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宇，赵辰尧，陈 浩

（1.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2.山西科技学院，山西晋城 0480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1］对市场经济而言，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虚拟资本的演化史。尽管存在李嘉图使用了虚拟资本概念的说法［2］340-341，但对虚拟资本进行系统理论论述，特别是把这一概念建立在以社会生产关系为要义的资本理论之上的论述，无疑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并对虚拟资本与货币资本、信用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资本的经济功能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3］450-466虚拟资本是市场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是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快速膨胀的结果。［4］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信用货币，其基础是市场信用，它实践着货币资本功能，但又不具备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形式，也正因此它能将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更为清晰地暴露出来。［5］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开展已十分广泛，成果众多，对虚拟资本的内涵、性质、外延和形成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研究［6-9］，但对虚拟资本形成历史进程的系统梳理还并不多见。虚拟资本与市场经济在16 世纪末到17 世纪初同步而生，在19 世纪后半叶就已经成为货币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而随着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它不再受任何固化实体的影响，世界经济完全进入虚拟资本时代。改革开放40 多年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化，与其同步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中虚拟资本的创造机制日渐成熟、总体规模不断扩大，虚拟资本之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2022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0］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虚拟资本形成史的系统梳理探寻其对我国当前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信用货币的普遍使用和虚拟资本时代的到来是市场信用在历史选择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信用货币优于金银货币经济规律的具体反映。信用货币是以市场信用作为保证的货币形态。它通过一定信用程序发行，主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货币发展的现代形态。信用货币的发行由金融体系完成，对市场经济而言，一部虚拟资本的形成演化史其实就是一部金融史。贯穿虚拟资本史的两个发展动力可以概括为：一是资金融通促进市场的交易效率。由牛羊等一般等价物到金银、再到货币和国家纸币是这样，从金银货币和国家纸币到信用货币和今天它的特殊形式电子货币也是这样①国家纸币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纸质市场信用载体，信用货币是金融体系通过风险评估或收益评估创造的市场信用载体，在今天大部分国家两者之间的兑换关系构成了政府基于央行控制全社会市场信用规模的基础；电子货币是国家纸币或信用货币在数字化时代基于数字化工具的表现形式，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市场信用的载体功能。。二是进行风险评估或风险分摊。通过金融机构帮助愿意承担市场风险的人获取市场信用或降低他们在经营中的风险，股份制、保险公司、银行、证券交易所的产生都是这个原因。虚拟资本的历史进程分析必须遵循上述规定，即以现代银行信用创造机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形成、完善以及银行市场信用生产与金属形态货币之间的关系为阶段划分标志。本文对于虚拟资本演化历程的梳理主要通过三个线索展开：一是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如商业汇票、银行券；银行活期存款取款凭证、股票等的出现和发展；二是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如汇兑机构、高利贷、银行、产权交易所、信托机构等；三是主要金融事件，如复式记账的产生、有限责任的产生、股份制的产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瓦解、巴塞尔协议签订等的发生。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通过五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对虚拟资本的萌芽、形成、发展、完善和虚拟资本时代的到来进行梳理，以期为虚拟资本研究和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可以借鉴、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

一、尼德兰革命（1566）以前：虚拟资本的萌芽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形成的标志，信用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也当然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但信用货币本身却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已产生，因此我们对虚拟资本历史演化的梳理将尼德兰革命（人类历史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时间界限，首先梳理这一革命以前的信用货币和信用货币创造机构。

高利贷是生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在自然经济形态即已存在。通过农业生产自然周期中或灾荒发生时的出借周转，高利贷者在人们紧迫需求下借助高额借贷利息谋得了高额的利润，“高利贷”因此得名。货币或粮食以生息的形式存在，这在高利贷那里已经是普遍形态。

地中海是欧洲中世纪商业的中心。12 世纪以后的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很快，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11］。工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的发展，对信用化经营需求越来越迫切。远途资金汇兑所催生的银钱兑换业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的母体。事实上，银行（Bank）一词也正源自中世纪意大利对汇兑机构的称呼。在这些机构汇兑业务中一系列的资金票据被发明，汇兑的取款凭证成为信用货币最早的表现形式，汇票、本票、支票的原始形式相继出现，虚拟资本在此时的欧洲开始有了萌芽。［12］

汇票的结算功能在13 世纪法国香槟集市产生。［13］香槟集市是13 世纪全欧洲最大的国际市场，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国际票据的交易中心，使用汇票抵消债务成为商人之间普遍做法，汇票作为信用货币的基本形式此时已初步形成。除汇票外，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在12 世纪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债券。［14］因为有政府权力作保证，这一凭证在发行地及周边地区同样具有一定支付功能。

13 世纪到15 世纪复式记账在意大利的发明和发展是虚拟资本演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令市场信用与企业经营融为一体，也为以后信用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铺平了道路。从13 世纪开始，复式记账从发明到确立大约经历了300 年时间，它首先诞生于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复式记账的发明以1211 年佛罗伦萨银行家采用的簿记为标志（这是目前保存的意大利最古老的会计账簿），而复式记账方法的确立则以1494 年卢卡·帕乔利著名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正式出版为标志，它也同时标志着现代会计的开始。［15］

二、从尼德兰革命到美国独立战争（1566—1775）：虚拟资本形成机制的确立

地理大发现（1492）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但这一事件的影响直到尼德兰革命（1566）才真正触及经济制度。虚拟资本的正式形成和全面发展也正是在这一革命之中和革命以后。这一革命不仅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欧洲建立，也催生出现代意义的银行、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各类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的创造机构。

16 世纪的尼德兰替代地中海北岸地区成为欧洲的商贸中心，安特卫普也已经取代香槟集市的地位。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约束了这一地区社会的发展。16 世纪初安特卫普的“利息革命”从形式上是政府对普通民众从事借贷经营的解禁和对利率限制的放开，而本质上是市场信用在社会再生产中作用能力的凸显，收入的资本化从此有了“客观”①这里“客观”指的是不受行政管理者“主观”干预，由市场依据供求来决定。的计算基础，虚拟资本化路径正式开启。

股份公司的产生与尼德兰革命几乎同时。1554 年，为了在经营中应对个体难以承担或不愿承担②“难以承担”的原因是个人拥有资本规模不足，易于理解。而对于“不愿承担”，卡尼曼（1979）的前景理论进行了解释。他通过实验分析发现损失给人们带来的负向效用与收益带来的正向效用完全不对称，正向效用边际递减而负向效用边际递增，因此多人分担风险的预期效用损失要远小于一人承担全部风险。的海上风险［16］3-7，英国成立了第一个以入股形式开展海外贸易的特许公司——莫斯科公司，股份制正式诞生。此后50 年，英国又相继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等数家股份制贸易公司。1602 年和1621年，尼德兰革命成功后，荷兰也成立了东印度联合公司等两家股份制公司。股份制的直接作用是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并不直接形成虚拟资本，但它为虚拟资本的重要形式——股票——的产生创造了基础。

股票是股份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凭证，但只有当这一所有权凭证可以转让和交易后，它才具有虚拟资本意义，也才能称为股票。因此，股票的产生除了以股份制公司建立为前提，还与证券交易所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早期证券交易所主要的交易对象是商业票据。当汇票普遍后，商人可以不带任何现金在集市上进行贸易，而一旦他们需要将票据变现，交易所就提供了这样的功能。这样的交易所往往集中在集市周围，取代香槟集市成为欧洲商业中心的安特卫普就是16 世纪欧洲最主要的票据交易中心。1531 年建立的安特卫普交易所具有集中票据交易和票据贴现等金融职能。以汇票和债券为主要对象的票据交易所不仅赋予了票据更多信用货币功能，也为股票的虚拟资本化创造了条件。作为尼德兰革命的成果，1609 年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进行股票交易的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荷兰成立，其交易的主要对象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股票。此时，欧洲的商贸中心已经从尼德兰南部安特卫普转移到了尼德兰革命的中心——北部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股票作为虚拟资本形式的正式形成，它为股票这一所有权凭证资本化提供了基础的金融机制。

由于商业中心产品种类众多，商人又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彼此陌生，很难基于地缘或血缘乃至商缘关系产生商业信用。以商业信用为中心的票据（主要是商业汇票）往来也造成了商业纠纷频发，规范票据往来和贴现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此，除证券交易所的规范功能外，银行业的发展也十分重要。伴随着“利息革命”对人们经营信贷业务约束的解除，16 世纪欧洲私人银行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它们脱胎于高利贷者和资金汇兑机构，以汇兑业务为吸储方式和支撑，同时经营信贷业务和汇票发行业务，其功能接近了现代意义的银行。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所阐述的它们服务的生产关系与高利贷者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还因为它们所经营业务与现代商业银行已基本一致。但单是这种变化还不足以保证市场信用主体形式从商业信用转变为银行信用，还不足以令银行汇票取代商业汇票成为信用货币主要形式，或者说还不足以有效规范票据交易和贴现业务开展。频发的私人银行破产和票据商业纠纷推动着更具现代银行体系特征的公共银行走向前台。

公共银行在16 世纪中叶意大利城邦中已有出现，如1597 年的米兰银行。这些公共银行与私人银行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的出资或政府信用的介入。其一经成立就至少在局部地区具有了市场信用评价公信力，汇票贴现和背书成为人们对汇票可信性判断的主要依据，其发行的银行汇票在贸易往来间往往更具市场信用。由于政府公权力存在，公共银行所发行的汇票具有了一定国家纸币的特征。而在欧洲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银行则是作为尼德兰革命重要成果的1609 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由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参与出资并控制，虽然往来清算和汇票贴现并不是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首创，但得益于阿姆斯特丹全欧贸易中心的地位，它很快成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票据结算中心。基于这一中心地位，在利润目标追求下，阿姆斯特丹银行强化了票据业务的风险管理，极大地推进了票据往来和贴现的规范程度，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对汇票等信用货币的认可。

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除了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和联合东印度公司发放贷款并不对外放贷，但由于它通过收存金块和金币后发行的提款账户收据可以在贸易中交换财富，且其价值受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担保，它事实地成为信用货币的发行银行。这种提款账户收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活期存款取款凭证，而如果这种收据上标有面额，它就被称为银行券。与今天银行活期存款和纸币不同，这种收据和银行券可以向银行兑换与其等值的黄金。银行券的本质就是一种随时兑付的银行汇票，尽管在16 世纪甚至更早之前的私人银行中就已存在，但它成为信用货币的主导和虚拟资本的重要组成，还是发生在公共银行特别是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之后。因为阿姆斯特丹银行所拥有的包含公权力银行券发行的特许经营权和它作为私人银行间结算中心的功能，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需要说明，阿姆斯特丹银行并不是现代意义“央行—商行”两级银行体系中的中央银行，它的特殊性只是能给私人银行信用增加一个政府信用担保。与此相对，今天中央银行实现的任务是让所有银行共同为一家银行进行信用担保，即实施银行信用联保①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源自商业银行联合会性质的相互联保功能有着向单独依靠政府信用救济发展的趋势。。在阿姆斯特丹银行之后，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成为信用货币的主要发行者已经不可避免，银行也逐步赢得了商业信用票据评定者的身份。1694 年，作为光荣革命成果——英格兰银行宣布成立。尽管在经营上完全模仿阿姆斯特丹银行，但英格兰银行还是有两点不同：一是在规模上远超前者，它所依凭的公共担保从阿姆斯特丹市政变为了强大的英国政府；二是英格兰银行是纯粹私人合股公司，它与私人银行的区别只在于拥有发行政府担保银行券和给予政府贷款的特许权。随着欧洲工商业重心从莱茵河和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两岸，随着英国作为欧洲经济中心地位确立，英格兰银行在成立之后逐步成为了欧洲银行业的龙头，它也将银行发展成为整个虚拟资本制造最重要的行业。

伴随着虚拟资本在荷兰的兴起，虚拟资本的“欺诈性”也在荷兰开始展现，著名的“郁金香泡沫”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件。当信用货币的功能被认可，它的数量增长既会超过黄金存量的限定，也会在局部超过实际社会再生产的需求。此时，它就成为资产泡沫的推手。在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乃至整个尼德兰北部，人们开始将富余的信用货币疯狂地投向郁金香，乐观的社会预期不断地通过银行和商业创造出更多的虚拟资本。据称在1635 年，外形比较漂亮的郁金香品种一株卖到了1 615 弗罗林，而在当时4 头公牛的价格也才480 弗罗林。当人们从资产泡沫狂热中清醒后，郁金香价格泡沫急转直下，无数人倾家荡产（因为他的钱主要是虚拟资本）。［16］虚拟资本的危害第一次全面暴露出来。

三、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75—1914）：虚拟资本形成机制的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同样是一场革命，这一革命对于虚拟资本演化史而言最大的变化是股市的大发展、股市泡沫的频繁出现以及1929 年大危机。如果说英国的虚拟资本创造以英格兰银行为龙头的银行业为中心，美国的虚拟资本创造就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龙头的股市为中心。与商业银行基于抵押物估值进行虚拟资本创造不同，证券交易所的虚拟资本创造采用了预期收入资本化的评价方式。对于18 世纪末美国这样刚刚独立的国家，它并没有多少可供抵押的物品去帮助虚拟资本形成，而股市的优势就在于它对风险评估的态度着眼于未来，而非商业银行总是着眼于现在。

在1609 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股市对于虚拟资本的创造一直在欧洲存在，但它的地位远不能与银行业比较。这一方面是因为发生在1720 年的“南海股票泡沫”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严格限制公司股票上市的法案（The Bubble Act），该法案从根本上扼杀了英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银行的虚拟资本创造制度已经足够支持英国发展，股市的发展可能反而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破坏。

直到18 世纪70 年代，股票交易所的重要性才逐渐凸显，1773 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而更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在大约20 年后，来自纽约的24个证券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 号外的梧桐树下签订协议，共同约定了股票交易的制度。这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1817 年这个组织确立名称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当然，证券交易组织的成立并不意味着证券交易所取得了快速发展，它的大发展同样需要等待时机。1863 年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此时正是新发明的铁路技术在美国普及、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股份制和证券交易为美国铁路发展创造了大量虚拟资本，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经济社会再生产的组织能力，有效推进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发行的铁路股票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证券。此后在美国的电话发展热潮、钢铁发展热潮和汽车发展热潮中，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都极大地发挥了虚拟资本创造推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在这些推进中，股市的“欺诈性”也不断展现。美国先后发生的1860 至1870 年铁路股票泡沫、1890 到1910 年电话股票与钢铁股票泡沫都充分暴露出了股票作为虚拟资本的“虚伪性”。在这些泡沫破灭中，虚拟资本所催生的大额资本无情地掠夺小额资本，美国的帝国主义特质暴露无遗。此外，在纽约证交所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有两个事件对于美国股市有着较大影响，这就是1850 年纽约电子报的发明与1884 年道、琼斯两人发明了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两个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推进了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化。

与股市虚拟资本创造相辅相成的机构是投资银行（在我国称为证券公司）。此类机构同样诞生于19 世纪的美国，它们或由商业银行拆分而来，或由证券经纪人发起成立，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61年成立的J.P 摩根公司。与一般商业银行主要从事放贷业务不同，投资银行的业务重心是风险投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辅导上市等，其业务轴心是帮助具有上市潜力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完成上市；其利润主要来自以上业务开展中所取得的股份在上市之后的卖出。自此之后，股份制公司、投资银行与股票交易所共同构成了股市虚拟资本创造的“三驾马车”。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和“创业者利润”的讨论更多的指向其实就是股市这种虚拟资本创造机制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分配恶果。［17］109-112

与美国通过股市对虚拟资本创造机制的“推动”不同，在不断的金融危机中，19 世纪英国的银行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着他们的虚拟资本创造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制度变化就是英国货币体系金本位制的确立和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功能的转化。货币体系金本位制的确立主要是为了消除银行券泛滥和社会公信力丧失。1816 年，英国通过的《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本位来发行纸币。1819 年，又颁布条例要求英格兰银行银行券在1821 年开始能兑换金条，在1823 年开始能兑换金币，并取消对金币熔化及金条输出限制。把黄金与银行券发行挂钩，特别是与法定银行券挂钩，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虚拟资本创造中的欺诈性，保证了英镑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但也同时限制了英国金融寡头的形成，因而更多希望借助虚拟资本创造权力获取垄断收益的金融寡头转向了更能为自己带来“创业者利润”的美国。

英格兰银行在整个英国银行体系中功能逐步向中央银行转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英国法定银行券（钞票）①注意其有别于今天没有黄金保障的国家纸币。发行权的垄断。1833 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为全国唯一的法偿货币；1844 年英国颁布《比尔条例》，该条例对英格兰银行英国法定货币发行银行地位首次予以确认。二是在历次危机中承担起其他银行再贷款人的角色。在1857 年后的多次经济危机中，英国政府都先后赋予英格兰银行不遵守《比尔条例》中关于货币发行与黄金储备挂钩要求的特权，实质上赋予英格兰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再贷款人的地位。三是作为银行间清算中心地位的确立。随着英格兰银行在英国银行界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特别是法定发行权垄断地位的不断加强，19 世纪50 年代该银行完全确立了它在英国银行界结算中心的地位。英格兰银行以上功能的实现有效推进了银行票据（特别是银行券）的规范化，并为以银行间相互救济避免个别银行流动性困境而诱发经济危机探索了道路。

美国银行业在这一阶段也积极地探索自身的发展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化就是推出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准备金制度源于商业银行对自身经营风险的管理。准备金是指存款当中作为风险准备而不予放贷的部分。在中世纪的高利贷经营者和汇兑业务经营者那里，这种做法就已经非常普遍。但法定存款准备金与之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外在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初期或源于银行业行业协会会员间的相互监督，或源于清算中心银行对参与清算银行的基础流动性要求，但一旦它与政府结合，“强制”就具有了公权力属性。对商业银行体系虚拟资本创造有着明确影响的法定准备金制度产生于美国。1863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民银行法》，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按银行负债额（法定银行券发行额和存款额）提存最低准备金。这一制度源于美国的原因有三：一是美国没有英国庞大的黄金储备去实现货币体系金的本位制度，二是美国需要大量的信用货币（虚拟资本）推动国家建设，三是美国连续不断的银行倒闭潮所暴露的虚拟资本的欺诈性要求国家不得不出面进行管理。但由于当时的美国中央银行还未建立，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无需强制缴存，《国民银行法》的事实约束性有限。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收取非法定银行券发行税的方式限制银行券发行权，这一措施一方面降低了流通中银行票据混乱导致的市场信用不稳定，另一方面也以政府权力的形式保证了金融寡头通过垄断银行券发行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专享权。

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14—1971）：虚拟资本形成机制的完善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烈，同盟国与协约国相继形成，最终世界大战在1914 年全面爆发。流行于欧洲银行体系的金本位制也随之宣告结束。1929 年10 月24 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价格在一天之内下跌12.8%［19］，整个欧美金融市场信心迅速崩溃，股市坍塌与银行收缩形成恶性循环，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经济史上的大萧条随之而来。造成危机的直接原因正是银行与股市在虚拟资本创造中无止境的相互促进——股市市值提升，银行对股票抵押的信贷不断增加，信贷资金不断入市推高股价，银行不断提高信贷额度，仅欧洲商业银行在大危机之前给予投资银行的贷款就有高达约80 亿美元用于纽约股票市场交易。大危机对西方世界的严重伤害使他们不得不开始反省以虚拟资本创造提供经济发展引擎的严重弊端。对虚拟资本形成机制的完善工作走向前台。

首先是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特别是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相继推出了《证券法》（1933）、《证券交易法》（1934）、《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1935）、《信托契约法》（1939）、《投资公司法》（1940）、《投资顾问法》（1940），希望借此完善证券交易管理，“减少”①这种“减少”当然只能是有限度的，即把操控者的数量降下来，把操控的范围减小，把操控的方式变得更为社会所接受，但阶级利益决定了金融寡头的操控不会因此“减少”，这一点可以从金融寡头虚拟资本创造规模的不减反增窥见一斑。股市操控，防范内部交易并避免投资者情绪过激的市场行为。1934 年的《证券交易法》是这些法律中最为基础的文件，其核心要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证券投资者有权利获得在市场公开发售证券的公司的所有财务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二是禁止证券掮客、证券交易者、证券交易机构等在证券销售中对投资者进行欺诈和提供虚假信息。同年，根据《证券交易法》美国政府又设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全面落实该法所提出的各项规定。

以法定存款准备金为特征的现代意义中央银行也在大危机冲击下正式形成。美国《1913 年联邦储备法》明确要求：作为联邦体系的成员银行需按照其活期存款一定比例向地方储备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20］强制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从微观上可以降低银行个体短期流动性风险，从宏观上可以抑制虚拟资本的无限生产。强制性地要求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法定准备金是现代意义中央银行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央行—商行”两级银行体系形成的最重要标志。这一制度创新在经历了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 年大危机之后被历史确认，而英国银行体系的金本位制则随着世界大战一去不返，英国自身也模仿美联储在1928 年建立了法定准备金制度，并由英格兰银行担当美联储的中央银行角色。随着金本位制的瓦解，法定银行券（可与黄金直接兑换）所定义的钞票也完全被国家纸币（与黄金彻底脱钩）所定义的钞票所取代。

分布美国各地区的12 个地方储备银行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共同组成美国央行——联邦储备局。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它是一家私有中央银行，但联邦政府会介入领导层人事任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包括联邦储备局7 名执委和12 名地方储备银行主席，储备银行主席主要代表地方私有银行，而执委（包括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则由总统提名。美联储是银行业联合会与政府公权力结合的有机体，它既保证了行业内部信息的有效性，也保证了权力执行的权威性，既能很好地提升金本位制解体后银行体系风险管理能力，也能很好地保护金融寡头在虚拟资本创造中的自身利益。

以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现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也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宏观货币政策实施创造了条件，从此虚拟资本创造与国家宏观调控联系在了一起。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的观点，中央银行的功能不仅限于避免商业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而且更可以通过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等措施起到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中央银行行为的货币政策因此形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因其整体性提升全社会经济增长动力，也可能因其整体性对社会信用体系造成系统破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基于该次会议所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大战和大危机之后虚拟资本创造国际化的两个重要事件。1944 年，44 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市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商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以及两个附议，即《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在国际汇兑中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确立在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经济龙头地位完全确立，并且战争期间全球黄金储备大量转移到美国的基础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同时为美国虚拟资本、美国金融寡头全球扩张铺平了道路。以“马歇尔计划”为引领，战后美国海外投资从欧洲到东亚再到南美，覆盖了全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成立，其旨在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更高级别的中央银行——“央行的央行”，从而对各国发生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实施救助。它的资本金由参与国依据本国黄金储备和经济总量缴纳，缴纳金额决定各参与国在组织中的股份大小和投票权大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输出，另一方面提升了很多小国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依然显著。

五、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至今：虚拟资本时代的到来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推行，美国经济的中心地位，特别是美国金融寡头的虚拟资本创造者中心地位被世界广泛接受，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制度的中心。但同时战后欧洲复兴和东亚崛起，新兴金融寡头对虚拟资本创造权力的要求又使得美国黄金被挤兑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元危机在20世纪60 年代后频频发生。此时，要同时实现美国黄金储备保持高位、美国虚拟资本中心地位以及美国资本输出持续稳定，就必须从根本上解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给美国金融寡头设定的束缚。1971 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要求兑换黄金的义务。1973 年3 月，欧洲共同市场9 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宣布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货币与黄金、资本与黄金的关系彻底断绝，世界经济彻底进入了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时代。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在金融寡头的大力推进下，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保驾护航下，虚拟资本创造迎来了一个国际化大发展的时代。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寡头通过向全世界输出虚拟资本和虚拟资本创造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社会剩余产品。其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制造日益复杂化的金融衍生品；二是让世界各国经济体制进入华尔街的“股份制公司、投资银行与股票交易所”虚拟资本创造循环，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创业者利润”。这样做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保持其自身虚拟资本规模增长速度和相对价格具有竞争性；另一方面使得虚拟资本越来越远离实体资本信息，更好地隐藏其欺诈性。当然来自欧洲、日本乃至其他新兴市场的新金融寡头并不甘于这种被华尔街独占的分配体制，通过以上两种途径的虚拟资本创造竞赛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为了配合这种虚拟资本生产扩张竞赛，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松了原先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20 世纪80 年代之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法定准备金率开始逐步下降，到90 年代和21 世纪初已经降到了极低的程度甚至取消［21］。为了应对这种虚拟资本生产扩张竞争给银行体系造成的风险积累，“10 国集团”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等十国于1961 年成立的专门为负债国和债权国提供债务安排的国际性非正式组织，其后又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于1974 年成立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 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1988 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1997 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本质就是以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标准（资本充足率等）替代外部强制性的风险管理措施（法定准备金提取等），在赋予银行更多自主选择权的同时保证银行风险可控。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响应，它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它所实现的不仅是通过银行内部风险监管降低金融风险，更实现了欧美社会信用管理制度的国际化。这种社会信用管理制度藐视一切与欧美世界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以风险管理技术的外衣掩盖了通过价值观输出帮助欧美金融寡头对外虚拟资本扩张和世界剥削的目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欧美世界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些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央银行即使不借助存款准备金也可以赢得社会的信任（进行再贷款、再贴现乃至公开市场操作）。巴塞尔资本协议当然并不会改变虚拟资本的虚伪性，只要最终实现的是虚拟资本扩张，这种虚伪性就会加剧，不论这种制度在表面上如何抑制虚拟资本的生产。

事实地讲，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虚拟资本的扩张，特别是投资银行广泛开展的风险投资业务，对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发挥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对于亚非拉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它也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等对全球经济破坏性极强的事件的发生，更为关键的是它带来的世界范围内严重的不平等，全球财富加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钱赚钱”在虚拟资本扩张中早已超过了生产要素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在欧美等国家内部，物价上涨、房价上涨和中产阶级人数不断下降；在欧美国家之间，金融寡头的竞争日趋激烈，虚拟资本输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与此同时，虚拟资本的虚伪性也在加速积累，2008 年虚拟资本时代的扩张终于迎来了又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两年之内相继倒下。这一危机至今已延续十余年仍挥之不去，除东亚地区外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陷入了长期疲软之中，虚拟资本时代是不是会因此在未来终结，或者会因某种制度变化迎来新的生机，仍需拭目以待。

六、虚拟资本历史演化进程对我国当前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启示

基于以上对虚拟资本演化进程的梳理，可以归纳出三点对我国当前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虚拟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以金融机构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生产组织的充分发展和虚拟资本生产制度的不断完善。货币资本对于市场经济下社会再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其核心功能就在于“联合生产要素”［6］。各类生产要素在分离的状态下，都只是可能的或潜在状态的生产力，只有以某种形式把它们联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联合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作用的发挥［10］，而货币资本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的载体——联合生产要素的直接物质形式（可能有形，也可能无形）。［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10］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健全资本市场功能。”［1］发展市场经济需要货币资本的联合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需要资本的联合功能，而在虚拟资本时代这一联合功能的承担者，或者说货币资本的表现形态就是虚拟资本。从17 世纪荷兰、18 世纪英国、19 世纪美国到20 世纪的日本，每一个崛起大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都与其虚拟资本生产组织（金融机构）和虚拟资本生产制度（金融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虚拟资本正是这一资源配置的桥梁。发展虚拟资本生产组织、完善虚拟资本生产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十分关键。

第二，虚拟资本的“虚伪性”决定了防范金融虚化①所谓金融虚化即是对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动态考察，是指金融体系背离联合生产要素组织社会再生产功能而转向通过操纵金融或资产价格波动收割社会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功能。、确保金融实化②金融实化概念与金融虚化相反，是对金融转向实体经济的动态考察，是指金融体系走向联合生产要素组织社会再生产功能而背离通过操纵金融或资产价格波动收割社会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应成为虚拟资本时代我国对虚拟资本生产组织监管中常抓不懈的中心内容。当人们将某种连续的收入“想象”为资本的收益时，这一收益所对应的“想象”中的资本构成了虚拟资本的成因。马克思因此说：“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3］540-541当然这一“想象”也并不是任意的，社会所认可的虚拟资本必须是经过虚拟资本创造组织（金融机构）确认的“想象”，即获得它们对于“收入”稳定性、风险性、增长性等“想象”因素的确认。虚拟资本创造组织（金融机构）因此具有了左右人们“想象”的能力，当放任金融机构这种能力时，会产生资金向金融寡头垄断兼并和资产市场炒作汇聚，即金融虚化。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也会随之而来。从17 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18 世纪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南海泡沫”再到19 世纪美国的铁路泡沫、钢铁泡沫，以及1929 年大危机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虚拟资本的“欺诈”史几乎与虚拟资本的演化史平行。金融虚化带来的结果不仅不会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更会是对经济社会的严重破坏，只有金融实化才是虚拟资本社会再生产正向功能发挥的唯一形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对虚拟资本生产组织都应严格监管，任何时候防范金融虚化和确保金融实化都必不可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我们着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克服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重点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泡沫风险等。……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要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10］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1］

第三，金融系统的虚拟资本生产需要进行适合本国国情和文化的制度创新，对国外财会和金融制度的照搬照抄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虚拟资本是信用货币转化而来的货币资本形式，虚拟资本的本质是市场信用。市场信用从属于社会信用体系，受社会文化深刻影响，并与其他社会信用相互转化。市场信用是从商品经济萌芽的简单商品流通（W-G-W）中就已开始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在资本流通（GW-G'）出现后进一步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导信任关系。市场信用与其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存在着广泛的相互转化，虚拟资本生产的本质就是在进行社会各种类型信用的市场信用转化。因此，一个国家的虚拟资本生产组织（金融机构）和虚拟资本生产制度（金融制度）若不能基于自己的文化进行创新，它必然不能实现从社会信用到市场信用的有效转化，它的虚拟资本生产组织只能永远服从于其他文化所设定的制度和体系。长此以往会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国内资本长期匮乏，经济增长乏力；二是对内金融歧视，本民族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在虚拟资本生产制度创新方面美国金融史有一定借鉴性。19 世纪初美国刚刚成立，基础设施薄弱且无黄金储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虚拟资本生产难以大规模开展。美国的制度创新是建立了与其移民文化高度契合的股市虚拟资本生产方式，证券交易所和投资银行成为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虚拟资本生产的一个支柱，而美国也在股市的推进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1］坚定文化自信，当然也应该反映在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之上。如果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深沉可信的社会信用在市场信用转化中弃如敝履，我国的金融产业就只能作为华尔街的依附，作为欧美文化及其社会信用制度的依附，必然会严重限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22］“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