No.2, 2015,pp.197-199.。可见,当海外学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后,便会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从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家特质与民族特质,将中国实践作为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过程中,习近平关于生态问题的相关论述引发了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在新加坡学者陈刚看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重视生态治理,力图通过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新型制度,优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增强相关法律的执行效率。挪威学者施密特系统研究了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相关论述,认为必须摒弃文化传统层面的不良偏见,借鉴当代中国的生态理论,从而改善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环境(40)参见杨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海外研究评析》,《现代哲学》2021年第1期。。

可见,思想分享触发理论思考,而理论思考则有利于经验借鉴与文化沟通,从而打破意识形态的障壁,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创造出理论辐射力的新源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极力推行文化霸权,试图用西方文化主导乃至主宰世界文化,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提升海外影响力的实践中注重思想成果的平等分享,以国际受众的文化获得感赢得国际认同,从而超越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