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礼，汪伟强

（1.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2.绩溪县档案局，安徽 绩溪 245300）

交子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北宋初年，在四川成都地区，十六户富商振臂一呼，发起了印发交子的行动。交子的发行弥补了因铁钱沉重，不便长途贸易等方面的缺点，顺应了北宋初年四川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我国的货币史上迈进了一大步。交子起初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其管理交子的制度尚不成熟，例如，交子面额“书填贯，不限多少”[1]232，发行时间不统一等。也正是由于这些不足，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史料记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诉起。”[2]94因此“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3]4403。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建立益州交子务，并于次年开始发行。至此，交子由私交转变成了官交，并且政府将管理交子的制度，如本钱、面额、界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根据刘森先生的统计，官交于天圣元年开始至大观元年（1107年）结束，一共发行43界。官交设立之初，仅限于四川流通，其后扩展至陕西。南宋绍兴年间，出现了荆南交子、淮交以及行在交子。

一、交子行用原因及流通区域

关于交子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交子的起源是由唐代的柜坊延伸下来的。第二，交子来源于唐代的飞钱，《宋史·食货志》“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3]4403。第三，交子产生是因铁钱使用不便。《宋朝事实》“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钱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携持”[1]50。多数研究者据此认为交子是由大铁钱不便引起的。郭正忠在《铁钱与纸币的起因—关于交子起源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交子是由小铁钱的不便产生的。刘森在《宋金纸币史》指出交子产生于景德元宝大铁钱铸行之后，所以小铁钱导致交子产生的说法，应当是有问题的。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交子出现的根本原因。李埏先生说：“交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铁钱之间的矛盾，没有这个前提，铁钱是不会引出交子的”[4]。诚然，李先生认识到了交子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论述到了交子出现的本质。货币种类的使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趋于稳定，大量的富商、世家举族南迁。川蜀之地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也必是他们迁居的目的之一。川蜀做为西南的经济中心之一，其影响力波及到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是茶叶、绢帛、纸等商品贸易的聚居地。刘森先生在《宋金纸币史》中指出川蜀地区“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二月、三月亦有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5]1。由此可见，川蜀地区的商品贸易是相当发达的，与此相匹配的交子便应运而生。第五，川蜀地区信用关系和印刷技术为交子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交子最初是由私人发行的，无流通区域限制，“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1]51。私交子主办方无挤兑概念，并且“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1]51，因此，当民户来兑现铁钱的时候，其没有足够的现钱给予兑换，主办方信用额下降，致使“争讼诉起”[2]94。其后交子流通区域的禁令逐渐放宽。天圣四年（1026年），宋政府允许陕西转运司的请求，规定“辖下秦州所入纳粮草，取客稳便指射，赴永兴、凤翔、河中府及西川嘉等州，请领钱数。准益州转运司牒，近就益州置官交子务，书放交子行用”[6]。致使交子的流通区域放出了缺口。然而“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1]84交子大量的虚行印刷，信誉额下降，造成了众多弊端。政府为了交子能够正常流通，便又让交子回到了只流通在四川的局面。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经略西北，需要储备大量的军需粮草，因河东使用铁钱，交易甚为不便，神宗采纳高遵裕等人的建议，在熙宁二年（1069年）置潞州交子务。《宋史·食货志》“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苦之。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7]，但是“转运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3]4403，所以于熙宁三年（1070年）废除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因陕西战事又起，转运司忧患钱不够用，“沈起请限以半岁令民尽纳铜铁钱于官，而易以交子”[7]5402，后来，边事既息，便复还民钱。交子既罢，复用盐钞，但是宋政府并没有控制住盐钞的发行量，大量的盐钞虚发，引起通货膨胀，造成盐价的下跌。“熙宁六年入纳钱五百二十三万余缗，给盐钞九十万二千七百一十六席，而民间实用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席”[7]6214，盐钞虚发多出来四十七万。宋政府为了整顿盐钞带来的弊端再次在陕西行交子。熙宁七年发布诏令，规定“永兴军路支折二钱二十万缗，付秦风等路转运司市籴粮草及推行交子本钱”[7]6263，这次交子推行两年后便又被罢，原因是“商人买贩，牟利于官，且损钞价”[3]4404。

陕西边事既起，便需要大量的粮草，这些物资依靠商人的搬运，然从陕西府运一万贯的铁钱到秦州，光脚钱便需要二千六百九十余贯，占到27%之多。熙河财利孙说：“本以运钱费多及向来钱贱，故用交子行钱，兼助钞法。今此运钱，既有折耗，又深害钞价，只作以资兼并商贩之人”[7]6668。交子带来了如此大的弊端，废除它亦是必然趋势。熙宁九年交子罢后，宋政府便收兑已经支出的交子，但是交子何时被收兑完，史书并无记载，想是不了了之。

南宋时期，政府为了防止铜钱外流，人为的划分了江北、江南两大货币体系。在江北货币体系中，尤以两淮货币体系最为特殊。南宋政府强令两淮行用铁钱，禁止铜钱过江北行用，对两淮地区之前流通的铜钱进行回笼，“癸未，降会子、交子于镇江、建康务场，令江淮之人兑换”[8]。乾道三年（1167年）宋政府新造交子一百三十万给淮南漕司，使其对换铁钱、并在两淮流通，不限淮交的流通期限。淳熙年间再次发行三百万交子，并规定年限，依据湖北的方法，实行三年一兑。淮交面额有一贯、二百、五百三种。其后淮交在发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印发的情况，致使交子价值贬低，形存实亡了。

二、川蜀交子与铁钱关系的演变

（一）川蜀交子与铁钱准备金率的演变

在关于宋朝的史籍里，我们经常看到“本钱、（见）现钱”的字眼，这两种都是针对纸币的准备金而言。起初私营交子管理不善，因而在发生挤兑的时候，造成了社会动乱。宋政府鉴于此，提高了警惕，深化了对纸币的认识，意识到了准备金的重要性。在当时也有许多官僚提出了关于交子准备金见解，皮公弼说：“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7]6323，交子作为纸币的一种，要想保持在市场上的流通、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接受，它的信用度是不可忽略的。信用度的维持要么是有合理的准备金率，要么是国家强制发行，国家做为纸币信用度强有力的保障。显然，交子发行初期属于前者。交子官营以后，宋政府规定了其本钱“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3]4405之用，少者数十并诏令每界发行交子的数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出本钱与交子每界发行数额的比率为28.65%，这里的本钱指的是铁钱。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比率是可以保证百姓持有交子向政府兑换铁钱的。这样，交子的信用度就得到了良好的维持，其做为交换媒介，也就能更好的发挥出本身的流通职能。交子由于有较为稳定的发行量以及合理的准备金率，在实行的前八十年还比较稳定。但是绍圣年间开始，宋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交子的发行数量快速上涨，《宋史·食货志》“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3]4403。至于北宋时期交子的发行额，刘森先生对做出了详细的考证，现截取绍圣二年（1095年）到大观元年（1107年）的交子发行额部分列表（表1），以供参考：

表1 北宋官交子界分、发行数额表[5]26

交子发行数量上涨，而“本钱”还是维持在原来的基点，就必然要引起准备金率发生变化。下面列出绍圣二年（1095年）以后的准备金率（表2），以供参考：

表2 北宋官交子发行额、准备金率表[5]26

通过列表，我们发现从绍圣二年（1095年）开始，准备金率就发生了下滑，在崇宁二年（1103年）的时候准备金率降到了最低点。交子大量发行，而本钱还是维持原来的基点，这就会使得持有交子的百姓在兑换铁钱的时候无钱可兑，进而造成交子的信用度下降。

（二）川蜀地区铁钱与交子的兑换比例演变

私交子产生之初，由于富户担保，信用度比较高，一贯铁钱可以兑换一贯交子，后来因为富户挪用铁钱，广置田屋、园地等，致使交子无法足额兑换铁钱，交子发生贬值，一贯交子只能兑换铁钱七百文左右，交子与铁钱的比例为10∶7。自天圣二年（1024年）起，宋政府开始正式的将交子投入市场，做为商品互通有无的交换媒介。宋政府鉴于私交子的弊端，一方面，着手对交子制定了一系列细则，如规定面额、界分、本钱等，另一方面，宋政府还使得交子具有法偿能力，并且运用称提等手段，尽量维持交子的信用度。因此交子在前八十年发行的期间内，币值相对稳定，还曾出现过增值的局面，史料记载元祐年间川蜀地区“蜀人利交子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3]4404，即交子与铁钱的比例为1∶1.1。贾大泉先生在《北宋四川的商品流通与铁钱和交子的币值变化》一文中指出：“北宋蜀中商品交换的发展水平，只需3亿贯次左右货币行使流通、支付的职能就能满足市场需求，仁宗嘉祐以后，蜀中社会上历年积存的 铁钱量已能满足市场的货币需要量”[9]，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开始两界并行，发行额多了一倍，相应的交子就出现了贬值，但大体上交子币值还是处于稳定状态，哲宗时期交子仅贬值了10%左右。交子的大幅度贬值发生在徽宗年间。徽宗继位之初，以蔡京为首的官僚横征暴敛、大肆挥霍，导致国库空虚，再加上为了应对西北边事，需要大量的军费，因此交子发行数额急剧上升。崇宁四年（1105年），投入市场的交子达到4378万贯，大观元年（1107年）增加到了5388万贯，数量巨大的交子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需求，交子大幅度贬值，《宋史·食货志》：“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纸当钱十数”[3]4405。即一贯交子现在只值数十文铁钱，连墨钱都不够了。

（三）川蜀地区铁钱铸造量与交子发行量比的变化

天圣二年（1024年），交子开始正式投入市场，总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根据贾大全《北宋四川的商品流通与铁钱和交子的比值变化》[9]一文指出，天圣年间，四川每年铸铁钱额应为二十一万贯。这里的铁钱应当为每贯重十二斤十两的祥符大钱，祥符大钱是由景德大钱演变过来的，也是一当十的大钱，既一枚祥符大钱等于十枚小铁钱。按此计算，四川地区在天圣年间的每年铸造的大铁钱值二百一十万小铁钱，两年应为四百二十万小铁钱。再依据交子两年发行一界，发行额应为两百五十一万二千六百八十缗。可见天圣年间铁钱铸额为交子铸造额的1.67倍。元丰三年（1080年），大钱铸造额为13.9万贯，合成小铁钱是139万，也就是两年铸币量为278万贯。而大观元年（1107年）的交子发行量在加上两界并行，交子的发行量是铁钱的1995%之多。交子成为了四川市场上主要流通的货币，但是由于交子的虚发滥造，交子大幅度贬值，信用额降低，终于在大观三年（1109年），宋政府改交子为钱引。

三、陕交与铁钱的关系演变

北宋陕西地区与西夏毗邻，为了增加国防力量，宋政府在陕西驻扎大量的军队，欧阳修指出“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两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7]2930，范仲淹也曾说陕西四路的总兵力达到三十多万。如此大量的军队，必然要消耗众多的军资，按照蔡襄的说法“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效赍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10]68。以此，我们可以推断出30万军队大约每年需要1500万贯，当遇到战事时，军费还会高涨，如此大量的军费使宋政府必须想办法解决。我们知道在军资里占权重最大的是粮草，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政府要运送大量的粮草前往西北，无疑是给朝廷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因此朝廷实行“入中”政策，既招募商人运输粮草到陕西，朝廷给予钞引或现钱。

天圣四年（1026年），宋政府规定运输粮草到秦州的商人，可以到嘉、邛等州领取铁钱或者交子使用，商人领取的是什么铁钱，由于史料的缺乏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出是祥符大铁钱，商人将领取的祥符大铁钱兑换成铜钱。按当时的情况商人是不大可能领取交子的。因为，第一，交子的流通区域有限，在川蜀以外的地方是很难使用的。第二，如果商人领取的是交子，那么一贯交子能兑换小铁钱一贯，小铁钱10贯值铜钱1贯，小铁钱每贯重6.5斤，十贯重65斤，也就是说65斤铁兑换1贯铜钱，而祥符大铁钱是重12斤10两，可以兑换1贯铜钱，10贯小铁钱，显然求利的商人是不会先拿交子兑换小铁钱，再拿小铁钱去兑换大铁钱的，否则就多出了中间环节，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铁钱在不断的排斥着交子，而不是我们普遍的以为交子轻便，商人便会兑换交子的情况。

庆历四年（1044年），宋政府在川蜀地区借60万交子给予秦州支付商人的入中粮草，但却是虚发，并无本钱。很显然宋政府开启了交子不能兑换铁钱的先例，并且交子也开始成为了政府财政手段的一个部分。熙宁四年（1071年）“陕西军兴，转运司患钱不足，沈起请限以半岁令民尽纳铜铁钱於官，而易以交子”[7]5402。陕西是一个特殊的货币体系区域，其铁钱实行的时间，据汪圣铎先生考证发生在康定元年（1040年）以后，神宗熙宁年间，铁钱和铜钱就已经都在陕西流通了。上述材料陕西转运司将钱的不足，归结于边事又起，大量的军需消耗了钱的数量，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其它方面原因转运司并没有认识到。陕西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因素，物资比较贫乏，同样的物品，在陕西的价格要高于内地的价格，商人基于这一点，当政府征籴之时，商人趁机抬高物价，获取丰厚的利润，“河东财政窘迫，官所科买，岁为民患。虽至贱之物，至官取之，则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10]85。我们知道货币做为商品的交换媒介，其必然是从价格高的地方流转到价格低的地方，商人获取钱以后，就必然会造成钱币流向内地。再者，神宗熙宁年间，陕西主要行用的铁钱是大铁钱，这种大铁钱与大铜钱是等面额的，大铁钱等于2文小铜钱。同时河东使用的主要是小铁钱，这种大铁钱等于3文小铁钱，2文小铜钱，3文小铁钱又等于1文小铜钱，这种比价是相当混乱的。通过它们之间的兑换，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金属价值与价值尺度并不符合，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铜钱必然要被人们储藏或销毁铸成铜器。因此，我认为铜钱在陕西的不足，应该基于上面几个方面考虑。宋政府用交子去兑换铜钱和铁钱是一种财政手段。政府运用“称提”的方法来兑换铜、铁钱，无非是为了让铜钱、铁钱回笼。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称提是具有强制性的，宋政府必然规定了交子同铁钱和铜钱兑换的时候，铁、铜两钱的上交比例，否则人们将会把铁钱这种质贱的货币上交，而继续储藏铜钱。只是基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断定其比例是如何分配。

熙宁九年（1076年），宋政府罢黜交子，一则是本钱不足，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二则是宋廷实行交子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财政危机和应对盐钞贬值，可是交子发行后，交子与盐钞共同贬值，秦州的交子价格低廉，商人从秦州获得交子，再到永兴军贩卖，获取铁钱，中间获取利润。政府本来是想由于“运钱费多及向来钞贱，故用交子行钱”[7]6668，无奈行用交子的费用比搬运现钱的脚费还要高，因此交子被罢废也是必然的了。

四、淮交与铁钱的关系演变

宋政府南渡以后与金国南北对峙，反应在货币经济上，便是南宋政府有意的划定了货币防御区，禁止铜钱渡江北上。在江北的货币区域中，两淮的货币是最为复杂的，曾出现过铜钱、交子、会子、铁钱等货币流通。政府为了防止铜钱北上，诏令“两淮、京西悉用铁钱”[3]4397，乾道二年（1166年），南宋政府正式发行交子，规定了交子的面额有四种且只能在两淮流通，同时还规定了在买卖过程中，要求交子与铁钱的使用各一半。淳熙三年（1176年），宋政府诏令“新造交子三百万，以二百万付淮东，一百万付淮西，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为界”[3]4411，这次发行的交子是由于两淮地区币制的混乱而产生的，乾道以后，大量的铁钱在市场上流通，两淮铁钱铸造质量低下，夹有大量的锡，以至于私铸成风，铁钱贬值，政府针对于此，一方面改善铸造质量，另一方面用会子、度牒等收换铁钱。同时，南宋政府首次规定了交子与铁钱的比值，来整顿货币的流通。交子与铁钱共同在市场上流通，两者的比值是1000∶770，说明了南宋政府是用交子来称提铁钱。其后交子的发行额增加，交子贬值，交子与铁钱的比值增加，嘉定十一年（1218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3]4412。交子由称提铁钱转变为铁钱称提交子，到最后已经不可称提了。

五、结语

由于宋代川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发行之初便与铁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交子最初仅限于川蜀地区流通，以铁钱做为准备金，是一种自发的地方性货币。其后随着北宋政府边界战事又起，宋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交子的流通区域扩展到陕西、河东等地，学术界称为“陕交”，陕交的发行时断时续，最长的发行时间也就一年左右，并且宋政府规定陕交可以与铜、铁钱兑换，很明显交子的发行已经成为了一种财政手段。南宋时期，政府为了防止铜钱的北流，在两淮路行用铁钱、交子、会子等货币，交子不仅可以称提铁钱，而且与铁钱共同在两淮流通。另一方面，由于北宋政府后期对交子的管理不善，交子大量发行，以至于交子与铁钱的“兑换比例”“称提”等关系发生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