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日诗人海子与宫泽贤治的创作情怀

2023-12-25刘晓昂周萍萍

今古文创 2023年45期

刘晓昂周萍萍

【摘要】日本作家兼诗人宫泽贤治的写作风格质朴恬然，蕴含着浓郁的乡土原野气息，洋溢着浪漫、理想主义的宗教色彩。同样，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人海子出身农村，尝尽了贫穷的滋味，他的诗歌不仅蕴含乡村气息，还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具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色彩。两位作家在诗歌上的成就斐然，且在人生经历、诗学资源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观其共同点，两位作家的文字中都体现出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理解，都深深受到宗教影响，充满了济世情怀。本文尝试从其作品的“自然性”“宗教性”与“生态性”三个方面对两位诗人进行对比分析，以探索两者在作品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宫泽贤治；海子；诗歌；创作情怀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45-005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5.017

宫泽贤治（1896-1933）是日本文学界一位独特的诗人、童话作家、农业指导家，也被称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他的童话作品《银河铁道之夜》堪称经典之作。同样作为诗人的宫泽也不乏优秀的诗作，如他的诗歌《不畏风雨》便收录在日本中学的教科书中。

日本方面对于宫泽贤治的研究十分丰富，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官网上搜索“宫泽贤治”共有8409条结果，进一步筛选相关期刊文章也高达4047条。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宫泽作品的宗教、自然、教育学等方面内容。如富山英俊的《宫泽贤治和基督教的各面》等一系列论文[1]，就对宫泽童话与诗歌中的佛教与基督教意象进行了分析；田中雄次的《与我们对话的自然——宫泽贤治的万物有灵论》则从万物有灵论的角度对宫泽作品中的自然描写进行了分析[2]。铃木健司也从宗教与科学结合的角度对宫泽贤治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其作品是文学性、宗教性、科学性的三位一体之作[3]。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宫泽贤治的作品多次入选教科书，日本方面还有许多文章从教育学角度对其作品进行分析[4]。

国内方面，周异夫的《“法华文学”与人间天堂——宫泽贤治的理想之路》将宫泽贤治的文学归为“法华文学”，并结合其个人经历对其文学特征进行了剖析，但重点在佛教，缺少对基督教的相应分析[5]。张艳霞的《宫泽贤治童话的生态美学思想研究》深入挖掘了宫泽贤治作品中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和宫泽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反思[6]。

总体来说，中日两国对宫泽贤治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个案研究，较少将宫泽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诗人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中国当代诗人。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1982年至1989年，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在其去世后出版的作品有《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年）、《海子的诗》（1999年）等。

国内学界对海子的研究一直热度不减，在知网上搜索关键词“海子；诗歌”，约有1553条相关词条。对海子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在前期，学界对海子的研究主要是探究其死亡原因，同时引出的是对其诗歌精神的理解和阐释，分析其作品中包含的浪漫主义、田园情怀、存在主义等。1999年海子逝世10周年祭崔卫平所编选的文集《不死的海子》便收集了当时许多学者评论家对海子的研究，可谓当时海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中，骆一禾对其“史实结构”的分析[7]与奚密对于“亚洲铜”的解读[8]都是经典的研究之作。后期，对海子的研究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细化，多对其诗歌中的意象进行了剖析解读，扩大到了“火”“黑暗”等意象。

纵观国内学界对海子的研究，前期的质量较高，后期虽然数量增加，但研究角度与主题大同小异，缺少创新。

宫泽贤治与海子两位诗人除在创作风格有相似之处以外，在生活背景与个人经历方面也有惊人的相似。但是国内将两位诗人进行比较的研究很少，只有韩杰《中日相同情怀的文人英雄》从自然性和宗教性两方面对两者进行过对比[9]，并且由于篇幅有限，欠缺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挖，试从乡土情怀、宗教“济世”情怀与生态美学意识角度对两位诗人的创作情怀进行对比分析。

一、诗歌创作的乡土情怀

宫泽贤治和海子两位诗人的作品中都體现出了对自然、对乡村的眷恋，这与他们的出身农村或许不无关系——宫泽贤治出生于岩手县花卷市，海子出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不同的是，宫泽贤治一生热爱农村生活，也是一位优秀的农学家；海子则在15岁考入北京大学后来到了城里，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离开了乡村的环境。但正如我国作家迟子建所说，一个作家的童年经历可以受用一生，两人童年的乡村生活经历成为他们之后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10]

具体来看，宫泽贤治从少年时就喜欢大自然，成年后更是致力于农业教育与研究，自然对他来说不仅是童年的回忆，更是朋友般最亲近的存在。他的童话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动物的形象。其代表作《银河铁道之夜》中主人公乔万尼在银河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观：天鹅车站普利奥西恩的海岸、神奇的捕鸟人、半人马星座村的节日盛况……还有《滑山床里的狗熊》中的主人公小十郎与熊，《要求多多的餐厅》中的山猫与猎狗等等。

如果说动物形象是各国童话的通性的话，那么宫泽贤治的作品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童话”作品中很少出现的风景描写。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白色镜子般的太阳、沙漠中升起的黑色月亮、黄色门蓬般的晨光，以及常常出现的“风”“光”等意象，充满了宫泽贤治的个人风格，体现出他独特的天人合一、自然共生的自然风格。

与宫泽贤治较为单纯地对自然的描写与热爱不同，海子对乡土的情感则表现得更为复杂。他笔下的农村家乡已经在心中升华成了其艺术创作的古典家园。受到故乡安徽水乡风光与北京昌平平原景色的影响，海子的自然观中既有北方的硬朗土地，也有南方的柔美河流。他的诗中充斥着麦子、谷物、河流、田野、黄土地、太阳等原始质朴的自然意象，这也体现了他的农耕民族意识。由于大量运用麦田的意象，海子也被称为“麦子诗人”。

同时，海子对乡土不止留恋或赞美，由于家庭贫苦，他笔下的乡村更多的还有一份伤感与痛苦。正如“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村庄》）[11]1144描述的一样，海子对于家乡农村抱有极为复杂的感情。他不喜城市生活，内心将故乡农村当作精神的乌托邦，但实际，在1989年回到家乡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家乡的“陌生人”，甚至难以融入自己的家庭—— “树林中孤独的父亲／正对我的弟弟细细讲清：／你去学医／因为你哥哥／那位受伤的猎户／星星在他脸上／映出船样的伤痕”（《春天》）[11]130-131。内心对故乡乡土的眷恋与现实生活的残酷孤独构成了海子复杂的乡土情怀，使得海子的作品在乡土气息之外具有独特的伤感。

二、诗歌创作的宗教“济世”情怀

两位诗人的另一共同点是作品中都充满了悲天悯人般的“济世”情怀，这与他们都曾受过佛教与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宫泽贤治家族世代信仰净土真宗，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学时代起，他开始听佛经，研读有关哲学与宗教的书籍，毕业后，他开始阅读《汉和对照妙法莲华经》（《法华经》）从此开始了一生对日莲宗的信仰。日莲宗属于大乘佛教，特点是劝人入世，舍小我为大我。反映在实际生活中，便是他积极投身于农业指导，为家乡宫城县的贫苦农民讲解农业知识，哪怕有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他也不轻言放弃，继续无私地奉献着自己。

这自然也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尤其是《法华经》对宫泽贤治的影响可谓巨大，其中蕴含的“菩萨道”深深影响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济世”情怀，也构建了“法华文学”这一独特文学类型。周异夫在论文《法华文学与人间天堂——宫泽贤治的理想之路》中认为宫泽贤治的一生都致力于法华文学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法华文学并非教会用来传教的工具，而是信仰者受《法华经》影响自主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正如宫泽贤治在《不畏风雨》中描述的一样：“东街如有孩子生病/便关怀照顾/西边若有大妈倦累/就帮忙背负稻草/南邻有人即将过世/便去宽慰解忧/北里有人发生纷争/就前去劝止”[12]。他的作品中，经常可见主人公为了他人与社会无私奉献，乃至献出生命的情景。如另一作品《古斯柯·布多利传记》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家破人亡等悲劇后仍然选择成为一名工程师，建设潮汐发电站，最后为了完成任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类舍小我为大我的“法华文学”，也是佛教带给他“济世情怀”的生动写照。

实际上，由于日夜奔波为农民传授知识，宫泽贤治本人也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失调罹患肺病，年仅37岁便不幸逝世，可谓用生命践行了《法华经》。

值得一提的是，宫泽贤治的作品中虽也可以见到基督教文化的元素，如《银河铁道之夜》中就有许多经典的基督教意象，分析此文也往往离不开相应的基督教背景知识。但相比他的“法华文学”，国内外对宫泽贤治与基督教关系的系统理论研究依然较少，对其文章中蕴含的宗教色彩考察大多是由具体意象出发联系其生活中相关基督教人物，如将宫泽贤治某时期的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象归为其受基督教教育的妹妹敏子去世后缅怀敏子的原因。丁文霞在《宫泽贤治文学与基督教》[13]中对宫泽贤治在不同阶段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原因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宫泽贤治对基督教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在许多文章中实际也蕴含着对基督教的批判思想。

与之相反，针对海子作品的宗教研究，则大多集中在基督教。海子在北大时，受西川影响开始接触《圣经》，许多诗作都直接从中取材，海子在离世时还随身携带着《新旧约全书》。海子的诗作大致可以分为前期的抒情短诗与后期的“大诗”（史诗），而无论哪种，都能从中找到大量的基督教元素，如短诗中的“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给母亲》）[11]109；“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 （《麦地》）[11]117。而海子的长诗则又格外受到基督教中的牺牲救赎观的深刻影响，如1986年开始创作的《太阳·七部书》中的《太阳·弥赛亚》，就蕴含了强烈的启示与拯救意味，救世的弥赛亚（基督）精神在海子心中成为一种救世思想，契合了海子的内心。他曾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结合的大诗” ①。

海子并不只是单纯地想写好自己的诗，他关心整个中国的诗歌，关心民族的未来，关心真理。有学者将海子后期的诗歌称为“大诗主义”，又因其超越国别与民族探讨人类本身的问题、将诗与真理融合在一起而称为“普世性写作”。而对基督教的信仰使海子将自己不自觉摆在了“救世主”或文化英雄的位置，可以说，海子本人已经成为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文化英雄角色与文化符号。

此外，海子也曾受佛教思想影响。海子曾两次到访西藏，那里的藏传佛教与密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被藏传佛教中的生死轮回学说吸引，开始相信在现世之外存在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他开始借由轮回与超脱寻找“他世”，加上对基督教的信仰，最后选择了离开“现世”，去往“他世”。

总结宗教对两人文学创作的影响，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他们希望去拯救、去改变这个世界，并认为自己应该担当起拯救的角色，为此他们可以付出甚至牺牲自我。这点在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显得格外有力量，格外打动人心。

三、诗歌创作的生态情怀

生态美学将生态学引入美学的评价体系，打破了孤立的自然学，构建起“人—自然—社会”的联系。对比宫泽贤治与海子的文学创作，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生态美学追求。

从形成原因看，对自然的书写自古以来便是日本一大文学主题。因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人自古就亲近自然，涌现出了许多与自然相关的作品，如散文双壁的《枕草子》与《徒然草》，便生动描述了四季的景物变迁。加上宫泽贤治本人生长于东北地区农村，从小与自然亲密接触；并且他的成长阶段恰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工业的快速发展与自然环境产生了矛盾，使他开始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此外，宫泽本人信仰的大乘佛教也强调万物众生一切平等，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切背景因素促使他早早地便提倡人类要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另一方面，从个人经历来看，宫泽贤治曾来到东京参加“国柱会”却惨遭冷遇，都市的生活不顺也让他对乡村更多了一份亲近，进一步开始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在当时工业化大潮下，曾在盛冈高等农林学校学习的宫泽贤治却积极投身农业振兴运动，向农民们传授土壤学、肥料学等科学农业知识。在那个时代，宫泽贤治已经十分有远见地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他的诸多作品中都对破坏自然进行了批判，如《要求多多的餐厅》中人类因为傲慢自大而险些成为山猫的盘中餐，就体现了宫泽贤治对人类随意剥夺其他生物性命、破坏自然的讽刺与警告，也是他对不顾生态环境发展工业文明做法的批判。

与其类似，海子的诗歌中也蕴含着关切自然与生命的生态美学意识以及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从其人生经历来看，海子与宫泽贤治有相似之处。尽管海子15岁便离开农村来到北京，但他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沉醉于都市的五光十色。他依然怀念着故乡的农村。与他交好的诗人西川回忆，海子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他本人也极少去参加聚会活动，甚至对工资奖金都不甚在意。在他心中，城市没有给他归属感，他内心留恋的仍是童年的乡村生活，他甚至称自己是被家乡“赶到城市”。

这份对乡村的迷恋进一步催生出了海子对冰冷城市的批判—— “道虽窄/仍然容得下／这么多售货员、护士长／和男秘书／他们出出进进／他们向左向右／没有人停住／听一听／其实也没有歌声／歌手已被小小的运粪的马车娶走”（《街道》）[11]1128。可见在海子笔下，城市僵硬、冰冷、世俗，完全没有其描绘的自然那样多彩，远不如家乡的麦子富有生命力—— “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麦地》）[11]117。海子诗歌中充满的麦地、云、风、太阳等原始质朴的意象，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完美境界。他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关注生命本身，很少探讨那些社会表面的热点，而是致力于精神世界与艺术本质的探索，将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关注。

另外，梭罗（1817—1862）与荷尔德林（1770—1843）的共通的生态美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海子的诗歌创作。以梭罗为例，海子在卧轨自杀时随身携带的四本书之一便是《瓦尔登湖》，可见梭罗对其影响之大。梭罗的那种摒弃物质社会、试图回归心灵与精神满足的生活态度无疑对海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他写“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1]504，正是对这种乌托邦式理想生活的内心追求，也体现出了他的审美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充分展示了海子的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对平等，强调人对自然的适当“敬畏”。两位诗人的作品中有大量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叙述，也有许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描述，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爱，感受到他们对于实现人与人、社会以及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美的渴望。

四、结论

宫泽贤治与海子都出身于农村，不喜欢城市，受到各自故乡东方文化（乡土文化与佛教）与外来西方文化（基督教）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中既有朴实的乡土气息、生态元素，也有与来自宗教的使命感、崇高感。同时，其作品中都体现出了独特的生态美学思想，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不同的是，宫泽贤治对自然以关切赞美为主，文风清新唯美，同时继承日本传统物哀美，警醒人们万物皆平等，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处；而海子由于出身贫苦，对其笔下的乡土除赞美外还怀有一份伤感与痛苦，其“麦地”意象更是契合了中國农耕民族的生命意识，打造出悲凉而美丽的乡土文化基调。

在宗教方面，宫泽贤治信仰日莲宗，一生用文学与行动践行了《法华经》，最终为社会燃烧了自己，舍小我为大我；海子则受到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许多诗歌从《圣经》中直接取材，之后也受西藏藏传佛教的影响，相信了轮回说。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宫泽贤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海子则从人本主义出发，构建“生态人文主义”，将生命融入自然，以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关注。

宫泽贤治与海子所属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却又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情怀。尽管两人都在追寻自我价值的路上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留下的文学作品与思想将永远闪耀在世人心中。

注释：

①陈嘉映：《海子的诗歌帝国》，该文称在北大学生纪念海子的集会上演出的《太阳》一剧的节目单上，印有海子的这段话。崔卫平也在《真理的献祭》一文说海子“在某处他曾表达过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

参考文献：

[1]富山英俊.宮沢賢治とキリスト教の諸相：「天国」と「神の国」のいくつかの像[J].宮沢賢治研究annual，2013，

（23）：131-146;宮沢賢治とキリスト教の諸相―補論[J].言語文化，2017，（34）：93-113.

[2]田中雄次.語りかける自然--宮沢賢治のアニミズム[J].熊本大学総合科目研究報告/熊本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編，2000，（03）.

[3]鈴木健司.宮沢賢治研究：文学における宗教と科学の位相[D].东京：早稻田大学，2004.

[4]長岡由記，田中由紀子.小学6年生が見付けた宮沢賢治作品の魅力に関する事例研究：「やまなし」を中心に[J].滋賀大学教育実践研究論集，2020，（2）：11-18.

[5]周异夫.“法华文学”与人间天堂——宫泽贤治的理想之路[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2）：68-70.