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锐 朱文俊

［摘要］风险社会已成为国家治理面对的新常态，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的模式转型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特征导致风险的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风险社会加剧传统治理模式失灵，能力提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包括多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管理结构僵化与管理流程异化凸显、能力欠缺与不足叠见层出。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风险社会；韧性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公共价值；危机学习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23）06-0063-11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的过程，也是一种具有结构化灵活性的韧性治理模式，如何构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资源整合机制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聚合能力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要问题［1］。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灾害风险频发是其主要特征［2］（P20）。当前，我国正步入风险社会，传统风险有增无减，新型风险不断涌现，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交织共生，局部风险与全域风险形成共振，各种社会与自然公共危机频发，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不断触及社会系统的风险承受底线，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成为学界方兴未艾的话题［3］。风险社会带来了更加复杂多变的治理情境，与工业社会相契合的传统治理模式已不再适用，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或失效”［4］，表现出治理结构碎片化、治理机制结构化与治理行动离散化等问题。传统治理模式面临“防不胜防，控不得控”的治理窘境，从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注重全过程管理的适应性治理模式，关注社会系统在遭受风险冲击后及时有效地缓冲、处置并再生社会治理功能，实现社会系统动态的结构调整及功能优化［5］。这迎合了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有利于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高度不确定性与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场域提供新的治理之道，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6］。

学界关于风险社会治理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角度剖析和界定风险及风险社会。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现代性的后果，风险可划分为“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其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主要指人造风险［7］（P109-110）。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8］（P221）。在西方风险社会治理研究谱系中，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这相应形成了风险社会治理的三种模式，即基于现实主义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组织—制度”模式和基于建构主义的“社团—运动”模式［9］。二是从实践角度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及策略。关于风险社会治理困境，有学者认为，由于治理内卷化、治理碎片化、治理技术单一化等桎梏，政府危机管理存在低效与失灵问题，从“刚性管制”迈向“韧性治理”势在必行［10］［11］。关于风险社会治理策略，有学者提出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等模式，风险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完备的制度框架，还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和广泛的共识，政府应有意识地包容和利用风险，善于将风险转化为机遇［12］［13］［14］。也有学者基于“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特殊场域，围绕社区、乡村和城市等研究对象，为提升基层社区、城市公共安全和乡村社会的韧性治理提供了路径图式［11］。总体来看，既有研究虽然引入了韧性治理的理念与思路，但多是基于传统治理的宏观视角论述风险社会与韧性治理之间的耦合性，缺少对两者耦合关系分析的系统论述。

二、时代逻辑、现实逻辑、行动逻辑：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手段，也是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先决条件和题中之义。中国正面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化叠加”的新时代环境，现代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导致风险本身衍生出内生性与不确定性叠加、阶层性与系统性耦合的时代特征，风险社会的到来不可阻挡。我国正处于社会治理体系转型期，面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目标和风险社会治理新需求，传统治理模式呈现治理效能不足与治理机制不畅的问题，传统治理困境丛生，而韧性治理强调通过增强社会系统的灵活性、可调适性与自学习性维持社会系统的动态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采用韧性治理模式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螺旋式上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时代逻辑：时代特征导致风险的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

风险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特征，风险的转变表明社会形态的更迭［15］。现代化的过程使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人类置于险象丛生的风险社会，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工业社会治理框架的阈限［16］。在工业社会“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催化下，风险衍生出高度不确定性、内生性、阶层性与系统性的时代特征，风险在社会系统中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人为干预已无法阻止风险社会的到来。

1.风险的内生性与不确定性叠加。传统社会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外部，多表现为单一的自然灾害，具有可预测性，人为干预可以有效防范甚至化解风险。现代社会的风险表现主要是复合型风险，由社会系统自发生成并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具备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且多表现为人造风险，人为干预难以预防和消解。由于社会进步已经彻底摧毁了传统风险计算（预测）的四大支柱，加之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与认知模式的固化，期望以因果链的事件规律预测未来会导致人类逐渐暴露在更多的、影响更深远的不确定性中。人类对现代风险的认识越全面，越是完善控制不确定性的各种技术与知识体系，理性知识体系与不确定性风险的鸿沟就越大［17］，社会系统中的风险也就越多，这构成了社会现代化的“悖论”［18］。风险是与危险相对的概念，前者将损失归結于系统，后者将损失归结于外在［19］（P28）。换言之，风险是社会系统的内生属性，具有内生性。风险社会的生成根源于现代化的自反性，它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人类抑制风险的活动反而成为风险产生的根源。

2.风险的阶层性与系统性耦合。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及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正从工业社会加速步入后工业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使传统制度对风险的规避与消解功能开始出现下降甚至不适应。人口、信息、贸易及技术等要素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流动性、交互性促使社会系统演化为高速流动的系统，局部风险溢出并伴随要素在系统内迅速扩散，风险叠加共生最终形成全域风险，且这种风险不能通过风险对冲等形式消除，对系统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社会系统中的风险如同财富一样总是依层级或阶级的方式分配的。现代化的过程引致风险以颠倒的方式附着在阶级模式上，即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2］（P36）。规避与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因职业、教育、收入分层而分配不均，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物质基础来抵御风险。随着风险耦合与级联效应的增强，风险的阶层性和系统性特点日益扩散和强化［20］。

（二）现实逻辑：风险社会加剧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

由于国家对治理效率的偏好，传统治理模式中以行政手段和监督机制为主导的行政功能强化是必然趋势［21］，却容易陷入过度治理的陷阱，即政府主张自己掌握关于国民需求和期望的整体性知识，对各类社会问题都期望优先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22］。风险社会加剧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使高度依赖行政权力的传统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治理效能不足和治理机制梗阻问题尤为突出，传统治理模式困境丛生。

1.传统治理效能不足。传统治理模式主要依赖于公共部门“一肩挑”实施风险管理，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快速调配和全面整合［23］，各种行动和决策依据成文的规定和正式的程序，人们按照既定的、理性的规则和标准进行风险应对。但是，这种韦伯式的管理体系并未充分考虑风险的内生性、不确定性、阶层性与系统性。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叠合共生并产生乘数效应和传染效应，导致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间利益张力不断强化，利益诉求的碎片化与异质性问题凸显，公共行动内部出现裂痕，仅依靠政府无法实现社会风险危害最小化的公共行动目标。事实上，风险社会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治理环境使综合性治理目标的实现愈发困难，早已超出单一组织或部门的能力阈值。传统治理模式的治理结构僵化与治理共同体缺失等问题，导致其无法持续有效应对“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对复杂问题治理的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传统治理效能愈显不足。

2.传统治理机制梗阻。风险治理包含准备、响应与善后三阶段，传统治理模式易忽视风险的全周期治理，具有“重治轻防”的特点，往往将治理重心聚焦于灾害风险响应，忽视了风险准备与危机学习，导致传统治理机制梗阻。具体而言，在准备阶段，传统治理模式往往不注重系统性的风险监测和预防，缺乏对局部地区或领域风险脆弱性的审视，导致多重矛盾交织，局部风险被放大或叠加并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风险认知的共识达成与风险沟通的渠道畅通变得更为困难，削弱了风险响应的有效性。在响应阶段，传统治理模式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进行快速应对，但社会系统内广泛存在、高速流动的风险对不同公共部门间的应急体制机制和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提出极高要求，可能导致治理分化格局的形成并诱发危机恢复的系统性困境。在善后阶段，传统治理模式一般重视公共设施等物质层面的恢复与重建，忽视社会公共价值等文化层面的重塑。治理主体的危机学习通常局限在公共组织系统内部小范围进行总结，而非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学习与反思，不利于危机学习成果的传播和制度化，也切断了准备、响应和善后三阶段在文化层面的内部循环［24］。

（三）行动逻辑：能力提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

1973年，生态学家霍林首次提出韧性的概念，当韧性拓展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领域后，韧性是指“对当前普遍意义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回应，并寻找調适和生存的处方”［25］。在治理情境中，调适是韧性治理的深层含义，表现为调适过程的动态复杂性和治理主体的自我反思。风险社会的到来，要求从传统治理模式向韧性治理模式转变，而转变的关键在于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塑造社会系统既防患于未然，又因时因势而动的能力，对风险进行有效治理。

1.强风险纾解能力实现高质量韧性调适。有效的社会治理过程必须是因应外部环境演进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治理模式下治理共同体缺失与集体行动困境使其面临治理效能不足问题，亟须选择新的治理模式，回归“治事”的治本之路［26］。韧性治理因具有灵活性、可调适性与自学习性等独特优势，是系统重塑风险治理体系并实现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模式，成为风险社会治理模式的不二之选。韧性治理的本质是治理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手段进行风险纾解的动态调适过程，它既弥补了传统治理手段的滞后性与被动性，又强化了治理主体的灵活性与主动性。面对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和外部环境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韧性治理超越传统的线性因果关系假设，将非线性、非预期的风险纳入治理范畴，强调以持续的适应行为积极主动应对现代风险，以灵活的随机行动策略构建连续性过程提升风险纾解能力，最终实现对风险议题的共同认识和共同治理。这既回应了社会系统复杂多变的动态情境，又重塑个体与社会系统的联系，视风险和危机为创新治理的机会，迎合了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

2.强危机学习能力促进可持续韧性治理。由于现代化的“副作用”使理性知识体系与不确定性风险的鸿沟逐步拉大，人类针对宏观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进行科学的风险认知和预测变得非常困难［27］，传统治理模式面临危机学习能力提升的行动困境。由于过去知识的结论是进行新的探究的工具，通过危机学习更新并强化风险知识是降低风险、消弭风险的重要着力点，是突破人类决策“有限理性”的重要途径，是系统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并借此应对风险社会治理需求的重要抓手，风险社会韧性治理对危机学习能力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风险的内生性与系统性使社会系统内的风险具有空前的深度和广度，风险应对引发的集体反思为打破社会对立和消减群体冲突提供了契机［28］，也为构建更大范围的危机学习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风险的阶级性与高度不确定性要求动态调适学习策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独特的学习优势，从公共部门内部突击式学习向多元主体常态化学习转变，这构成了危机学习策略调适的内在动力。危机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破除治理体制梗阻，促进韧性治理可持续的重要手段。

三、价值失序、管理失范、能力失衡：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文化、价值、制度、行为和器物”五个维度综合推进，达成高水平的现代治理效能，形成良政善治的治理格局［29］。风险社会治理情境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传统治理模式向韧性治理模式转型出现“价值—管理—能力”三重困境。从时代逻辑看，时代转轨不仅代表着时间变化，更意味着价值更替，在从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的时代转轨过程中，传统治理模式暴露出社会公共价值失衡、信任与责任弱化的价值困境。从现实逻辑看，实现“善治”要求治理模式具有动态调适性，即依据社会现实环境变化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有效回应社会需求。风险社会高度复杂环境，导致传统治理模式暴露出治理效能不足与治理机制梗阻的管理困境。从行动逻辑看，衡量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治理行动能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增强治理行动效能的基础和关键是强化社会治理能力。在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的模式转型中，传统治理模式暴露出风险纾解能力不强与危机学习能力不足的能力困境。

（一）价值失序：多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

面对工业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时代转轨，在社会场域结构和社会行动中反思治理模式的不足，最终会上升到对公共价值的诉求［30］（P68）。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逻辑，顺应了后现代理论从“见物不见人”到“见人也见物”的理论转向。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向韧性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传统治理模式暴露出多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问题，削弱了社会治理共同体风险应对的集体行动的价值基础。

1.公共价值失衡。传统治理模式下，公共价值失衡表现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体现了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的关键特征。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具有重复性、简单性与稳定性，政府可以依靠严密的制度体系与层级结构实现治理的效率与稳定目标，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在风险社会中，各类社会问题多点交织，相互嵌套，具有非线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继续沿用传统治理模式的刚性管制行为会导致自下而上的利益协商渠道梗阻，部分公共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诱发公共价值体系的失衡。同时，受政绩思维和避责思维的双重影响，政府的公共价值目标与组织成员的私人利益冲突，导致政府对社会系统中诸多偶然的、非结构性的风险问题缺少不断追问的决心，忽视满足公众需求与代际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目标，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采取被动应对模式，集体失声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私人利益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加剧了公共价值失衡，引致利益纽带的断裂，治理模式转型缺乏公共价值基础。

2.信任与责任价值弱化。面对风险，公众首先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专业化、科学化的应对之策，而是共识的达成。共识既是社会信任高度凝结的结果，也是高效集体行动的价值前提。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扰乱了传统社会基于血缘、近邻关系所构成的差序格局，社会演化为原子化社会，传统社会模式构建的社会信任被瓦解，风险社会下的社会信任体系尚未建立，导致风险应对的集体行动因缺乏普遍的社会信任而降低了行动效能。社会责任是一种公共责任，政府作为掌握社会公共资源的核心主体，社会责任是其首要责任。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政府要将保护公共利益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即在治理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客观事实，更要重视价值前提，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传统治理模式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当人们向相关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其负责时，他们反而以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利器宣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17］，这种“自我本位”的社会心态驅动了风险责任不明确情形下的责任规避行为。韧性治理强调的缓冲、处置与再生社会治理功能也因缺乏普遍的社会责任价值而面临功能下降甚至失效的问题。

（二）管理失范：管理结构僵化与管理流程异化凸显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在传统治理模式下，政府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对公共事务实施“一肩挑”，通常政府推力越大，治理效能就越高。但从全要素来看，政府与社会二元主体所构成的平衡格局也可能因社会主体的消极响应引致失衡，社会主体能否积极响应，社会力量能否实现快速配合，决定了治理效能的上限［31］。现代国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行政功能强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其制度特点表现为行政权力集中化、监督机制及强制手段的强化，这些都是治理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风险社会中，传统治理模式重行政手段、轻社会力量的行政惯性会衍生治理结构单一与僵化、治理流程割裂与异化的管理困境。

1.管理结构单一与僵化。传统治理模式的风险管理主要遵循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基本原则，以行政管辖权为基础，以专业为划分依据，对各类风险进行条块分割式的响应和处置，其强调的刚性规则、程序、分工易致管理结构单一与僵化。一是传统治理模式的管理结构单一。条块结合的风险治理结构，从纵向看是各级政府之间的分级负责，但易导致下级管理部门对上级政府的行政指挥依赖过重。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复合型风险，风险信息的层层汇报会耗时较多，从而错过风险应对的最佳时机。从横向看是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分工合作，但易导致各主体之间缺乏合作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在风险治理行动中，各主体仅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提供应急协助，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还存在联动盲区，面对整体性风险无法形成风险应对合力。二是传统治理模式的管理结构僵化。以官僚制组织为代表的工业社会组织形式缺乏风险意识，其强调的程序、分工与规则缺乏必要的灵活性，禁锢了风险应对行动的组织与制度空间［17］。传统治理模式过分依赖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面对新风险时常通过设置新的职能部门来应对，往往导致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治理效率下降的同时提高了风险治理成本。市场、公众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作为风险的生产者和作用对象未被纳入风险治理共同体，既导致治理资源的浪费，也导致组织韧性、公众韧性与环境韧性等多种韧性能力缺乏培育的组织环境，社会系统韧性能力的匮乏阻碍了风险治理效能的提升。

2.管理流程割裂与异化。传统治理模式遵循的是“由果寻因”的逆向思维，以风险灾害事件为结果，倒推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制定管理对策，管理流程表现为“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型结构，即“重处置、轻预防与恢复”，易导致管理流程割裂与异化。一是传统治理模式的管理流程割裂。“由果寻因”的逆向思维容易将管理流程聚焦于单一环节和具体事件的应对，有利于实现对单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但易忽视对事件深层次原因的剖析，导致“一叶障目”“盲人摸象”等问题，无法避免同类问题的反复发生。管理流程的割裂也会使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出现梗阻而影响整体流程的运行效能。二是传统治理模式的管理流程异化。部分领导者受“晋升锦标赛”激励模式的影响，不愿将大量的人力、财力、注意力等资源投入到风险预防，风险预防作为关口前移的重要内容未得到真正重视。在功绩思维与问责思维的双重影响下，部分领导者暴露出为避免被追责而忽视危机恢复与学习的问题，其凭借所掌握的信息优势，极力强调风险的不可控特征，习惯于事件的自我消化和封闭处理［32］，导致危机恢复效果不佳。同时，还会对相关信息采取选择性过滤、延迟发布，引导问责方向，导致危机学习难以真正有效开展。

（三）能力失衡：能力欠缺与不足叠见层出

治理能力是将治理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执行力，实现风险应对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风险应对能力的构成包括抗压、存续、适应、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内容［33］，涵盖了风险治理的全过程。风险社会的来临既是各类风险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的表现。其中，风险纾解能力与危机学习能力是传统治理模式最易忽视的两种能力。

1.风险纾解能力欠缺。传统治理模式下风险纾解的核心要义在于防风险、降危害，多着眼于单一领域的特定风险，以降低事件危害为目标，强调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相对于单一风险引发的公共危机，复合型风险的诱因及作用机制更为复杂，破坏性与影响力远高于前者，对风险纾解能力相应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治理模式的纾解能力相对欠缺。一是对于复合型风险的分析，不仅面临着多种风险要素相互叠加、耦合带来的不确定性，还需充分考虑不同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产生的级联效应与跨域影响，对传统的静态、线性、针对单一风险的纾解策略提出了挑战。二是复合型风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进程而凸显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间相互耦合的程度越高，人为因素对复合型风险的影响就越强。在风险纾解过程中，任何人为干预都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状态的改变，需要充分考虑自然—社会系统内的不同行为主体及其相互联系，这也成为风险纾解能力提升的桎梏。

2.危机学习能力不足。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学习主要表现为突击式学习，易陷入象征性学习困境，且组织间学习资源梗阻问题严重，加之多元主体危机学习意愿和能力不强，导致危机学习能力不足。一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学习方式落后。从“灾难”走向“进步”的关键在于科学的反思和学习。面对复合型风险冲击，危机学习不仅要聚焦具体的风险事件，更要贯穿风险治理的全流程，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分析各类风险背后复杂的制度性、结构性诱因，抓住掩映在危机中的机遇进行创造性学习，系统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学习形式单一，主要表现为运动式学习，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系统的学习理念与持续的学习行为，更缺乏总结和提炼应对风险的一般性经验，“类质同象”问题长期无法解决［34］。二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学习主体有限。风险的系统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系统中的多元主体都是风险的作用对象，危机学习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积极构筑危机学习共同体。危机学习的内容具有高度复杂性、专业性等特征，需要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共同的学习目标，调适与创新学习理念，开展单环危机学习和双环危机学习复合的变革型学习，最大化危机学习效能。传统治理模式存在行政体制与行政文化的僵化问题，缺乏利益表达和经验交流的畅通渠道，组织间学习资源梗阻问题严重，多元主体危机学习意愿和能力不强，难以形成更大的学习共同体，阻碍了危机学习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四、价值重塑、管理重构、能力重组：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提升路径

风险社会韧性治理是一种具有适应性和调适性的治理模式，它为风险社会治理提供了纾解策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须在“价值—管理—能力”三个层面精准施策。其中，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是韧性治理的价值基石；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是韧性治理的行动要求；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是韧性治理的能力基础。

（一）价值重塑：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

價值共识是集体行动的内源性动力，引领韧性治理的行动方向，是多元主体能动性与集体行动有效性的重要保障。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需要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培养主体间互信互利的社会关系，构筑“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价值共同体，为高效的集体行动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应重塑治理主体的价值理念，以公共理性诉求为核心，最大化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价值，通过培育社会风险文化，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通过强化信任与责任价值，重构社会公共秩序。

1.培育社会风险文化，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风险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风险的二重性要求强化社会风险文化的培育，增强社会公众的心理韧性，促使公众习得认知风险与应对风险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增强风险敏感性，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与升级，最终在价值层面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推动公共价值回归。一是强化基层的社会风险文化建设，紧紧把握韧性治理“最后一公里”这一关键节点，构架立体化宣传矩阵对风险文化进行最广泛的宣传，促使公众努力提升风险意识并主动防范风险，在风险应对中实现公众自身韧性的培养与发展。二是政府应鼓励并支持新闻媒体与网络平台加大风险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力度，增加风险文化普及的空间与维度，在全社会形成风险文化广泛传播与交流的氛围，形塑价值认同并提升社会韧性［35］，为风险应对的集体行动创造普遍的价值共识。

2.强化信任与责任价值，重构社会公共秩序。风险意味着混乱与无序，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需要重构社会公共秩序，通过强化社会信任与社会责任延长并加固社会支撑链条，为满足社会公共理性诉求奠定价值基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强化社会信任价值。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信任建构和依附的基础先后经历“家园共同体”“族阈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转变［36］，社会信任存在的前提从人的个体化转向个性化。在风险社会中重构社会信任要求个人认知从对自我利益的满足转向公共利益的实现，破除传统社会以个体或其集合形态加入集体行动的认知，以命运共同体中所需饰演的角色参与集体行动。如此，社会信任在集体行动中被建构，行动的有效性又强化了社会信任。二是强化社会责任价值。风险与责任存在内在关联，风险的出现附随责任分配问题，风险的系统性与多元主体“自我本位”的社会心态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37］。“面对风险人们无处可逃，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家一起行动起来面对风险，共同参与风险治理”［38］，亦即构建整体性责任体系，培育风险共受、责任共担的共同体精神。政府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天然承担抵御风险和适应风险的责任。为增强政府的风险应对和适应能力，增强风险治理韧性，应建立权责对等的责任制度体系，在坚持问责的同时减少过度问责所造成的责任规避行为。

（二）管理重构：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

风险社会是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引领人类适应甚至走出风险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觉抛弃旧的框架和结构［39］，建立风险社会韧性治理模式。这需要以韧性理论的简约化规则和全周期理念克服公共组织的结构性张力与传统治理机制梗阻［40］，优化组织结构和再造治理流程，实现风险社会的全过程韧性治理。

1.优化组织结构，提升治理效能。新的社会问题必须在反思和扬弃旧的机制体制约束中寻找它的破解之道。在风险社会中，韧性治理强调以风险社会为基础场域，在组织的相互调适中达成稳定均衡的组织结构，这是发挥韧性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韧性治理要求组织结构从传统的层级结构转型为递归结构［41］。递归结构强调组织体系中不同层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控制与自主之间实现平衡，破解组织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控制困境。一是以组织权责重构为基础优化组织结构。组织需要在保证上下权威关系的同时确定不同层级的具体责任，责任应由外在环境赋予，上级在此基础上赋予其特定的权限与资源，使其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化解传统组织结构中有限能力与无限责任的矛盾，避免“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二是以技术手段赋能为支撑优化组织结构。充分运用以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从信息孤岛走向信息共享，避免信息碎片化问题，提升组织治理的敏捷性，使组织基于实时数据能快速有效地应对新兴問题与特定问题［42］。

2.再造治理流程，畅通治理机制。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畅通韧性治理机制需摒弃传统治理模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思维，以全周期管理理念及系统集成思维推动社会善治。一是加强风险预防与监测。“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它们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它们在作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43］（P164）。政府应将风险预防与监测作为首要职能，充分掌握“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脆弱性及潜在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提前将风险地图发放给相关区域的公众，使公众对身边的风险隐患有所了解，摆脱信息不对称困境，并引导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预防，防止风险蔓延与放大，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二是提高风险响应的能力与水平。风险暴发时期，政府应基于应急预案有条不紊地快速开展救援工作，同时广泛进行社会动员，呼吁全社会各治理主体迅速、积极地参与到风险应对工作中来，弥补自身资源、知识、能力、专业性等方面的缺陷，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三是强化风险灾害的善后与总结学习。政府应重视并总结风险治理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形成改进措施以完善治理机制，并将未能解决的难题载入下一轮政策议程，形成“总结—学习—提升”的良性循环。

（三）能力重组：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

“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44］（P481）。韧性治理以适应性和动态平衡性为风险应对提供了另一种路径，促进风险向机遇的转变。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通过规避传统治理模式下“技治主义”治理方式的缺陷和不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风险监测、预警、认知、反馈方面的作用，构建风险共担机制和学习能动机制，增强风险纾解能力和危机学习能力，以数字赋能推动韧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增强风险纾解能力。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需要建立智能化风险共担机制，协调与整合区域利益，凝聚区域力量，以治理合力增强风险纾解能力。一是建立现代化数据库。通过建立现代化数据库快速实现各地区一线灾害风险信息与应急信息的汇总与存储，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调取数据库内多区域的整体性风险数据，以区域利益最大化为准则进行智能分析并进行整体性决策，打破府际信息鸿沟，实现整体性的应急管理。二是完善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系统，实现对社会风险实时监控和算法分析，将多元风险治理主体力量融入算法体系的同时削减各主体间的资本控制与权力控制，打破风险治理过程中的行政壁垒、行业壁垒和数据壁垒，促进信息共享、行为互动和组织互联，增强风险纾解能力［45］。三是加强大数据技术的使用。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公众结构信息、社交媒体信息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具有潜在风险的重点人群，并在社会网络和情感分析的帮助下开展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情感修复与信任重构等工作，构建更全面、立体的社会“人群画像”，促进风险治理手段的人性化与个性化。

2.构建学习能动机制，提升危机学习能力。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需要构建经验总结与自主学习的能动机制，基于多平台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危机学习，以公众需求为导向进行经验总结与自主提升，既可以促进危机学习能力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提升社会系统风险适应能力，又可以增强韧性治理的回应性，提升治理的满意度。一是运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分析和总结风险预防与应对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治理决策与措施，动态更新与完善风险事件案例知识库和应对策略库，将学习结论与优化措施按照不同的层次结构或条件进行数据细分并录入电子数据库，满足知识的存储、搜索、更新、传播等功能要求，全面提升各风险应对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与效率。二是通过“线上+线下”平台采集多方治理主体对风险应对措施的评价与建议内容，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进行整合与数据分析，强化对应急管理知识和应急记忆的双向耦合，总结多方治理共性需求及现阶段风险治理存在的核心问题，以敏锐的感知力反思风险治理措施存在的漏洞，形成自适应的危机学习方式，将学习到的经验转化为决策优化的助推器。

五、结论与讨论：走向面向风险社会的韧性治理

在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中的风险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风险的内生性与不确定性叠加、阶层性与系统性耦合，风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社会的到来势不可挡。人类围绕风險治理不断展开博弈，建构在强“工具理性”与弱“价值理性”价值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制度体系存在风险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往往导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非理性的价值理念成为优先选择，社会系统风险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等一系列次生风险持续提升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社会治理模式亟须转型升级。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演化为多元主体应通过何种方式及时有效地化解风险，实现社会的“善治”。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克服一系列危机。实现风险社会下的“善治”，需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人类社会需要重拾“价值理性”的内在要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重构社会多元治理体系，以“价值理性”引导社会风险的治理，以此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并有效地治理社会系统中的风险，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道路，也是一个国家不断具备现代性元素的状态和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精神追求和理念向往，是一种不断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的过程［1］。韧性治理是一种逐步成熟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的调适功能可将社会系统中无处不在的“风险”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机遇”，这一独特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取向，有利于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风险社会中，韧性治理通过在“价值—管理—行动”层面的综合施策构筑了一个富有韧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韧性治理通过强化社会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推动价值共同体的建构以增强社会韧性，保障社会稳定；在管理层面，韧性治理通过组织权责的动态调适和风险的全周期治理，推动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以增强组织韧性，保障集体行动的灵活性与有效性；在行动层面，韧性治理通过现代技术赋能治理能力的网络化链接与螺旋式增长，推动行动共同体的建构以增强韧性能力，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风险社会韧性治理并不仅仅停留在美好的理论想象层面，而被付诸我国具体实践。面对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冲击，我国通过韧性社区、韧性城市、韧性乡村等一系列实践探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其通过重塑风险治理价值理念、优化风险治理结构和强化风险治理行动逐步建立了可控的韧性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了社会系统的整体韧性，推进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世界贡献了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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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Risk Elimination and Active Adjustment： Logic and Path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in Risk Society

Nan Rui， Zhu Wenjun

Abstract：Risk society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o resilient governance mod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ead to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proliferation and superposition of risks， and the risk society exacerbates the failure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apacity promotes the governance from vulnerability to resilience. The dilemma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of risk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cludes the co-existence of imbalance and weakening of multiple values， the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the rigidity of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the lack and insufficiency of the capacity. Promoting the regression of public value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overcom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al tension and crack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risk sharing and dynamic learning have become the path choices for the resilient governance of risk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risk society， resilient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blic value， crisis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