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我们且先跟着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脚步，到十三世纪的八里城看看元朝汗廷设立的“造币局”。这个造币局制造的货币，不同于马可·波罗在欧洲见过的任何货币，既不是金币、银币，也不是铜钱，而是一种纸币。

马可·波罗介绍说，“此币用树皮作之”，先将树皮“制以为纸，与棉纸无异，唯其色纯黑。君主造纸既成，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上面“钤盖君主印信，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

纸币造好之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诸臣民有需金银、宝石、皮革用以制造首饰、器皿、衣服或其他贵重物品者，可赴造币局购买，唯意所欲，即以此种纸币给价”。

对此神奇的纸币，马可·波罗大概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形容其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 。有意思的是，宋末元初的许衡也认为：“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世人所谓神仙指瓦砾为黄金之术，亦何以过此？”

纸币，当然不是元朝皇帝“专有方士”或者什么神仙的“点金术”，而是宋朝文明的产物。由于纸币以楮皮纸印制，宋人又习惯將纸币称为“楮币”、“楮券”。

许多人都知道，世界最早的纸币是北宋的交子，诞生于四川。不过，交子刚开始出现时，严格来说，并不是货币。早在北宋初（大约淳化年间，公元十世纪末），益州已有私交子流通，“私以交子为市” 。这时候的交子，是民间交子铺自由发行的票据，类似于存单或者兑换券。市民在交子铺存入铁钱，即可换成交子；而持有交子的商民，既可随时往交子铺兑换成现钱，“凡遇出纳，本一贯取三十钱为息”，交子铺会收取3%的手续费，也可直接将交子用于交易支付，交子的纸面有手写的金额，“以便贸易” 。

交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北宋四川？我们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四川为铁钱区，铁钱笨重，不适宜大宗交易与长途贸易，“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即一贯），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其二，四川商品经济相当繁荣，熙宁年间，四川的商税收入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6%；绍兴年间，四川的酒税收入占全国酒税总额的40% ，足以证明四川市场交易之活跃，这就需要有支持活跃交易的支付工具，于是轻便的交子应运而生。

但，由于交子一开始是自由发行的，似乎任何商人都可以发行交子，只要有人买账。交子市场缺乏必要的监管，很快便“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比如说，有些交子铺收到现钱、开出交子后，却拒绝将交子兑换成现钱。交子的信用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大约宋真宗景德初年（十一世纪初），益州知州张咏对混乱不堪的交子市场作了一番整顿。

整顿的结果是，益州政府不再准许民间私人自由发行交子，改由十六家富民联合经营：“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十六家大铺户相互担保，获得发行交子的特许权。他们统一了交子的用纸与样式：朱墨双色印刷，面额临时填写，券面印有“屋木人物”图案，又有铺户的签名与暗记，签名为信用背书，暗记为防伪标志。同时，十六家铺户也需要承担受许人的义务：每年替官府支付一定的公共工程建设经费。

益州私交子于是从自由发行阶段进入特许经营阶段。这一阶段的交子，性质仍然是存单（或汇票），但用于支付与现钱无异：交子铺“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交子的面额也为手书，“书填贯数，不限多少”；交子也可随时兑换成现钱，但交子铺要“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即收3%的手续费。

但交子发行日久，又生弊病，因为交子铺收了商民存款，“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当商民持交子兑换现钱时，交子铺因现金流不足，只好“关闭门户不出”，导致商民“聚众争闹”。最后，官府不得不介入，“差官拦约”，经官方调停，交子铺答应承兑交子，但“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 。也就是说，一名小市民积了十贯钱，为方便交易，到交子铺兑换成十贯交子，想换成现钱时，却只能换七贯钱，利益受到“侵欺”。私交子再次发生了信用危机。

到了天禧末（公元1020年），益州知州寇瑊干脆禁止交子流通，“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并奏请朝廷下诏，申明“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寇瑊上奏后便调任他职，宋政府便让新任益州知州薛田、四川转运使张若谷“同共定夺”。薛、张报告说，“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以致“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提出发行官交子取代私交子的建议。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十一月，朝廷批准了薛田等人的建议，“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并于次年开始发行第一界官交子，共发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 。交子从此进入官方发行阶段。

官交子的发行采用分界制，两年一界，每界发行额为1256340贯。新一界交子发行，即收回上一界交子（熙宁五年起改为两界交子并行，相当于一界流通四年），交子兑界，交子务要收3%的“纸墨费”。分界发行，是官交子不同于私交子的特点。

分界发行也是宋代楮币有别于现代纸币的地方。站在宋政府的立场来说，楮币分界有什么好处呢？（1）以1000年前的造纸技术，一张纸币在使用数年后难免会昏烂，换界有利于纸币的新旧更替；（2）纸币比金属货币更容易产生伪钞问题，换界可以淘汰伪钞；（3）换界便于官方掌握、控制投放入市场的纸币数量；（4）换界时通常都会有一部分楮币因为未能成功兑换而成了废币，等于变相增加了政府的铸币税；（5）宋政府通过换界，还可以额外获得3%的手续费收入。有人认为交子分界是落后于元明宝钞的体现，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恰恰相反，分界是交子发行的成功经验。

官交子还有一点也跟私交子不同：票面的金额不再是临时书写，而是固定下来，面额从一贯文至十贯文。之后交子的面额又有过两次调整，一次是在宝元年间：“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即改为十贯与五贯两种面额，其中十贯的发行量占80%。另一次调整是在熙宁年间：“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交子面额改为一贯与五百文两种，其中五百文的发行量占40%。固定面值的出现，意味着交子在形式上更加接近货币。

官交子还获得了法偿地位，“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在交子流通区内，民众可以用交子缴纳田赋、商稅，承包坊场河渡。换言之，官交子实质上已经跟法币差不多。我们说，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指的是官交子，而非私交子。

不过，官交子在发行之初，仍然保留着银行存单的性质：每一道交子都可以兑换成等值的铁钱（需扣除3%的手续费）；交子的投放，也是采用“纳钱请交”的方式：“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交子），取便行使。”也就是说，市民在交子务交纳多少贯现钱申请交子，交子务即往市场投放多少贯交子，市场中的交子流通量，等于市民申领的交子总额，等于他们缴纳给交子务的现钱数量。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此时官交子与铁钱的比价，是不会贬值的，会一直保持1：1（忽略了手续费）。

但是，庆历年间（公元1040年），宋政府对交子的投放，在“纳钱请交”之外，又打开了财政发行的通道。因为庆历年间，宋朝与西夏发生军事冲突，西北边防急需大量军用物资，而朝廷一下子掏不出那么多现钱，便先后两次拨给秦州六十万贯交子，用来支付商人“入中”粮草的报酬。由于这六十万贯交子“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商人领到交子后，无法兑换成现钱，只能进入流通，“散在民间”。这是交子财政发行的开始。

熙丰变法期间，国家财政急剧扩张，又有更多的交子通过财政发行投放入市场，如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同年又“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成都府转运司还要每年拨给熙河路交子十万贯，“客人于熙河入纳钱四百五十或五百，支得交子一纸，却将回川中交子务，请铁钱一贯文足见钱”（意味着益州交子务用于兑付交子的本钱每年都要减少十万贯）；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朝廷又从成都路拨交子十万缗给沪州，用于公共工程的修造。

财政发行的交子越来越多，如果益州交子务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兑付交子，交子与铁钱的比价将无可避免地发生贬值。熙丰年间，四川交子已出现贬值，如第二十六界交子一贯只能兑换现钱940文，第二十七界交子一贯只能兑换现钱960文。不过，此时交子的贬值还是非常轻微的。

四川交子的信用崩溃，发生在宋徽宗朝，因为当时用兵陕西，朝廷发行了巨量交子“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交子发行量是天圣年间一界交子的20倍。可想而知，交子的贬值狂潮来临了，一贯文面值的交子，只能兑换二三百文钱。宋政府为了挽回楮币的信用，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将交子改为钱引。“钱引”二字强调的是可兑换性，就如“茶引”可以兑换茶叶，“盐引”可以兑换成食盐。宋政府希望通过强调“钱引”的可兑换性来为新楮币的信用背书。但实际上，钱引很快又因为滥发而严重贬值，“引一千者今仅直十之一”。

直至大观末、政和初（公元1110年），钱引的发行恢复天圣旧法：每界限额125万贯，并以50万缗铁钱为准备金，赋予钱引完全的法偿地位，这才慢慢重建了钱引的信用，“引价复平”。此后，四川钱引一直行用到南宋末宝祐年间，才因为信用崩溃而被宣告作废，改为发行四川会子。

官交子（川引）从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问世，到南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为川会所代替，行用二百多年，期间，除了北宋末与南宋末出现非常严重的贬值之外，其购买力大体上一直保持稳定，通胀都是在可控制、可接受的范围内。这很了不起。

（沈新新摘自微信公众号“我们都爱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