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化正在进入动态调整阶段，体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疲弱、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围绕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安全格局演变、全球经济治理亟须变革等多个方面。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构建新发展格局既存在区域经济合作加深等一些有利条件，又面临美西方对我联合打压的力度加大等挑战。我国需要抓住重点方向，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处理好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为自身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 国际环境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3）06-0091-07

[作者简介] 王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等。

一、全球化进入动态调整阶段

国际环境是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动态过程。而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是以全球化作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的演进对各民族国家的发展状况产生影响，同时各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也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从百年变局的内涵来看，无论是国际力量对比前所未有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还是人类前途命运前所未有的休戚与共，都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无论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反映生产关系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也都与全球化息息相关。

2002年，Walden Bello提出了“去全球化”概念，他从学理的角度阐述了必须通过去全球化，改变当代由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方向。那么当前全球化遭遇的困境是否视为去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是否会走向终结？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全球化的行为明显增多，但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概念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遭遇逆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呈现出的内顾和区域化，是一种结构性趋势，近期的危机只是使这种结构性趋势更加明显，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合作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扭转全球化趋势的代价太大。全球化并未终结，只是进入了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征。从速度来看，当前货物、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变缓，全球化发展的速度比上世纪90年代要慢。从结构来看，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去全球化现象体现在有形的领域，而无形的领域全球化仍在加速。

关于逆全球化行为频现和全球化遭遇逆潮的原因分析，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角度来看，它主要由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为三个支点构成，三者之间互相牵扯，速度快者拉动速度滞后者提升深化水平，循环往复便形成不断交替上升的“向心运动”。在三者运动的过程中，速度如果不能同步，则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一体化出现回落，同时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区域主义的极大发展束缚了民族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因而福利社会采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式对经济一体化进行反制，由此出现世界各国在经济乃至政治议题上摩擦冲突不断。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角度来看，当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回潮是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在政治维度上的表达，本质上是百年变局引发的联动反应。过去两三百年间引导推动人类社会实现飞跃式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在由盛转衰，这一历史性巨变使得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西式全球化弊端不断暴露，产业空心化、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失衡等问题累积，阻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因而美西方国家采取逆全球化行为，试图建立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从国际领导类型角度来看，过去在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自由主义的领导人极力推动全球化，而当前的全球化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影响，民粹主义的领导人泛化和政治化安全的概念，打着维护经济安全的旗号采取去全球化政策，加剧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

综上来看，当前的全球化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层面存在不匹配问题，由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内含资本逐利本性的国际规则、世界秩序和国内社会结构无法适应经济要素跨境流动的水平和要求，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全球化便受到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以调整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基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困境，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应当更加关注贫富差距、衛生健康、气候变化等人民福祉方面，只有以人为本的全球化新模式才能使全球化走出当前的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全球化困境提供了可行的选择和方案，以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公平正义等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化的趋势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国际环境如何，需要具体分析共同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包括世界经济、科技和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世界政治和安全等格局的调整等。

二、大变局下全球化变化趋势研判

百年变局既是世界正在呈现的态势，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当前，推动国际环境变化的经济、科技、治理、政治和安全等因素互相交织，共同发挥作用。近来的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叠加，推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1. 全球经济内生动力仍然虚弱，世界经济较长时期将呈现增长疲弱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内生动力下降，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持续疲弱。2008—2021年，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速为3.4%，低于2003—2007年5.1%的年均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3.5%。今年以来，虽然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的边际影响逐渐收窄，但是受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持续拖累，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整体乏力，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短期看，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3%，2024年进一步下滑至2.9%。中长期看，世界经济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在人口老龄化等多重供给约束影响下，尤其是经济增长还尚未突破技术边界的约束，摆脱长期低增长态势任重道远。高盛预测，2024—2029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8%，且此后仍将逐渐下降。

2. 国际力量对比整体变化态势不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

当前世界版图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根据英国一家机构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扩容前的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31.5%，超过七国集团的3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4%，高于发达经济体的2.7%，预计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4%和4.1%，均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1.5%和1.4%。从区域来看，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是全球的经济重心所在，要素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巨大，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地带。2022年1月落地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跨境物流便捷等效应，推动亚太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成为亚洲经济合作的新制度框架，为亚洲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从国家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正在从过去的加工制造基地转变为兼备高端供给方和重要需求方的角色。高盛2022年12月研究报告显示，未来30年全球GDP的权重更多地向亚洲转移，到2050年全球最大的5个经济体预计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

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围绕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

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推动国际格局大调整的根本动力之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不同技术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深度日益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将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包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等，合作将可以共同推动世界經济提速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各国都在努力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制高点，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可能改变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优势，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现代生物技术、航天科技等新兴技术的战略投入。如美国政府发布多份文件，旨在通过产业政策指导、科研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引进等措施强化美国在未来产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加入七国集团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美国联合盟友组建“芯片联盟”“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围绕新兴技术的竞争将会加速白热化，体现在技术本身，也涉及人才、标准和规则等方面。这种竞争和对制高点的争夺也会导致技术壁垒，阻碍国际科技合作，拉大科技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鸿沟。

4.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叠加

国际政治秩序失衡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在增加。从历史来看，引发国际政治格局快速演变的也往往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在世界经济疲弱、一些国家社会失衡以及国家实力对比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各国会改变原有的认知、调整原有的政策，导致国内不稳定因素从经济、社会向政治领域传导，从国内向国际层面延伸，加剧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社会矛盾撕裂问题不断凸显，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美国对于维护霸权的焦虑。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明显加大了对华竞争和战略博弈。美国采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进行地缘政治布局，试图在贸易、科技、规则等多个方面遏制中国。除中美博弈外，2022年初的乌克兰危机升级就反映了美俄之间的激烈博弈，这是冷战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度演变。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乌克兰危机尚未解决，巴以又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对全球和平和稳定都造成了威胁。这些属于传统安全范畴的事件同时又引发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难民等多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得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更加明显，造成的影响也更加复杂。

5.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继续深刻变革，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治理是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兴起应运而生的，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三大国际组织的创立之初到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治理主体、客体和治理模式呈现多元化，已经形成了由国际组织、区域合作组织和伙伴关系构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框架。但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能不足、公正和包容性不足、与时俱进不足。效能不足突出表现在不能有效解决发展失衡加剧、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公正和包容性不足突出表现在未能客观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得不到体现，反而被要求承担过高的责任；与时俱进不足突出表现在不能覆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在问题倒逼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继续深刻变革，但在各方竞合博弈下这一过程仍会曲折。长期来看，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如果在机构和议题设置、议事和决策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但未来几年，上述传统多边机制的改革必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相比较而言，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更具时效性，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七国集团为代表的新兴多边机制，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二是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体系；三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为代表的新型合作机制，为加强跨区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期，阻碍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因素仍在，全球化或将继续处于失衡和调整状态，使得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三、全球化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1. 经济全球化仍是大趋势，合作主旋律有利于以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经过数十年的全球贸易整合，世界上没有任何经济体或区域可以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全去全球化难度很大。只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国家间的贸易、投资、生产才能不断增长，全球经济才能蓬勃发展。尽管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各国政策差异和国家间冲突等因素会阻碍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委员会陷入瘫痪，但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演进，经济全球化仍将是大势所趋。统计数据表明，2022年的全球貨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疫情之前并未出现显著下降，这说明作为全球化核心表现形式之一的国际贸易在多种因素冲击下仍保持了总体平稳。企业永远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和核心驱动力的源泉，当企业具备较大规模并希望进一步发展时，本土市场容量往往是不够的，必须寻求国际市场。上述事实和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现实基础没有发生结构性的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中国高质量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需要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促进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等要素在国际与国内之间自由流动。

2. 亚太地区经济活力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加深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要素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巨大，经济在全球占比超过60%，是全球的经济重心，也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地带，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尽管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今年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展现出的韧性，是一个相对亮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今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升至4.6%，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2024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预计为4.2%，仍然高于全球经济增速2.9%的预期。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不断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通过一项到2035年的预测评估研究发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明显地促进成员国家的贸易增长和收入增加。亚太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优势明显，如中国、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产业门类齐全，高、中、低产业搭配合理，且相互之间依赖性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由制造业、电子、汽车、纺织等众多产业构成的复杂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与欧美规模大体相当。从供应链分工来看，亚太地区有分别处于供应链不同位置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等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高等技术产品制造国家，上、中、下游企业合作紧密。亚太地区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这些合作机制能够加快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我国若成功加入，对于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而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3. 我国具备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优势，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动力

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与过去的历次科技革命都不同，更多体现在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不同技术相互支持和不同产业间整体推进。现阶段前沿技术不断涌现，但由此推动的未来产业仍在孕育孵化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要的人才、市场、产业链、数据和场景等方面，我国具备诸多优势，能够加速颠覆性技术产生和产业化过程。一是我国的人才红利优势明显，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12亿，2022年授权发明专利79.8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从事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人才储备不断积累；二是我国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产业链结构完整，供应链韧性强，全球竞争优势强，有利于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三是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在一些科技领域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四是基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独特优势，14亿人口能够产生海量的数据资源，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又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带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有利于我国在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取得技术创新突破，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4. 来自美西方国家的竞争加剧，我国面临的联合围堵压力加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参与全球分工、制度型开放、科技进步等方面对我国联合打压的力度将加大。一是挤压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供应链协作的空间。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一系列机制安排，与盟友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试图形成针对我国的新的供应链合作。二是加剧与我国在规则方面的博弈程度。国家之间的竞争博弈涉及很多形态，其中最重要、最高级之一就是对于规则的制定和主导权。二战以来美国所拥有的霸权地位，除了有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支撑，还依赖于其对国际规则的主导能力，通过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国际制度与机制来支撑和维系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联合盟友加强规则制定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体制作用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等，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数字贸易等领域制定新规则，加大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难度。三是加大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打压。近年来，美国聚焦科技领域，通过将我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等方式，限制先进技术、产品、设备等对我国出口，也通过投资审查等方式限制科技企业投资我国或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从而维护其在全球科技领域和产业链上游的优势地位。我国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高端设备被“卡脖子”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更多压力。

5. 遭遇美西方国家舆论胁迫的概率更高，我国被迫承担的国际责任更多

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可能更多要求我国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与我国关系友好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但受多种因素冲击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或陷入数年之久的经济停滞。与此同时，为抵御全球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危机，各国增加支出，近来全球公共债务剧增，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增长更快，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利息支付预计持续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债务报告》显示，2022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比2010年增加了近3倍。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着偿债成本高、融资渠道不畅、货币贬值和增长缓慢等多重困境。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已经对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减缓债务，未来美西方国家不免恶意裹挟我国继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缓甚至是免债，对我国形成更多压力。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可能对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施加更大的压力。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西方国家频繁挑战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质疑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美国甚至在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立法草案。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或将继续鼓动取消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我国面临可能难以享受国际组织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扩大在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难度增加的困境，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四、应对全球化趋势的主要策略

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应厘清思路、聚焦重点，内外双向发力，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更有利的条件。

（一）加强自主创新，更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也是国家间力量对比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看，只有自己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拥有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到、要不来的。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一些重大突破进展，但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要抓住核心和根基所在，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学科布局，推进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的实现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力、市场的活力、人才的支撑力等。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和落实科技创新政策，强化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之间的产学研融合，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构建良好科技创新生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二）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成果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国际科技教育交往等，能够不断激发我国的发展活力。步入新发展阶段后，为更好利用国外资源，与各国形成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各文明建立更交融互信的情感联系，塑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我国不仅要坚持对外开放，还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就要求在要素流动、经贸规则等方面采取更大力度、更宽领域的开放举措。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持续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发挥开放平台作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推出更多制度型开放新举措。着力发挥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持续推动与外资企业的沟通交流，拓展外资企业与地方开展投资的合作渠道。

（三）处理重点关系，营造更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是与美国的关系。虽然近年来中美关系不断面临挑战，但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要以稳定中美关系为抓手，加强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谨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国正在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错误认知。二是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原本我国与欧洲之间的经贸合作尤其是互补性贸易结构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互相之间的竞争广度与烈度都会增加。但同时要看到，欧洲国家与旨在维护霸权地位的美国不同，而且在数字化和绿色发展方面，我国与欧洲合作的潜力很大。三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推进经贸、社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

（四）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贡献中国力量。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組织、世界银行的改革，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引导国际经贸规则更加适宜全球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变化，推动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人选等紧迫问题。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各项议程与活动，推动各个成员加强战略对接，形成更多的利益汇合点，丰富和提升二十国集团等新型治理机制功能。

（五）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一方面，提高我国对外传播的能力。加强中国特色发展理念和道路等的理论研究，完善对外传播过程中对概念和理论的阐释，充分展示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扩大中国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夯实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锻炼应对“互联网+”新形势下负面国际舆论的本领。新媒体的发展加快了国际舆论的传播速度，增加了辨别舆论信息真假的复杂性，但同时也使得某些国家进行舆论操控变得更加容易，因此需把握新时期对外传播的新特点，利用好新媒体手段，主动应对国际舆论抹黑我国的声音，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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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Trend on China

Wang Wan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hina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entering a stage of dynamic adjustment， which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weak world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over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echnology，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ecurity landscape， and urgent change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coming perio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will be more complex， and there are favorable conditions such as deepening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ut we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creased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on China. China needs to focus on key directions，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high-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reliance， build a new system of open economy at a higher level， properly handle relations with ke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enhance the voic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create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Globalize; Glob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3-11-09   責任编辑：赖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